​品讀《三國演義》：諸葛亮為何不諫阻劉備伐吳？

陳壽的《三國志》向以文字簡約著稱,許多史事因而曖昧不明,以魏文帝黃初二年(公元221)至三年的夷陵之戰來說,蜀漢劉備出兵伐吳的動機,就頗耐人尋味,其中諸葛亮對此戰役的態度,也似乎是史書中所未詳述之處。

王大健先生曾撰《諸葛亮未諫阻劉備伐吳原因新探》(《許昌師專學報》1995年第3期),羅列數種理由,試圖解釋諸葛亮的態度,一是「不敢諫阻」,二是「無法諫阻」,然而他自己卻傾向於第三類「不想諫阻」。

他認為劉備之出兵在於奪回荊州,諸葛亮亦心領神會,所以毋須諫阻。

王先生的說法聊備一格,只是言簡意賅,需作補充。

本文擬在王先生的觀點之下,藉由較多資料佐證,以進一步支持王先生的觀點。

一

劉備與諸葛亮初次見面,約在東漢獻帝建安十二年(207),諸葛亮為他籌劃天下大計,史上稱之為《隆中對》: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

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

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

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

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1]

其中揭櫫了幾個部分,包含對天下大勢的分析,以及對未來劉備政權發展的建議。

特別是對劉備的建議這一部分,提出了要據有荊州、益州,然後等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換句話說,據有荊州、益州是為了可以兵分兩路北伐,使兩路軍隊一東一西讓北方曹魏政權首尾不及相顧,這樣將有助於北伐的成功,也能進一步使「漢室可興」。

要充分了解諸葛亮兵分兩路的戰略,應該先了解荊州與益州兩地的形勢。

先談荊州之重要。

這可分為兩部分,人文的與交通的。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中原人才紛往南方避亂,以地理環境來看,荊州正處於首都洛陽的正南方,其地相對來說又較為安定,能夠容納這不可勝數的中原名士們。

又這時的荊州牧劉表,除了他本身是漢室族裔,年輕的時候又被品評為「八顧」之一,且曾經為黨錮之禁所波及,以此身分與經歷作為號召,恰使天下名士歸附於他。

同時,劉表在荊州也有實際吸引名士的做法:

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麋沸。

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

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

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愛民養士,從容自保。

[2]

王永平先生就這樣說過:「劉表有這樣一種特殊的經歷與聲望,對荊襄大族當然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3]於是在劉表的治理與號召之下,荊州成為當時中國人文薈萃的重要地區之一。

又從交通及軍事方面來看,荊州位處長江中游,向上以長江三峽與益州接壤,往下又有武昌、夏口與揚州比鄰;其北方則連接中原宛水、洛水,南方又可直通交州、南海。

不僅控扼了長江上下游之間的交通,同時也掌握了南北的往來,可以說是中國交通的重要通道。

由於荊州的交通方便,也帶來了它在軍事上的重要地位。

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中特別提到荊州的三大軍事重鎮荊州、武昌及襄陽。

如言襄陽雲:

湖廣之形勝……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何言乎重在襄陽也?夫襄陽者,天下之腰膂也。

中原有之可以並東南,東南得之亦可以圖西北者也。

故曰重在襄陽也。

[4]

襄陽對於南北形勢的重要由此可見。

「中原有之可以並東南,東南得之亦可以圖西北者也」,這對於劉備蜀漢政權來說有相當大的關聯。

建安二十四年(219),關羽率眾圍攻樊城,水淹七軍,威震華夏,又進而圍襄陽。

這一軍事動作應該可以根據顧祖禹的這番說法加以解釋,也就是劉備在尋求恢復漢室統一天下的過程中,襄陽與樊城是重要的戰略要地,如果能夠順利取得,往後要再進軍中原就不會是難事,而這個動作也與《隆中對》中的規劃若合符節。

荊州之形勝,在於它的人文條件與地理環境,不只是孫權想要據而有之,劉備也不想失去,甚至連曹魏政權也想分一杯羹,這個四戰之野是三國的軍事要地,三國的許多戰爭也由於爭奪它而起。

再談到益州。

益州向稱「天府之國」,是個四面封閉的固塞之地,幾乎可以遺世而獨立,加上它物產豐隆、資源繁盛,可以自給自足的存在。

然而如此地形也帶給它在戰略上天生的劣勢,顧祖禹在討論到四川形勢的時候,開宗明義地說: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

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於亡。

昔者漢高嘗用之矣。

漢高王巴、蜀,都南鄭,出陳倉,定三秦,戰於滎陽、成皋之間,而天下遂歸於漢。

諸葛武侯亦用之矣。

武侯之言曰:「王業不偏安」也。

又曰:「雖不討賊,王業亦亡。

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以六出祁山而不遑安也。

往者紛紜之際,桀黠者窺巴、蜀之險,則從而竊據之。

當其始也,氣盛力強,智勇交奮,勃然有并吞四方之勢,故足以創起一隅。

其後處堂自足,意計衰歇,妄思閉境息民,乃叩關而至者已在戶外矣。

[4]

由於益州的地形封閉,實在可以成為一個偏安獨霸的地區,歷代多少英雄豪傑占領它以圖爭衡天下。

然而益州的缺點就在於,它不是可以坐守之地。

以漢高祖劉邦來說,項羽封他為漢王,封地為漢中郡、巴郡、蜀郡,其實僅是蜀漢的北部一小塊地方,而他卻沒有就此安定下來的想法。

項羽大封天下諸侯,還在同一年,劉邦就出陳倉,還定三秦。

劉邦把握了漢中、巴、蜀的形勝之地,以它的封閉性當作掩護及防禦,同時又出奇兵往關中一帶攻擊。

諸葛亮也了解到益州的地理條件,知道益州非坐守之地,坐守則必亡,他的出兵,與其說是攻擊,不如說是防守。

胡阿祥先生曾說:「以諸葛亮之蓋世奇才,深知存蜀必戰之理,屢屢北伐曹魏,實為保存蜀漢之最佳選擇,此諸葛亮屢敗屢戰之深意也」,[5]倘無積極北伐,恐怕就會帶給曹魏休養生息的機會,也就讓曹魏可以尋找時機南下亡蜀,這是益州的地形使然。

益州的重要還不僅在於益州。

顧炎武曾說:

蜀據天下之上流。

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僕從之。

蜀為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

孫吳之於漢,東晉之於李雄是也。

蜀合於中原,而並天下之力,資上流之勢,以為我敵則危。

[6]2這裡解釋了益州對於其下游之地即荊州、揚州的重要性。

掌握了益州,就能掌握荊州的命脈,如果合併前面提過的荊州的重要性,則荊州亦掌握了揚州的命脈,綜而言之,以益州控扼荊州,又以荊州控扼揚州,無異於取得益州即可向下取得荊、揚兩地。

益州的地形並非不可依恃,而是必須要熟知此地的特點。

益州之弱在於不可久坐,然它仍是用武之國,向北可以奇兵出川入中原,往東可順江水東下定荊、揚。

對於曹魏來說,即使是姜維「以殘弊之蜀,屢與魏人交逐於秦川,而魏人無如何也」;[4]對於孫吳來說,「欲滅吳則先舉蜀,舉蜀而王浚樓舡自益州下矣。

」[4]所以益州其實具備了可以統一天下的地理環境優越條件。

了解了荊、益形勢之後,我們再來看王夫之的說法。

王夫之《讀通鑑論》中進一步分析在這樣兵分兩路的戰略下,孰為正軍,孰為奇兵:

以形勢言,出宛、雒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自率大眾出秦川,而命將向宛雒,失輕重矣。

……宛雒之師挫,則秦川之氣枵,而惡能應天下之變乎?乃公之言此也,以宛、雒為疑兵,使彼拒我於宛、雒,而乘間以取關中,此又用兵者偶然致勝之一策,聲東擊西,搖惑之以相牽制,乘倉猝相當之頃,一用之而得志耳。

[7]以此說法,兵分兩路亦有其局限性,東西兩路必有一正一奇,宛、洛一路地形坦蕩,故以正兵直向洛陽;秦川一路地形崎嶇,無法恣意進出,只能用奇兵突襲,予敵人措手不及。

以劉備政權的地理環境而言,荊州是用武之地,而益州則於此不佳,然兵分兩路就可以有嚇阻與實際作用,一路以嚇阻為主,一路則實際作戰。

以益州的地勢,除非以奇兵急出秦嶺,不然必遭關中的軍隊阻擋,即便不遭阻擋,軍隊若有遲疑,後方補給也難以經過交通不便的山川河流作長期補給,諸葛亮多次北伐常因後方補給問題而退兵就是顯例。

而荊州一地無此地形上的問題,若北方自亂陣腳,即為《隆中對》所說天下有變,大軍可長驅直入洛陽,中間少有阻礙,那《隆中對》所說漢室可興的目標就會相當容易達成。

據上所論,對於劉備來說,荊州跟益州的地位可謂同等重要,失去任何一地,都將使劉備復興漢室的心愿落空,同時這也是諸葛亮《隆中對》實現的根本,如果沒有了荊州,那無疑使《隆中對》成為空談。

二

如果我們回過頭來仔細檢視史料,可以發現從關羽之死一直到夷陵之戰結束,中間經過了太多事件,也嫌太久。

曹魏文帝黃初二年(221),亦即蜀漢昭烈帝章武元年,「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

」[1]陳壽對於劉備出兵的原因簡簡單單的一筆帶過,看來完全合情合理而又無任何可疑之處,可是此處又似乎是發人疑竇之處。

下面,我們先看一下《三國志》中相關事情的時間點:

(建安)二十四年(219),……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於臨沮。

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

二十五年(220),……王(魏王曹操)崩於洛陽。

冬十月癸卯,……(延康)元年(220),……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廟。

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授禪位,……王(魏王曹丕)……改延康為黃初,大赦。

二十五年(220),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

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

……(漢中王劉備)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

(蜀漢昭烈帝)章武元年(221),……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

(章武二年, 222年)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猇亭駐營。

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

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猇亭。

根據這些史料,可以清楚地看到事件的順序以及它們相距的時間。

關羽死於219年冬天,劉備出兵則在兩年後的221年秋天,中間又有一段為獻帝服喪與即帝位的插曲。

從時間上說,劉備的憤恨是不是能夠持續兩年,又是不是能夠在兩年之後仍不理智,仍然分不清其主要敵人和次要敵人,這些答案應該都是否定的。

以《三國志》的記載來看,法正死時,劉備「為之流涕者累日」;[1]張飛死時,劉備僅說了「噫!飛死矣」[1]一句話;關羽死時,卻不見本傳中有特別記載劉備的哀戚。

如果劉備為了法正的死而流涕累日值得被記上一筆,那與劉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1]的關羽怎麼會不見有任何記載,照理說他應該更為悲戚,陳壽又怎麼能少錄下此事。

而劉備又在關羽死之後,夷陵之戰之前,接連地為獻帝服喪、即帝位,如果劉備真的因憤恨失去理智而出兵,難道還要顧慮著先即帝位嗎?故由此處看來,劉備因「忿孫權之襲關羽」而東征,可能是需要存疑的。

又從夷陵之戰的過程來看,劉備在221年秋天出兵,半年後在猇亭駐營,在此地又停留了至少四個月,沒有向下繼續進攻,最後反而是在這裡被擊潰。

按猇亭略東於夷陵,胡三省曾說:「自三峽下夷陵,連山疊嶂,江行其中,迴旋湍激。

至西陵峽口,始漫為平流,夷陵正當峽口,故以為吳之關限」,[8]夷陵其實就是三峽的東端,也即今日長江三峽在東邊的起點,長江湍急的江流至此轉趨為緩和的流水。

從益州挾長江順流之勢而下,必然要憑藉其江速,順流直下,否則即失順江之優勢,因為下游水流不如上游湍急,倘若水行,則可代為運輸糧錙,士兵也免於行軍之苦。

換句話說,軍隊在過了夷陵之後,不應駐紮,若能順勢向下急行,將能沿江破敵。

如果停留下來,無異於自喪上游之勢。

劉備不僅停在猇亭一地,而且棄水軍改陸軍,盧弼《三國志集解》引何焯《義門讀書記》說:「水陸並進,則及鋒而用,舍船就步,則師老運艱,漸見釁隙,敵得以逸待勞,伺變擊怠也」。

[9]以劉備滯留夷陵不前的態度來看,似乎也不像是忿忿之師,反而是錢振鍠所說的「縻軍」。

[10]另外又據考證,當時劉備軍隊恐怕並不比孫吳軍隊多出太多,而可能只「略超於四萬」,[11]以這樣的兵力,是否能夠達成滅亡孫吳的目的,也是很可疑的。

孫吳的軍隊,據陶元珍考證,極盛時應不下於30萬,降晉時也有23萬之數;[12]在夷陵之戰前後,保守的估計,吳國也該有20萬軍隊,倘若劉備只帶了5萬到8萬之數,其目的會是為了滅吳嗎?

由以上推論,劉備的出兵,其值得懷疑者主要有四點:其一,從關羽之死到劉備出兵,中間相隔兩年,其間穿插「為獻帝服喪」與「即帝位」兩事,劉備是否仍是在不理性的情況下完成這兩件事,並且持續這種狀態一直到出兵。

其二,劉備對於關羽之死,史傳缺乏記載,連張飛之死也只見寥寥一句,即輕筆帶過,然而對法正之死卻「流涕者累日」,如果陳壽並不漏記,這似乎令人懷疑他對關羽之死的重視程度。

第三,劉備之出兵駐營於猇亭,在軍事上來說,並不是一個理智的決定,然而劉備卻一停就是四個月,絲毫不見因忿恨而急於攻城的態勢,這態度似與「忿孫權之襲關羽」一語之描述互相矛盾。

最後,劉備的軍力大約只有5萬到8萬之數,對於整個孫吳約有20萬軍隊來比,似乎並不構成滅吳的條件,那劉備的出兵真的是針對孫權的嗎?

如此,劉備出兵,不應單以「忿孫權之襲關羽」一句話蓋棺論定,其中應該有著更複雜的原因。

既然劉備出兵不在於為關羽復仇,那必然有另外更重要的理由,此理由很可能就是「荊州」。

荊州對於劉備來說並不陌生,他也應該很了解荊州的重要性。

在關羽失荊州之後,劉備政權困於益州一地,對於劉備要統一天下來說,無疑是失去了半個身軀,同時也讓他少了一個作戰的基地。

無論他此時是否重視《隆中對》的說法,但分兵二路作鉗形攻勢是最容易的做法,也是劉備復興漢室的希望所在。

失去了荊州,無異於放棄這樣的兩路攻勢,對於劉備這位一世梟雄來說,這是絕對不願意退讓的。

如此看來,夷陵之戰真正的原因並不在於關羽之死,而更在於荊州之失。

那麼,到底諸葛亮本人對於這場戰役持怎樣的態度呢?在《三國志》中,陳壽並沒有任何詳細的記載,我們也看不到任何原始史料上有他對這場戰事的諫議。

以諸葛亮當時丞相的職務,以及他在蜀漢政權中的地位,他如果有任何建言,當先於趙雲等人被記錄下來,絕不可能只有趙雲的諫言而不見諸葛亮的話語,所以這裡只能合理推斷為諸葛亮確實沒有說過任何的話;進而,諸葛亮的態度也就成了一大懸案。

而論者常常以夷陵戰後,諸葛亮的一句感言「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1]論斷諸葛亮的態度應該與法正相同,即反對伐吳。

然而此說未免太過武斷,況且事後之言往往不足以為事前之證,此話在事後說,不能夠證明在戰前諸葛亮確實反對出兵,而且這句話或許說明了諸葛亮認為法正可能反對伐吳,卻無法直接證明諸葛亮也反對。

在討論諸葛亮的態度時,或許應該再看看他的《隆中對》。

很明顯,「跨有荊、益」是《隆中對》最後目標實現的條件之一,如果沒有「跨有荊、益」,就失去了「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與「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之同時並行的前提條件。

那麼,為什麼一定要跨有荊、益,並且兵分兩路呢?這多半是由於地形的限制。

以言荊州,荊州北部有襄陽城,而出襄陽之後,向北即可直逼洛陽。

洛陽的形勢,胡阿祥先生談到其缺點在於:

洛陽雖北臨黃河,南阻伊闕,東有成皋,西有崤山,水路交通也稱方便,但洛陽屬四戰之地,區區崤山、伊闕等外圍之險不足以做長期抵禦的憑藉。

崤山、伊闕、黃河等山河懷抱下的洛陽地區,面積不過數百里,也無法與西安所在的「八百里秦川」相比。

[5]

這麼說來,距離洛陽約三百公里的襄陽正適足為洛陽的威脅。

如果依《隆中對》的戰略,以荊州之師往北出擊,其目標就必然是洛陽,以崤山、伊闕等地不足以作長期抵禦的說法,從荊州襄陽一地應該是比較容易取得洛陽這個重要城池的。

再言益州。

益州古稱天府之國,其地形險要,四面封阻,故李白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之嘆。

不僅入蜀難,出蜀也實屬不易。

益州與它地可通之道屈指可數,誠為易守難攻之地。

由於益州地勢險要,通道又少,所以《隆中對》中所說的「出於秦川」,其實就指越過秦嶺。

而秦嶺山勢險要,顧祖禹曾說:終南脈起崑崙,尾銜嵩岳,鍾靈毓秀,宏麗瑰奇,作都邑之南屏,為雍、梁之巨障,其中盤迂迴遠,深岩邃谷不可殫究。

關中有事,終南其必爭之險也。

[4]

這種險要地勢,不僅諸葛亮知道,曹魏的軍事將領自熟知,所以此地只要以重兵把守,就絕難被攻下。

漢高祖劉邦雖然也從此地入關中,隨後憑此取得天下,然而當時關中為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與翟王董翳瓜分,他們三人既無偌大野心,也不對外人特別防範,且關中一地三分,地理環境破碎,就難以嚴守,所以劉邦燒棧道,以奇兵出陳倉,才能在很短時間內占領關中,以為爭天下之資。

但對於蜀漢來說,其與曹魏漢賊不兩立之形勢早已確定,曹魏對蜀漢不能不防,也無一日間歇,這對於蜀漢來說是很大威脅,也關係到蜀漢後來多次北伐的失利。

後世論蜀漢情事者,如北魏崔浩雲:

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窮踦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

此策之下者。

可與趙他為偶,而以為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為失實。

且亮既據蜀,恃山嶮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

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

欲以邊夷之眾抗衡上國。

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疏遲失會,摧衄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

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

知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

[13]

又《齊東野語·三蘇不取孔明》蘇洵論曰: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

諸葛孔明棄荊州取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

[14]

誠如所言,如果蜀漢放棄荊州,則「守窮踦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

此策之下者。

可與趙他為偶」,即再難逐鹿中原之地,而只能成為一地之雄,不但再無可能統一中國,且將萎縮西南一角,這適足以與漢初的南越王趙陀相提並論。

諸葛亮與劉備身處當世,應該懂得偏處一隅的問題所在。

事實上,他們在關羽戰敗、荊州為孫吳搶走之後,也確實體驗過國土只有益州一地的感受,也應該對這樣的國家形勢有所了解,並且有過討論。

劉備既然要濟扶漢室,又希望「信大義於天下」,就不會局限於僅僅據有益州而終老。

諸葛亮也不會希望扶助無能為之國,終生只能以攻為守,屢屢苦戰於北方,卻不得勝戰之果;他也一定會希望蜀漢終有一天能夠復興漢室,終有一天自己可以不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要之,在《隆中對》中,「統一天下」、「復興漢室」是終極目標,「東結好孫權」等等僅是完成此目標的手段;「跨有荊、益」或許也是手段之一,然而「跨有荊、益」倘若不能實現,也就無可再論「統一天下」。

如果放棄荊州而退入西蜀,必然導致蜀漢的「無能為」。

「跨有荊、益」是達成目的前最重要的一塊跳板,具有和目的幾乎同等的重要性,任何《隆中對》的手段如果與之有所牴觸,就必須重新調整手段,而非改變目的。

如此說來,當荊州問題成為「跨有荊、益」和「東結好孫權」彼此互相矛盾時,選擇「東結好孫權」而完全放棄「跨有荊、益」顯得迂頑而不切實際,因為放棄「跨有荊、益」,無異於放棄了「統一天下」、「復興漢室」這兩個最終目的。

對於劉備、諸葛亮來說,怎麼能夠為了配合手段而放棄目的呢?

三

劉、孫之間,本為利益而結合,當利益有所衝突,也就是他們該分開的時候了。

國際疆場上本無永遠的朋友。

劉備出兵孫吳,其兵力既不足以滅亡整個孫吳政權,那劉備圖的應該只是荊州的統治權了。

對於諸葛亮來說,與孫吳的結盟固然重要,然而荊州對於蜀漢卻似更加重要。

兩相比較,荊州關係到蜀漢長久的國家目標,而與孫吳的關係,則仍有可能在兩國利益相同的時候再次結盟。

夷陵戰後不久兩國便互通友好,遣使交通,而且還相約中分天下,即可為一例證。

畢竟「跨有荊、益」才是蜀漢發展的根本,失去任何一塊,都將使蜀漢統一天下的希望破滅,恢復漢室的目的也將無法達成。

這些應該都是熟知天下大勢的諸葛亮能夠預想到的。

這麼說來,爭取荊州就成為不可規避的選擇。

所以,當《隆中對》的「東結好孫權」與「跨有荊、益」兩策略之間發生了矛盾,在孰輕孰重的衡量下,蜀漢政權不能失去荊州。

如果不奪取荊州,蜀漢政權將偏處一隅,不但失去爭奪天下的機會,此後更要為了生存,不斷地出征曹魏,以換得繼續生存的機會,而這又將成為莫大的負擔。

以此,出兵爭取荊州的統治權成為蜀漢絕對而不能規避的選擇,諸葛亮如果經過深思熟慮,一定也會傾向於支持伐吳。

而既然諸葛亮的態度傾向於昭烈帝劉備的這一邊,他也無須對劉備再作任何的勸諫,這又恰恰能夠解釋為什麼在《三國志》中,遍尋不著一絲諸葛亮諫阻伐吳的記錄,因為諸葛亮極有可能本來就無勸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