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與法正之兩大戰略碰撞 ——川楚北伐與秦隴東進

諸葛亮為肱股，法正為謀主，作為劉備麾下兩位重要謀臣，他們所提倡的戰略無疑將左右蜀漢集團的動向。

戰略孰優孰劣則將直接影響軍事集團的榮辱興衰。

在這點上，劉備的抉擇也就顯得尤為重要。

當後世之人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時，我們發現蜀國並沒有自始至終實行一個戰略。

而夷陵之戰則成為了川楚北伐與秦隴東進這兩大戰略的分水嶺。

為了明晰這兩大戰略的異同，先讓我們看一下諸葛亮與法正二人所分別規劃的戰略內容。

諸葛亮戰略：在《隆中對》中，該思想已說明得很清楚了。

「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

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

」——《三國志·諸葛亮傳》

起步是奪占荊襄與巴蜀，繼而從以上兩地發動鉗形攻勢，以協同作戰的模式向北推進，襲擊關隴與河南。

這個戰略最關鍵與最危險的一處便是「結好孫權」。

作為盟友，孫權需要承擔的任務是吸引淮水一線的兵力。

劉備連奪川楚，此時的孫權卻無尺土之展，而《隆中對》最大的倚靠是孫權——以吳軍阻擋東線夏侯惇的二十六個軍以及張遼、李典的合肥軍鋒，換得劉備在關隴、河南兩個方向減壓。

該戰略最明顯的缺漏便是對孫權這個盟友期望值過高。

法正戰略：從法正向劉備提出攻取漢中的議案時，我們就可以知悉他所推崇的戰略路線。

「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

」——《三國志·龐統法正傳》

以漢中為跳板，快速奪取勢力成分複雜的關隴，在全據關隴後，在蒲坂津、潼關等地部署兵力，全力向東推進。

可以說這個計劃找到了秦破六國的方向感，也與韓信吞三秦，東向爭天下的謀略如出一轍。

從《隆中對》提出，到關羽敗亡，劉備一直實施的是諸葛亮戰略。

呂蒙白衣渡江，襲殺關羽，而後劉備憤然伐吳，企圖為《隆中對》續命，在夷陵遭陸遜擊破，隨後諸葛亮轉用法正戰略，欲打通秦隴，由此引出五次北伐。

夷陵之戰的前夕，我們看不到諸葛亮對劉備的勸諫，真正提醒劉備把兵力北移抗曹而不是東向伐吳的是趙雲。

在這個時候諸葛亮大體上是贊成伐吳的，因為啟動夷陵之戰的首要目的即爭奪荊州、控制長江中上游。

眾所周知，這手棋是《隆中對》繼續實施的必要條件。

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

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三國志·龐統法正傳》

這段文字里透出的是孔明的惋惜，他知道法正如若在世，必會與趙雲一樣力諫劉備將軍事重心放置在北面。

從另一個方向又證明了法正對於秦隴戰略的看重。

命運的十字路口

現實中劉備在遇到孔明之後，一直選擇吞荊奪蜀的川楚北伐戰略，建安二十年，魯肅出兵萬人進駐益陽，威脅關羽側翼，呂蒙主力直指荊南三郡，孫劉兩家頓顯劍拔弩張之勢。

劉備親統大軍坐鎮公安以壯關羽聲勢。

在這個時間點上，夏侯淵正在將馬超、韓遂餘部逐個清出雍、涼，大大小小數十個軍閥數年之內灰飛煙滅。

史稱夏侯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

」這個時候可謂是劉備在兩大戰略選擇上的一個十字路口：如果繼續進行孔明的《隆中對》則需要將力量東移，威懾孫權；如果更換秦隴戰略則要考慮移軍北伐並連續討取張魯和夏侯淵的難度，這就相當於趟進夏侯淵與韓、馬大戰這趟渾水，去摸關中這條肥魚。

如果說夷陵之戰是現實中劉備變更戰略的分水嶺，那麼建安二十年就是劉備對戰略做出最具優勢的抉擇的最後機會。

這一年可謂是孫劉兩家聯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火併，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

然而，在時間軸的賽跑上，劉備終究是慢了曹操一步。

夏侯淵掃平關隴，曹操直入漢中，張郃隱隱有攻入巴中之態。

西線的危機迫使劉備必須更快地把自己東線的側翼爭取回來。

因此，《湘水之盟》最終確定了以湘水為界,荊東三郡歸屬孫權，長江咽喉南郡仍由關羽掌握的局面。

這種由外界強敵壓出來的妥協局面自然極不穩定，一旦孫權變卦，突襲荊州，隨時可重創劉備元氣。

秦隴戰略成功之幾率

這樣看起來，《隆中對》中劉備成功的環境被理想化了。

那麼如果是實行法正所推崇的秦隴戰略，成功的幾率又有多大？

秦國坐擁關中、巴蜀，東破六國；劉邦奪占三秦，出函谷爭天下。

關東之人取敗的先例早已有之。

然而仔細查看當時的國勢，我們不難發現秦王所面對的關東是六個個體捆起來的合縱團，即便如此，六國不斷的勾心鬥角也時常令連橫策略得逞。

劉邦面對的是一個復活的戰國，即後戰國，關東並不止項羽一家。

劉邦的最終勝利很大程度是歸功於韓信在河北的外線迂迴——克魏、擒趙、破代、脅燕、滅齊。

唯有收編出一支高達數十萬的軍隊並聯盟英布、彭越等諸侯，才足以於垓下合圍項羽的十萬楚國貴族軍，並一較高下。

放棄荊州後，劉備縱使能在與夏侯淵的競爭中勝出並控制關西，他將面對的卻是一個綜合體量更大與實力發揮更為高效的關東大國。

更默契的配合與更少的掣肘將會令曹家有別於戰國與後戰國。

三國的綜合規模愈發的接近，將會使得任何兩方的聯盟變得更加難以實現。

而任何一方的獨自先發行動將會引火上身。

南北朝的後三國時代中，占據秦隴、巴蜀乃至江陵的北周聯合江南陳朝包夾位處關東、國力最強的北齊。

即使到了周武帝兵臨晉陽霸府的最後關頭，高緯率六軍主力前來增援，也足令周人膽裂。

從直接原因分析，北周的獲勝極大程度上是鑽了北齊大批量生產昏君佞臣與貪官權貴的空子。

曹氏不具備北齊難以調和的漢-鮮卑矛盾，他們同樣可以擁有清明的政治甚至擁有比劉備更高效的調兵遣將的能力。

關東的經濟體量優勢更不必說，秦隴在韓、馬軍閥的蹂躪下極盡白骨曝於野之象，荒殘不堪。

綜上所述，如若秦隴戰略在建安二十年實施可能會更加穩健，然而三國更大的可能還是會陷入長期的苦鬥之中，烈度則會不斷加深，敵友也會越發的不明朗。

優點自然是可以收編大量的關隴騎兵以抗衡曹公苦心培養的烏桓、匈奴戰騎。

並且出關征伐的道路會顯得更加通暢。

川楚北伐為兩路發兵，其中西線自不必說，子午谷、陳倉道都是極難走的。

東線的關羽也是如此，他並沒有做到全據荊襄，曹仁控制襄樊，北面宛城仍為曹氏領地。

曹公將曹仁安放在荊北，實則切破了荊州的地緣，關羽對於曹仁沒有防守優勢，曹仁則作為中原的馬前卒阻擋關羽進擊的步伐。

縱使關羽連取襄樊、宛城，還需從南陽盆地爬越上去，仰入中原戰場。

地理位置的局限也一直是川楚北伐遭人詬病的一點。

川楚北伐之威力

川楚北伐的威力不可謂不小。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攻擊襄陽、樊城，圍點打援，借夏秋雨季之水勢殲滅于禁、龐德七個軍，威震華夏，河南群盜遙領關羽印信。

襄樊未克，曹操已準備渡河遷都。

漢中和荊襄兩個位點直指故漢兩京——長安、洛陽。

脅迫河南這一曹氏首腦機關所在。

兩京同時遭受威脅既代表劉備在軍事上將了曹氏一軍，也代表在政治上將了曹氏一軍。

曹家一旦遷都避難將是一場削弱曹氏影響力的大難。

不單單是曹氏中原兵力大量北撤以圖回防黃河，東線駐軍也會因受到西、南兩方威脅而將戰線內縮，到時吳軍自然有北拓的空間。

由此看來《隆中對》也絕非全部吃掉了孫權的利益。

可惜川楚協同實在是太難做到，畢竟兩地交通因素的制約在當時起到極大的負面影響，消息不暢使得漢中大戰與關羽北伐成為兩場前後腳的戲。

而後孫權背盟也喻示著整個戰略最關鍵的一著走成了死棋。

劉備想賭一把，重掌南郡的控制權，卻在夷陵賠光了精兵。

「帝為晉王，委任使典兵事。

及蜀破後，令勰受諸葛亮圍陣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標幟之制，勰悉暗練之。

」——《晉書·志第十四》

孔明兵法能受到晉武帝司馬炎的認可與運用，故可知其人也並非如陳壽所講的「應變將略，非其所長」。

劉備用兵數十年，陸遜稱其「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可知亦非碌碌之輩。

川楚北伐一旦開局成功，兵逼兩京，掀起關中、河南的寇盜狂潮，吳軍襲奪兵力收縮的徐、豫二州，很可能會造成南方大勝的局面。

畢竟曹氏將受到吳蜀同一面的三處用力，比起秦隴戰略下會更為尷尬。

秦隴戰略中，陸戰偏弱的吳軍將攻擊面鋪陳在淮淝、襄樊，很難執行有效的主力進攻。

劉備兵團只能突出關中，一路東進，孤軍作橫向攻略。

反觀關羽一路向北，襄樊未下，即可威震華夏，令曹公有遷都之意。

如若劉備卡在這個時間點上，出兵猛攻關隴，曹公是否會更為應接不暇呢？可見在最佳協調配合的情況下，《隆中對》用兵風格極為兇悍，也是最為高效的。

劉備一直期盼快速剪滅曹賊，這種功利性最強而又最不穩定的戰略模式無疑會讓他眼前一亮，並時時對孫權心懷僥倖。

最終釀成的苦果自應由劉備來承擔，而戰略的各種環節錯誤卻應該由外界各種不定因素加以解釋，不可一概而論，隨即否定之。

後話

待到孔明北伐，曹魏全國已經趨向於一個連接極為牢固的整體。

更換戰略後，蜀軍連第一步入據關隴其實也是極難伸展開的，兵馬無法拓寬延伸入關東的渠道，也就只能如法正中策所講的那般「蠶食雍、涼」，結果仍然是收效甚微。

兩種戰略無法評價出相對的強弱，都具備各自璀璨耀眼的長處，又都在一定條件的限制下顯得捉襟見肘。

我們不必讓某一個失敗過的戰略承擔失敗的責任，真正需要反思的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導致失敗的，且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