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南生：魯肅比諸葛亮高明在哪裡？

[摘要]外交要服從和服務於國家利益；外交目標必須以國力為基礎，不能透支國力；該妥協時妥協是理性外交、成功外交的題中應有之義；對盟友不能一味遷就，該堅持的要堅持，該鬥爭的要鬥爭。

外交要服從和服務於國家利益；外交目標必須以國力為基礎，不能透支國力；該妥協時妥協是理性外交、成功外交的題中應有之義；對盟友不能一味遷就，該堅持的要堅持，該鬥爭的要鬥爭；民眾口碑不等於外交真相，外交真相與民眾口碑不能劃等號。

三國時代，是群雄並起的時代，是外交風雲變幻、外交人才輩出、外交謀略紛呈、外交精彩不斷的時代。

毛澤東主張看三國「要看戰爭，看外交」①，三國演義，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三國外交演義。

魯肅和諸葛亮在中國都是家喻戶曉的三國風雲人物。

魯肅的「吳中對」與諸葛亮的「隆中對」，都是三國時期外交上著名的戰略性對策，都深刻影響了當時的戰略格局和外交走向，至今仍然不失為中國古代外交史上的經典對策。

從外交的角度，對「吳中對」和「隆中對」作一番對比研究，既有歷史意義，也有現實意義。

「吳中對」與「隆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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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鼎立時期地圖

東漢末年，爆發了黃巾起義，東漢王朝受到毀滅性打擊。

東漢王朝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各地封建割據勢力不斷擴大，群雄四起，天下大亂。

此時的魯肅不僅不治家事，相反大量施捨錢財，賣出土地，以周濟窮困，結交賢者。

為此，深受鄉民擁戴。

時周瑜任居巢長，聞魯肅之名，帶數百人來拜訪，請他資助一些糧食。

當時，魯肅家裡有兩個圓形大糧倉，每倉裝有三千斛米，周瑜剛說出借糧之意，魯肅毫不猶豫，立即手指其中一倉，贈給了他。

經此一事，周瑜確信魯肅是與眾不同的人物，主動與他相交，兩人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朋友關係。

周瑜向吳主孫權推薦魯肅，說他有才幹，可為輔佐之臣。

並且建議孫權應該多方搜羅魯肅這樣的人才，以成就大業，不能讓他們流散外地。

孫權立即約見魯肅，與其交談，非常高興。

等在場賓客起身退出時，魯肅也告辭而出。

但不一會兒，魯肅又被孫權悄悄領了回來，合榻對飲。

孫權對魯肅說：「現在漢室岌岌可危，四方不安，我繼承父兄基業，想建立齊桓公、晉文公那樣的功業，您來東吳，有何良策可以幫我？」魯肅答：「當年漢高祖想尊奉輔佐義帝沒有成功，為什麼呢？因有項羽搗亂。

今天的曹操，就是當年的項羽，將軍怎麼可能成就齊桓公、晉文公那樣的功業。

我認為，漢室已不可能復興，曹操也不可能很快被除掉。

為將軍著想，唯有鼎足江東，靜觀天下進展，先剿除江夏太守黃祖，再討伐荊州刺史劉表，將長江沿線據為己有，然後稱帝以圖天下，這就是今天漢高帝的功業。

」孫權又說：「今盡力—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

」

魯肅對策的中心思想就是，孫權只有在江東站穩，與曹操、劉備形成鼎足三分之勢，以觀天下之變才是上策。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吳中對」，與諸葛亮的「隆中對」不謀而合，但比後者早七年。

「吳中對」是孫、魯兩人在榻上對飲時魯肅提出的，所以也叫做「榻上策」。

當時，諸葛亮在襄陽隆中「躬耕隴畝」。

建安十二年（207年），劉備屯兵新野，徐庶為幕僚，向劉備推薦諸葛亮。

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與其相見，精闢地分析了當時形勢，並提出建議，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隆中對」。

劉備聽了，連連稱善，說我有了諸葛亮，如魚得水。

「隆中對」

「隆中對」一方面對天下形勢進行了分析，從劉備集團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對待各個割據勢力的態度：反抗曹操，聯合孫權，圖謀劉表和劉璋，從而規劃出了曹、孫、劉三足鼎立的戰略前景。

另一方面指出了三足鼎立後，天下有變，進一步北伐中原、中興漢室的戰略目標。

官渡之戰，曹操以少勝多，戰勝了貌似強大的袁紹。

諸葛亮看到了曹操軍事力量的強大，得出了不可與其單獨爭強，必須聯合其它力量與之對抗的結論。

孫權則有地理優勢，加上孫氏家族已經歷經三世，在所轄區域得民心，可以成為未來天下三極中的一極。

諸葛亮看到了這兩大軍事集團將會成為三極中的二極。

劉備當時是個只擁有幾千人馬的荊州客居者。

其他的軍事集團，如劉表、劉璋、張魯、馬騰等，最多算為天下英雄的配角，不足以形成稱霸一方的力量。

在正確認識和分析孫權、曹操力量的基礎之上，諸葛亮提出了三分天下的基本步驟：首先「跨有荊、益，保其岩阻」，然後致力於內部建設，開展和平外交。

「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

最後兩路北伐，鉗制中原，「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

這樣，「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可以實現一統天下。

正確的時代觀：魯肅比諸葛亮高明之處

「吳中對」與「隆中對」有明顯的相似性：一是都打結盟外交牌。

結盟外交的要義，是將兩國的安全利益捆綁在一起，盟國的安全是自己國家安全的前提和條件。

魯肅與諸葛亮都意識到光靠吳或蜀自身實力，根本不足以抗衡曹魏，只有通過吳蜀結盟，才能維護國家安全；二是都打均勢外交牌。

三國之中，曹魏勢力最大。

漢朝的地盤，它三有其二，而且占據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占當時人口一半以上。

稱得上地大物博、人口眾多。

這一國情無疑增加了曹魏在戰略上的優勢和在外交上的籌碼。

在格局失衡的情況下，魯肅和諸葛亮都清楚地看到了沒有均勢，就沒有安全，只有照顧到盟國的國家安全，才能維護自身的國家安全，因此，魯肅和諸葛亮的外交活動一直都在促進和維護這種均勢，警惕任何打破這一均勢的動向；三是都打道義外交牌。

在封建社會，正統觀念是維護統治的社會基礎，堅持和維護正統，就搶占了道德的制高點，贏得了話語權。

魯肅與諸葛亮是政治家辦外交的典範，善於把外交戰略選擇的著眼點主要放在政治上，即以正統為旗幟、以統一為目標，高調宣稱所從事的事業是以仁義之師打一場正統之戰、正義之戰。

正統就是漢室，雖然漢室被曹操脅持，徒有其名，但畢竟是正統，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否定漢室的合法性。

所以，魯肅、諸葛亮指曹操「名為漢相，實為漢賊」。

這八個字，既彰顯了漢室的合法性，更突出了曹操的非法性。

道義外交牌凸顯的是吳蜀兩國的政治基礎，均勢外交牌凸顯的是吳蜀兩國的地緣戰略，結盟外交牌凸顯的是吳蜀兩國的外交運作。

電視劇《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與魯肅

「吳中對」與「隆中對」集中體現了吳蜀兩國在曹魏壓力下立國和結盟的指導思想和路徑選擇，因此，這兩份經典對策有明顯的相似性是毫不奇怪的，但是，自古以來，人們更多看到的是其相似性，忽視了其差異性，而差異性恰恰是影響吳蜀兩國外交的關鍵所在，忽視了差異性，就不能正確地看待、分析和評價吳蜀兩國的外交，就不能恰當地評價魯肅、諸葛亮在三國外交棋局中的作用和在中國外交史上的地位。

「吳中對」與「隆中對」最大的區別在於對時代主題的認識與判斷。

理性的外交離不開正確的時代觀，「吳中對」表明，在時代觀上，魯肅是高屋建瓴、最具真知灼見的戰略家和外交家。

這突出地表現在對待漢室的態度上。

魯肅所持「漢室不可復興」的政治見解，不但高出孫權之上，而且和七年後諸葛亮著名的《隆中對》相比較，也實在有高出一籌的地方。

從孫權在回答魯肅的「吳中對」時所反映的思想看來，他當時因羽翼未豐，只是想保有江東，盡力一方，以輔漢室，尚缺乏統一全國的進取精神。

但魯肅的一席話對他無疑起了振奮精神的作用。

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明確講過，如果象他設想的那樣，「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諸葛亮終其一生，漢室可以復興的思想一直是十分明白的，「興復漢室」是諸葛亮畢生為之奮鬥的目標。

其實，諸葛亮在《出師表》提出的「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口號，對蜀漢當時的情況而言並不現實。

「興復漢室」是諸葛亮討伐曹魏的口實，是他用以號召反曹力量的一面旗幟。

諸葛亮以「興復漢室」作為號召北伐曹魏的口號，應該說在三國鼎立局而尚未形成之前，對劉備發展實力、擴大影響確實起了不小的作用。

如在聯吳抗曹、赤壁大戰、奪取荊州、奪取巴蜀、奪取漢中的過程中，這個口號對擴大劉氏集團的影響，對團結廣大有識之士都曾起過積極的作用。

但到三國鼎立局面形成後，特別是到漢獻帝禪位給魏文帝曹丕（220年）後，「北伐曹魏」的口號已經過時。

227年諸葛亮率軍進駐漢中，拉開了北伐曹魏的序幕，諸葛亮說北伐「趨時宜速」，而當時上距曹丕代漢已歷八個年頭，且魏已傳國易世，曹睿為帝，正如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所說:「魏國統治階級早就不是擁漢派擁曹派的爭鬥了，而是曹操集團將被司馬懿集團所代替。

」因此，諸葛亮提出的「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北伐口號早已過時，已沒有多少號召力了。

229年，孫權稱帝，諸葛亮為「求犄角之援」，遣使道賀，並與吳約盟交分天下，舊都洛陽本來在吳之分界，則北伐的口號就更變得毫無號召力了，這也是蜀漢中、後期，幾乎再也沒什麼外地人才前來投奔的主要原因。

但蜀漢政府仍抱著「興復漢室」的口號不放，顯然是「不審勢」，最終也就不可能完成「興復漢室」的大業。

如果說在建安十二年打出「興復漢室」的旗幟以作號召，自有其外交策略上的合理性的話；那末，在後主劉禪建興五年（227年），諸葛亮自漢中北伐前夕的上疏（即有名的《出師表》）中仍然講要「興復漢室，還於舊都」，這就更顯得不符合時代的要求了。

「漢室不可復興」的思想早在建安五年（201年）魯肅就提了出來。

這一建立在正確估量當時客觀鬥爭形勢基礎上的政治見解，被日後歷史的發展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吳中對」與「隆中對」實踐的啟示

歷史給予了魯肅和諸葛亮有利的機會，讓他們有幸身居高位，得以分別將「吳中對」與「隆中對」付諸實踐。

從實踐結果來看，前者的成就明顯高於後者。

「吳中對」與「隆中對」的外交實踐給了後人以十分有益的啟示：

一是外交要服從和服務於國家利益。

東吳是三國外交鬥爭中最大的贏家。

曹魏、蜀漢都曾在外交鬥爭中受益，但東吳無疑是受益最多的一家：外交為東吳創造了最為優越的外部環境。

魏、蜀都陷入過兩面受敵、孤立無助的境地，東吳卻不曾如此。

它或是結好於魏，或是和睦於蜀，從未出現過兩面受敵的情況。

可以說，在三國外交舞台上，東吳是無可爭議的外交大戲的倡導者、演出者和受益者。

這一切同魯肅都分不開。

為什麼東吳在三國外交中能取得最大的成就呢？最根本的一條就是一切從國家利益出發，而不是讓意識形態利益或任何別的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

只要國家利益有需要，東吳可以向昨天的敵人曹魏稱臣；也敢於在與吳蜀的交往中向盟友適度叫板，儘可能維護東吳的國家利益。

作為東吳外交的掌門人，魯肅能幹在務實外交的實處，從維護國家利益出發，該低調的時候低得有度，該讓步的時候讓得有理，該求人的時候求得適當，該講硬話的時候硬得上去，該亮劍的時候亮得出來。

相比之下，蜀國奉行「漢賊不兩立」的外交方針，不承認曹魏政權的合法性，並將自己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這樣一來，蜀國的外交理念就完全意識形態化了，蜀國難以既維護自身在意識形態上的利益，又維護其他國家核心利益，以致只有對曹魏強硬才被認為是政治正確，對曹魏的妥協自然被看成是政治上的錯誤了，這就使蜀國不可能具有東吳對曹魏外交上的靈活性。

二是外交目標必須以國力為基礎，不能透支國力。

就蜀漢本身而言，並不具備伐魏的實力。

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夷陵之戰的失敗，使蜀漢受到很大的打擊，北伐曹魏的力量大大削弱。

對於蜀漢的情況，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描述道:「先帝創業未半而中到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在《後出師表》中他又說:「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

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

……凡事如是，難可逆見。

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顯然，諸葛亮很清楚蜀是不具備伐魏實力的。

從《後出師表》看，諸葛亮此時的伐魏已完全是一種道德的自我完善，責任的自我完成，心理的自我安慰，已明顯不是一種應該實際操作的行動計劃。

他很清楚蜀漢在三國中是實力最弱的，進攻是不得已之舉，「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的無奈之舉，宇里行間透露出極為複雜和矛盾的心理。

電視劇《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與魯肅

為了「興復漢室」，蜀漢政府不得不將一切納入戰爭軌道。

蜀漢建國40餘年間，出動蜀國兵力半數以上，即5萬人以上的征戰約20次，小規模征戰更多。

從這一角度看，蜀漢國內的許多政治、經濟制度實質上都屬「戰時軍事管理法」。

戰爭需要大量的兵力，戰爭需要雄厚的財力和物力，這對蜀國力量本身就是一種嚴重的削弱。

從227年到234年，諸葛亮率軍北伐的結果是：同曹魏進行了六次戰爭，其中五次進攻，一次防守。

在五次進攻中，曾取得局部勝利，但遠未達到滅魏興漢的口的，他本人積勞成疾，終至死於軍中。

一方面留給後人「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的感嘆；另一方而就是勞師動眾，糜費錢物，使本已衰弱的蜀漢政權雪上加霜，成為三國中最先滅亡的政權。

三是該妥協時妥協是理性外交、成功外交的題中應有之義。

例如，赤壁之戰後，孫、劉、曹三家瓜分了荊州。

孫權占有了荊州最重要的江夏郡、南郡的江陵及其附近地區。

劉備為了圖謀發展，曾向孫權提出暫借江陵，但未被應允。

由於江陵是荊州的治城，所以借江陵也被稱為借荊州。

赤壁戰後，劉備派人謁見孫權，請求借荊州。

呂范等將領勸孫權扣留劉備，周瑜在外地，也上疏陳說此意。

唯魯肅從全局考慮，勸孫權把荊州借給劉備，以孫劉聯合，共同抗曹。

魯肅的意思是：孫權固然神武蓋世，但曹操的勢力太大了。

我們剛剛占有荊州，恩德信義尚未廣行於民眾。

如果把荊州借給劉備，讓他去安撫百姓，實是上策。

因為這樣一來，曹操多了一個敵人，我們多了一個朋友。

孫權同意了魯肅的主張。

應當看到，把荊州借給劉備，對孫權集團雖有所失，但在當時複雜的形勢下卻是最為明智的選擇，孫氏可以從中收到不少實際的益處：一是可以鞏固孫劉聯盟，增強抗曹的實力，保持自己有利的戰略地位；二是可縮短戰線，避免將孫吳有限的兵力分散，並能擺脫處於曹劉兩大集團之間可能腹背受敵的窘境；三是使劉備與曹操接境，給曹操樹立了一個勁敵，可以牽制曹操的兵力，減輕對孫吳的軍事壓力；四是不致因孫劉相互攻戰而令曹操坐收漁人之利。

總之，孫權借地資劉，抓住了「共拒曹公」以圖生存和發展的這個主要矛盾，在當時無疑是正確的，實為一石二鳥的明智之策，因此，曹操聞孫權借荊州給劉備的消息時，正在寫信，震驚之下，落筆於地。

四是對盟友不能一味遷就，該堅持的要堅持，該鬥爭的要鬥爭。

例如，劉備平定益州，孫權請劉備歸還荊州所轄的長沙、零陵、桂陽三郡。

劉備不肯。

孫權派呂蒙率軍進取，長沙、桂陽二郡望風歸附，唯有零陵太守郝普堅守不降。

劉備得知，親自引兵5萬從成都趕回公安坐鎮，派關羽率軍5萬爭奪三郡。

孫權也從秣陵進駐陸口，派魯肅率領1萬人屯守益陽，和關羽對抗。

魯肅為了大局，邀請關羽相見，提出各自將兵馬布置在百步以外，只有將軍們各帶單刀赴會。

魯肅做出決定後，他部下將領怕出變故，勸魯肅不要輕蹈險地。

魯肅毫無畏懼，他說：「事到今日，應該把話說清。

劉備辜負國家，是非尚未論定。

關羽又能怎麼樣呢?」毅然赴會。

單刀相會，充分顯示了魯肅的外交智慧、勇氣和風采。

一是以理服人。

會上，魯肅數次指責關羽，抓住劉備方理屈之處，向關羽激情闡述了孫權顧大局借荊州的過程及劉備不還三郡的無理要求。

言辭中，洋溢著縱橫家的詞辯風采；二是以勢逼人。

魯肅在談判中話音未落，荊州方面的一位將領說：「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魯肅當即大聲喝叱，辭色嚴厲。

面對魯肅的聲色俱厲，關羽此時自覺理虧，操刀而起，對自己的部下說道：「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用眼光示意那人離去。

三是以情動人。

魯肅在談判時訴諸情感，抓住人性的弱點去因勢利導。

魯肅緊扣的也正是當時劉備兵敗無以為資，孫權雪中送炭這一對方的心理弱點，使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在外交交鋒中占盡上風，讓關羽在談判中疲於應付，無法高調起來。

單刀會雙方雖然沒有達成歸還荊州的協議，但使劉備一方認識到了不照顧到孫吳的這一嚴重關切勢必會危及結盟抗曹的大局。

後來，劉備派人跟孫權講和。

雙方才最終商定以湘水為界，平分荊州。

江夏、長沙、桂陽三郡屬孫權，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屬劉備。

孫、劉休兵罷戰。

五是民眾口碑不等於外交真相，外交真相與民眾口碑不能劃等號。

就在歷史上和在老百姓當中的影響力來說，諸葛亮的「隆中對」比魯肅的「吳中對」要大得多，諸葛亮的粉絲比魯肅的粉絲也要多得多。

但就外交實踐和外交成就來說，魯肅其實絲毫不輸於諸葛亮，在某些方面還明顯要強於諸葛亮。

劉宋王朝史學家裴松之在為《三國志》一書作「注」時說:「劉備與（孫）權并力，共拒中國（指曹魏），皆肅之本謀。

」意思是劉備、孫權聯手對抗曹操，這一切本來都是魯肅的謀略。

戲劇中把孫劉聯盟完全歸功於諸葛亮，置魯肅於無足輕重的地位，完全不符合歷史的實際。

歷史真相是，建安十三年（208年），孫權命甘寧西攻江夏，斬太守黃祖，然後準備奪取荊州。

曹操本無暇南顧，如今見孫權攻取江夏，唯恐其攻取荊州，養成羽翼。

於是在七月份開始南征，集結大軍於南陽。

同年八月，劉表病死。

消息傳到江東，魯肅感到形勢嚴峻，預料到如果荊州被曹操占領之後，江東形勢就危險了。

於是，魯肅主動向孫權請纓，到荊州去遊說劉備聯合抗曹。

這個主意立即被孫權所接受。

魯肅出發，到達南郡（今湖北江陵），傳來劉表的兒子劉琛已投降曹操的消息。

這時，曹操不費吹灰之力而得荊州，劉備倉皇南逃。

魯肅星夜趕到當陽，與劉備會見，向劉備縱論天下大勢，介紹江東的實力，熱切希望劉、孫兩家團結一致對付同一敵人——曹操，劉備聽了魯肅的分析，決定并力抗曹。

劉備率部進駐夏口（今湖北漢口）。

魯肅就是在這時第一次見到了諸葛亮，兩人一談即合，成了知心朋友。

劉備派諸葛亮隨魯肅去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會見孫權，經兩人共同努力，使孫、劉兩家終成盟友。

「吳中對」與「隆中對」都是高屋建瓴、影響深遠的戰略性對策，從實踐角度來看，「吳中對」更勝一籌。

毛澤東對《隆中對》確定「東聯孫吳，北拒曹操」的戰略方針是讚許的，但認為蜀國之誤始於此前諸葛亮《隆中對》里的戰略構想。

這個戰略提出，將來得益州後派一上將守荊州，自己守漢中，大本營設在成都。

本來就兵少勢弱，又如此三分兵力，焉有不誤的道理。

②

孫權高度評價魯肅的《吳中對》在東吳政權創立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他稱帝登壇祭天時，他對公卿們說：「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且其計策決策，出張、蘇遠矣。

」認為魯肅的謀略策劃，遠出張儀、蘇秦之上。

在曹、劉、吳三家鼎立紛爭的局勢中，東吳中唯獨魯肅始終不渝地堅持孫劉聯盟，這是因為他看到了聯盟的維持與鞏固，關係到江東生死存亡的長遠利益，這是他目光遠大的過人之處，也是孫權、周瑜、呂蒙、陸遜不如魯肅的地方。

魯肅死後，孫權派呂蒙襲取荊州，孫劉聯盟完全破裂，而吳、蜀也最終被各個擊破，隨之滅亡。

「吳中對」與「隆中對」分別促進了東吳、蜀國的興起和三國的鼎立，但未能使東吳和蜀國免於被曹魏滅亡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