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是演義還是真的！

劉備一生親自訪求的有誰呢？

——龐統是自己來的，開始還得不到重用；

——法正是自己叛變過來的；

——魏延是自己帶部屬投奔來的；

——徐庶也是自己來的。

為什麼單說諸葛亮一定是劉備求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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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豢在《魏略》一書記載諸葛亮和劉備相識的經過，和「三顧茅廬」的史事正好相反，說是諸葛亮自己去求見劉備。

當時曹操初定河北，指向荊州。

諸葛亮認為劉表不懂軍事，於是求見駐屯樊城的劉備。

當時客人很多，劉備看諸葛亮年輕，不怎麼理睬，客人走後，諸葛亮留下來，劉備仍懶得理他，逕自編著別人送他的牛尾。

諸葛亮按捺不住，反譏劉備說：「將軍沒有別的遠大志向，編結髦牛尾巴就滿足了嗎？」劉備這才意識到此人不平凡，回說：「這是什麼話？我不過是用來解悶而已！」於是虛心求教。

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談到，辨證偽事時，應該舉出反證，反駁錯誤的史事。

而最好的證據，就是直接史料。

所謂「偽事之反證，以能得『直接史料』為最上。

」

被梁啓超用來當做「偽事」範例的，就是魚豢所敘諸葛亮自薦這件事。

是劉備三顧茅廬，或諸葛亮毛遂自薦？梁啓超認為必須採信「最有力之證據」。

有力證據指的是＜出師表＞那句：「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

」

梁啓超說：「苟吾儕不能證明＜出師表＞之為偽作，又不能證明（諸葛）亮之好妄語，則可決言（劉）備先見（諸葛）亮，非（諸葛）亮先見（劉）備也。

」

也就是說，在兩種情況下，＜出師表＞做為證據的公信力蕩然無存：一，這篇文章是後人捏造的；（像＜後出師表＞所引起的爭議一樣。

）二，諸葛亮有胡說八道、撒謊的人格缺陷。

然而，這兩種假定並未成立。

如何無視於「三顧臣於草廬之中」的證詞，而采《魏略》充滿戲劇性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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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從網路上搜到資料，有些自稱是什麼學者專家之類的，一口咬定三顧茅廬是假的，真相是《魏略》寫的，諸葛亮自己跑去見劉備。

懷疑是應該的，推案是必要的，但證據要充分。

必須充分說明，為什麼經認定的說法是錯的，而另一個不被採信的資料才是對的？不能為翻案翻案，為反對而反對。

可惜我們看到若干文章，支持《魏略》的記載，立論基礎卻十分薄弱，有些理由甚至很好笑。

最常見的說法是，《魏略》成書比《三國志》早，魚豢的態度又很認真，各個細節寫得很詳盡，不可能瞎編，所以《魏略》比《三國志》可信。

是這樣嗎？梁啓超說得好：「同一史跡而史料矛盾，當何所適從耶？論原則，自當以最先、最近者最可信。

」

陳壽和魚豢兩人，論「先」，魚豢和諸葛亮同屬同一時代，占了先機。

但當時已是三國鼎立時期，魏、蜀並無來往，消息不通，魚豢無法前往蜀國做第一手採訪，無法到益州做田野調查，無法接觸到任何蜀國官方文書。

訊息來自何處？不過是「異國傳聞」，道聽塗說，無從查證。

「先」則先矣，「近」卻不近，遠非「近水樓台」、擔任過蜀國觀閣令史的陳壽所能相比。

正因史料來源有限，《魏略》所載對我們了解魏國人事，頗有幫助，但牽扯到蜀國，漏洞就出現了。

裴松之引用《魏略》一百六十餘條，一百四十餘條為《三國志．魏書》作注；五條用來注《吳書》，但這五條和魏國人事有關；和蜀國相關的十二條，扣掉和魏國有關的七條，其餘五條是蜀國家務事，雖然裴松之引用作注，但同時加上按語，不是表示「懷疑」、「存疑備錄」，就是以「妄說」、「敵國傳聞之言」等詞駁斥。

有人以裴松之引用《魏略》之多，做為裴松之認可《魏略》記載的背書，這是荒謬不經的推論。

於是，我們在《魏略》看到一則記載：劉備在小沛，生了劉禪。

因曹操來伐，出逃。

劉禪當時年紀還小，跟著別人到漢中，被賣掉了。

有一個叫劉括的人，買下劉禪，問了他的身世，知道他不是普通百姓的兒子，便把劉禪撫養長大，讓劉禪娶妻生子。

後來劉備得到益州，派簡姓人士（簡雍？）到漢中，劉禪還記得他的生父字玄德，便去求見簡先生。

簡某確認劉禪身分後，轉告張魯。

張魯把劉禪送還劉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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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記載對不對？檢查史料，劉禪即位第二年，諸葛亮領益州牧，寫給主簿杜微的信說：「朝廷今年十八」。

「朝廷」為皇帝劉禪的代稱。

可見劉禪即位時十七歲。

如依《魏略》劉備在小沛生子的說法，劉禪此時已經三十好幾了。

依據梁啓超的史料真偽判別準則，劉備三訪諸葛亮的史實得到確認，是由當事人（諸葛亮）自己舉出反證（出師表）。

另一種情形是「由關係人舉出反證」。

《魏略》劉備在小沛生子這一則，即屬後者。

因此，若說《魏略》成書較早，因而較為可信，這個理由過於薄弱，經不起分析。

或者說，好吧！雖然《魏略》講的不保證一定正確，但陳壽採信的僅憑＜出師表＞一句話，這叫孤證，不像《魏略》的自薦說，同時見於《九州春秋》。

這說法又不對了。

《九州春秋》是晉朝人司馬彪所撰，離諸葛亮的時代更遠。

《晉書》記載，此人「好色薄行，為睦所責（遭父親司馬睦譴責），不得為嗣。

」司馬彪從此大受打擊，絕交息游，博覽群書，奠定寫書的基礎。

由此可知，司馬彪寫史，是大量參考前人著作而成，並未詳加採訪，在較早成書的《魏略》里讀到諸葛亮自薦這一段而採信沿用，說到底，《魏略》和《九州春秋》的消息來源是同一條，一加一也還是等於一，就算《三國志》所載是孤證，《魏略》一樣是孤證，不能用吾道不孤來解套。

對諸葛亮，陳壽並不陌生，所下的資料採集功夫，遠遠超過魚豢能力所及。

陳壽是史學家譙周的弟子，在撰寫《三國志》之前，就編撰了《諸葛亮故事》和《諸葛亮集》。

陳壽的父親是馬謖的參軍，雖然諸葛亮後來揮淚斬馬謖，但諸葛亮器重馬謖，眾人皆知，馬謖的同胞兄弟馬良和諸葛亮更是交情匪淺。

陳壽從他父親那邊打聽到諸葛亮的點點滴滴，十分容易。

陳壽具備鑑別史料的能力，撰寫《三國志》時，採用劉備三顧茅廬之說，否決魚豢在《魏略》所言，不是沒有道理的。

諸葛亮上＜出師表＞時，雖然劉關張已死，知情的襄陽籍人士還有許多人仍健在，不容諸葛亮睜眼說瞎話。

又有論者以為，諸葛亮一生積極進取，所以自己跑去找劉備，比較合理。

此說忽略了諸葛亮謹慎的性格，也搞錯了當時天下大勢，諸葛亮真要積極進取，實在不會到年近三十才去求官，老早這邊跑跑，那邊繞繞了。

諸葛亮登門求官或劉備三訪諸葛亮這件事，我們不能百分百認定陳壽一定對，但是要駁斥陳壽，支持魚豢，卻沒有足夠證據，也沒有足夠理由。

在此之前，只能相信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