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嘯龍吟》歪曲歷史，諸葛亮是躬耕南陽臥龍崗，還是襄陽的隆中

昨晚看了虎嘯龍吟，實在看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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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看圖

《出師表》還好沒有修改

躬耕南陽要回襄陽

臥龍崗變成了隆中

網上素材很多，但是這個是最有說服力的論證！要不然過不了多久出師表就會被修改了

從各種史料的證據我更堅持南陽說

襄樊歷史學者、襄樊市諸葛亮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余鵬飛先生對有關史料進行了搜集和研究，寫出了一篇集「襄陽說」主要論據的文章，同樣得出了諸葛亮躬耕地不在今天的南陽，而在今天襄陽的結論。

他提出了以下五條更為詳盡的理由：

一、《出師表》中告訴我們兩個信息：一是諸葛亮躬耕於南陽；二是劉備三顧茅廬尋求統一天下大計，諸葛亮回答並提出對策與躬耕地指的是一個地方。

諸葛亮提出對策的核心內容是，在劉備占有荊益二州後，利用天下變化形勢，分兩路北上滅曹，兩路中有一路是：派一名將軍率荊州軍隊北上「以向宛、洛」，這一「向」字表明宛、洛是敵占區，即曹魏統治區，所以要去攻打，同時也說明諸葛亮對答劉備問話是在宛的南邊，因宛、洛是在北邊，所以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這才符合地理方位。

二、再以與諸葛亮生活在同一時代的魚豢撰寫的《魏略》記載來說，諸葛亮好友孟公威因思念家鄉汝南，「欲北歸」，遭到諸葛亮的極力勸阻。

從地理方位來說，汝南（今河南平輿縣）在宛縣的正東，在襄陽的東北，如從宛至汝南，應是「東歸」，而不是「北歸」。

只有從襄陽出發去汝南，才是「北歸」。

該書又記載說：「劉備屯於樊城……亮乃北行見備」。

「北行」是由南至北才為「北行」，如果諸葛亮時住宛縣，那由宛至樊城，那就是「南行」了。

《魏略》的上述兩則記載說明，生活在曹魏中葉時任郎中的魚豢也確信諸葛亮是居住在漢水之南的。

三、從離三國最近的兩晉來說，也有史籍記載諸葛亮的寓居地的。

如東晉初年王隱寫的《蜀記》記載：鎮南將軍劉弘在鎮壓張昌起義後，由宛縣移駐襄陽，他專門到了隆中，瞻仰諸葛亮故居，「立碣表閭」，並命鎮南參軍李興撰寫《諸葛亮故宅銘》，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提到隆中諸葛亮故居。

劉弘此次去瞻仰時，只距諸葛亮去世時七十年（詳見裴松之《三國志注》）。

另外，東晉著名史學家習鑿齒在其所著《漢晉春秋》一書中說：「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南朝劉宋裴松之在為《三國志？諸葛亮傳》中的「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這句作注時專門引了習鑿齒的這句話，這說明裴松之也認為諸葛亮是躬耕於南陽鄧縣之隆中的。

四、從東漢末年戰亂時鄧縣和宛縣兩地的政治形勢來看：劉表任荊州刺史時，便將荊州首府移至襄陽,使襄陽及周邊地區經濟發達、社會安定、人才聚集、教育發達，一度成為漢末學術文化中心。

而宛縣初為袁術占據，後來又為張繡占據（曹操就是在宛縣霸占張繡的嬸嬸而讓典韋喪命的），再後來為曹操占據，戰亂頻繁。

試想，諸葛亮投靠劉表是為了躲避北方戰亂，怎麼會去更加戰亂的宛縣呢？劉備於建安六年秋往投劉表，「表自郊迎，以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

…使拒夏侯淳、于禁等於博望。

」從這可知劉曹兩家的軍事分界線在博望鎮，若諸葛亮住在宛城，那是曹管區，劉備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帶著三騎穿越軍事分界線深入曹管區上百里去會見諸葛亮。

再說，曹操連徐庶的老母都要虜為人質，會放過諸葛亮和其家人？

五、從諸葛亮躬耕期間的人際關係來看：史載，諸葛亮的大姐嫁給中廬（今湖北南漳）大族蒯家蒯祺，二姐嫁給了襄陽大族龐德公的兒子龐山民。

他迎娶的妻子是沔南名士黃承彥的女兒。

諸葛亮老師龐德公住在襄陽城南峴山南，司馬徽住在襄陽城東。

諸葛亮的好友龐統住在襄陽白沙洲，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等也住在襄陽城西的檀溪。

這一切都說明，如果諸葛亮不是在襄陽生活了十幾年，是不可能與住在襄陽城周圍的親朋好友建立如此密切而又錯綜複雜的關係的。

　

反駁襄陽說的五條、

一、余先生的第一個觀點提出在《草廬對》中，「諸葛亮回答並提出對策與躬耕地指的是一個地方。

『以向宛、洛』，這一『向』字表明宛、洛是敵占區，即曹魏統治區，所以要去攻打，同時也說明諸葛亮對答劉備問話是在宛的南邊，因宛、洛是在北邊，所以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這才符合地理方位。

」

這一點筆者真是看不明白，不敢苟同，「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之話語就一定要在宛、洛的南邊隆中講嗎？在南陽、洛陽就不能講「以向宛、洛」嗎？這種猜測有點像文字遊戲。

如果此說成立，那麼，杜甫的「便下襄陽向洛陽」是在哪裡講的？無獨有偶，初平二年，曹操也有一篇著名的對策發言，如同諸葛亮一樣，他在分析了中原地區敵我對陣形勢後，也提出「使袁（術）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

（見《三國志·武帝紀第一》）「以震」和「以向」是同一個意思，按上文邏輯，曹操此話一定要在南陽講才行，才符合地理方位，可實際上，曹操當時卻在酸棗（今河南省延津縣南）。

另外，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有綏陽小谷……今使前車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板連敗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

」此話在哪裡講才符合「以向陳倉」、「東行者也」的地理方位呢？時諸葛亮在蜀中，諸葛瑾在東吳，兩人是遠隔數千里書信交談。

所以，「襄陽說」對諸葛亮提出《草廬對》的地點作這樣主觀的推測，其結論一定是不確定的，沒有任何道理。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當時對策桌上有一幅地圖或諸葛亮胸有成圖，在任何地方這樣講應該都沒有任何問題。

二、為證明諸葛亮躬耕於襄陽隆中，「襄陽說」的學者包括史學家史式先生、易中天先生、余鵬飛先生多次引用與諸葛亮生活在同一時代的魚豢撰寫的《魏略》一書，「劉備屯於樊城……亮乃北行見備」的史料，以證明諸葛亮是居住在漢水之南的。

的確，劉備由新野退守樊城為建安十二年，正是「三顧茅廬」發生的時間，亮「北行」樊城見劉備只能從南邊的襄陽或隆中出發，如屬實，將是諸葛亮躬耕隆中最有力的證據。

但問題是，這則史料屬實嗎？為讓讀者對此事有一個全面清晰的了解，我們將《魏略》中的記載全文錄於後：

劉備屯於樊城。

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

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

坐集既畢，眾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

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

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耶！」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爾。

」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

」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

」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悉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

」備從其計，故眾遂強。

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

《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魏略》系魏郎中魚豢私纂，後世史學家多認為此書記述魏國與漢末中原群雄相當詳細，而對偏方地區的記載較略，甚至與他書記載不大相同，「多與他史異」（清錢大昕語）。

如有關劉禪被人口販子出賣和上述孔明見劉備的史事與《三國志》的內容多不相符。

很明顯，《魏略》里講得這個故事是「孔明自薦」而非「三顧茅廬」。

所以，裴松之在引用《魏略》此文後立即註明：「臣松之以為亮表雲『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

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

」

裴松之為何在注文里再一次重複引用《出師表》中的這段話呢？就是為了強調《魏略》的「孔明自薦」與《出師表》的不同，並斬釘截鐵地批駁說：「非亮先諧備，明矣。

」

很明顯，此事早有定論。

另在《後主傳第三》裴松之引用《魏略》中劉禪被拐賣文後也註明：「以事相驗，理不得然。

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

裴松之注《三國志？蜀書》只用了《魏略》不多的幾條史料，其中就有兩條被他明確駁為「妄說」、「異也」、「乖背」之史。

裴松之之所以將上述兩條「妄說」、「乖背」的偽史收進《三國志》注中，正是為了給這兩個錯誤流傳的史料一個明確的決斷，使後人明了事情的原委，不再產生歧義。

所以，不認真研讀史料，為證明諸葛亮時住漢水之南，抓住一句「北行見備」就大做文章，甚至說「諸葛亮是虛偽之人，說了謊話，」目的是「在向扶不起的劉阿斗上《前出師表》的時候，不能不想起劉備不聽其勸告一意孤行的往事。

如果我提兵在外，無暇內顧，阿斗又不聽話，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來，豈不糟糕！於是就向阿斗編造出一套三顧茅廬的故事來，說明你爸爸對我是如何尊重。

可見諸葛亮為了爭取北伐勝利，後方又不出亂子，只好對阿斗編造出一些假話。

」又說「《三國志》的史料價值,注文高於正文,裴松之的史才高於陳壽。

」接著作者在有意（或無意）隔過「非亮先諧備，明矣」這句話後評論裴松之的注說:「裴松之的評論是很得體的。

他認為:對於史事有時候『聞見異辭』產生不同的說法是常有的。

但是對於『三顧茅廬』一事的兩種說法互相牴觸到這種程度,實在太奇怪了。

言下之意,自是不以陳壽的說法為然。

不過限於體例,他只能用別的說法寫在注文中反襯正文說法之不當,卻不能改動正文。

事情至此已很明朗」（見史式先生文章）。

這種認為諸葛亮說假話的想像力也太豐富了，太不著邊際了吧？魚豢、陳壽、裴松之孰優孰劣自是可以評價，但在這裡認為裴松之對「三顧茅廬」也提出了疑義的觀點則是太離譜了，「非亮先詣備，明矣。

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

」這是裴松之在懷疑陳壽的《三國志》中「三顧茅廬」的史實嗎？裴松之說得很明白：「不是諸葛亮先見劉備，這是很明確的事！雖然所見不一樣，得出不同的結論是常有的事，然違背事實到了如此地步，就是良史也會招人責怪的。

」我的理解和諸位先生不同，不知是否正確，特提出來商榷。

當然，在講壇上隨便說說倒也沒有什麼，「聞見異辭，各生彼此」嗎，但為了「雷人犀利」，結果只能是「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

雖然現在大多數史學家已不再堅持「為賢者諱」（孔子《春秋》語）的史學傳統，但以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態度，也不能以這樣南北朝時就「明矣」而被否定的「乖背」史料來證明諸葛亮時在隆中，這樣就根本否定了「三顧茅廬」，那還爭什麼「三顧之地」？可見，寫進書里的不見得就是真實的，也有「乖背」和「妄說」之事。

所以，不論什麼樣的史料，我們都必須認真地進行考證，去偽存真，以還歷史原貌。

三、《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引《蜀記》云：「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

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昔爾之隱，惟卜此宅……今我來思，覿爾故墟。

」永興為晉惠帝司馬衷的年號，距諸葛亮死約70年。

這則史料是「南陽」、「襄陽」二說均大量引用的論據，「南陽說」抓住「於沔之陽」，肯定這就是漢江北某地，而「襄陽說」則認為這就是隆中最早被確認為諸葛亮故宅的史料，是最真實可信的。

對此，筆者無更新的見解，不去深議，但「襄陽說」的論點仍有兩處存疑，一是將「於沔之陽」解釋成劉弘原先駐軍宛縣，後又到襄陽去觀亮故宅。

但現有史料無法證明此次「立碣表閭」是在漢水之南的襄陽進行的，除「於沔之陽」外，無其他可以參照的地理方位，「於沔之陽」無論怎麼解釋也不可能理解成為在漢水之南。

山南水北為陽是古人的定製，所以武斷地認定劉弘去的就是今日沔之陰的襄陽隆中，未免有些牽強。

所以，由此又引申出「襄陽說」其他學者論證隆中原在江北，後漢水改道至江南說和「沔之陽」非指水北，也可指水南，並提出漢陽即在漢水之南為證。

的確，在古代，河水改道是常有之事，《讀史方輿記要》也說：「水之至濁者莫如河，故河最善決。

北紀大川，漳水最濁。

南條大川，漢水最濁。

故漳、漢之水，亦多潰溢。

水道既變，小而城郭關津，大而古今形勢，皆為一易矣。

」現在的漢陽的確在漢水之南，但最早的漢陽城卻是在漢水之北，後漢水在入江前曾八次改道，才逐步將漢陽改到南岸來。

漢陽一名現在只是原先地名的延續，與實際地理方位已無關了。

所以，拿今天的漢陽來說明「沔之陽」可以在漢水南岸是不對的。

而在襄陽一帶，漢水改道將隆中改到漢水之南從地形上看幾乎不可能，除非漢水能將萬山沖走。

故同治《宜城縣誌》也記載：「光、均而上，兩岸夾山，無甚改移，谷、襄一帶，雖或不無變遷，而間夾山阜，中峙城鎮，大段不致紛爭，唯宜（城）屬地方，東西山崖懸隔，沿濱多平原曠野……泛漲崩淤，不數年而滄桑易處。

」這裡講得很清楚，谷城到襄陽段漢水改道的可能性很小，「大段不致紛爭」。

所以，將「沔之陽」與今天位於漢江南的隆中畫上等號，無論是「漢陽水南說」和「漢江改道說」都是很難確定的。

另外，劉弘這次去的是「亮故宅」，不是「草廬」、所以，即便能把「沔之陽」繞到「沔之陰」，也無法以此確定隆中就是諸葛亮「躬耕」的那個南陽。

當然，該論點緊接著又談到了「襄陽說」最核心的論據，即習鑿齒的：「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加上「襄陽無西」的民謠，正是這些說法，後被《水經注》、《三國演義》等廣為引用、添加，遂成為「襄陽說」的核心依據，將之視之為「能否論證襄陽隆中漢末屬於南陽郡，在某種意義上就成了諸葛亮躬耕地是南陽還是襄陽之爭的焦點。

」

就魏晉南北朝疆域與政區論，其研究難度可謂極大。

疆域大多伸縮不定，政區太多離析變遷。

即以政區而言，昔童書業先生撰《中國疆域沿革略》時感嘆道：「當時(東晉至隋)南北地方制度同入混亂狀態，實無法細加研究；即當時之沈約已不明其究竟，何況千餘年後之我輩耶!」所以，這不是一個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問題，限於文章篇幅，容日後另文再議。

四、「襄陽說」提出的諸葛亮躬耕隆中的另一個證據是，諸葛亮好友孟公威因思念家鄉汝南，「欲北歸」，遭到諸葛亮的極力勸阻。

從地理方位來說，汝南（郡治今河南平輿縣）在宛縣的正東，在襄陽的東北，如從宛至汝南，應是「東歸」，而不是「北歸」，只有從襄陽出發去汝南，才是「北歸」。

此事也載於《魏略》，因《三國志》無與此事相左的史料，可以認定為實。

但細看《魏略》，此事發生於「建安初」，即建安元年，時為諸葛亮躬耕南陽的前一年。

此時，他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俱遊學」於荊州。

這則史料以及諸葛亮的老師龐德公住在襄陽城南峴山南，司馬徽住在襄陽城東，諸葛亮的好友龐統住在襄陽白沙洲，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等也住在襄陽城西的檀溪，因受蔡瑁排擠而向諸葛亮求自安之術的劉表長子劉琦隨父住在襄陽城中等史料，均被「襄陽說」學者認為是證明諸葛亮躬耕隆中的鐵證。

筆者前文講過，諸葛亮隨叔父諸葛玄到荊州投奔劉表後，的確在襄陽生活了很長時間，在這裡有許多親朋好友，但「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諧劉鯀」。

因諸葛玄死於非命，劉表又「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

」因此，懷才抱藝之士多棄他而去。

如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表疑其心，陰御之」，後有馬躍檀溪之險。

別駕韓嵩乩操虛實，反疑韓嵩通敵，欲殺之。

禰衡為當時名士，表不能用，送江夏太守黃祖，後為黃祖所殺。

對此，諸葛亮洞若觀火，加上他太年輕，」時人莫許之「，劉表對太守一級的諸葛玄尚不能重用，更何況下一代的諸葛亮了，所以，在叔父這個靠山去世後，諸葛亮憤然（或不得已）離開襄陽，加上經濟所限，到戰亂後人少地多且易於耕種的南陽一帶躬耕就是必然的事了，「玄死，亮躬耕隴畝」。

諸葛玄的去世使年輕的諸葛亮一家的生活也發生極大變化。

我們可以將此事前後不同之處對比如下：

亮在襄陽是「遊學」，而在南陽是「躬耕」；

亮在襄陽的生活是「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在南陽則是「茍全性命於亂世」；

亮在襄陽理想是「每自比於管仲、樂毅」，而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

」而在南陽則是「不求聞達於諸侯」；

亮在襄陽時，故宅山清水秀，有井「廣五尺」，旁有「避暑台」，而在南陽，住的是「草廬」，即窩棚或泥坯草房；

亮在襄陽時是官宦子弟，叔父是太守級別的高官，生活無憂，而到了南陽，則一下落到了社會最底層，一介布衣，

諸葛亮對此用了一個自古以來形容不堪生活最為下作的詞語,「卑鄙"，連劉備這樣只有數千人馬的草莽英雄來訪他也認為是「猥自枉屈」，而發自內心的「由是感激」。

前後反差如此之大，襄陽南陽的生活對比如此鮮明，時間又在躬耕之前，所以，怎麼能用這樣的史料來解析「躬耕地」的問題呢？至於龐德公、司馬徽在襄陽的住處，孟公威和諸葛亮「欲北歸」的談論等，都是建安二年諸葛亮十七歲躬耕之前其遊學期間與老師和同學之間的交往。

而此後，諸葛亮基本就過了求學的年齡了，加上淪落南陽，躬耕亂世，地位卑鄙，無論財力和時間上，諸葛亮都無法再與這些名師、同學交往了。

所以，這些名人在襄陽的存在和活動都和解析諸葛亮的躬耕地無關了。

另外，上述史料中劉琦因受蔡瑁排擠而向諸葛亮求自安之術的記載則是在諸葛亮出山之後隨劉備到襄陽之事，這個事情很容易查清楚，看看《三國志》就知道了。

其一，此事是記於「三顧茅廬」之後，其二，劉琦問計諸葛亮後，「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

先主在樊聞之，率眾南行。

」此後，諸葛亮遠走夏口、巴蜀，再也沒有回過襄陽。

劉表去世為建安十三年七月，此事距「三顧茅廬」已過年余矣。

應當承認，史書中，諸葛亮在襄陽活動的記載較多，這也是許多人包括一些歷史學者相信「襄陽說」的主因之一。

但問題是我們爭論的焦點是「躬耕地」和「三顧之處」，史書中無諸葛亮在南陽活動的記載很容易解釋，他在南陽的躬耕生活已經淪落到了「卑鄙」的地步，「不求聞達」，居處僅「草廬」而已，還有何事好記？何處可留呢？加上東晉南北朝時期東晉和南朝的基本戰略是「守淮」和「守漢」，襄陽多在東晉、南朝統治之下，南陽則多在北朝統治之下，荊襄文人往來不便，所以，在諸葛亮的生平中，建安二年至十二年在南陽的活動記載是一個空白，只有他在《出師表》中短短五十九字自述。

但在襄陽的活動在這個時期同樣也是一個空白，雖然躬耕前的遊學和出山後的政治軍事活動均有記載，但就是沒有躬耕活動的記載。

這也間接證明，這十年間，諸葛亮確實不在襄陽，而在他自己所說的南陽。

當然，也有人認為，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躬耕南陽的自述是自謙之辭，但我們通觀當時形勢，劉備已去世多年，劉禪是「扶不起的阿斗」，諸葛亮的地位在蜀國至高無尚，他有什麼必要自謙呢？又向誰自謙呢？在這裡只能解釋為諸葛亮對這段生活刻骨銘心的回憶，對劉備三顧茅廬改變自己一生命運的由衷感激。

他在襄陽有那麼多親朋好友，有那麼愜意輕閒的遊學生活，有自比管仲、樂毅的遠大抱負，有風光秀麗的故宅老井，但他在回顧自己一生時，為何隻字不提這些呢？而非要提「亂世」、「草廬」、「南陽」「躬耕」、「卑鄙」呢？所以，這些史料恰恰從另一個角度清晰地證明了諸葛亮躬耕地絕不會是在那樣一個優裕、清閒、秀麗之隱居所在。

重讀一下《出師表》，對比一下上述史料，難道不使人茅塞頓開嗎？

五、「襄陽說」還提出「從諸葛亮躬耕期間的親戚關係來看，也應寓居在南陽鄧縣隆中才合乎情理。

史載，諸葛亮的大姐嫁給中廬（今湖北南漳縣境）大族蒯家蒯祺，二姐嫁給了襄陽大族龐德公的兒子龐山民。

他迎娶的妻子是沔南名士黃承彥的女兒。

從時間上看，諸葛亮躬耕時年十七歲，諸葛亮的兩個姐姐出嫁均在諸葛亮「躬耕南陽」之前。

據《晉書》記載，魏晉時期女子成婚年齡在十三至十五歲之間，並規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北周武帝建國三年（574年）詔令「自今以後，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必須嫁娶。

所以，建安二年時，其兩姐出嫁均應已好幾年了。

至於亮娶黃承彥之女，史無載何時，但也應在建安二年之前，因為只有在躬耕之前，遊學的太守之侄才能與沔南名士之女門當戶對，況且，漢晉時男子的婚齡也多在17歲之前。

所以，這些史料只能證明諸葛亮十七歲以前在襄陽的活動，而無法證明躬耕時其所在。

倒是諸葛亮為其弟諸葛均娶南陽林氏為婦，恰恰是在躬耕這十年中。

《諸葛武侯集》注引《諸葛氏譜》稱：「亮為弟均，取南陽林氏女為婦，期年，生子名望。

」我們知道，魏晉時期特別重視婚姻的門第、血統，「尊世胄，卑寒士」，「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

」（唐代柳芳語）在襄陽時，因曾為太守的叔父在世，其大姐、二姐才能嫁大族蒯家、龐家，諸葛亮才能娶沔南名士之女，而到了南陽，他已成了布衣、農民，所以，其弟只能娶不知名的林氏女為婦。

這些史料恰恰又證明了諸葛亮十七歲前（躬耕前）在襄陽，而此後則到了南陽。

六、余先生的文章還提到「從東漢末年戰亂時鄧縣和宛縣兩地的政治形勢來看：劉表任荊州刺史時，便將荊州首府移至襄陽,使襄陽及周邊地區經濟發達、社會安定、人才聚集、教育發達，一度成為漢末學術文化中心。

而宛縣初為袁術占據，後來又為張繡占據（曹操就是在宛縣霸占張繡的嬸嬸而讓典韋喪命的），再後來為曹操占據，戰亂頻繁。

試想，諸葛亮投靠劉表是為了躲避北方戰亂，怎麼會去更加戰亂的宛縣呢？劉備於建安六年秋往投劉表，「表自郊迎，以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

……使拒夏侯淳、于禁等於博望。

」從這可知劉曹兩家的軍事分界線在博望鎮，若諸葛亮住在宛城，那是曹管區，劉備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帶著三騎穿越軍事分界線深入曹管區上百里去會見諸葛亮。

再說，曹操連徐庶的老母都要虜為人質，會放過諸葛亮和其家人？」

首先，余先生用鄧縣和宛縣兩地來做對比就不妥。

當時該地區兩大區域名稱應為荊襄和南陽，從未有人用「鄧縣」來代替「荊襄」、「襄陽」或「（漢）江南」的（社科院歷史所用的就是荊州、襄陽）。

鄧縣地處漢江北，屬南陽郡。

傳統的荊襄為襄陽至江陵、公安一帶，不包括漢江北，這和東晉南朝推行的「守淮」、「守漢」的原則是一樣的。

細看余先生的原文，和南陽宛縣一帶對比的其實就是南郡，因中原人士避亂江南，決不會跑到鄧縣了事。

況且，鄧縣在此期間也是一個是非之地，孫堅和黃祖就曾戰於「樊鄧之間」。

余先生有意用「鄧縣」而不用「荊襄」，恐怕還是為了將隆中附會「躬耕南陽」而有意為之。

也難為余先生了，如用「荊襄」那又和「躬耕南陽」對不上號了，所以，離襄陽三十里且處在江南的隆中決不能劃入荊襄，只能是「南陽鄧縣」。

當然，這不能算大錯，文字遊戲而已！但用同屬南陽郡的鄧縣和宛縣相比，來說明當時荊襄與南陽政治形勢的不同，這也有點太不著邊際了吧？

另外，余先生在這裡還犯了兩個大的錯誤，第一，諸葛亮到襄陽投奔劉表不是因為北方戰亂，其原因眾所周知，不述。

其二，余先生不查地理而誤認為博望在宛城南，錯矣。

博望在宛城北，今方城縣境內，距宛城約80餘里。

這條史料恰恰證明了「曹管區」在博望北，而宛城則是「劉管區」。

退一步講，即便當時宛城屬於「曹管區」，我們也沒有任何史料能去推測諸葛亮不會去宛縣躬耕，同樣也沒有什麼史料能證明劉備不敢到宛城三顧？

既然「襄陽說」對此做了大量的「推測」，那麼我們不妨也就此再「推測」一番。

宛縣在黃巾起義之後至建安四年曹操北歸進行官渡之戰期間，是亂世，但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他躬耕的南陽之地也是「亂世」，這兩點是相同的，不是推測。

而襄陽此期間則相對穩定，「一片綠洲」。

故幾十萬中原人士避亂江南，使原本耕地就少的荊襄地區人滿為患，加上北方的豪門仕族大量流入，人多地少是不可避免的矛盾。

而此時失去叔父這個主要生活來源的年輕的諸葛亮兄弟，要麼依靠其岳丈或朋友的資助，繼續過寄人籬下，仰人鼻息的隱居生活（繼續遊學則年齡已過，經濟來源也是問題。

做官則「時人莫許之」），要麼到北邊戰亂之後人少地多之處，自食其力，發憤圖強，盤桓待主。

顯然，諸葛亮選擇的是後者。

另外，劉備和關、張三人到宛城三顧茅廬，「襄陽說」一致認為他們不會到「敵占區」自投羅網，這種猜測未免太主觀，太現代。

劉備三顧茅廬是建安十二年，《三國志·武帝紀第一》記載，建安十二年曹操全年的行程為：「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秋七月，引軍出盧龍塞……八月，登白狼山……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九月，公引兵自柳成還……十一月至易水……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

」這清楚地表明該年全年曹操都在鄴以北的冀北、遼西作戰，而南陽此時恰恰是在劉表的控制之下，前文余先生所引用的史料也證明了曹、劉的軍事分界線在博望，南陽不是「敵占區」。

直到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公南征劉表。

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

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

」此後的南陽，包括襄陽都成了「曹戰區」矣。

由此可見，劉備建安十二年三顧茅廬時根本不存在什麼「敵占區」，退一步講，即便宛城是曹軍所據，當時軍閥占地也僅限於守城，盤查也只限於城門，城郭之外，如不有意設伏，即便軍隊也是暢通無阻。

這樣的記載很多。

新野至宛城騎馬不足半日行程，加上地形平坦，路曠人稀（《後漢書》載：南陽郡繁盛時37縣只有243萬餘人，平均每縣不到7萬人。

魏晉之後，人口銳減，《宋書》載：南朝新野郡領縣五，只有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三人。

南陽郡領縣八，僅三萬八千一百三十二人，比現在的西北地區還少）。

劉等三人化裝成行商，在沒有現代圖像技術和曹操又沒有通緝他的情況下，不進宛城，僅到城外的七里的臥龍崗，有何不可能？

再退一步講，就算到宛城有危險，求賢若渴的劉備難道就如「襄陽說」所推測的那樣「必不敢去」嗎？劉備手下的關、張皆有萬夫不當之勇，關羽在曹軍腹地尚能「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敢「單刀赴東吳」，《三國志》也記載其「策馬刺（顏）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

張飛長坂坡「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見《三國志》）。

且不說曹軍此時尚在河北、遼西，就算曹軍在城內，劉備三人就不敢到城外七里嗎？遠的不比，同期的孫堅亦是一位英雄，初平三年，「（孫）堅征荊州，擊劉表。

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見《三國志》）。

孫堅在兩軍對壘時尚敢「單馬行峴山」，到敵人占領的城外偵查地形，劉關張這樣的英雄在曹軍尚在河北時就不敢到宛城外的臥龍崗嗎？「必不敢去」這樣的推測對劉關張三人來講，簡直就是一個「笑話」。

結論：

從以上解析我們可以看出，「襄陽說」主要論據在確認諸葛亮躬耕地問題上都存在著諸多的不確定性，無論是「以向宛洛」、「欲北歸」、「亮北行見備」，還是諸葛亮在襄陽的人際關係、荊襄與南陽政治形勢的分析，都有主觀推測、史料真偽和時間錯位的問題，所引用的史料均難以說服人們相信諸葛亮躬耕於隆中的立論。

倒是深入研究後，深感襄陽古隆中的「諸葛隱居地」主題詞，古隆中山門兩旁「淡迫明志，寧靜致遠」的題字，「隆山懷抱，松鶴常鳴，奇石林立，庭院清靜」等宣傳語，與《出師表》中諸葛亮自我表述的「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以及「躬耕」、「草廬」、「卑鄙」、「猥自枉屈」等大相逕庭，完全是兩種截然不同，互相牴牾的境界。

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認定襄陽古隆中是諸葛隱居地、遊學地，南陽臥龍崗是諸葛躬耕地、三顧地，那上述兩說解讀相互矛盾的史料，可能就會在這種認定下豁然開朗，迎刃而解了。

當然，筆者的上述議論也是一孔之見，因條件所限，可能還有很多史料沒有看到或研讀偏差，形成新的「妄說」，所以，也懇請眾「襄陽說」的學者不吝賜教，以使這樁千年懸案能在這種商榷中逐步清晰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