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對"背後有怎樣的戰略玄機 | 地球知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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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我局的第137篇觀察文章,今天我們講講隆中對的故事

文字:張守哲 | 製圖、編輯:孫綠

在英雄輩出的三國時代,《隆中對》是理解整個故事的「文眼」。

在《隆中對》中,諸葛亮為劉備分析了天下形勢,提出「先取荊州為家、再取益州以成鼎足之勢、最後圖取中原」的戰略構想。

劉備集團此後的種種攻略皆源於此。

三顧頻煩天下計,一番晤對古今情

沒有《隆中對》,那麼後來出現的可能不是魏蜀吳鼎立的三國模式,而是曹魏VS孫吳的南北朝模式了。

「隆中對」直接影響了從公元207年劉備三顧茅廬到公元263年蜀漢滅亡的中國政治格局,其有效時間影響長達56年,時間跨度占了此後整個三國時代的77%。

毫不誇張地說,"隆中對"硬生生改變了一個時代的走向。

207年——隆中對

263年——蜀漢滅亡

是「天下三分」還是「南北對峙」?

在《隆中對》誕生的七年前,東吳重要謀士魯肅也為孫權提出了一項戰略方案——《榻上策》。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魯肅見到孫權,兩人合榻對飲、相談甚歡。

孫權問魯肅對東吳今後的戰略發展方向怎麼看?

魯肅回答說,漢室已經不能復興,曹操也無法除掉,為您考慮,只有把根基立於江東,才能爭奪天下。

北方容易出現紛爭,正因多紛爭,主公您正好可以溯江而上,先剿除黃祖,然後進伐劉表,攻取巴蜀,完全據有上中下游的長江天險,依託長江天險,與曹魏集團形成南北對峙局面。

魯子敬深知孤之憂慮

魯肅《榻上策》的理想劃界?

《榻上策》為孫權提出的是曹魏VS孫吳的南北朝模式,而諸葛亮的《隆中對》為劉備提出的則是「魏蜀吳」三國鼎立的模式。

後來的歷史發展基本走的是三國鼎立的模式,這是為什麼呢?

換句話說,在曹魏與孫吳兩大寡頭下,弱小的劉備集團是如何從夾縫中求得生存,贏得「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呢?而這也正是諸葛亮比魯肅的高明之處。

先取荊州為家、再取益州以成鼎足之勢

諸葛亮《隆中對》的理想劃界?

這涉及到寡頭市場參與主體的行為模式。

德國經濟學家斯塔克爾伯格(H. Von Stackelberg)曾提出「斯塔克爾伯格模型」。

該模型將寡頭細分為「實力雄厚的領導者」與「實力相對較弱的追隨者」兩種。

首先,市場領導者根據利潤最大化原則決定自己的市場行為,然後,市場的追隨者再根據市場領導者的行為決定自己的最優行為。

如此循環往復,形成寡頭格局下的行為模式。

具體到《隆中對》,可以把參與主體分為:領導者(曹魏)——追隨者(孫權、劉備)的三方博弈模式。

在該模式下,由於曹操實力最強,「此誠不可與之爭鋒」,所以,孫、劉均無法單獨與之對抗,必須聯合方能圖存。

這是三方的基本行為模式,具體而言:

第一種情況:如果曹操攻打劉備,那麼孫權一定會救援劉備。

「隆中對」之後第二年發生的赤壁之戰就是如此,市場的第二名和第三名一定會通過「抱團」取暖。

赤壁之戰

第二種情況:如果曹操攻打孫權,由於孫權在業內排行第二、且擁有長江天險,完全可以支撐較長時間,那麼劉備就可以按照《隆中對》提出的戰略方針,從容地攻取西川(益州)和漢中,建立一方霸業。

地圖

第三種情況:如果孫權攻打劉備,由於面臨著來自曹魏的壓力,那麼孫權只能敲打、而不能吞併劉備。

這就是後來在夷陵之戰大勝劉備後,為什麼孫權並沒有乘勝滅蜀了。

正是在上述三方博弈的行為模式下,劉備集團在短短十二年里(公元207~219年),迅速從寄人籬下發展到「進位漢中王」,成為三分天下中的一員,並順手「埋葬」了魯肅的南北朝模式。

天下「終歸一統」還是「永續分裂」?

《隆中對》與《榻上策》的另外一個重要區別,在於對終極戰略目標的判斷上。

在《隆中對》中,諸葛亮認為,實現「天下三分」只是第一階段,而「圖取中原」才是其終極目標!從後來的發展看,「諸葛秉政」之後,曾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為的就是實現一統天下的終極戰略目標。

相比之下,魯肅雖然也提出過圖取天下的目標,但是他的立足點還是「保江東以觀成敗」這個角度。

圖取中原與保江東以觀成敗

表面上看,兩者的差異是由意識形態導致的:劉備作為漢室之胄,心理上自然不會滿足於地方割據,本著「王業不偏安」的心態,所以要「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於舊都」。

相比之下,孫吳方面則沒有這層意識形態的色彩,屬於偏安一隅的狀態。

政治正確

拋開意識形態的差異,從政治市場結構演化的規律分析,諸葛亮的境界還是要比魯肅高:諸葛亮看出來了,不管將來是魏蜀吳三分還是魏吳對峙,這樣寡頭結構都不會長久,總有一天會改變,「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那麼,問題就不在於將來是否會統一、而是在於由誰來統一。

當然,站在劉備方面考慮,諸葛亮還是希望未來一統天下的能是蜀漢一方,實現「三家歸漢」。

對競爭對手的深刻洞察

《隆中對》中指出,天下將來會「有變」。

那麼,曹魏集團內部為什麼會「有變」呢?這要源於諸葛亮對曹魏這個市場領導者的深刻洞察:

曹操在創業上採用的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模式,帶來的好處,是曹操可以利用中央政府的名義和官職廣納人才,帶來的壞處則是這些人才究竟是誰的搞不清楚。

隊伍混雜,管理亦需要相當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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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陣營龐雜:有原來就在中央政府任職的,有後來被曹操選拔招攬的,還有朝廷官員推薦任命的,更有從敵營中招降納叛的,並非清一色的都是自己的隊伍。

加之曹操本人人品有誤,導致團隊整體道德水平低,容易出內亂。

朝廷里總會有不服的人存在,後方不穩定,朝廷內外的敵人都要對付,容易陷入兩面作戰的境地,從而影響事業的發展。

其實曹操也是個愛寫詩的文藝中年

曹操集團內部先後出現了董承「衣帶詔」事件、荀彧反對曹操封公建國、孔融、禰衡等人唱反調;赤壁之戰後,有人想借赤壁之敗扳倒曹操,趁機取而代之。

赤壁之戰後,曹操又進行了破馬、韓,征孫權,伐張魯三次戰爭,每次時間都不超過一年,甚至寧肯半途而廢也要返回鄴城,究其原因,用法正的話說,這不是曹操考察不周、用兵不足,一定是他內部出了問題,使他感受到了威脅。

董承衣帶詔事件

曹操之後,曹丕「篡漢立魏」、經過曹叡,三代之後,及至曹芳繼位,司馬懿父子開始依葫蘆畫瓢,曹魏步入了「司馬同槽」時期:從曹叡託孤、經洛陽政變,到曹芳被廢、曹髦被殺、包括期間的揚州之亂,前後共21年,正是魏國政局動盪時期,也就是諸葛亮所指的「天下有變」,或者魯肅所指的「北方誠多務」。

而這一戰略機遇期,蜀漢卻處於鴿派的蔣琬、費褘秉政時期,等到鷹派的姜維掌握兵權揮師北伐時,已經失之太晚了。

對蜀吳「中分天下」的地緣安排

《隆中對》的另一高明之處,在於對未來蜀吳「中分天下」的地緣安排。

「三分天下」時期,蜀漢占據的是荊州和益州,屬於中國地勢的第二階梯,而孫吳據有的揚州和交州則完全是第三階梯。

同時擁有雍州、益州的重要性

按照《隆中對》的構想,未來蜀吳如果分路北伐,一旦成功,將會形成與吳國東西二分天下之格局。

蜀國即使退到太行山一線,也仍然對吳有絕對的地緣優勢。

一方面因為中國的地形西高東低,高地對低地往往可以施加更大的地緣壓力。

而河、濟、淮、江四瀆,蜀國又皆處上水,順流而下其勢無匹。

儘管是二分天下,吳、蜀之優劣已決。

一旦重啟戰端,蜀漢可充分利用占據中國地勢第二階梯的地緣優勢,進攻處於第三階梯的吳國,統一天下,如「漢高祖故事」。

高祖當年便是同時具有四川和陝西、山西,占據第二階梯(地圖來自史圖館)

關於《隆中對》的戰略失誤,後世一般認為主要有兩點:一是關羽「大意失荊州」,使得蜀漢北伐失去了荊州這個前進基地,而不得不翻越祁山,後勤難濟,導致每次北伐均因糧草不濟而功敗垂成。

二是在首次北伐時,諸葛亮未採納魏延的「子午谷奇謀」,從而失去了襲取長安的機會。

事實上,《隆中對》不足還是要從建安十二年對當時格局判定說起:

即將被斬於馬下

政治格局判定時的無奈

回到公元207年,從當時的中國政治版圖來看,除了中原的曹魏集團、江東的孫權集團,在這兩家剩下的地盤其實共有三塊:除了《隆中對》所提到的荊州、益州,還有雍州(又稱為關中、秦川)。

雍州當時為韓遂、馬超據守,並不在曹操的控制之中。

從地緣環境上來看,如果劉備集團後來占據的是「雍州+益州」,那麼,在後來「三分天下」的鬥爭中,其地緣優勢將遠大於諸葛亮《隆中對》中所提到的「荊州+益州」。

而「雍州+益州」才是真正的「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邦在與項羽對峙鴻溝時,所依託的正是這塊戰略大後方。

從地緣上來看,一旦占據了「雍州+益州」,就可以牢牢占據中國地勢的第二階梯,做到進可攻、退可守,那麼,以第二階梯攻打第三階梯,正好可取地利上的優勢。

也就是說,得「雍州+益州」者方可得天下。

如果追溯到更早的戰國時代,在秦惠文王時,秦國內部面對到底是先「問鼎中原」還是先「攻取巴蜀」時,產生了分歧:縱橫家張儀認為,應先攻韓,打通東進中原的崤函通道;而司馬錯力主先攻取巴蜀,為秦國爭霸乃至統一六國提供穩定的戰略大後方,即「伐蜀則得楚」。

秦惠文王后來採納了司馬錯的建議。

秦國攻取巴蜀後,其地緣環境大大改觀,並且從根本上確立了對山東六國尤其是楚國的地緣優勢。

秦滅巴蜀之時,對楚已有了巨大戰略優勢(地圖來自史圖館)

設想一下,假如當年楚國不是急切地去問鼎中原(春秋楚莊王、戰國楚威王),而是溯江而上攻取巴蜀,「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那麼,焉有後來秦國的崛起?恐怕統一六國的是楚國而不是秦國了。

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擁有一個長遠的戰略眼光是多麼重要!

首先攻擊外圍,占據第二階梯,然後包圍中央,再蕩平東方

從三國之後的歷史發展來看,北周的立國者——宇文泰同樣是襲取巴蜀,在擁有「雍州+益州」的情形下,確立了與北齊、南陳鼎立的地緣優勢,使北周由周齊陳三國中最弱的一方,憑藉地緣優勢迅速崛起,為後來的北周武帝滅齊、楊堅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基礎。

那麼,問題就來了,在「隆中對」中,諸葛亮為什麼沒有提到雍州呢?

北周、北齊、陳(地圖來自史圖館)

作為一名傑出的戰略家,諸葛亮不會不知道雍州的地緣重要性。

筆者認為,諸葛亮之所以未提到雍州,有兩方面原因:

一是《隆中對》提出之時,劉備駐軍於荊州新野,與關中之間隔著廣闊的曹操統治區。

劉備即使想奪取關中,也是鞭長莫及。

二是諸葛亮為劉備設計戰略行動時間表的時候,一定也會預料到,在劉備西取荊州、益州的時候,曹操那邊也不會閒著,也必然會控制戰略位置極其重要的、而且還是中原屏障的雍州(關中)。

事實上,在劉備後來入川的同時,曹操不僅通過破「馬、韓」以取得關中,而且還通過「伐張魯」,初步控制了漢中——這塊益州的北面屏障,引得初至益州的劉備方面人心惶懼。

劉備起步較晚,大家都在圈地,占不到雍州了

以劉備方面的實力,能在曹魏立足未穩之時擊敗夏侯淵、重新奪回漢中就不錯了,要說進一步拿下關中,那就是舉手摘星辰了。

這裡的啟示在於,創業(對劉備來說是轉型) 起步一旦晚了,其最終成就也會受到深刻影響。

在東漢末年群雄逐鹿的時代,曹操集團正是占據了「創業時間早」這樣一個「天時」的優勢,迅速搶占地盤,成為市場領導者。

也正是由於起步晚了,劉備集團的發展速度再快,也只能奪取荊州和益州——這一個「戰略制高點」,要想奪取另一個「戰略制高點」——雍州,那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在後來的魏蜀吳三國綜合實力對比中,蜀國人口約有28萬戶,士兵人數約10萬。

吳國人口約有52萬戶,士兵約23萬。

魏國人口約有103萬戶,士兵約50萬。

從中可以看出,創業最晚的劉備集團實力也是最弱:人口僅占12%。

所以,諸葛亮後來六出祁山、仍難有突破,最後「星落秋風五丈原」。

也就是說,不是你看不到市場機遇,而是你的行動每次都比別人晚一拍,同樣也很難成功。

「出師未捷身先死,星落秋風五丈原」

地緣安排上的失誤

在擬定劉備集團奪取荊州和益州的戰略行動方案中,諸葛亮其實忽略了一點:荊州與益州在地緣上並不是一體的,相反,荊州(長江中游)與江東(長江下游)在地緣上其實才是一體的。

從地緣上來看,荊州在東吳的上游,在以水軍為主、並依託長江天險的東吳看來,荊州就等於懸在頭上的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

也就是說,不管後來劉備方面如何鼓動孫權去攻徐州戰合肥,與曹魏如何爭奪江淮江左地區,到最後,孫權集團去都會把注意力和主攻矛頭對準荊州,并力奪之的。

當時的三峽航運,應該還是挺困難的

另外,《隆中對》關於荊州作為蜀漢未來北伐基地之一的戰略安排,也間接導致後來劉備方面過於看重荊州了。

對於劉備集團來說,荊州的確是一塊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前進基地,但是其地緣特點,決定了遠在四川盆地的劉備即使擁有、也難以守住,有點兒雞肋的味道。

荊州16年新近落成的關公雕像

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蜀吳「湘水劃界」、中分荊州之後,這一劣勢越來越明顯,當時蜀漢方面所轄的荊州地區已經對東吳門戶洞開。

即使是蜀漢作出了上述讓步,荊州的地緣特點決定了孫吳方面的目標必然是奪取荊州全土。

因此,應該說,後來關羽的「失荊州」、劉備的夷陵之敗正是這種地緣安排的必然結果。

在湘水流域內,孫劉兩家之間的劃界是缺少地理分界線的,最終荊州是必要歸於一家

兵分兩路的弊端

諸葛亮《隆中對》在北伐中原的安排方面,具體採用的則是「兩路分兵」,即:一路以荊州為基地,進攻宛城、洛陽方向;另一路則以益州為基地,揮師進攻關中。

諸葛亮規劃兩路並進,就可奪取中原。

從地緣上來看,諸葛亮的兩路出兵,距離有千里之遙,首尾實難呼應。

兵力分散、不能集中兵力打擊敵人。

後來,在劉備剛剛攻取漢中後,曹操準備來犯,劉備於是命遠在荊州的關羽率軍北進,打響了襄樊之戰,打得曹操意欲遷都以避其鋒。

但是,一旦孫吳從東面襲取荊州時,遠在益州的劉備和諸葛亮根本來不及做出反應。

第一次夭折危機:赤壁之戰

自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諸葛亮「隆中對」出台,從之後的歷史發展來看,有三次危機可能會導致中途夭折:

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十月的「隆中對」中,諸葛亮為劉備安排的本來是「先取荊州為家、再取益州以成鼎足之勢」的戰略方案。

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僅僅不到一年時間,曹操就於次年秋初舉兵南征。

而此時的劉備尚未有效接收荊州。

隨著劉表病亡,荊州群臣擁立其子劉琮,而劉琮繼位後迅速降曹。

曹軍來勢洶洶,所向披靡,隨後更是在當陽大敗劉備,並迅速占領江陵/南郡,劉備和孫權所依託的「長江防線」被撕開一道口子。

形勢的突變,讓「隆中對」「鼎足三分」的建國道路面臨第一次重大危機。

「長江防線」被撕開一道口子

應該說,此時的形勢對曹操一片大好。

若能有效運用,當可趁勢掃平南方。

曹操方面可派一員大將,率步兵攻取夏口,從而將荊州最重要三鎮——襄陽、江陵、夏口盡收囊中。

那麼,遠在柴桑的孫權很可能就不敢輕舉妄動,且隨著曹軍聲威日隆,東吳內部必然會出現分歧。

可惜,驕傲的曹操未能抓住這一有利時機。

當此生死存亡之際,初出茅廬年僅27歲的諸葛亮臨危受命、以其傑出的外交才能出使東吳,完成了「聯吳抗曹」的艱巨使命。

孫劉結盟後,與曹操在赤壁爆發了遭遇戰,不習水戰的曹軍旋即大敗,隨後退出荊州。

自此,魏蜀吳「鼎足三分」的局面出現雛形,「隆中對」的戰略目標開始邁出艱難的第一步。

第二次夭折危機:曹操平定漢中時期

建安十六年至十九年(公元211-214年),劉備乘虛而入,以詐力取得西川,立足未穩。

與此同時,曹操西征張魯,平定漢中。

介於漢中是蜀郡的咽喉和門戶。

此時劉備遠在與孫權對峙的荊州前線。

謀士劉曄、司馬懿建議曹操乘勝取蜀,但曹操受制於「內有憂逼」的情形、並未採納其建議,而是選擇撤兵。

曹公失去了最後的機會

曹操因此失去了在有生之年統一中國的可能性,「隆中對」的第二次危機也就此躲過。

曹軍一撤,劉備旋即發兵攻取,漢中歸蜀,從此再也沒有落到過曹操手上。

劉備隨後進位漢中王,達到其事業的巔峰。

214年,劉備收蜀,一旦控制漢中,三國鼎足之勢形成

第三次夭折危機:「夷陵之戰」時期

「隆中對」所面臨的第三次夭折危機,出現在劉備執意伐吳的「夷陵之戰」時期。

自荊州被東吳襲取、關羽被殺後,為奪回荊州,劉備不顧群臣勸阻,在稱帝後僅三個月,就率傾國之兵東征孫吳。

孫權遣書請和,劉備盛怒不許。

曹魏方面的謀士劉曄識破孫權遣使稱臣的目的,向曹丕進言,藉此千載難逢之機,聯蜀滅吳,然後再大舉伐蜀,從而實現統一中國的目標。

然而,缺乏戰略眼光的曹丕,竟然輕易放棄,錯失了統一全國的大好機會。

「隆中對」的第三次夭折危機再次輕輕翻過。

夷陵之戰後,「隆中對」所描繪的「三國鼎立」局面最終形成。

至此,「隆中對」所面臨的三次夭折危機均安然度過。

蜀漢從無到有,終於成為三國中的鼎立一方。

細細分析,會發現,每次危機的主動權均是掌握在三方中的最強者——曹魏的手中。

這倒也非常符合市場格局的特點——市場的主動權一般掌握在市場領導者手中。

假使曹魏能及時採取正確措施,那麼縱使有十個諸葛亮也無法挽狂瀾於既倒。

當初,諸葛亮選擇了相對較弱的劉備一方「鞠躬盡瘁」,當然,最終也未實現「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目標,其實並不全賴個人因素。

這也印證了那句話——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個人奮鬥,但是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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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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