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出師未捷身先死」,差不多20年前就埋下了伏筆 癥結早被某人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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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劉備不久虎口拔牙,硬是從曹操手裡奪得漢中,此次荊州之爭的負面影響就容易被忽略。

但我認為,這一輪博弈深刻地改變了三國風雲的走勢,讓諸葛亮「隆中對」只有上半場,卻難以延續下半場,「出師未捷身先死」在建安二十年(215)就提前埋下了伏筆。


【我品三國】

三國的博弈與均衡

建安二十四年(219),關羽向樊城發起了進攻。

此前劉備剛贏得漢中之爭,隨即派孟達攻占了房陵郡,繼而令劉封與之合兵逼降上庸太守申耽。

如果關羽攻下襄樊,那麼與漢中、上庸將連成一線,北伐形勢一片大好。

劉備對曹魏連戰告捷,無疑讓孫權心情複雜。

自建安十三年(208)孫、劉結盟以來,曹操一直是他們共同的敵人。

在這場紛繁複雜的博弈中,曹魏是實力超強的一方,孫權、劉備只有聯手才能自保。

赤壁之戰正是「兩弱」合力勝「一強」的範例,並由此初步形成南北對峙的均衡態勢。

從某種角度看,劉備贏了曹操屬戰略上的利好,表明天平有向弱勢方傾斜的可能性。

然而,孫權心頭的另一種滋味更是翻江倒海。

赤壁之戰全憑周瑜在前線指揮,劉備的兩萬人馬僅僅起了一點輔助作用,可戰後分羹卻搶在前頭。

趁著周瑜與曹仁力戰的間隙,劉備在江南一口氣拿下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次年,劉備表孫權為徐州牧,孫權表劉備為荊州牧,前者純粹是一張空頭支票,後者卻得到許多實利。

不僅如此,劉備以請求督統荊州之名,瞄上了周瑜費九牛之力奪取的江陵,並最終借得南郡。

因此,赤壁之戰僅僅讓孫權添了江夏郡,除曹操繼續占有南陽郡和以襄陽為中心的南郡另一半之外,劉備一舉將其餘四個半郡納入囊中。

對於這一分配格局,孫權從內心裡不爽。

事實上,周瑜早就料到劉備會成為博弈的對手,也試圖加以控制。

[1]但孫權站得更高,思慮曹操在北方虎視眈眈,應當廣攬英雄,加上劉備並不容易被制服,故未予採納。

魯肅則一語中的,認為將荊州借給劉備,以此安撫百姓,既為曹操樹敵,又使自己樹黨,可謂上策。

[2]也就是說,面對曹操這個強敵,劉備固然不可缺孫權的援助,孫權也需要劉備形成掎角之勢。

孫權出借荊州,非因血濃於水的友情,實因獨木難擎的形勢。

既然與曹操缺乏一對一博弈的底氣,那只有扶持第三方,讓更多勢力參與角逐,從而拓展迴旋餘地。

所以明知劉備占了便宜,孫權也寧可用局部的利益失衡,換取全局的戰略主動。

畢竟除此之外沒有更好的方案,就只有接受最不壞的那種結果。

劉備和諸葛亮都是高明的博弈者。

而劉備最有力的籌碼,恰恰在於沒有什麼可以失去。

建安十三年(208)十月,諸葛亮前往東吳,首先給孫權出了一道選擇題:「如果能用吳、越之眾與中原抗衡,不如早點與曹操絕交;如果不能與他對抗,何不放下武器、捆起盔甲,向曹操稱臣呢?!」對劉備而言,是戰是降已毫無退路——他既無地盤可資談判,又早有投曹又叛曹的前科,此時「死豬不怕開水燙」,只能做一個百分之百堅定的抵抗者。

但孫權「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如此豐厚的資源反意味著決策風險,以致博弈面臨較高的機會成本和隨之而來的沉沒成本。

正因如此,孫權走的每一步棋就比劉備更費心機。

當劉備求借南郡之時,拒絕或許是孫權的第一反應,但這勢必與對方留下隔閡。

那時的孫權雖然毋須看劉備臉色,可卻需要幫手來鞏固基業。

劉備並無太多既得利益,沒有罈罈罐罐反能輕裝上陣。

即使與孫權鬧崩,就像遊牧部落也自可隨處遷徙。

孫劉聯盟假如解體,後果是被曹操各個擊破。

而損失最大的不是劉備,正是擁有富饒江東的孫權。

由此來看,處於次強一方的孫權,比最弱小的劉備還要關切結盟的可持續性。

劉備則可採取經濟學中「智豬博弈」的策略,通過必要的依附和等待,贏得搭便車的納什均衡。

[3]所以,孫權雖不情願借南郡,但考慮到借的總體收益大於綜合成本,於是達成了一份理性的合約。

曹操的反應很能說明問題。

在獲悉孫權借地的當兒,他正在寫字,居然震驚得將手中的筆掉到地上。

[4]可見,最不希望劉備得荊州是曹操。

假如按「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邏輯,孫權慷慨借地,在戰略層面完全正確。

然而,時間一晃過去了九年,當關羽開始攻打樊城的時候,孫權的內心越來越失去了平衡。

心理的失衡,源於利益的失衡。

早在建安五年(200),魯肅就曾建議孫權消滅黃祖、討伐劉表,將地盤擴大到長江上游,繼而稱帝圖取天下。

後來,甘寧也提出向西占領楚關,進一步擴大勢力,繼而謀劃巴蜀之地;周瑜更是闡述了「得蜀而並張魯」「據襄陽以蹙操」的具體步驟。

可以說,荊州、益州原本就是孫吳吞併的兩大目標。

可隨著時間的推移,孫權不僅沒能獲得相應地盤,反而讓原先寄人籬下的劉備捷足先登。

對孫劉聯盟來說,劉備得益州,按理也屬於帕累托改進;[5]但由於孫權沒有從中得益,客觀上導致孫吳集團的效用水平不升反降。

尤其可恨的是,劉玄德兩面三刀,更觸犯了孫權的心理底線。

據《獻帝春秋》所載,孫權曾相邀一起攻取蜀地,為劉備婉拒。

當吳將孫瑜進駐夏口時,他還藉口與劉璋同宗,稱孫權若想取蜀,自己將披髮隱入山林,以不失信於天下。

但話音剛落,劉備本人反倒進入了西川。

孫權大呼此人狡猾,[6]卻徒喚奈何。

建安十九年(214),劉備取得成都,遂領益州牧。

孫權遣諸葛瑾索要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對方的回答是:必須等我得到涼州之後,才把荊州給你。

[7]

可見,劉備一直是以巧詐、搪塞的態度對待孫權,但此種招術不能多用,否則就會起反作用。

建安二十年(215),孫權看軟的一套不行,就乾脆出兵強取。

荊州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盤散沙,呂蒙不費吹灰之力即拿下了南三郡。

劉備親率五萬大軍來到公安,又令關羽進駐益陽,開始向東吳擂起戰鼓。

孫、劉交惡對曹操是重大利好,他趁機挫敗張魯,奪取了漢中這一戰略要地。

劉備見勢不妙,立即與孫權講和,後以湘水為界中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屬孫權,南郡、零陵、武陵屬劉備。

孫權不算刻薄,當劉備幾陷兩線作戰的窘境時,他沒有得寸進尺,甚至交還已到手的零陵郡,使雙方重歸於好。

由於劉備不久虎口拔牙,硬是從曹操手裡奪得漢中,此次荊州之爭的負面影響就容易被忽略。

但我認為,這一輪博弈深刻地改變了三國風雲的走勢,讓諸葛亮「隆中對」只有上半場,卻難以延續下半場,「出師未捷身先死」在建安二十年(215)就提前埋下了伏筆。

其實蜀漢早有一位人傑談了真知灼見。

他認為:劉備當初不先取漢中,反而跑到荊州爭奪南三郡,結果既把三郡讓給了吳人,使將士們白白受勞役之苦,並且丟了漢中,還讓夏侯淵、張郃深入巴西郡,差點失去了整個益州。

[8]此人姓廖名立,自認為才幹、名氣與諸葛亮匹敵。

上述一番話,也表明他非凡的洞察力。

漢中為秦初三十六郡之一,北依秦嶺,南屏巴山,漢水穿越其中,構成地肥物豐的小盆地。

作為益州的北大門,假如被曹操占有,劉備在蜀地將無險可守。

因此,當曹操一度奪取漢中,繼而分兵攻下巴郡,就將劉備逼到了生死攸關的境地。

劉備原本有著戰略上的主動權。

建安十九年(214)六月,劉璋開城投降;同年七月,曹操舉十萬大軍南征孫權。

劉備大可利用曹、孫相爭的時間窗口,挾取成都之餘勇,一鼓作氣拿下漢中。

遺憾的是,他未能把握當時的主攻方向,卻拘泥於荊南三郡的局部利益,不惜在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同錯誤的對手撕破臉面,並差一點打起一場錯誤的戰爭。

雖然雙方立即握手言和,但此番錯誤卻使劉備的機會成本極其慘重。

虧得曹操也在關鍵時刻出錯,沒有聽取司馬懿、劉曄乘勝進兵的建議,在得隴之後無意望蜀,於是給了劉備翻盤的機會。

但即使劉備後來奪得漢中,此漢中已非彼漢中。

因為在建安二十年(215年),張既就建議用漢中幾萬戶人家充實長安及三輔地區,曹操予以採納,後來讓他到武都遷徙五萬多戶氐人到扶風、天水境內。

[9]杜襲留督漢中期間,又遷徙八萬多人到洛陽、鄴縣。

[10]可見,留給劉備的是被洗劫一空、荒無人煙的土地。

這也使此後諸葛亮北伐缺乏賴以支撐的前沿基地,縱然費盡心機移民、屯田,以致發明「木牛流馬」作運輸工具,仍屢因糧餉不濟而無奈撤軍。

劉備在荊州問題上算小帳,不僅使己方在與老對手曹操的博弈中失去先機,而且將盟友也逐漸推向了對立面。

從短期來看,雖然他及時調整策略,通過與孫吳平分荊州,又達成暫時的利益均衡,但雙方心裡的疙瘩卻難以消除,以致一步步由合作博弈走向非合作博弈。

毫無疑問,這是最為嚴重的後遺症。

建安十九年(214)四月,諸葛亮與張飛、趙雲溯流入蜀,留關羽獨守荊州。

如果說先前劉備將過多的「棋子」擺在後方,此次幾乎將重心全移向了益州。

就人員布局而言,這也是一種失衡。

好在關雲長的運氣不錯,因為此時的東吳大都督,已非虎視鷹瞵的周公瑾,而換成了慈眉善目的魯子敬。

反倒是關羽喜歡生事,史載他多次猜疑孫吳,不斷在邊界發生衝突。

[11]毫無疑問,魯肅是調和吳、蜀關係的首席鴿派,他有與生俱來的大局觀。

建安二年(197),魯肅第一次面見孫權,就石破天驚地宣稱:「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

」在赤壁之戰前夕,他更是東吳最先主戰的鐵桿鷹派。

這說明對關羽懷柔,絕非魯肅膽怯,而是綜合判斷天下大勢之後的理性選擇,完全出於謀求孫吳利益與孫、劉聯盟利益的最大交集。

但關羽遠沒有這樣的智慧,他與魯肅缺乏基本共識。

事實上,雙方圍繞荊州展開了一番鷹鴿博弈。

也就是說,假如彼此友好相處、共同抗曹,本來都能得到最大的收益;可面對鴿派的魯肅,關羽並沒有選擇協作,而像一隻咄咄逼人的鷹,自然容易在短期內賺到便宜。

曾國藩說:「君子與小人斗,小人必勝。

」一定程度上講,關羽在荊州確有一點小人作派,因而陷魯肅於被動。

不過,由於眼光、器度、脾性的局限,他終究以小失大,不知不覺地葬送了蜀漢的前程。

當孫權、劉備於建安二十年(215)分治荊州後,雙方握手言和,但各自的心思卻不同。

對劉備來說,此事似乎已徹底解決,吳、蜀互不相欠。

可對孫權來說,和約只是權宜之計,荊州的一半仍然被借。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荊州存在產權界定模糊的問題。

劉備因與劉表、劉琦的親緣關係,又身為荊州牧,多少有點占之理所當然的心理。

何況已用長沙、桂陽兩郡換取實際所借的南郡,更是在利益上扯平了。

至於孫權,則視荊州為已方在赤壁力挫曹操所贏得的戰利品,天經地義對全域擁有絕對的權屬。

認識的偏差,使雙方缺乏協調一致的預期,故在孫吳處心積慮的同時,劉備一方卻出現了博弈中的集體盲點。

荊州乃四戰之地。

清代顧祖禹有言:「蓋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東西之強弱系焉,此有識者所必爭也。

」一旦孫權、劉備在歸屬問題上不能達成默契,荊州便成了是非之地。

建安二十二年(217),孫權遣使者向曹操請降,雙方盟誓,還重新結為姻親。

對這麼要緊的信號,劉備一方居然毫無警覺,既沒有調兵遣將以作防備,更別說未雨綢繆修補孫劉聯盟的裂痕。

孫權畢竟是很有彈性的人。

他既不滿於劉備的過河拆橋、得寸進尺,又清醒地知曉吳、蜀只有聯手,才能與曹魏求得戰略上的某種均勢。

所以,孫權仍然竭力拉攏關羽,甚至為兒子求娶關羽之女。

婚姻在古時通常是一種政治行為。

匪夷所思的是,關羽非但不給笑臉,還粗暴地辱罵來使,這顯然挑戰了孫權的心理底線。

周瑜去世以來,東吳諸將一直以低姿態面對關羽。

且不說魯肅,即使是磨刀霍霍的呂蒙,在接任都督後,表面上仍加倍與關羽親密友好。

[12]也許正因如此,關羽更加傲慢,根本無視盟友的顏面與潛在的威脅。

一個驕狂的將軍,往往好大喜功。

尤其當看不見別人的威脅,便很習慣地自己開始製造威脅。

建安二十四年(219),關羽將目光鎖定曹仁駐守的樊城,發起了浩浩蕩蕩的北伐。

此戰究竟是奉命而行,還是一次自作主張,至今難以下確定性的結論。

但從該年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八月關羽發起襄樊之戰的時間點看,兩者似乎有次序上的關聯性。

幾乎在同時,孫權也進攻合肥——這應該不是他與劉備的事先協同,但關羽此時進兵,客觀上對曹魏形成了組合攻勢。

所以,無論襄樊之戰由誰發起,劉備的決策中樞起碼默許。

隨後關羽旗開得勝,不僅擒于禁、斬龐德、水淹七軍,連周邊諸縣的反叛勢力都遙向接受其官印、官號。

關羽一時「威震華夏」,曹操甚至與人商議遷都,以避其鋒芒。

可以說,蜀漢聲勢在此刻達到了歷史的巔峰。

相對於關羽在西線所向披靡,孫權卻在東線無功而返。

赤壁之戰以來的十一年時間,劉備成了最大的利益獲得者,魏、吳、蜀的實力排序儼然已轉化為魏、蜀、吳。

與之同時,孫權先前面對劉備的那種優越感,也由於對方迅速崛起而消失殆盡,並且逐漸由羨慕轉化成了嫉妒。

形勢的巨變,不免讓他重新審視借荊州的意義所在。

按照原先的設想,劉備駐守荊州,可以北抗曹操、屏蔽江東,對孫權集團具有經濟學上的正外部性。

[13]但劉備、關羽的作派,卻令人如鯁在喉。

這些年曹魏攻伐的重心仍在東吳,以合肥為中心的淮南地區即主戰場。

而劉備既趁機奪了益州,關羽又頻頻在邊境製造事端。

換句話講,他們只單純轉嫁了成本,卻很少承擔盟友的義務,不僅預期的正外部性沒有出現,借荊州的種種負面效應則不斷顯現。

一方過多憑空受益,意味著難保利益的均衡,也意味著合作不可能長期維繫。

當關羽北上高奏凱歌時,敏銳的司馬懿就指出,彼方得志絕非孫權所願,於是獻計派人利誘,慫恿孫權從後方襲擊,自可解樊城之圍。

[14]曹操隨即採納了這一建議,心裡正憋屈著的孫權也一拍即合。

「世上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

」十九世紀英國政治家帕麥斯頓的一句名言,在三國的歷史風雲中頻頻得到了印證。

當然,幫孫權下最後決心的關鍵人物有兩位。

其一是呂蒙。

他認為對付曹操無須依靠關羽,況且劉備和關羽崇尚詐力、反覆無常,不可以知心相待。

[15]這顯然推翻了聯劉抗曹的立論,並且從道德品行層面貶斥對方,以提升決裂的正義性。

孫權內心的天平日益傾斜,而關羽此刻又用實際行動為呂蒙的闡述寫下註腳。

就在與曹軍酣戰之際,他竟然藉口缺糧,未經通報就擅取東吳的存米。

這在孫權的眼裡,肯定不只是一點軍糧受損,更有尊嚴被粗暴地踩在腳下的屈辱。

「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當即推倒了白衣渡江的多米諾骨牌。

(未完待續)

《三國大榜單——巔峰對決的歷史餘味》

陳廣勝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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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國志·周瑜傳》:「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

願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

[2]《三國志·魯肅傳》裴注引《漢晉春秋》:「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

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

[3]納什均衡又稱非合作博弈均衡,在該策略組合上,任何參與人單獨改變策略都不會得到好處。

換句話說,當其他人都不改變策略時,沒有人會改變自己的策略,則相應的策略組合就是一個納什均衡。

[4]《三國志·魯肅傳》:「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5]帕累托改進由義大利經濟學家維弗雷多·帕累托提出,指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的境況變得更好。

[6]《三國志·魯肅傳》:「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

[7]《三國志·先主傳》:「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

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

』」

[8]《三國志·廖立傳》:「昔先帝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

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

[9]《三國志·張既傳》:「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10]《三國志·杜襲傳》:「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

[11]《三國志·魯肅傳》:「羽及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

[12]《三國志·呂蒙傳》:「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

[13]外部性又稱溢出效應,指一個人或群體的決策和行動使另一個人或群體受益、受損的情況。

其中,帶來受益的即正外部性,受益者無須為此花費代價。

[14]《三國志·關羽傳》:「司馬宣王、蔣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

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

[15]《三國志·呂蒙傳》:「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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