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出師未捷身先死」，差不多20年前就埋下了伏筆 癥結早被某人點出

由於劉備不久虎口拔牙，硬是從曹操手裡奪得漢中，此次荊州之爭的負面影響就容易被忽略。

但我認為，這一輪博弈深刻地改變了三國風雲的走勢，讓諸葛亮「隆中對」只有上半場，卻難以延續下半場，「出師未捷身先死」在建安二十年（215）就提前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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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品三國】

三國的博弈與均衡

一

建安二十四年（219），關羽向樊城發起了進攻。

此前劉備剛贏得漢中之爭，隨即派孟達攻占了房陵郡，繼而令劉封與之合兵逼降上庸太守申耽。

如果關羽攻下襄樊，那麼與漢中、上庸將連成一線，北伐形勢一片大好。

劉備對曹魏連戰告捷，無疑讓孫權心情複雜。

自建安十三年（208）孫、劉結盟以來，曹操一直是他們共同的敵人。

在這場紛繁複雜的博弈中，曹魏是實力超強的一方，孫權、劉備只有聯手才能自保。

赤壁之戰正是「兩弱」合力勝「一強」的範例，並由此初步形成南北對峙的均衡態勢。

從某種角度看，劉備贏了曹操屬戰略上的利好，表明天平有向弱勢方傾斜的可能性。

然而，孫權心頭的另一種滋味更是翻江倒海。

赤壁之戰全憑周瑜在前線指揮，劉備的兩萬人馬僅僅起了一點輔助作用，可戰後分羹卻搶在前頭。

趁著周瑜與曹仁力戰的間隙，劉備在江南一口氣拿下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次年，劉備表孫權為徐州牧，孫權表劉備為荊州牧，前者純粹是一張空頭支票，後者卻得到許多實利。

不僅如此，劉備以請求督統荊州之名，瞄上了周瑜費九牛之力奪取的江陵，並最終借得南郡。

因此，赤壁之戰僅僅讓孫權添了江夏郡，除曹操繼續占有南陽郡和以襄陽為中心的南郡另一半之外，劉備一舉將其餘四個半郡納入囊中。

對於這一分配格局，孫權從內心裡不爽。

事實上，周瑜早就料到劉備會成為博弈的對手，也試圖加以控制。

[1]但孫權站得更高，思慮曹操在北方虎視眈眈，應當廣攬英雄，加上劉備並不容易被制服，故未予採納。

魯肅則一語中的，認為將荊州借給劉備，以此安撫百姓，既為曹操樹敵，又使自己樹黨，可謂上策。

[2]也就是說，面對曹操這個強敵，劉備固然不可缺孫權的援助，孫權也需要劉備形成掎角之勢。

孫權出借荊州，非因血濃於水的友情，實因獨木難擎的形勢。

既然與曹操缺乏一對一博弈的底氣，那只有扶持第三方，讓更多勢力參與角逐，從而拓展迴旋餘地。

所以明知劉備占了便宜，孫權也寧可用局部的利益失衡，換取全局的戰略主動。

畢竟除此之外沒有更好的方案，就只有接受最不壞的那種結果。

劉備和諸葛亮都是高明的博弈者。

而劉備最有力的籌碼，恰恰在於沒有什麼可以失去。

建安十三年（208）十月，諸葛亮前往東吳，首先給孫權出了一道選擇題：「如果能用吳、越之眾與中原抗衡，不如早點與曹操絕交；如果不能與他對抗，何不放下武器、捆起盔甲，向曹操稱臣呢？！」對劉備而言，是戰是降已毫無退路——他既無地盤可資談判，又早有投曹又叛曹的前科，此時「死豬不怕開水燙」，只能做一個百分之百堅定的抵抗者。

但孫權「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如此豐厚的資源反意味著決策風險，以致博弈面臨較高的機會成本和隨之而來的沉沒成本。

正因如此，孫權走的每一步棋就比劉備更費心機。

當劉備求借南郡之時，拒絕或許是孫權的第一反應，但這勢必與對方留下隔閡。

那時的孫權雖然毋須看劉備臉色，可卻需要幫手來鞏固基業。

劉備並無太多既得利益，沒有罈罈罐罐反能輕裝上陣。

即使與孫權鬧崩，就像遊牧部落也自可隨處遷徙。

孫劉聯盟假如解體，後果是被曹操各個擊破。

而損失最大的不是劉備，正是擁有富饒江東的孫權。

由此來看，處於次強一方的孫權，比最弱小的劉備還要關切結盟的可持續性。

劉備則可採取經濟學中「智豬博弈」的策略，通過必要的依附和等待，贏得搭便車的納什均衡。

[3]所以，孫權雖不情願借南郡，但考慮到借的總體收益大於綜合成本，於是達成了一份理性的合約。

曹操的反應很能說明問題。

在獲悉孫權借地的當兒，他正在寫字，居然震驚得將手中的筆掉到地上。

[4]可見，最不希望劉備得荊州是曹操。

假如按「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邏輯，孫權慷慨借地，在戰略層面完全正確。

然而，時間一晃過去了九年，當關羽開始攻打樊城的時候，孫權的內心越來越失去了平衡。

二

心理的失衡，源於利益的失衡。

早在建安五年（200），魯肅就曾建議孫權消滅黃祖、討伐劉表，將地盤擴大到長江上游，繼而稱帝圖取天下。

後來，甘寧也提出向西占領楚關，進一步擴大勢力，繼而謀劃巴蜀之地；周瑜更是闡述了「得蜀而並張魯」「據襄陽以蹙操」的具體步驟。

可以說，荊州、益州原本就是孫吳吞併的兩大目標。

可隨著時間的推移，孫權不僅沒能獲得相應地盤，反而讓原先寄人籬下的劉備捷足先登。

對孫劉聯盟來說，劉備得益州，按理也屬於帕累托改進；[5]但由於孫權沒有從中得益，客觀上導致孫吳集團的效用水平不升反降。

尤其可恨的是，劉玄德兩面三刀，更觸犯了孫權的心理底線。

據《獻帝春秋》所載，孫權曾相邀一起攻取蜀地，為劉備婉拒。

當吳將孫瑜進駐夏口時，他還藉口與劉璋同宗，稱孫權若想取蜀，自己將披髮隱入山林，以不失信於天下。

但話音剛落，劉備本人反倒進入了西川。

孫權大呼此人狡猾，[6]卻徒喚奈何。

建安十九年（214），劉備取得成都，遂領益州牧。

孫權遣諸葛瑾索要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對方的回答是：必須等我得到涼州之後，才把荊州給你。

[7]

可見，劉備一直是以巧詐、搪塞的態度對待孫權，但此種招術不能多用，否則就會起反作用。

建安二十年（215），孫權看軟的一套不行，就乾脆出兵強取。

荊州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盤散沙，呂蒙不費吹灰之力即拿下了南三郡。

劉備親率五萬大軍來到公安，又令關羽進駐益陽，開始向東吳擂起戰鼓。

孫、劉交惡對曹操是重大利好，他趁機挫敗張魯，奪取了漢中這一戰略要地。

劉備見勢不妙，立即與孫權講和，後以湘水為界中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屬孫權，南郡、零陵、武陵屬劉備。

孫權不算刻薄，當劉備幾陷兩線作戰的窘境時，他沒有得寸進尺，甚至交還已到手的零陵郡，使雙方重歸於好。

由於劉備不久虎口拔牙，硬是從曹操手裡奪得漢中，此次荊州之爭的負面影響就容易被忽略。

但我認為，這一輪博弈深刻地改變了三國風雲的走勢，讓諸葛亮「隆中對」只有上半場，卻難以延續下半場，「出師未捷身先死」在建安二十年（215）就提前埋下了伏筆。

其實蜀漢早有一位人傑談了真知灼見。

他認為：劉備當初不先取漢中，反而跑到荊州爭奪南三郡，結果既把三郡讓給了吳人，使將士們白白受勞役之苦，並且丟了漢中，還讓夏侯淵、張郃深入巴西郡，差點失去了整個益州。

[8]此人姓廖名立，自認為才幹、名氣與諸葛亮匹敵。

上述一番話，也表明他非凡的洞察力。

漢中為秦初三十六郡之一，北依秦嶺，南屏巴山，漢水穿越其中，構成地肥物豐的小盆地。

作為益州的北大門，假如被曹操占有，劉備在蜀地將無險可守。

因此，當曹操一度奪取漢中，繼而分兵攻下巴郡，就將劉備逼到了生死攸關的境地。

劉備原本有著戰略上的主動權。

建安十九年（214）六月，劉璋開城投降；同年七月，曹操舉十萬大軍南征孫權。

劉備大可利用曹、孫相爭的時間窗口，挾取成都之餘勇，一鼓作氣拿下漢中。

遺憾的是，他未能把握當時的主攻方向，卻拘泥於荊南三郡的局部利益，不惜在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同錯誤的對手撕破臉面，並差一點打起一場錯誤的戰爭。

雖然雙方立即握手言和，但此番錯誤卻使劉備的機會成本極其慘重。

虧得曹操也在關鍵時刻出錯，沒有聽取司馬懿、劉曄乘勝進兵的建議，在得隴之後無意望蜀，於是給了劉備翻盤的機會。

但即使劉備後來奪得漢中，此漢中已非彼漢中。

因為在建安二十年（215年），張既就建議用漢中幾萬戶人家充實長安及三輔地區，曹操予以採納，後來讓他到武都遷徙五萬多戶氐人到扶風、天水境內。

[9]杜襲留督漢中期間，又遷徙八萬多人到洛陽、鄴縣。

[10]可見，留給劉備的是被洗劫一空、荒無人煙的土地。

這也使此後諸葛亮北伐缺乏賴以支撐的前沿基地，縱然費盡心機移民、屯田，以致發明「木牛流馬」作運輸工具，仍屢因糧餉不濟而無奈撤軍。

劉備在荊州問題上算小帳，不僅使己方在與老對手曹操的博弈中失去先機，而且將盟友也逐漸推向了對立面。

從短期來看，雖然他及時調整策略，通過與孫吳平分荊州，又達成暫時的利益均衡，但雙方心裡的疙瘩卻難以消除，以致一步步由合作博弈走向非合作博弈。

毫無疑問，這是最為嚴重的後遺症。

三

建安十九年（214）四月，諸葛亮與張飛、趙雲溯流入蜀，留關羽獨守荊州。

如果說先前劉備將過多的「棋子」擺在後方，此次幾乎將重心全移向了益州。

就人員布局而言，這也是一種失衡。

好在關雲長的運氣不錯，因為此時的東吳大都督，已非虎視鷹瞵的周公瑾，而換成了慈眉善目的魯子敬。

反倒是關羽喜歡生事，史載他多次猜疑孫吳，不斷在邊界發生衝突。

[11]毫無疑問，魯肅是調和吳、蜀關係的首席鴿派，他有與生俱來的大局觀。

建安二年（197），魯肅第一次面見孫權，就石破天驚地宣稱：「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

」在赤壁之戰前夕，他更是東吳最先主戰的鐵桿鷹派。

這說明對關羽懷柔，絕非魯肅膽怯，而是綜合判斷天下大勢之後的理性選擇，完全出於謀求孫吳利益與孫、劉聯盟利益的最大交集。

但關羽遠沒有這樣的智慧，他與魯肅缺乏基本共識。

事實上，雙方圍繞荊州展開了一番鷹鴿博弈。

也就是說，假如彼此友好相處、共同抗曹，本來都能得到最大的收益；可面對鴿派的魯肅，關羽並沒有選擇協作，而像一隻咄咄逼人的鷹，自然容易在短期內賺到便宜。

曾國藩說：「君子與小人斗，小人必勝。

」一定程度上講，關羽在荊州確有一點小人作派，因而陷魯肅於被動。

不過，由於眼光、器度、脾性的局限，他終究以小失大，不知不覺地葬送了蜀漢的前程。

當孫權、劉備於建安二十年（215）分治荊州後，雙方握手言和，但各自的心思卻不同。

對劉備來說，此事似乎已徹底解決，吳、蜀互不相欠。

可對孫權來說，和約只是權宜之計，荊州的一半仍然被借。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荊州存在產權界定模糊的問題。

劉備因與劉表、劉琦的親緣關係，又身為荊州牧，多少有點占之理所當然的心理。

何況已用長沙、桂陽兩郡換取實際所借的南郡，更是在利益上扯平了。

至於孫權，則視荊州為已方在赤壁力挫曹操所贏得的戰利品，天經地義對全域擁有絕對的權屬。

認識的偏差，使雙方缺乏協調一致的預期，故在孫吳處心積慮的同時，劉備一方卻出現了博弈中的集體盲點。

荊州乃四戰之地。

清代顧祖禹有言：「蓋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東西之強弱系焉，此有識者所必爭也。

」一旦孫權、劉備在歸屬問題上不能達成默契，荊州便成了是非之地。

建安二十二年（217），孫權遣使者向曹操請降，雙方盟誓，還重新結為姻親。

對這麼要緊的信號，劉備一方居然毫無警覺，既沒有調兵遣將以作防備，更別說未雨綢繆修補孫劉聯盟的裂痕。

孫權畢竟是很有彈性的人。

他既不滿於劉備的過河拆橋、得寸進尺，又清醒地知曉吳、蜀只有聯手，才能與曹魏求得戰略上的某種均勢。

所以，孫權仍然竭力拉攏關羽，甚至為兒子求娶關羽之女。

婚姻在古時通常是一種政治行為。

匪夷所思的是，關羽非但不給笑臉，還粗暴地辱罵來使，這顯然挑戰了孫權的心理底線。

周瑜去世以來，東吳諸將一直以低姿態面對關羽。

且不說魯肅，即使是磨刀霍霍的呂蒙，在接任都督後，表面上仍加倍與關羽親密友好。

[12]也許正因如此，關羽更加傲慢，根本無視盟友的顏面與潛在的威脅。

一個驕狂的將軍，往往好大喜功。

尤其當看不見別人的威脅，便很習慣地自己開始製造威脅。

建安二十四年（219），關羽將目光鎖定曹仁駐守的樊城，發起了浩浩蕩蕩的北伐。

此戰究竟是奉命而行，還是一次自作主張，至今難以下確定性的結論。

但從該年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八月關羽發起襄樊之戰的時間點看，兩者似乎有次序上的關聯性。

幾乎在同時，孫權也進攻合肥——這應該不是他與劉備的事先協同，但關羽此時進兵，客觀上對曹魏形成了組合攻勢。

所以，無論襄樊之戰由誰發起，劉備的決策中樞起碼默許。

隨後關羽旗開得勝，不僅擒于禁、斬龐德、水淹七軍，連周邊諸縣的反叛勢力都遙向接受其官印、官號。

關羽一時「威震華夏」，曹操甚至與人商議遷都，以避其鋒芒。

可以說，蜀漢聲勢在此刻達到了歷史的巔峰。

相對於關羽在西線所向披靡，孫權卻在東線無功而返。

赤壁之戰以來的十一年時間，劉備成了最大的利益獲得者，魏、吳、蜀的實力排序儼然已轉化為魏、蜀、吳。

與之同時，孫權先前面對劉備的那種優越感，也由於對方迅速崛起而消失殆盡，並且逐漸由羨慕轉化成了嫉妒。

形勢的巨變，不免讓他重新審視借荊州的意義所在。

按照原先的設想，劉備駐守荊州，可以北抗曹操、屏蔽江東，對孫權集團具有經濟學上的正外部性。

[13]但劉備、關羽的作派，卻令人如鯁在喉。

這些年曹魏攻伐的重心仍在東吳，以合肥為中心的淮南地區即主戰場。

而劉備既趁機奪了益州，關羽又頻頻在邊境製造事端。

換句話講，他們只單純轉嫁了成本，卻很少承擔盟友的義務，不僅預期的正外部性沒有出現，借荊州的種種負面效應則不斷顯現。

一方過多憑空受益，意味著難保利益的均衡，也意味著合作不可能長期維繫。

當關羽北上高奏凱歌時，敏銳的司馬懿就指出，彼方得志絕非孫權所願，於是獻計派人利誘，慫恿孫權從後方襲擊，自可解樊城之圍。

[14]曹操隨即採納了這一建議，心裡正憋屈著的孫權也一拍即合。

「世上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

」十九世紀英國政治家帕麥斯頓的一句名言，在三國的歷史風雲中頻頻得到了印證。

當然，幫孫權下最後決心的關鍵人物有兩位。

其一是呂蒙。

他認為對付曹操無須依靠關羽，況且劉備和關羽崇尚詐力、反覆無常，不可以知心相待。

[15]這顯然推翻了聯劉抗曹的立論，並且從道德品行層面貶斥對方，以提升決裂的正義性。

孫權內心的天平日益傾斜，而關羽此刻又用實際行動為呂蒙的闡述寫下註腳。

就在與曹軍酣戰之際，他竟然藉口缺糧，未經通報就擅取東吳的存米。

這在孫權的眼裡，肯定不只是一點軍糧受損，更有尊嚴被粗暴地踩在腳下的屈辱。

「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當即推倒了白衣渡江的多米諾骨牌。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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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國志·周瑜傳》：「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

願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

」

[2]《三國志·魯肅傳》裴注引《漢晉春秋》：「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

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

」

[3]納什均衡又稱非合作博弈均衡，在該策略組合上，任何參與人單獨改變策略都不會得到好處。

換句話說，當其他人都不改變策略時，沒有人會改變自己的策略，則相應的策略組合就是一個納什均衡。

[4]《三國志·魯肅傳》：「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

[5]帕累托改進由義大利經濟學家維弗雷多·帕累托提出，指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的境況變得更好。

[6]《三國志·魯肅傳》：「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

[7]《三國志·先主傳》：「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

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

』」

[8]《三國志·廖立傳》：「昔先帝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

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

」

[9]《三國志·張既傳》：「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

[10]《三國志·杜襲傳》：「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

」

[11]《三國志·魯肅傳》：「羽及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

」

[12]《三國志·呂蒙傳》：「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

」

[13]外部性又稱溢出效應，指一個人或群體的決策和行動使另一個人或群體受益、受損的情況。

其中，帶來受益的即正外部性，受益者無須為此花費代價。

[14]《三國志·關羽傳》：「司馬宣王、蔣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

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

」

[15]《三國志·呂蒙傳》：「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