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對》的戰略「誤區」

說諸葛亮是個英雄，這一點沒有人會懷疑；說英雄也經常會犯錯誤，諸葛亮並不例外，這一點同樣有人相信。

千百年來評騭諸葛亮功過得失的文章、言論不知幾何，稱得上是多如過江之鯽，其中直言不諱批評諸葛亮的缺點失誤的亦不在少數，這種情況早在魏晉時代便已開始，如《三國志》一書作者陳壽就毫不客氣地指出，諸葛亮「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

並說諸葛亮的北伐中原純粹是「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云云。

然而它們多糾纏於一些細枝、末節，局限於講他軍事指揮水平不高，用兵過於謹慎膽小，用人不免摻雜個人感情因素……尤其是他不遺餘力打壓能征慣戰的魏延更是為後人所詬議，事必躬親以致沒有及時培養好接班人等等，卻放過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即諸葛亮的戰略思想從一開始就發生了失誤，《隆中對》並不像論者所普遍認為的那樣，是什麼古代戰略預測和運籌思想的典範之作，是傑出軍事智慧的集中體現。

恰恰相反，它的基本戰略方針乃建立在虛幻、空想的沙灘上面，即戰略籌劃的前提本身就是錯誤或說是不存在的，故而在實際操作中註定要碰壁的，正是它構成了諸葛亮一生悲劇命運的怪圈，不論諸葛亮怎麼拼搏，結果仍是跳不出這個怪圈，「有意栽花花不發」，「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只好讓後人一掬同情之淚：「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

《隆中對》的核心，是建議處於多極競爭中弱勢地位的劉備集團，乘天下動盪混亂之際，玩弄厚黑手段，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從劉表、劉璋等人的手中，奪取戰略要地荊、益兩州，同時避免過早地和強敵直接碰撞，「跨有荊、益，保其岩阻」。

在此基礎上調整好各種關係，坐大實力，為逐鹿中原、光復漢室準備條件，醞釀基礎，「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

然後等到「天下有變」，也即戰略時機成熟後，再分別以荊、益兩州為基地兵分兩路，「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劉備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發動鉗形攻勢，進擊中原，消滅曹操勢力，實現所謂「復興漢室」的戰略目標，「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從邏輯上看，這個著名的戰略構想絲絲入扣，天衣無縫，它既有全面具體的戰略預測和分析，又有明確無誤的戰略目標和任務，內容充實的戰略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

更有執行戰略方針，實現戰略目標的基本戰略措施，真的是沒有不料想到的，沒有不安排好的。

無怪乎，古往今來，會有那麼多的人對它頂禮膜拜，推崇備至，盡揀最動聽的言辭讚美它！「孔明創蜀，決沈機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將帥之弘規也！」（王叡：《將略論》）

在戰略上，如果處處求全，事事求備，就會不分主次，面面俱到，「眉毛鬍子一把抓」，結果顧此失彼，進退維谷，雞飛蛋打，兩頭落空，正如《孫子兵法》所講的「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總之一句話，追求十全十美，結果常常是事與願違。

《隆中對》的優秀，是它的統計戰略構想系統完善，面面俱到，具體地說，就是：第一，利用「天下思漢」的普遍心理，憑藉劉備身為「帝室之胄」的優越背景，作為政治資本，爭取政治上的主動，以與曹操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做法相抗衡。

第二，推行「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的方針，做好「外交」工作，為自己爭取安定的戰略後方和比較可靠的盟友，從而保證自身的安全，使得自己能左右逢源，創造出有利於自己發展壯大的外部環境和良機。

第三，「內修政理」，整頓吏治，清明政治，發展經濟，搞好內部建設，積蓄實力，文武並用，剛柔相濟。

然而，《隆中對》的最大弊病，同樣恰恰在於它的完美與圓滿，從而成為一廂情願，海市蜃樓，在實際活動中根本行不通的戰略假設。

這中間的關鍵，在於諸葛亮所設想的劉備集團既要「跨有荊、益」兩州又要「外結好孫權」兩者之間的水火不相兼容。

荊州北靠漢、沔兩水，南毗鄰華南，東與吳郡和會稽郡相連，西和巴蜀地區相通，自古以來便是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誰控制了這一戰略要地，誰就可以四通八達，進退自如，攻守皆宜。

對荊、襄之戰略地位重要性的見解，在古人那裡多有共識，如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在《形勢論》中曾指出，「竊以為荊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領；而兩淮、山東，其背也。

蜀據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僕從之。

蜀為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

……趙鼎言：經營中原自關中始，經營關中自蜀始，幸蜀自荊襄始。

陳亮言：荊襄據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關洛，楚人用之虎視齊晉，與秦爭帝。

東晉以來，設重鎮以扼中原。

孟珙言：襄樊，國之根本，百戰復之，當加經理。

蓋宋人之論如此。

……無荊襄不可以國，楚去陳徙壽春是也。

無淮南北，而以江為守則亡，陳之禎明、南唐之保大是也。

故厚荊襄急」。

顧氏賦予荊襄在天下大勢中最高的地位，為「天下之吭」。

與荊襄之「吭」對應的蜀之「領」與兩淮之「背」，戰略地位都要低一些。

顧氏還認可三位宋代極具代表性的言論，特別是宋將孟珙說「襄樊，國之根本」，以至於「無荊襄不可以立國」。

另一位明末清初著名學者、歷史軍事地理學家顧祖禹則在《湖廣方輿紀要序》說：「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

」

荊州既然是軍事戰略利益之攸關，這就使得誰也不肯放棄占有它的企圖。

不但曹操方面要前來爭奪，而且江東的孫權也不會眼睜睜地看著這塊地盤落到劉備的手中。

這樣的形勢，決定了蜀漢要在保有荊州的前提之下，維繫和東吳的聯盟關係，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所以，只要劉備一天賴在荊州不走，孫權就會跟他沒完沒了，雙方聯盟破裂，兵戎相見，大打出手乃是絕對無法避免的事情。

主和的魯肅主持東吳軍政時，他秉持聯劉抗曹的宗旨，尚能委曲求全，隱忍不發，使雙方的關係不至於馬上徹底鬧僵，「然而肅之心，未遽忿羽而墮其始志也。

以義折羽，以從容平孫權之怒。

尚冀吳、蜀之可合，而與諸葛相孚以制操耳」（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四」）。

可是當魯肅去世，主戰的呂蒙接替魯肅號令三軍，形勢遂急轉直下，大局糜爛，再也無法收拾了：「（魯肅）身遽死而授之呂蒙，權之忮無與平之，羽之忿無與制之。

」（同上）

在這個棘手問題面前，不但關羽這樣的武將計無所出，就是智慧超群的諸葛亮本人也將束手無策。

畢竟在現實中魚與熊掌實難兼得，誰都不是容易被算計的傻瓜！

一旦孫劉兩家鬧翻臉孔，兵戎相見，那就不僅僅「外結好孫權」的願望要徹底破滅，曹操集團可以從中大漁其利；而且從實力和地理形勢等綜合條件來看，輸家也肯定是劉備一方。

因為從實力上講，劉備勢力與立國已三世的孫權政權相比，處於相對劣勢的地位，實力不逮，在戰爭中自然只能占下風。

從地理形勢來說，荊、益兩州中間隔著大巴山、巫山，交通極為不便，戰事甫起，兩大戰區孤立分割，首尾遙隔，遠水不能救近火，相互間難以支援；而荊州和孫權盤踞的揚州，在地理格局上則連成一片，形成相對完整的吳、楚地區，可以做到進退自如，配合默契。

從這個意義上看，地理形勢也是有利於孫權而不利於劉備。

與兵要地理條件不利相聯繫，劉備集團本來兵力有限，而「跨有荊益」，實際上是將有限的兵力再加以分散，這誠屬用兵之大忌。

毛澤東指出：「其始誤於《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敗。

」（《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106頁）一語道破了其中的癥結。

毛澤東不愧具有戰略家的超常卓越思維，其戰略上的洞察力與睿智，可謂是不世出的典範。

這類超常思維的最大特徵，就是善於逆向思維、另類思維，經常能夠於正常中看出不正常，合理中發現不合理。

這也是傑出人物不同於尋常人物的最大優勢之所在。

戰局的發展果然證明了這一點，經過江陵之戰和彝陵之戰，孫權不僅一舉剷除劉備勢力的頭號大將關羽，輕輕鬆鬆地從劉備手中奪回了荊州，而且還「火燒連營七百里」，徹底挫敗了劉備捲土重來、再占荊州的企圖，贏得了荊州爭奪戰的最終勝利。

蜀漢勢力「委棄荊州，退入巴蜀」之後，要再北伐中原，完成統一也就失去了基本的條件，這也意味著《隆中對》的戰略目標從此變成了水中之月，鏡里之花。

因為巴蜀畢竟是出入不易、偏居一隅的「獨守之國」，用於自守尚勉強可行，用於進攻則實難思議。

這一點古人早就有論說，且是言之成理：「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

且彼未見大險也，徒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

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擊，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安，猶且不給，而何以制中原哉。

」（蘇洵《嘉祐集》卷三《權書》）很顯然，以劍門相隔的四川盆地，作為保境自守的根據地尚且不夠理想，更遑論以此為基地去進取中原，經營天下了。

益州之地的侷促與閉塞，決定了蜀漢的人力、物力處於劣勢。

用張儼《默記》的話說，就是「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指曹魏），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

這一現實，聰明睿智如諸葛亮者當然也心中明白：「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而其主要對手曹魏，卻占有壓倒性的優勢，「據天下十倍之地」，「據牢城，擁精銳」，真可謂是「眾寡不侔，攻守異體」。

更為不幸的是，諸葛亮所面臨的敵方統帥，恰恰又是同樣具有雄才大略、智慧卓絕的司馬懿，「所與對敵，或值人傑」。

諸葛亮軍事指揮能力上也有欠缺的地方，「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王夫之也認同陳壽的觀點，指出陳壽對諸葛亮軍事才能的評價基本靠譜，「是其所為謀者，皆資形勢，以為制勝之略也。

蜀漢之保有宗社者數十年在此，而卒不能與曹氏爭中原者，亦在此……謀天下之大，而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者……當先主飄零屢挫，托足無地之日，據益州以為資，可也。

從此而畫宛、洛、秦漢之兩策，不可也。

陳壽曰；將略非其所長，豈盡誣乎！」（《讀通鑑論》「卷四」）客觀形勢的不利，所遇對手的強悍加上自身指揮水平的局限，使得諸葛亮的北伐之舉雷聲大雨點小，只開花不結果，「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距離《隆中對》的戰略目標是越來越遠，遙遙無期。

既然《隆中對》戰略目標和戰略措施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跨有荊益」和「外結好孫權」兩者之間是永遠無法接軌的敗筆，那麼它就是一個無法用具體行動來證實的怪圈，是一座沒有實際使用價值的空中樓閣。

脫離實際的理想，便是幻想；不能實現的計劃，等於空談；無法成功的戰略，實屬擺設。

諸葛亮走不出《隆中對》的怪圈，這意味著諸葛亮自己終結了《隆中對》的前途。

這雖然令人遺憾，但是卻教人信服。

可見，《隆中對》不但不是諸葛亮的光榮和驕傲，相反它倒是諸葛亮人生追求中的一大敗筆。

杜甫稱頌諸葛亮「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這作為同情之辭，可以理解；作為篤評之論，當屬臆度。

當然，《隆中對》的不足，並不有損於諸葛亮的形象。

在人們的眼裡，諸葛亮的人格始終是極其偉大的，「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這種偉大、集中體現為崇高之美，悲情英雄，即諸葛亮勇於向悲劇性命運挑戰，是不計成敗，知難而進，鍥而不捨，捨身就義，臨危不懼，九死不悔等高尚道德情操的化身。

用他自己的話講，便是「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

大家熱愛他，崇敬他，主要不是衝著他的功業去的（歷史上比他功業顯赫的人多得去了，他同時代的曹操論事功就遠遠超過了他），而更多的是出於對他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不悔」的英雄人格與獻身精神的仰慕和嚮往，即所謂「雲山蒼蒼，江水泱泱。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