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對的三個重大戰略失誤

諸葛亮是我國古代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年僅二十七歲的諸葛亮初出茅廬,就向劉備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戰略構想,這就是著名的《隆中對》。

《隆中對》準確預見了漢末天下三分的歷史發展趨勢,為蜀漢立國提供了全面的、切實可行的戰略構想,長久以來,引世人注目，但人無完人，《隆中對》也有它自身無法克服的重大失誤。

我認為有以下三點：

1.包袱太沉重，光復中原的目標難以實現，三國鼎立時,曹魏占有北方十二個州,人口443萬,為漢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東吳占有江東、東南沿海和湖南大部分地區,人口250萬。

蜀漢占有益州和荊州部分地區,人口108萬。

魏、吳、蜀的人口比例大致為4:2:1。

西晉統一全國時(280年),三個地區人口比例為10:2:1。

赤壁之戰時,曹操軍隊16萬,所得劉表軍隊7萬,作戰部隊總計為22至24萬;東吳作戰部隊僅有精兵3萬;劉備加上劉琦的軍隊,僅有2萬。

直至蜀漢滅亡,蜀漢全國「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平均九個人負擔一個戰士,七家民戶養活一個吏」(《三國志·蜀志·後主傳》)。

東吳孫休時派往蜀漢去的使臣薛王羽說:「經其野,民皆菜色」。

由此看來,軍隊擴充到十萬人之後,蜀國的綜合國力就難以支消了。

所以劉備趁荊楚軍隊鼎盛之時用兵和諸葛亮的南征,實在是人力、財力的急需。

諸葛亮五次北伐均以糧盡而撤兵,足以說明經濟基礎的重要性。

所以,以蜀國的國力，想要強行統一，很難做得到。

2.同時擁有荊州和益州並不現實。

益州物產豐富,地形險要確實是個封建割據的理想之地。

但另一方面它交通不便,正如詩人李白所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

」一旦戰事發生,軍隊聯繫起來是極困難的;更重要的是,因為交通不便,後勤補給有非常大的負擔。

而且因為山高險阻,交通困難,若荊州或益州有難,則很難組織軍事、物質力量及時給予兩地間的相互救助。

就算要出兵相救,也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所以說益州雖好卻不足以制天下。

而荊州作為軍事戰略要地,曹操和孫權都時刻盯在眼中。

劉備在取得江陵之後,也認識到北有強敵曹操,東受孫權威脅,這是一個四戰之地,兩面受敵,不可能長久存在下去,赤壁之戰後,劉備不能乘機收復曹操占領的荊州部分,就應當承認荊州被瓜分的事實了。

孫權借出江陵,實際上是把長江中游的軍事防務移交給劉備,而把自己的軍隊集中到東部抵抗曹操。

然而,既然是借用,就不可能長久占領。

所以在劉備取得益州之後,孫權統治穩定之後,就要求劉備歸還江陵,這就造成了占領荊州和聯吳抗曹的互相矛盾。

以後劉備逐步丟失荊州,損兵折將,就是這個矛盾的具體的必然的演變結果。

故諸葛亮的「跨有荊益」之謀實際上是紙上談兵,很難行得通。

3.多次錯失良機，《隆中對》里說：「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按照《隆中對》的部署,劉備「跨有荊、益」之後,將面臨這樣的形勢:既要派重兵守衛荊州,以此作為「北伐」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時又要著力經營益州,積蓄力量等待「一旦天下有變」,就可兵分兩路進取中原。

這一戰略從一開始就使兵力本來就嚴重不足的劉備犯了兩線作戰之兵家大忌。

特別是讓關羽鎮守荊州,孔明留守成都,劉備駐守白帝城,以應東、西之變,更是「三分兵力」。

蜀漢本就是三國中最弱的卻一再分散自己僅有的力量，這不是自取其敗?毛澤東讀蘇洵《權書·項籍》後評點說:「其始誤於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

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敗?」而「天下有變」的概念不能定義,使劉備、諸葛亮及其身後始終抓不到手 ，總觀蜀漢用兵,諸葛亮的這個轉折點指的是什麼,我們始終不清楚。

第一,劉備初入益州,劉璋供給軍需,若能利用劉璋的軍隊一直收復漢中,之後占領益州,奪取關中,將會有很大起色。

想不到劉備214年入川後,竟休息了一年。

相反,倒是曹操215年占領關隴之後,為防備劉備,調十萬大軍首先進攻漢中的張魯。

第二,公元217年,中原疾疫流行。

這時吳蜀由聯合走向爭端,大戰於荊州,諸葛亮未能藉機挺進中原。

第三,公孫淵稱燕王,曹魏於232、237和238年三次北伐,最後一次是司馬懿率軍出征。

其中232年.連年興師動眾的諸葛亮這一年卻在體息.又錯過了北伐的良機。

第四,239年,曹芳八歲繼位,曹魏政權開始衰亡。

蔣琬打算乘漢水東下襲擊曹魏,然而蜀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猇亭之敗的陰影還沒走出來。

第五,244年曹爽率六七萬大軍自找上門,從駱谷道攻入漢中,谷長四百里,道路艱險,可堵住退路,各個擊破,之後乘勝追擊,可惜蜀漢沒有這樣做。

總上所述.「天下有變」的時機每次都借過,足以說明這個定義是模糊的。

「未出茅廬便三分天下」,是《三國演義》中劉備和諸葛亮初次見面時諸葛亮對天下形勢的分析和對未來的戰略設想,千百年來成為諸葛亮超絕智謀的最好寫照。

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諸葛亮這種「先三分後一統」的計劃,其實更多是為了彰顯個人的才智,是為了能夠名傳千秋。

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不顧國內貧困、後防空虛,窮兵黷武,先後六出祁山,但接連慘敗。

因此陳壽在《三國志》中評價說,諸葛亮「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也正是如此，《隆中對》從它出籠之日起,就註定了它必將失敗的命運,可以說,正是《隆中對》使蜀漢能在複雜殘酷的現實中建立起來,但同時,也正是《隆中對》使蜀漢集團多少人耗費心血建立起來的王朝只能是一個短命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