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真的只剩下了錢？——兩宋1

宋朝的國祚（兩宋共計316年）僅次於漢朝（兩漢共計405年），但是這兩個王朝似乎可比性不多，尤其是在軍事上。

王夫之說：「國恆以弱亡，漢獨以強亡」，兩漢一直給人留下雄姿英發，昂揚向上的「強漢」印象，提起宋朝,我們首先想起的是朝廷的無能,一退再退,丟失大好河山。

為什麼現在很多人對宋朝評價很高,然而教科書的評價卻很一般? 有趣的是為什麼外國對宋朝評價很高，但國內卻經常看不起宋朝呢？

宋朝已經達到中國文化的頂峰，宋徽宗獨創的瘦金體字的鐵劃銀鉤的特點在他親手所書的大觀通寶年號錢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宋代的繁榮是空前絕後的，社會氛圍寬鬆，經濟貿易發達，誰能不嚮往？

政治

在漢唐時期中原王朝不斷通過武力與和議維持著與周邊少數民族國家對峙局面，趙匡胤建立了一套不同於漢唐的體制，改變了開拓向外、宣武播文的方針。

代之為強內虛外、沉潛向內為特點的重文輕武的文治靖國策略。

為什麼網絡上所謂的【仁宗盛治】，到了「教科書」上卻變成了【三冗兩積】？

為什麼宋朝人口中的【元佑之治】，在近現代史學界幾乎絕口不提？

從頭說起，一般認為「三冗出」自宋人自述，也就是大臣的自我批評。

這種自我批判主要開始於北宋中期，也就是宋仁宗時代。

題主有興趣可以去翻翻《長編》，歐陽修在慶曆年間寫了不少「北宋藥丸的奏章，有些話比三冗還要難聽得多。

但是歐陽修、范仲淹他們]叫器大宋藥丸顯然不是要跳船走人，而是要指出問題解決問題。

宋代的一大特點，就是變法的思想幾乎貫徹始終，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始終未能解決兩大問題，即所謂三冗兩積。

所以說[ 三冗] 雖然是一個長期困擾兩宋的體制問題，但不代表沒有受到過重視，事實上士大夫們也的確想出了一些方法緩解了矛盾。

1、冗官，北宋政府採用分化事權的方式，集中皇權。

比如，宰相職位一般有很多人擔任，同時還設置了樞密使、參知政事、三司使，來分割宰相的軍、政、財權。

官職也不斷增加，導致北宋機構臃腫；採用恩蔭制，一個官僚一生當中可以推薦數十個親屬當官；北宋大興科舉，科舉應試人數增加，取士人數也增加。

2、冗兵，為了防範軍閥割據，農民起義，抵禦北方民族的南侵，穩定社會秩序，宋代不斷擴充軍隊的數量，形成了龐大的軍事體系，軍費開支幾乎占到整個財政支出的十之八九，造成冗兵問題。

3、冗費，冗官、冗兵導致政府財政支出增加，與此同時由於土地兼并現象嚴重，富豪隱瞞土地，導致財政收入銳減，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財政危機。

積貧，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國庫空虛，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導致積貧局面的形成。

積弱，北宋吸取中唐以後武將擁兵、藩鎮割據的教訓，大力削弱武將的兵權，領兵作戰的將領沒有調動軍隊的權利，帶來的後果是指揮效率和軍隊戰鬥力降低，導致宋軍在與遼、西夏的戰爭中連年戰敗，形成積弱的局面。

宋代科舉制度更加完善，科舉取士名額遠超唐代，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取士近萬名，而且一旦入弟也不用考察，殿試後即可授官，這種選仕方法稱為"正奏名"。

除了"正奏名"以外，宋朝在科舉制中還創造了"特奏名"和"奏蔭"方式。

"特奏名"也叫"恩科"，就是對屢考不中者，根據他的前後幾次考試成績情況，編入另冊上報，來個很簡單的殿試，年老的可以免考。

宋朝為優秀人才的脫穎而出創造了許多條件，平民有更多進入上層社會的機會，許多入不了朝堂的文人，便去做行吟詩人，寫詩超過萬首的文人不在少數，宋代人將儒、釋、道融為一體，把中國傳統文化推向成熟的頂峰和極限。

宋太祖立不殺文臣的規矩，從政為官的環境也比較寬鬆，所以官員們在朝堂上說話辦事都比較意氣用事，敢於大膽向皇帝進諫並據理力爭，許多人因此一生仕宦浮沉，幾起幾落，如同家常便飯。

王安石改革時，將個人安危和利益置之度外。

蘇軾一生都在患難中度過，但他從來不接受教訓，照樣敢說敢幹。

蘇軾因烏台詩案入獄，辦案的一幫官吏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殺還是不殺，神宗一時舉棋不定。

關鍵時刻，資深元老王安石上書說：「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據說，蘇軾最後能保住腦袋就取決於王安石這一句話。

須知，他們二人是政敵。

自仁宗時范仲淹推行慶曆新政後，每個皇帝都在裁減冗員上花過力氣，但大都無功而返。

范仲淹搞慶曆變法，重要內容之一是反腐敗，挖出不少貪官，抄家查辦時家屬子女哭哭啼啼的，有些辦案的官員就手軟了，皇帝也猶豫了。

到底還搞不搞了？范仲淹力排眾議，一句話擲地有聲：「一路哭不如一家哭！」堅定了動搖者的決心，鐵腕反貪，真抓了不少蛀蟲，吏治官風大為好轉，人心亦為之一振。

招文官的數量比武官要多得多，都去競選文官，有素質的軍隊少如何平天下。

皇帝就只是單純地害怕陳橋兵變再次發生，就下遺囑說不要再動用武力，防止有人再次擁兵自立。

所以皇帝就認為貪官也不夠一個武將的危害大，不讓武官獲權，完全沒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做法，甚至還派不懂兵法的文官和太監做監軍。

軍隊的素質得不到提高，而朝廷也不注重，腐敗現象日益嚴峻，有識人士王安石意識到宋朝的狀況，意識到宋朝軍隊只是浪費錢財，更大呼「倘不能理兵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也。

」著名的王安石變法產生，簡單地說就是從裡到外的大改革，按照他的改革的確是有望改善宋朝的狀況，改革牴觸了許多大財主的利益，而變法里存在的弊端使貪官更加猖狂，害民擾民，最終改革失敗。

宋朝的文人官太多原因在於，籠絡天下人歸於一官道是宋朝的治國"主體思想"。

皇帝把官位引作釣鉤，使"英雄豪傑皆汩沒消靡其中而不自覺"。

"覬覦一官.老死不止"，"使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於盜賊姦宄"，把天下人捆在官階上，使他們少起異心，然後再將他們鎖在一張牽制的網上，這才是宋朝官制的一大特點，它和宋朝的科舉制度一樣，都是皇帝的"御天下之妙術"而已。

宋朝成為現在許多知識分子心中的"伊甸園"。

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內患大為減少，但子孫一代比一代文弱，卻不是他所能預料到的，先被契丹人欺負，後被女真人驅趕，最後被蒙古人擊滅。

忠臣陸秀夫在廣東崖山抱著小皇帝跳海，在我們眼裡只有悲情，沒有悲壯。

宋朝明明是文化大國，不過他們卻搞錯了次序先後，單純地害怕武官的造反，而忽略了當時最重要的軍事建設。

最後的靖康之恥也背負罵名，使人痛惜。

試想一下，如果當時的宋朝軍事水平也十分發達，那麼對於歷史的進展，對於後世的我們會造成什麼影響，這真是不得而知了。

然而，日本與歐美的漢學家卻普遍認為，唐代是中世紀的黃昏，而宋朝則是「現代的拂曉時辰」。

自從日本的歷史學家內藤湖南在19世紀末提出「唐宋變革論」（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以來，宋代的近代化色彩一直便是海外漢學家講述宋朝歷史的最重要母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