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本可改變北宋國運的變法，可惜毀於「最會做皇帝」的皇帝之手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任艷

北宋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轟轟烈烈地展開，變法的措施、改革派與守舊派的激烈黨爭，引起後來史學界的不斷爭論。

其實在王安石變法的26年前，也就是公元1043年，一場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政治改革——慶曆新政，是一次指向更為明確、方法更為徹底的變法。

如果慶曆新政成功，那麼，多年後，北宋就不會面對靖康之恥，而是痛扁遼國，把犯我者趕回北方老窩。

北宋自真宗與遼國簽訂澶淵之盟後，每年需向遼納歲幣10萬兩，絹20萬匹；加上西夏時常騷擾，大宋不得不連年增加兵員，甚至強征農民；而遼國趁火打劫，將歲幣增加至20萬兩、絹30萬匹......多年的窮兵黷武與納銀獻物，使得北宋國庫空虛，人民積怨頗深，於是，接二連三的士兵與饑民起事，襲卷各州。

如此的兵變與民變「一年多如一年，一夥強於一夥」，內憂外患，一場變革已經勢在必行。

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為了應對危局，宋仁宗做出人事調整，提拔在對西夏戰爭中表現卓越的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韓琦、富弼為樞密副使，執宰班子煥然一新。

仁宗勵精圖治，急吼吼地想要改變當時困窘的局面，不僅多次詔見范仲淹等人，還特別頒布手詔，點名要求這三人拿出可以實行的「當世急務」。

九月，范仲淹呈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由此拉開一場由他主持的政治改革——慶曆新政的序幕。

一：條陳十事

北宋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吏治上的許多弊端已經凸顯出來，范仲淹針對這些問題，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提出解決辦法。

譬如宋代官員的「磨勘制度」，文官以三年、武官以五年為期，將政績送到中央考課院磨勘，如果沒有大的過失，就可以例行升遷。

換句話說，只要你不犯錯，就算天天坐在辦公桌邊喝茶，過個三年五載也照樣能升官。

這樣的制度能指望機構有多高的辦事效率？范仲淹列出「明黜陟」，採取延長磨勘年限，擇優破格升遷的辦法。

宋代冗官繁多，還「有賴」於恩蔭任子制度。

當時，不管是皇帝生日，還是南郊大禮，甚至官員退休，按照這個恩蔭制，都可以為子孫及門客謀求一官半職。

即便是襁褓里的娃娃，說不定已經步入仕途。

針對這種情況，范仲淹提出「抑僥倖」，出台了新蔭補法，作出許多限制性規定，比如皇帝生日不再蔭補；長子以外的官員子孫必須年滿15歲才有蔭補資格；蔭補子弟必須通過禮部考試才能入仕為官。

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官員數量瘋漲的狀況。

在地方長官的選任上，范仲淹也出台了對應的政策——「擇官長」。

要求官員的升遷必須嚴格依照政績，年老、多病、貪污、不才等不合格官員一律罷免。

范仲淹還派出各路轉運按察使巡察各地，考核吏治。

在選擇轉運按察使時，范仲淹極為嚴格，發現不合格的當即一筆圈掉，連一旁的富弼都看不下去了，提醒范仲淹：「你這一筆倒容易，被勾取的一家都要哭了！」范仲淹正色回答：「一家哭總比一個地方的百姓哭要好！」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吏治改革，《條陳十事》里還有一項科舉學校制度的改革，即「精貢舉」，通過多種舉措，便科舉與學校教育結合，選拔更多合格的統治人才。

朝廷明令全國州縣立學，一時之間，各地學校猶如雨後春筍一般拔地而起，中央興建起太學，成為最高學府。

全國教育進入到全新的發展期，被稱為「慶曆興學」。

除「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外，還有「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共十條，官員精簡，開支減少，百姓蒙恩惠，這是好政策呀！宋仁宗喜聞樂見，下令實施，通過政令、立法，雷厲風行地將大部分政策落實。

二：朋黨之爭

這場圍繞整頓吏治的革新運動鋪天蓋地地在全國實施後，遇到了一大難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許多出發點很好的政策，上行卻無法下效，實行起來難度太大。

比如「擇官長」，本來監察官員是好主意，可基層幹部像一張密密麻麻的關係網，把哪個拎出來都絕非易事。

除此以外，新政的實施，還面臨另一個更大的阻撓。

新政實行後，靠恩蔭當官、「躺著」升遷等等便利，都不同程度增加了難度，無疑損害了官僚集團的利益，於是乎新政很快遭遇到強大的阻力。

反對派揮舞著「朋黨」的大棒傾襲而來，凡是支持范仲俺改革的人，都被他們視為改革派，都要暗察細訪，糾出毛病一一彈劾。

不能不說，反對派利用的「朋黨」是一把利器。

宋仁宗一聽到「朋黨」之聲就心有擔憂，他直接問范仲淹：「自古小人結為朋黨，也有君子之黨嗎？」毫無私念的范仲淹回答：「朝廷有正有邪，倘若結黨而做好事，對國家有何害處呢？」一身正氣的范仲淹一心為國，忘記了當皇帝的最忌諱臣子們結黨營私，哪管你是君子還是小人？

不久後，歐陽修向皇帝進獻一篇《朋黨論》。

這篇文章洋洋洒洒，偏偏說君子有朋、朋黨可用，句句直戳宋仁宗的小心臟，最後，還以一句「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結尾。

從文學角度來看，《朋黨論》堪稱一篇好文章，觀點新穎、明確，論據充分。

可問題是，它戳到皇帝的痛點，還把改革派以外的人，自動劃為「小人」，給改革豎立起更多的敵人。

本來對范仲淹等人十分信任的宋仁宗，有點坐不住了，恰巧這時，壓倒信任的最後一根稻草「及時」出現。

反對派中有個叫夏竦的人，表現最為「積極」。

在調整執政班子時，宋仁宗最先任命的樞密使就是夏竦，但遭到包括歐陽修在內的台諫官的激烈論劾，指出他「邪傾險陂」，在對夏戰爭中「畏懦苟且」，台諫官甚至拉著宋仁宗的袍裾要求他改變任命。

最終，宋仁宗將夏竦改判亳州。

本來要風風光光到京城當軍隊一把手的，轉眼就被趕到亳州成了小小的地方官，夏竦感覺受到奇恥大辱，決定打擊報復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

無奈，范仲淹威望高人品好，雞蛋里挑不出骨頭，想下套著實不容易，夏悚只好「另闢蹊徑」。

夏竦沒當成樞密使，令支持范仲淹的石介相當振奮，寫了一篇《慶曆聖德頌》，毫不留情地把夏竦的離開說成是「大奸之去」。

夏竦就以石介這裡為切入口。

他截獲石介寫給富弼的信，指使下人模仿石介的筆跡，將信中「行伊、周之事」篡改為「行伊、霍之事」，把忠心輔佐的賢臣周公改成廢立國君的權臣霍光。

宋仁宗看到後，一臉不悅，有口難辯的范仲淹、富弼等人惶恐不安，只好請求外放，宋仁宗很快同意。

剛剛進行一年的慶曆新政因為范仲淹的離開，隨即陷入僵局。

三：慘澹收尾

范仲淹等中心人物的離開，讓新政陷入困境。

宋仁宗對朋黨心懷疑慮，進一步把范仲淹、歐陽修等改革人才的引薦者——晏殊罷了相。

隨後，台諫官中的改革派也紛紛被踢出去。

朝廷中，改革派的領袖與追隨者都被排擠掉了，但反對派並不罷手。

有一次酒宴，與會者都是范仲淹引薦的一時才俊。

酒過三巡，這些才子們多少有點飄飄然，有人吟出一句「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的詩句。

反對派打聽到這事，立即指使御史彈劾這幫聚會之人，因為詩句誹謗周、孔，有大不敬之罪。

宋仁宗心領神會借題發揮，下令將全部與會者逮捕，令開封府嚴加審訊。

如此一來，改革派算是被「一網打盡」了。

接下來，宋仁宗終於喊出了心聲——「至治之世，不為朋黨」，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范仲淹與富弼同時被免，出任知州。

韓琦為富弼辯護，也被罷去樞密副使之職。

隨後，新政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偃旗息鼓全部廢罷。

慶曆新政改革雖然推行僅僅一年零四個月，但效果顯著，不僅各地叛亂逐一平息，解決了當時北宋統治上的燃眉之急，還使國家出現了柳暗花明的轉機。

可惜的是，這場轟轟烈烈的革新沒能持續下去，在宋仁宗和反對派的聯手打壓下，草草收場。

雖然這場龍頭蛇尾的改革以失敗告終，但范仲淹憂國憂民、銳意進取的精神讓世人欽佩，使「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他成為一代名臣，名垂青史。

范仲淹未至宰相官位，但去世後獲得「文正」的諡號，這成為千百年來多少宰相夢寐以求地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