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改革思想家──范仲淹（下）

軍中有一范　西賊聞之驚破膽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冬天，宋朝西北邊境局勢突然緊張起來。

原本臣屬大宋，居住在甘州和涼州(今甘肅張掖、武威一帶)的党項族首領元昊自稱皇帝，建國號大夏，並且把國內十五歲以上的男子都徵發為兵，沿宋朝邊境部署了十萬人馬。

面對西夏的突然挑釁，宋朝措手不及。

朝廷內，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團，宋仁宗也舉棋不定，莫衷一是。

邊境上就更狼狽了，由於三十多年無戰事，宋朝邊防不修，士卒未經戰陣，平常又缺乏訓練。

步兵攜帶武器和口糧，走幾十里地就氣喘吁吁，騎兵中有的不會披甲上馬，射出的箭在馬前一、二十步就落了地。

帶兵的將帥也多是皇帝的親戚故舊，根本不懂軍事。

再加上將領更換頻繁，軍紀鬆弛，宋軍以如此弱的戰鬥力如何對付咄咄逼人的西夏軍隊？

1039年西夏軍隊進犯宋之邊境，次年正月，元昊大軍進逼延州(今陝北延安)。

延州一帶地闊寨疏，兵力薄弱，又是夏軍出入的必經之地，元昊早就想拔掉這顆釘子。

當時延州的知州范雍是一個志短才疏的膽小鬼。

他一聽說夏軍來犯，嚇得緊閉城門不敢出戰，忙遣人去調援軍。

不料元昊早巳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設下埋伏，援軍剛到就陷入重圍，死傷甚眾，緊接著一面包圍延州，一面將延州以北的三十六個寨堡全部蕩平，最後延州指日可破，范雍束手無策，只會躲在城中禱告神佛保佑，幸虧這時紛紛揚揚下起鵝毛大雪，元昊怕被風雪困住，匆忙撤兵而去，延州孤堡才未陷落。

在這樣嚴重的局勢面前，宋仁宗想到了范仲淹。

將他召入朝，恢復了天章閣待制之職，讓他出任陝西路永興軍的知軍州事(今陝西西安一帶)，後來，宋仁宗任命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全面統籌邊防，任命范仲淹和韓琦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分別負責麟延路 (西北軍事區劃之一，治所在今延安)和涇原路(西北軍事區劃之一，治所在今甘肅平涼)。

這時的范仲俺已經五十二歲了，仕途上的艱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鬢髮，但是忠心報國的熱忱卻不減當年。

范仲俺風塵僕僕來到處境最險惡的延州時，呈現在眼前的是戰爭給宋朝和邊民帶來的沉重災難。

到處是斷壁殘垣，茅廬草舍被焚燒成了廢墟，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少數留下的也是無衣無食，無家可歸，有家難回。

范仲俺的心情十分沉重，當即寫下一首《漁家傲·秋思》：

塞下秋來風景異。

衡陽雁去無留意。

四面邊聲連角起。

千嶂里。

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

燕然未勒歸無計。

羌管悠悠霜滿地。

人不寐。

將軍白髮征夫淚。

他發誓要像當年東漢的竇憲擊破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紀功而還那樣，保衛邊疆，讓百姓安居樂業。

一連數日，范仲俺不停蹄地視察 延一帶地形和邊防守備，聽取守邊將士的意見，視察歸來，便廢寢忘食地謀慮對付西夏的戰略方針。

范仲俺認為，宋軍人數雖多，但缺乏強將精兵，戰鬥力差；西夏軍人數較少，但兵精馬勁，戰鬥力強，加上西夏境內山川險惡，沙漠廣袤，其都城又遠在黃河以北的興慶府 (住院要夏銀川市)。

所以，宋若興兵深入，糧草輜重的運輸，綿延百里，很容易遭到敵騎截擊，一旦糧餉接濟不上，就有被殲危險，不宜採取深入敵境大舉進攻的方針。

但是，夏國經濟力量薄弱，糧食不足，絹帛、瓷器、茶葉等都需從宋朝輸入，這又是它的致命弱點。

只要宋軍實行堅壁清野政策，努力修固邊城，進行經濟封鎖，同時精練士卒，在夏軍大舉進攻時，扼險堅守，西夏軍就會無隙可乘，使其鋒芒受挫，必然無功而返。

西夏軍屢屢窮兵黷武，本國經濟就會十分貧乏，軍隊鬥志也會逐漸消失，到那時就可迫其講和了。

范仲俺根據以上分析，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為主的御夏方針。

這是一個符合客觀情況的戰略決策，但是當時卻被不少人認為是怯懦表現，就連與范仲俺交情很深的韓琦也不能理解。

韓琦主張堅決進攻。

他向朝廷提出：「宋軍擁二十萬重兵，只守界濠，這麼怯弱，自古未有，長此以往，士氣都要喪失光了。

況且興師以來耗資太大，再拖延下去，國家經費更加困難，故應該集中各路兵力攻打西夏，速戰速記。

」兩種主張報到中央後，急於求成的宋仁宗採用了韓琦的主張，命令韓琦和范仲俺同時出兵。

范仲俺感到這樣做太危險，連上三表反對，但都無效。

他只好請求留下麟延一路，作為將來招納西夏之用，宋仁宗勉強答應了。

慶曆元年(1041年)正月，陝西主帥夏竦又派尹洙去延州說服范仲俺出兵，范仲俺仍執意不肯。

尹洙見他堅持已見，不禁嘆道：「范公這就不如韓公了，韓公曾說過：『大凡用兵，當置勝敗於度處』。

」范仲俺一聽，立即反駁道：「大軍一動，關係萬人性命，竟可置勝負於度外嗎？余不敢苟同。

」韓琦得知勸不動范仲俺，便貿然決定涇原一路自行出討。

他調集了鎮戎軍的全部人馬，又臨時召募了1800名壯士，全交給副將福率領，出兵後，任福及諸將輕敵貪功，被一小股佯裝敗退的夏軍引誘，脫離了原定的行軍路線，深入追擊，當人困馬乏的大軍行至六盤山南麓的好水川口時，突然鼓角聲大作，伏兵四起，宋軍陷入元昊的埋伏圈內，經過一場血戰，任福等諸將戰死，死傷萬餘人，僅千餘人力戰逃脫。

之後，元昊兵指渭州(即今某肅平涼)，但不迅速前進，以免孤軍深入被對方切斷後路，夏辣見西夏示弱，就命駐渭州的宋軍主動進攻西夏軍，結果元昊看準地勢，將宋軍圍困在定川砦，斷水放火，宋軍全軍覆沒。

定川砦戰後，元昊大軍便無所阻攔地直抵渭州，焚掠後還軍。

好水川和定川砦的慘敗，證明進攻方針難以收效，迫使宋仁宗放棄了進攻方針，改而採取范仲俺的守策。

戰略確定以後，還必須有相應的措施來保證它的實行。

於是范仲俺推行修固邊城、精練士卒、招撫屬 等相應的措施。

修固邊城就是在宋夏交界的前沿陣地修築寨堡，建立軍事據點。

范仲俺的部下種世衡建議，在延州東北二百里古寬州的故壘上築城。

這裡地處要衝，右可屏障延州，左可得到山西糧食，北可以進圖銀、夏二州。

范仲俺採納了這個意見，派種世衡率兵前去修築，夏兵來爭，種世衡就一邊作戰一邊搶修。

城內缺乏水源，他出重金獎勵鑿井，終於從地下150尺處冒出了清泉，於是取名為清澗城。

種世衡又大興營田，一年收穫糧食近萬石，補充了軍糧；又募商賈通貿易，經濟上逐漸充實起來。

同時，鼓勵軍隊練武習射，把銀錢當靶心，誰射中就賞誰，自此人人能射，終於使清澗城成為延州北面一個堅固的軍事要塞。

在范仲俺及其後任的努力下，不僅修築了新的軍事據點，而且還先後修復了永平、承平等舊寨十二處；召回附近逃亡的蕃漢人戶，開闢營田數千頃，恢復了農業生產。

考慮到當地百姓遠路輸納賦課，過於勞苦，范仲俺還奏請將 城縣升建為軍一級的行政單位，讓河中府、同州、華州的中下等戶，就近送繳課稅。

在春夏季節，則調 延兵馬來 城這裡，就近購食軍糧，可以節省十分之三的買糧開支，還不算別的減省。

經濟的恢復和軍事力量的加強，使延州及周圍附近寨堡十分鞏固。

夏軍私相告誡說：「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指范仲俺)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即原延州統帥范雍。

范仲俺的主張又推行到陝西沿邊各路，沒過幾年，宋在延州與慶州間修築了大順城，在環州和鎮戎軍間修築了細腰城和葫蘆泉諸寨，打通了各州之間的道路，擺脫了孤立無援的境地，一方有警，各方應援，宋軍的防守能力大大地加強了。

精練士卒，就是採取各種辦法提高軍隊的戰鬥力。

宋朝皇帝的詔旨中曾規定了各級將領統率軍隊的數目，若遇敵侵犯，地位低的軍官就帶軍隊先行出陣抵禦。

范仲俺說：「戰將不選擇適當的人，只以官階高低作為出陣先後的標準，這是自取失敗的辦法。

」於是，他認真檢閱了延州的軍隊，淘汰了一批怯懦無能的將校，選拔了一批經過戰火考驗的有才幹的人代替他們，他又淘汰老弱，選擇一萬八千名合格士兵，把他們分成六部，讓每個將領統率三千人，分別予以訓練，改變了過去兵將不相識的狀況，臨戰時根據敵軍多寡，調遣他們輪流出陣抗敵。

范仲俺又積極召募士兵，因為原來守邊的大都是從內地調來的已經腐化的禁軍，這批人既不耐勞苦，又因久戌思鄉，鬥志不高，而從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強悍敢戰，又因保衛家鄉，鬥志較強。

精練士卒，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

此外，范仲俺能以身作則，將士沒喝上水他從不說渴，將士沒吃上飯他從不叫餓，朝廷賞賜給他的金帛都分發給將士。

范仲俺賞罰分明，獎勵勇猛殺敵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將領，對剋扣軍餉的貪污分子則當眾斬首，毫不留情。

這樣，在范仲俺的率領下，西北軍中湧現出許多像狄青、種世衡那樣有勇有謀的將領，又訓練出一批強悍敢戰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這支軍隊仍是宋朝的一支勁旅。

「招撫屬羌」，就是大力爭取宋夏交界的少數民族──羌族。

在沿邊橫山一帶，散居著不少羌族部落，由於力量單薄，他們在宋、夏間持觀望態度，有的曾投靠西夏，為元昊作過嚮導。

范仲俺一面築堡立寨，切斷他們與西夏的聯繫，並用兵保護他們的安全；另一面竭力招撫他們，羌族酋長來見，范仲俺屏退衛兵，親自接入內室，推心置腹相談，約定彼此和平相處。

為彌補羌人在戰爭中受到的損害，范仲淹撥給他們空地，發放糧食、農具等，幫助他們恢復生產。

諸羌感激涕零，心悅誠服，紛紛歸附宋朝，擔任嚮導，出兵助戰，羌人視范仲淹為父，親切的稱他為「龍圖老子」 (當時范仲俺的職銜是龍圖閣直學士)。

通過實施以上措施，扭轉了宋朝被動挨打局面，使已經破壞的邊防重新又鞏固起來。

邊境上流傳著一首歌謠說：「軍中有一韓(琦)，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仲俺)，西『賊』聞之驚破膽。

」而西夏境內由於長期用兵，造成物資奇缺，物價飛漲，百姓怨聲載道，無力戰爭。

這樣，雙方從慶曆三年(1043年)開始議和，到慶曆四年正式達成和議。

宋夏重新恢復了和平，西北局勢得以轉危為安。

主持慶曆新政　推行政治改革

慶曆三年四月，宋夏局勢剛剛和緩，宋仁宗便將范仲淹調回東京，升任為參知政事(副宰相)，與樞密副使富弼、韓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

當時，北宋的官僚機構越來越臃腫，而行政效率越來越低，軍隊數量不斷增加，但內憂外患不時爆發，百姓負擔十分沉重，國家財政卻入不敷出。

不少有遠見的人擔心國家命運，連連上疏要求宋仁宗進行改革，在嚴重的危機面前，宋仁宗三番五次召見范仲淹等人，賜給他親筆寫的詔書催促說：「你們為國盡心，不必有什麼顧慮，凡是急需改革的事，趕快提出來。

」並且叫人打開宮中的天章閣，在條案擺好紙筆，督促他們立即寫出改革方案。

范仲淹一貫主張改革，以治理天下為己任。

早在天聖五年(1027年)，范仲淹就曾洋洋萬言上書朝廷，提出一系列建議：選擇賢明的人作州郡長官，舉薦有成績的人當縣令，排除社會上的游散懶惰勢力，裁汰冗員並取締過度侈費，嚴密選舉制度，培育將帥以加強邊防等。

後來他又經常上書，分析民間利病和朝政得失。

現在他更覺得責無旁貸，但他又深知積重難返，他對人說：「皇上對待我，真夠信任的了。

不過，事情總有個先後緩急；以往長期安定局面中積累的弊病，決非一朝一夕所能革除呵！」然而國家的危機如此嚴重，皇上求治如此心切，時間是耽擱不起的，於是范仲淹認真總結從政二十八年來醞釀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它的主要內容是：

(一)明黜陟，即嚴明官吏升降制度。

在那時，升降官員不問勞逸如何，不看政績好壞，只以資歷為準。

故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循苟且，無所作為。

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績，破格提拔有大功勞和明顯政績的，撤換有罪和不稱職的官員。

(二)抑僥倖，即限制僥倖作官和升官的途徑。

在當時，大官每年都要自薦其子弟充京官，一個學士以上的官員，經過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

這樣一個接一個地進入朝廷，不僅增加了國家開支，而且這些紈絝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結黨營私。

為了國家政治的清明和減少財政開支考慮，應該限制大官的恩蔭特權，防止他們的子弟充任館閣要職。

(三)精貢舉，即嚴密貢舉制度。

為培養有真才實學的人，首先應該改革科舉考試內容。

把原來進士科，只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經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

這樣，學生有真才實學，進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實了。

(四)擇長官。

針對當時分布在州縣兩級官員不稱職者十居八九的狀況，范仲淹建議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前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級監察和財政區劃)檢查地方政績，獎勵能員，罷免不才；選派地方官，要通過認真地推薦和審查，以防止冗濫。

(五)均公田。

公田，即職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

范仲淹認為，供給不均，怎能要求官員盡職辦事呢？他建議朝廷均衡一下他們的職田收入；沒有發給職田的，按等級發給他們，使他們有足夠的收入養活自己。

然後，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為政；對那些違法的人，也可予以懲辦或撤職了。

(六)厚農桑。

即重視農桑等生產事業。

范仲淹建議朝廷降下詔令，要求各級政府和人民，講究農田利害，興修水利。

大興農利，並制定一套獎勵人民、考核官員的制度，長期實行。

(七)修武備，即整治軍備。

范仲淹建議在京城附近地區召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士，用來輔助正規軍。

這些衛士，每年大約用三個季度的時光務農，一個季度的時光教練戰鬥，寓兵於農，實施這一制度，可以節省給養之費。

京師的這種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執行。

(八)推恩信。

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

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

另外，還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

這樣，便處處都沒有阻隔皇恩的現象了。

(九)重命令。

即要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

范仲淹認為，法度是要示信於民，如今卻頒行不久便隨即更改，為此朝廷必須討論哪些可以長久推行的條令，刪去繁雜冗贅的條款，裁定為皇帝制命和國家法令，頒布下去。

這樣，朝廷的命令便不至於經常變更了。

(十)減徭役。

范仲淹認為如今戶口已然減少，而民間對官府的供給，卻更加繁重。

應將戶口少的縣裁減為鎮，將各州軍的使院和州院塥署，並為一院；職官廳差人幹的雜役，可派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擔，將那些本不該承擔公役的人，全部放回農村。

這樣，民間便不再為繁重的困擾而憂愁了。

《條陳十事》寫成後，立即呈送給宋仁宗。

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員商量，表示贊同，便逐漸以詔令形式頒發全國。

於是，北宋歷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領導下開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諸實施。

慶曆三年(1043年)底，范仲淹選派了一批精明幹練的按察使去各路檢查官吏善惡。

他坐鎮中央，每當得到按察使的報告，就翻開各路官員的花名冊把不稱職者的名字勾掉。

樞密副使富弼平時對范仲淹十分尊敬，這時見他毫不留情地罷免了一個又一個官員，不免有點擔心，從旁勸止說：「您一筆勾掉很容易，但是這一筆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范仲淹聽了，用筆點著貪官的名字憤慨地說：「一家人哭總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在范仲淹的嚴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蟲被除了名，一批幹才能員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官府辦事效能提高了，財政、漕運等有所改善，暮氣沉沉的北宋政權開始有了起色。

朝廷上許多正直的官員紛紛賦詩，讚揚新政，人們圍觀著改革詔令，交口稱讚。

但是，這場改革直接觸犯了封建腐朽勢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權，他們對此恨之入骨；隨著新政推行，逐漸損害他們的利益，便集結在一起攻擊新政。

他們誣衊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結交朋黨，他們並串通宦官不斷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樹黨羽的讒言。

曾作過西北統帥的夏辣，是個詭計多端的傢伙，宰相呂夷簡告病退休時，他滿心以為憑自己的資歷可以接替宰相職位，沒料想在石介、歐陽修的評擊下，非但沒有當上宰相，連樞密使的官職也丟了。

他惱羞成怒，蓄意報復。

於是他讓家裡的一個使女天天臨摹石介的手跡，等到寫得到石介親筆字一模一樣了，便偽造出一封石介寫給富弼的密信，信里說要廢掉仁宗。

夏辣到處張揚，誣陷改革派陰謀另立皇帝。

於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宋仁宗雖然對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對革新的勢力這麼強大，他開始動搖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

到慶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終於完全退縮，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參知政事的職務，將他貶至鄧州(今河南鄧縣)，富弼、歐陽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繼被逐出朝廷。

堅持了一年零四個月的訂歷新政終於失敗。

慶曆新政失敗之後，范仲淹貶到鄧州，之後又輾轉於杭州、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他調往潁州(今安徽阜陽)，走到出生地徐州，不幸病逝，終年64歲。

遺著有《文集》二十卷，《別集》五卷(今本四卷)；《奏議》十七卷，《政府論事》三卷(今本為《奏議》二卷 )；《尺牘》五卷(今本三卷)；另有《文集補編》一卷。

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當年范仲淹貶到鄧州後，身體很不好，這時，他接到昔日好友 宗諒從岳州(今湖南嶽陽)的來信，要他為重新修竣的岳陽樓作一篇記。

范仲淹為了激勵遭到貶黜的朋友們，便一口答應了 宗諒的請求，就在鄧州的花洲書院裡揮毫撰寫了著名的《岳陽樓記》。

范仲淹用洗鍊優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瀾壯闊的景色，並且借景抒情，勸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憂傷，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擺脫個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兩句話，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為人準則，是他憂國憂民思想的高度概括。

從青年時代開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個有益於天下的人。

為官數十載，他在朝廷犯顏直諫，不怕因此獲罪。

他發動了慶曆新政，這一政治改革，觸及到北宋的政治、經濟、軍事制度的各個方面，雖然由於守舊勢力的反對，改革失改，但范仲淹主持的這次新政卻開創了北宋士大夫議政的風氣，傳播了改革思想，成為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前奏。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興修水利，培養人才，保土安民，政績斐然，真正做到了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而在生活上，他治家嚴謹，十分儉樸，平時居家不吃兩樣葷菜，妻子兒女的衣食只求溫飽，一直到晚年，都沒建造一座像樣的宅第，在死後入殮時，連件新衣服都沒有。

然而他喜歡將自己的錢財送給別人，待人親熱敦厚，樂於替人家辦好事，當時的賢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導和薦拔下成長起來的。

即使是鄉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

在他離任時，百姓常常攔住傳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讓范仲淹繼續留任。

范仲淹的行動和思想，贏得身前身幾代人的敬仰。

邠州和慶州的百姓，與歸附宋朝的羌族人民，都畫了他的肖像，給他立生祠，來紀念他，他噩耗傳到各地，人們深為嘆息，凡是他從政過的地方，老百姓紛紛為他建祠畫像，數百 族人來到祠堂，像死去父親一樣痛器哀悼，齋戒了三天才散去。

歷代仁人志士也紛紛以范仲淹這位北宋名臣為楷模，學習和效法。

而今天，范仲淹的精神和思想仍閃耀著奮發向上的思想光輝，仍有著啟發和教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