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宋仁宗慶曆新政到底是怎麼最終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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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體制

在中國封建社會,要改革封建官僚體制,說起來容易,然而要真正做起來,卻似難於上青天,這對宋代來講更是如此。

因為在宋代,官僚地主階級在官員喪失世襲爵位和封戶特權的情況下,為了確保「世守祿位」,又參照唐制,制訂擴大了中、高級官員蔭補親屬的「恩蔭」制度。

通過恩蔭,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級官員的子弟獲得低級官銜或差遣,且宋代恩蔭,不僅極廣,而且極濫,每遇大禮,「臣僚之家及皇親、母后外族皆奏薦,略無定數,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並「不限才愚,盡居祿位」(據朱瑞熙先生在《複雜多變的宋朝官制》一文中的統計,宋代的州縣官、財務官、巡檢使等低、中級差遣,大部分由恩蔭出身者擔任。

這種等同於官僚世襲的制度,使官僚機構中充滿了坐食祿米的權勢子弟,導致了「蔭序之人,塞於仕路」,「權貴之子,鮮離上國」。

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貴族這一特權,無疑會因觸動官僚貴族的利益而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

這就是為什麼王安石變法首先從經濟、軍事制度的改革做起,而繞過了澄清吏治這類最敏感的社會問題的原因(當然,這裡面亦有減少改革阻力的因素)。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是要富國強兵。

而慶曆新政卻恰恰觸犯了皇室利益。

范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裁減冗官,精簡機構是改革的核心內容。

而當時北宋的官僚,已經是暮氣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團,真要實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丟官。

這個大手術當然做不得。

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給北宋做的手術還不止這些,即使是稱職官員,也要削減其薪俸,北宋官員的俸祿是古代中國最高的。

而且,還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

也就是說,全天下的讀書人的利益,都讓改革觸及了。

因此,改革的反對者決不是少數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北宋統治的階級基礎。

要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士大夫就動搖了自己的統治基礎,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將,其辦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實行更戍法,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國防,而廢除慶曆新政,則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改革。

朋黨之爭

除了少數銳意進取的有識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階層大都滿足於現狀,只顧個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顧國家利益和長遠利益,一旦新政觸犯了自身利益,他們就堅決反對,群起而攻之。

隨著新政的推進,反對的聲浪不斷高潮,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加入反對大合唱,攻擊范仲淹等人為「朋黨」。

「朋黨」之所以被當作打擊的利器,從而引起仁宗的反感與猜忌,因為「朋黨」會危及皇帝的權威,觸犯其核心利益。

朋黨之爭,一直是困擾北宋政局的死結,並且延宕到南宋時期。

慶曆新政因為朋黨之爭而夭折,王安石變法也因為新舊黨爭而失敗。

朋黨之說基於儒家思想君子與小人的觀念,這是簡單對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觀念,並不能客觀準確地反應人性或人格;在現實生活中,結黨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謀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

一旦被提升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就會被一些政客用作打擊政敵的武器,而且極具殺傷力。

新政弊端

改革措施「太猛」、「更張無漸」、「規模闊大」。

改革的思想動員不夠,配套措施不到位,對罷黜官員的安置沒有著落,農民沒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見影的好處。

范仲淹的用人, 王安石就曾經批評他「好廣名譽, 結游士, 以為黨助, 甚壞風俗」 。

事實上, 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 往往議論多, 而實際行事少, 有的甚至好標奇立異, 發空論, 言行不檢。

例如石介, 連擁護新政的歐陽修也覺得他「 自許太高, 低時太過, ⋯ ⋯ 好異以取高」 。

反對新政的更指責范仲淹等「凡所推薦, 多挾朋黨, 心所愛者盡意主張, 不附己者力加排斥, 傾朝共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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