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導致北宋黨爭？別鬧，黨爭在北宋立國時就開始了！

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封建社會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雖然變法最終慘澹收場，但是卻在後世掀起了滔天巨浪。

很多主流觀點認為：正是王安石變法，導致北宋朝堂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新舊黨爭，這場持續了幾十年的黨爭最終加速了北宋的變法。

所以得出結論：王安石變法，是北宋滅亡的加速器，它導致的黨爭惡果為北宋掘好了墳墓。

（圖）王安石

那麼問題來了：北宋的黨爭真的是起於王安石變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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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一樣的立國方式

當然不是！

要知道，黨爭的本質是雙方都擁有著大於一個人的集團。

而集團的形成，絕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宋朝，官員抱團的因素有以下關係：老鄉、同窗、師生等。

這種關係的建立到維護需要的絕不止十幾二十年。

所以就可以得出結論，王安石時期如此激烈的黨爭絕對不是現炒現賣湧現出來的。

那麼，黨爭起源於何時？

（圖）歐陽修

以歐陽修為代表的北宋士大夫認為：不僅小人有黨，君子亦有黨。

各位君子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緊密團結在一起，匡扶社稷，聽起來是個非常正能量的故事。

即使如此，我們就可以推斷出：北宋的「黨爭」從立國時就開始了。

當時既然大家都是正人君子，那麼志同道合的大家形成一黨就是理所應當的事情。

（圖）陳橋兵變，趙匡胤登上皇位，北宋建立

而且北宋的開國方式太不一般。

但凡王朝開國，除了禪讓，很少有不經過流血的。

為了自己的土地和子民，君王無不大殺四方。

而趙匡胤通過一番軍事政變，就兵不血刃奪了江山。

即位後的趙匡胤有感於得國不正，所以加強了對舊有大臣的籠絡，解除兵權後許以榮華富貴，而不是「狡兔死，走狗烹」這樣對功臣大開殺戒。

這種做法固然籠絡了大部分的舊臣，但是舊臣勢力太過龐大，威脅中央集權，駕馭他們實在力不從心。

所以宋朝改革了科舉制度，加大了對取士的錄取率。

一時間，讀書成為時代的主流，更多寒門子弟成為帝國的新官僚。

（圖）宋朝科舉考試，增加了錄取率

所以此時，原有的舊臣就和新上位的新臣必然要形成激烈對峙。

不管大家承不承認，這都是黨爭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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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一樣的黨爭形式

黨同伐異，大概就是黨爭的基本形態。

對於在黨爭中失敗的人，勝利者無不是欲除之而後快。

但是，宋太祖趙匡胤制定了「刑不上大夫」的寬鬆政策，這讓宋朝成為士大夫最幸福的朝代。

對於犯了十惡不赦大罪如謀反大罪的士大夫，北宋也是採取賜死這種很人性的方式。

縱觀兩宋三百年，史書記載只有一個文臣被殺，這就是徽宗朝宰相張邦昌。

張邦昌在「靖康之變」後被金國扶植為傀儡政權「偽楚」的皇帝，成為大家眼中的漢奸。

後來張邦昌還位康王趙構，最終被趙構賜死。

（圖）張邦昌

除了倒霉的張邦昌，還有被莫須有害死的岳飛，其他人還是比較幸運的。

王安石變法只是將北宋的黨爭公開化、表面化了。

之前的暗流涌動在宋神宗時代開始風起雲湧。

針對在黨爭中失敗的人，一個比較流行的處理方式是流放。

清朝將犯罪的人流放到黑龍江寧古塔，那裡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的氣溫能保證意志不堅的人很快掛掉。

而北宋疆域最北也就到河北中部，所以凍死是不夠條件的。

（圖）北宋疆域圖

向南向南！

當時的南方已經進行了長時間的開發，但是嶺南地區相比之下還是很落後，這些所謂的化外之地就是最好的流放地。

蘇軾就被劉放在海南島，留下了人生中一段難忘的記憶。

南方瘴氣重，各種各樣的傳染病盛行，在那個醫療條件還不發達的古代，能活下來也是九死一生。

雖然沒有直接殺你，但這種殺人於無形的方法也是沒誰。

綜合來說，北宋的黨爭形式相對溫和，沒有後世東林黨以及蘇聯時代黨爭的那種殘酷和血腥，以至於我們可以把所有溫和的勾心鬥角都算作黨爭。

這樣看來，北宋的黨爭開國時就有，王安石變法之後只不過是白熱化了。

他們的中心思想是不變的，就是爭權奪利。

（圖）蘇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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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一樣的統治者

提起黨爭，無不是一言以蔽之，總之就是朝堂敗壞，社會黑暗的體現。

但是自從歐陽修提出「君子亦有黨」的論調後，「入黨」反而成為一種時尚，這絕對是空前絕後的事情。

有了黨派，就要鬥爭。

面對下面吵吵嚷嚷的大臣，龍椅上的皇帝應該是暗爽的，這表示沒有哪一派能威脅自己的皇位。

而皇帝也很樂於在黨派中充當和事佬和仲裁者的角色。

但是，北宋的官僚勢力太龐大了，龐大到任何一方都可以威脅到皇位的安全。

這是個令皇帝頭疼的問題。

（圖）杯酒釋兵權，收回武將權力

一般而言，王朝更迭，都會湧現一批新的統治集團，而舊有的統治集團則在改朝換代中被消滅，這樣就讓統治集團重新洗牌，社會重現活力。

但是趙匡胤沒有這麼做，這位皇帝在武將交出兵權後，就許以榮華富貴，安享天年。

退役的武將是新的地主階級，地主又以兼并土地為目的，使得北宋初期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土地兼并，社會危機提前到來。

而為了防止武將專權，皇帝又大力扶植文官勢力以文制武，又導致了文官勢力的空前龐大，這就是北宋的「冗官」。

由於士大夫勢力空前龐大，所以社會很快喪失活力。

范仲淹要變法，很快失敗；王安石也變法，最終還是失敗。

皇帝想辦什麼事也辦不成，很尷尬，咋整？

只有妥協了。

所以我們看到宋仁宗「很放心」地將權力交給大臣處理，被當朝和後代專家歌頌為有強烈的「民主」氣息。

（圖）宋仁宗

呵呵。

試問哪朝天子不希望自己有「一朝權在手，殺盡天下叛逆狗」霸氣？宋朝的民主，只不過是皇權被挾的無奈之舉。

否則，他們也不會勞心費力地想要改革，因為改革就能顛覆舊有制度，給自己增加籌碼。

而當改革也無法改變現狀時，皇帝們就只剩下一個選擇：和某一黨聯盟。

王安石變法後，皇帝徹底「倒戈」，他們的加入讓黨爭烈度上升，最終導致北宋朝堂烏煙瘴氣。

明朝建立後，吸取宋朝教訓，開啟了皇權、相權、宦權三足鼎立的政治結構，維持了明朝前期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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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正是由於北宋統治者與眾不同的方式，才導致了與眾不同的黨爭，也才造就了與眾不同的北宋王朝。

（圖）北宋黨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