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彥博說的「大實話」道出了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

文彥博，生於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卒於宋哲宗紹聖四年（1097年），壽高91歲。

字寬夫，號伊叟，汾州介休（今屬山西）人，北宋時期政治家、書法家。

他歷仕仁、英、神、哲四帝，出將入相，有五十年之久。

任職期間，秉公執法，世人尊稱為賢相。

曾成功地抵禦了西夏的入侵。

宰相期間，大膽提出裁軍八萬之主張，為精兵簡政，減輕人民負擔。

宋徽宗蔡京為相時，將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等人稱為「元祐黨人」，至北宋末南宋初，文彥博才又被追復太師，諡忠烈。

有一天文彥博和宋神宗討論王安石變法問題。

在文彥博看來，王安石推行的青苗、雇役等新政純屬添亂，一丁點兒可取之處都沒有，天底下的士大夫沒幾個會贊成的。

宋神宗聽得有些不樂意：你們士大夫不樂意，是因為這些新法對你們沒啥好處，可在朕看來，這些對老百姓也不見得有害，為什麼不能變法？

文彥博毫不客氣，回了句很著名、當然也很氣人的話———「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意思是跟皇帝一起合計國家大事的是士大夫，不是老百姓，變法不變法的，當然得聽士大夫的，老百姓哪裡有什麼發言權。

要說這變法問題，可是北宋政治風險係數最大的討論話題，不論變法派還是反變法派，在這話題上栽跟頭的是一茬接一茬，其中不乏兩派中的標誌性、偶像型人物，往往一句話不對路，就讓突然變臉的皇帝弄得灰頭土臉，輕則訓斥，重則貶官、發配，要不是宋代有「不殺士大夫」的祖訓，還不定有多少人頭為此落地呢。

可文彥博這番硬邦邦、赤裸裸的出格言辭，血氣方剛、素來脾氣不算太好的宋神宗卻只不過「不悅」———不那麼痛快，也就這麼著了。

由於此前的晚唐和五代十國藩鎮割據、軍閥混戰，驕兵悍將權勢極大，動輒發動兵變，武將、地方官的地位舉足輕重，文官、朝臣們則一個個成了有名無實的秘書型人才。

同樣靠軍事政變上台的宋太祖趙匡胤惟恐別人照貓畫虎，把自個兒家的江山社稷再給奪了去，就想著法子削減武將、藩鎮的權力，讓五花八門的文官、朝官擔綱掌權。

整個宋朝，不但文官是文官，地位最重、權力最大的武官也還是要由文官來當，比如中央最高武職、相當於今天總參謀長的樞密使，就例由高級文官擔任。

北宋名將狄青立下大功，被皇帝破例任命為樞密使，結果遭到一大批名臣反對，其中不但有歐陽修這樣的大人物，甚至還有當初大力舉薦狄青、和狄青關係親密的龐籍，他們提出的最關鍵、也最有說服力的理由，就是「不合規矩」。

同樣，在宋朝，地方官的地位也全被文官奪了去。

可以說，宋朝大部分時間裡，根本就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地方官」：州和縣的真正長官，是名義上由中央外派的知州事、知縣事，他們直接對朝廷、對皇帝負責，這些管實事的不但是京官，且都是文官。

歷史上很多朝代看似愚昧、保守、野蠻，甚至不可理喻的政策傾斜，實際上都和這個「與誰治天下」的定律有關。

政策所照顧、遷就的，總是那些「治天下」的骨幹和主力。

如三國時的曹魏，不得不從曹操時代的「唯才是舉」退至曹丕之後「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九品中正制，就在於曹氏的稱帝，必須仰賴門閥大族的推舉；北魏幾代皇帝勵精圖治，政治頭腦敏銳，卻都執著地維護落後的血統制、等級制，正因為鮮卑貴族和北方世家，是構成「北魏股份公司」核心治理結構的第二、第三大股東；元代用極端殘酷的高壓手段袒護蒙古人特權，清代至覆亡都不肯解散早已喪失戰鬥力、被外國人蔑稱為「紙糊軍隊」的八旗軍，道理也是如出一轍———與誰治天下，就不得不遷就誰。

看看這幾人的做法就值得借鑑：

商代的盤庚苦於舊都城經常被淹，想要遷都到殷，遭到商朝的「與治天下者」———同族臣民的抵制，他苦口婆心地說服，解釋，連續做了三次公開動員，終於令這些「與治天下者」相信，盤庚的改革對自己有利無害，暫時的痛苦是必須付出的代價，最終雙方順利達成妥協，遷都完成，商代也延續了好幾百年。

這是「與人同利」。

戰國時趙武靈王要搞胡服騎射的軍事體制改革，國內阻力很大，他很快察覺最大阻力來自貴族上層，尤其王族，就主攻最頑固、地位也最高的叔叔公子成，當公子成轉而支持自己，並帶頭穿起胡服後，反對勢力就不攻自破了。

這是找到癥結群體「對症下藥」。

公司做到一定程度需要變革時值得學習，鑑古至今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