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欲遷都洛陽，為何遭反對！

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攫取後周政權，樹立大宋王朝，定都河南開封。

思考到開封「局勢鬆散，防維尷尬」，趙匡胤曾擬先遷都洛陽，後遷都長安，但遭到群臣及晉王趙光義竭力對立，遷都計劃擱淺。

自古統治者挑選國都主要依據軍事、經濟、地理位置三方麵條件來思考。

軍事上請求國都所在地既能制內，又利於御外；經濟上請求國都鄰近區域經濟興旺，能根本解決國都的物質需要，只需少數仰給於遠處；地理位置上請求國都坐落王朝管轄規模的中心區域，或有曉暢的水陸交通線路通向四面八方。

開封府主要的優勢是居「全國之要會」，汴水河渠銜接江淮等地，經濟富庶，但其缺陷是軍事上無險可守，難以御外，有必要常駐數十萬大軍以替代山河之險。

趙匡胤思考得比較全部，比群臣和趙光義更有眼光，他認為如持續以開封為國都，「不出百年，全國民力殫矣！」結果不幸而言中。

宋太祖曾擬遷都

欲西遷據形勝之地 開封坐落黃河中游的南岸，地處中原和華北大平原的西部邊際。

它北據燕趙，南通江淮，西峙嵩岳，東接青齊。

河流在這裡作放射狀向南北分流，可開鑿運河，銜接南北河流。

因戰國時的魏國，五代時的後梁、後晉、後漢、後周以及北宋和金朝後期，都曾建都於開封，所以開封素有「七朝古都」之稱。

就地理環境而言，自古統治者擇都大多選取龍盤虎踞、山河四塞、有險可守的形勝之地，很少挑選地形平整、難以防衛之地。

而開封偏偏即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的本地。

它之所以被統治者看中，關鍵在於它處在暢通無阻的「全國之沖」，交通便利，經濟富庶，有利於「居中御遠」。

早在戰國後期，縱橫家張儀曾對魏哀王說：「魏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輳，無有名山大川之限。

」楚漢相爭時期，謀士酈食其對劉邦說：「陳留（今開封一帶）全國之沖，四通五達之郊。

」所以劉邦置陳留郡。

唐末和五代時，群雄逐鹿中原，開封的地理位置顯得愈加重要。

唐人韓宏說：「大梁（今開封）襟帶河汴，控引淮泗，足以禁制山東。

」後唐郭崇韜說：「汴州關東衝要，地有錢人繁」。

石敬瑭對後唐皇帝李嗣源說：「大梁，全國之要會也。

」公元936年，石敬瑭滅後唐，樹立後晉，兩年後便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定為首都。

隨後，後漢、後周相繼建都於開封。

宋太祖趙匡胤登上帝位時，沿用後周舊制，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

趙匡胤不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軍事家，也是一位登高望遠的政治家。

在根本平定南方諸國及本地割據實力後，他思考到開封「局勢鬆散，防維尷尬」，曾擬先遷都洛陽，後遷都長安，他說：「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全國也。

」但這一計劃遭到群臣和其弟趙光義竭力對立。

對立遷都理由之一：

洛陽淒涼軍食不充 趙匡胤於公元927年在洛陽夾馬營出世，因而對洛陽有特別豪情。

開寶九年（公元976年），趙匡胤下詔西幸洛陽祭祀六合，並計劃從此留在洛陽。

起居郎李符第一個站出來對立，他上書「陳八難」，書中稱：「京邑淒涼，一也；宮闕不備，二也；郊廟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內民困，五也；軍食不充，六也；壁壘未設，七也；千乘萬騎盛暑扈行，八也。

」趙匡胤思鄉心切，根本不管西行難不難，於同年三月丙子日從開封動身，在眾大臣和衛兵簇擁下，聲勢赫赫前往洛陽。

四月，趙匡胤一行抵達洛陽，在南郊舉辦合祭六合大典。

此前洛陽區域接連一個月大雨不止，趙匡胤抵達後，雨就停了下來，舉辦合祭大典時晴空萬里。

大典結束後，本地父老說：「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天復見和平皇帝！」還有人激動得淚如泉湧。

趙匡胤見天公做美，大眾歸心，又見洛陽經過重建後宮室絢麗，心境十分開心，當日下詔大赦，並當面獎賞建造洛陽有功的河南府右武衛上將軍焦繼勛。

兩天後，趙匡胤大宴群臣，隨意恩賜，君臣共歡。

在言談中，趙匡胤屢稱洛陽為形勝之地，居全國當中，流露出欲留居洛陽之意，群臣見皇上興致正濃，不敢掃他的興，其時沒有誰開口進諫。

趙匡胤見我們都不對立，認為遷都之事可如願進行，卻不知群臣雖外表不對立，但大多數人仍不願意遷都。

清明上河圖（局部）

對立遷都理由之二：

開封漕運暢通無阻 遷都是牽涉到國家命運的大事，群臣有定見不行能不提，況且他們知道趙匡胤是十分尊敬臣下定見的明君，所以便使用各種時機向趙匡胤進諫。

一天，趙匡胤的老部下李懷忠見皇上略有空閒，便上前進言，他說：「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

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底子安固已久，不行動搖。

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

」

就其時局勢而言，李懷忠這一番話的理由是很足夠的，自後梁建都開封以來，幾代統治者便不斷開挖運河，以通漕運。

尤其是後周世宗柴榮，屢次下詔開挖運河。

顯德四年（公元957年）四月，世宗下詔引導汴水北入開封五丈河，使齊魯舟楫都能抵達開封；顯德五年（公元958年）三月，下詔開挖汴水口，引導河水達於淮水，使江、淮舟楫暢通無阻；顯德六年（公元959年）二月，柴榮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在開封東面引導汴水入於蔡水，「以通陳穎之漕」，又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

趙匡胤樹立大宋王朝後，從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就著手在開封周圍進行大規模水利建設，他首先指令開挖蔡河，使河流直達許鎮，以通淮右之漕。

第二年，又集結數萬民工，從新鄭引閔水與蔡河集合，使蔡河經陳、穎直達壽春。

同年，又在開封城北進一步開挖五丈河和金水河，增加流量。

經不斷疏浚和開鑿後，底子構成以開封為基地的運河體系。

江南之粟由江入淮，經汴水入京；陝西之粟由三門峽鄰近轉黃河，入汴水達京；陝西之粟由三門峽鄰近轉黃河，入汴水達京；陝蔡之粟由惠民河轉蔡河，入汴水達京；京東之粟由齊魯區域入五丈河達京。

使開封便於獲得全國各地的糧食和物資，處理首都開封數十萬禁軍和百萬居民的糧食和物資供應疑問。

這在其時是建都長安或洛陽都無法辦到的。

所以趙匡胤以為李懷忠的定見的確有道理，但即便如此，仍改動不了趙匡胤遷都的決心。

對立遷都理由之三：

安邦「在德不在險」 群臣的定見趙匡胤能夠不聽，可晉王趙光義的定見趙匡胤卻不得不聽，因趙光義是他的皇位繼承人。

當趙匡胤把遷都洛陽和長安利在有險可守的主意通知趙光義時，趙光義說：「在德不在險。

」趙匡胤一時語塞。

趙光義離開後，趙匡胤對擺布說：「晉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全國民力殫矣。

」

趙光義辯駁趙匡胤引用了吳起的故事。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吳起事魏武候。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龍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

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

』」

在船上，吳起與魏武侯評論地輿要素和政治要素對國家安全哪一方面更首要的疑問，吳起以為，決定國家興衰的底子要素是政治要素，而非地輿要素，上古時代三苗氏德義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紂修政不德，雖有險固的河山，也不能搶救其覆亡的命運，所以說安邦治國「在德不在險」。

眼看晉王和群臣都持對立定見，趙匡胤只好拋棄了遷都的方案。

接近黃河國都風險

四戰之地往事可鑑 晉王趙光義對趙匡胤說「在德不在險」，此事在宋史並沒有記載，而記載在宋人王禹偁的《建隆遺事》一書中，被《續資治通鑑》等書採用。

有人以為《建隆遺事》不行信，趙光義並沒有說過「在德不在險」。

但是不論趙光義有沒有說過這句話，北宋沒有遷都卻是現實。

並且北宋不遷都確如趙匡胤所言隱伏著極大的危機，北宋在趙匡胤去世後逐步走向虛弱最終被金所滅與開封的地輿位置有極端親近的聯繫。

開封自古為四戰之地，周圍又沒有山嶺艱險，建都於此，遇強兵侵略時怎麼防衛就變成嚴峻的疑問。

張儀說：「魏之地形，固戰場也。

」開封的地輿環境暢通無阻，水陸交通方便，在宋代作為經濟基地一點疑問都沒有，但作為政治軍事基地條件尚不徹底具有。

別的，開封太接近黃河，在軍事上也是個喪命的壞處。

戰國時秦國曾四次攻擊魏國的國都大梁，公元前225年，秦軍決黃河水灌大梁，成果城壞魏亡。

相對而言，洛陽的地輿位置比開封險峻得多。

洛陽不只位居「全國當中」，並且附近群山環繞，擔負邙山，面臨洛水。

東有成皋，西有崤函，北通幽燕，南對伊闕。

「山河拱戴，局勢甲於全國。

」秦今後宋曾經有東漢、曹魏、西晉等王朝建都於此，聲稱「九朝古都」。

正因為如此，宋太祖才有了遷都洛陽的想法，其起點乃是基於國家安全的思考。

他以為建都於洛陽，既有利於防衛，還能夠省去很多冗兵，減輕國家的擔負。

後來范仲淹也意識到這個疑問，他說：「洛陽險固，汴為四戰之地，和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陽。

」惋惜他的定見沒有引起最高統治者的注重。

就德治和設險守國而言，德治當然應當放在首位，但設險守國絕不能忽略。

正如清代專家顧祖禹所說的：「雖恃德不恃險，而設險重閉之義，亦未可略而不講也……汴四戰之地，受敵最深，梁末帝之禍甚於王假，靖康之辱幾於石晉，況滔天之浸（指黃河）近在咫尺之間，言建都者，其亦有鑒於往事哉！」

北宋名將韓琦曾主張加固京師外城，以此加強京師的防衛，他說：「北戎勢重，京師坦而無備，若一朝稱兵深化，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

彼打敗，則疾趨澶淵。

若京城鞏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

彼不得戰，欲深化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阻而自退。

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

」諫官余靖表明對立，他說：「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全國而為嬰城自守之計。

」皇帝贊同餘靖的定見，韓琦加固京城的主張被否決。

養兵太多擔負沉重

依靠運河民力耗盡 已然開封無險可守，保障首都安全僅有的方法即是用軍力補足。

北宋開封一帶常常駐軍數十萬，城裡郊外連營設衛，以替代山河之險。

很多冗兵聚集京師，大大增加了開封對運河的依靠性。

時刻一久，就形成政府財務開支擔負沉重，大眾困於徭役。

前面說過，宋太祖登基後屢次下詔開挖運河，為此不得不徵用很多民力。

趙匡胤了解民間疾苦，保護大眾，不會輕易動用民力。

建隆二年，他指令給事中劉載帶領民眾挖五丈渠。

他對侍臣說：「煩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

開導溝洫，以濟京邑，蓋不獲已耳。

」他知道京師依靠運河供應並非長久之計，所以才有遷都的計劃。

因為遷都方案受阻，運河的開挖和保護便變成北宋自始至終的國家大事。

正如張方平所說的：「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

」河道不行要繼續開挖，河道淤塞要不斷清淤，無休無止的開挖清淤動用很多民力，使大眾疲於奔命。

開封是運河的供應基地，政府的糧食和物資的首要來源地是長江下游。

宋初，長江下遊人口稠密，經濟興旺。

自變成京師的糧食和物資首要來源地後，其開展遭到嚴峻影響。

全國大多數財富會集在開封，其他地方卻越來越窮困，這正是趙匡胤所擔心的。

他預言：「不出百年，全國民力殫矣！」成果不幸而言中，過了不到百年，民力簡直耗盡，富庶的長江下游區域經濟開展停滯，北宋政府常常捉襟見肘，巨大的軍費開支（占政府總支出的60%~70%擺布）使政府和人民都喘不過氣來，財務上的「積貧」和軍事上的「積弱」變成不行拯救的趨勢。

1126年，金國見北宋已瘦骨嶙峋，發兵大舉南下，圍住開封。

1127年，金兵占領開封，北宋消亡。

被金兵洗劫一空的開封從此風景不再，汴河航道逐步湮塞，南北交通要道的首要地位也漸漸損失，開封在歷史上最昌盛的期間宣告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