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周瑜沒有英年早逝，那麼他的兩分天下之謀能否實現？

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

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

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

是時劉璋為益州牧。

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

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並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

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

」權許之。

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馬丘病卒，時年三十六。

——《三國志·吳志·周瑜傳》

我讀史其實不怎麼帶感情，但是對於周瑜這個悲劇人物是很早開始就寄予同情了的。

很多年前，我讀過一篇名為《建安十五年》的歷史小說，這篇小說最遲在本世紀初那幾年就可以在一些三國題材的BBS上見到了。

那篇小說的作者也是個周瑜粉，裡面就隱隱談到了孫權對周瑜並沒有那麼信任，當然，情節沒有向陰謀論方向走，但是對於當時只看過三國演義電視劇的我來說，也是個很大的震動了。

之後讀到正規史料時，一些細節則讓我感到周瑜之死背後的疑雲並非空穴來風，終於自己整理出了一篇文章，一開始發在人人上。

在知乎上看到題主的問題時，感到有必要來回答它。

我的回答是：即使周瑜不死於孫權的陰謀，按照下面對這一時期形勢的論證，他絕無可能順利進行二分天下的計劃。

最後還是需要嚴肅地聲明一下，陰謀論絕不代表100%的歷史事實，只是一種可能性，不過，它起碼應該是邏輯自洽的。

下面的論證其實都是為了這一點。

看到@姬軒亦兄與我想法暗合的回答，我很欣喜，不過姬兄的答案好像過於篤定於陰謀論，略顯得故弄玄虛了一些，這也算是美中不足吧。

畢竟，中古史材料一共就那麼多，前人也鑽的差不多了，「搞個大新聞」既無可能，也無必要，能提出一種自洽的可能，就是幸運了。

舉個例子吧，妹子約會遲到，她說是路上堵車了，但是我根據她平時的性格，判斷她是看韓劇看忘記了。

這後一種看法可能是事實，也可能不是，但是史書只會記載妹子官方的說法。

這就是陰謀論、記載和真相的關係。

搞清楚了這個，就可以放心地看接下來的內容了。

建安十五年，周瑜去世於巴丘，時年三十六歲。

曹操重要幕僚郭嘉於三十八歲去世後，曹操曾對荀攸說他的死是「中年夭折」，十分哀痛。

（《三國志·郭嘉傳》，以下出自此書者只註明傳記篇目）可見雖然當時由於連年戰亂，平均壽命頗低，但對有一定地位，可以享受最好醫療條件的政治軍事人物來說，36歲遠遠不是一個正常的死亡年紀。

事實上，在整個後漢—三國時代，達到了周瑜的地位（去世前為偏將軍，南郡太守）而又在比周瑜年紀輕時自然死亡的，寥寥無幾。

其中最有名的恐怕便是35歲去世的魏明帝曹叡與30歲去世的吳景帝孫休，這兩位自幼養在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的皇帝了。

而周瑜短暫的一生中長期輾轉於各地征戰，去世時離赤壁之戰相去不到兩年，可謂恰好在自己事業的巔峰時期。

若是故事到此結束，恐怕我們也只能感嘆造化弄人，過早地讓一代名將退出歷史舞台。

不過，如果仔細閱讀了相關史料，我們對於周瑜的死還會有一些其他的疑問。

「夭亡」和「暴亡」，在史冊里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夭亡可以是長期臥床病重不治，一把年紀的人也可以突然暴亡。

按照常識，從染病到發展，到最後死亡，一般需要一個過程。

在整部《三國志》的體例里，被記載「卒」或「病卒」的人物，一般可以認為是比較平緩地去世的。

在這裡我們以吳國官員駱統為例，他和周瑜一樣，三十六歲就去世，毫無疑問屬於「夭亡」，《駱統傳》中記載道：「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而以前對其政治軍事活動的記載停止於黃武初年在濡須帶兵抵抗魏將曹仁的事跡。

對於駱統來說，他的死顯然不在「暴亡」之列。

對於周瑜的死，本傳的記載是「……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

」雖然用的詞是「病卒」，但毫無疑問，這是一次典型的暴亡。

要證明這個結論，首先需要梳理一下周瑜去世時的背景。

赤壁之戰取得大勝後，周瑜並未就此班師，而是對曹操控制下的荊州展開了趁勝追擊。

經過一年多的相持，曹操指派防守江陵的曹仁撤退，東吳集團控制了整個長江北岸的南郡地區。

而同一時期，赤壁之戰時處於周瑜羽翼下的劉備集團趁機接收了抵抗薄弱的荊南地區，自曹操南征後再次擁有了自己的根據地。

此時，對於東吳未來的長期發展戰略，有兩種不同的思想，第一種是周瑜等人堅持的「伐蜀」，第二種是魯肅等人堅持的「借荊州」。

周瑜從前線返回京口，向孫權闡述了自己的戰略構想，他說道：

「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並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

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

」

孫權的反應是什麼呢？「權許之」，也就是得到了孫權的首肯。

而就是在回到江陵的路上，周瑜突然去世。

顯然，從當時的背景來看，誰都沒有想到周瑜在這樣一個時間點離開人世，完全可以稱他的死為「暴亡」。

這不僅是我們的推斷，也是周瑜自己的認知。

他在去世前寫給孫權的信中寫道：「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

」說的很清楚，遇到的是一場「暴疾」，前一天開始治療，第二天就到了已經知道自己必死，開始處理後事的地步，這場「病」的烈度實在令人咋舌。

有人曾把周瑜的去世與一年前攻打南郡時受的箭傷聯繫起來，這種猜想是沒有根據的。

的確，本傳記載道：「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

」但是，這畢竟只是外傷，而且是一年前的一次外傷，沒有任何外力影響的情況下，它是否能在短短几日內奪走一個健康成年人的生命？《三國演義》為解決這個問題，把那支箭渲染為毒箭，又敷衍了諸葛亮三氣周瑜使金瘡復發的情節，但這畢竟是小說家言，不屬於我們考慮的範圍。

那麼，這真的只是一個「急病帶走名將」的故事嗎？

我長期以來一直這麼認為，直到我注意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記載。

上面說過，「伐蜀」和「借荊州」是江陵之戰後東吳內部的兩種不同的聲音，在赤壁之戰時與周瑜同為鐵桿鷹派的魯肅此時卻堅決地提出「借荊州」的策略。

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兩種策略是無法共存的，如果東吳失去了南郡這個關鍵的後勤補給據點，獨自進攻蜀地是不現實的。

事實上，周瑜死後，孫權仍然向已借到荊州的劉備提出了一起取蜀的建議。

劉備的幕僚當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吳終不能越荊有蜀」，打消了劉備的疑慮。

（《先主傳》）《魯肅傳》注引《漢晉春秋》里記載道：

「呂范勸留備，肅曰：『不可。

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

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

』權即從之。

」

注意，扣留當面請求孫權借荊州的劉備於京口，然後收服其部眾，西取蜀地，這裡雖然只提了呂范，其實這正是周瑜伐蜀計劃的一環。

周瑜本傳記載道：

「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

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

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

劉備去京口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借荊州。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明確寫道：「（備）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

」深入吳都，對已經跟赤壁之戰時的老大周瑜翻臉的劉備來，說是一次大膽的冒險。

果然，周瑜寫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了「軟禁劉備」的計劃。

應該說，這是一個很有創造力的想法。

軟禁劉備，不僅可以一舉去掉伐蜀道路上來自側翼的威脅，更可以吸收劉備手下具有陸戰能力的部眾，作為對不擅陸戰的吳兵的補充。

不過，裡面還是有一些想當然的部分，比如說以關羽、張飛和劉備的關係，要周瑜「挾與攻戰」顯然不太現實。

但是總的來說，這應該是周瑜伐蜀計劃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

結果，運氣一直很好的劉備這一次又賭贏了，孫權並沒有採納周瑜和呂范的意見。

而對於魯肅提出的借荊州計劃，「權即從之」。

劉備就這樣把周瑜花費一年拼死拼活打下來的南郡攥在了手中。

而這當然是不可能被周瑜接受的。

從《周瑜傳》的記載來看，孫權同意魯肅借荊州計劃和劉備在京口是同一時間段，此時周瑜仍在江陵，尚未啟程去京口，所以才會「上疏」給孫權來闡述軟禁劉備的計劃。

這就讓事情變得很有趣了。

對借荊州計劃，「權即從之」，後來對周瑜當面提出的伐蜀計劃，「權許之」。

而上面已經論證過，這兩個計劃是相互牴觸的。

那麼，難道孫權得了健忘症？或者是孫權心太軟，不好意思拒絕別人？

如果我們承認孫權不是白痴的話，那麼就必須注意到這樣一種可能：孫權在權衡兩個計劃的時候，事實上已經做好了斬斷另一個計劃的準備。

我們知道，事實上中斷的是伐蜀計劃。

那麼，正如那位大偵探掛在嘴邊的話一樣，剩下的那個可能無論多麼荒謬，都是真相。

周瑜之死，孫權涉案。

一下子拋出這個石破天驚的結論似乎顯得過於草率，那麼我們從其他的一些角度來進一步進行論證。

赤壁一戰之後，周瑜的名聲急速膨脹，曹操欲蓋彌彰地對孫權寫信說道：「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這從一個側面亦可折射出當時周瑜聲名鵲起的威勢。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對於作為東吳實際統治者的孫權來說，這並不是樂於見到的局面。

空發誅心之論自然不妥，還是讓我們用白紙黑字的史料說話。

周瑜與孫權之兄孫策的關係長期以來膾炙人口，兩人升堂拜母，共定江東，按照孫策的說法，兩人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江表傳》）。

不過，這種關係的背後同樣有陰影的存在。

隨孫策東渡之後，周瑜曾一度返回袁術控制下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

但此時周瑜「觀術終無所成」，於是再次東歸，受到了孫策的親自迎接。

這裡存在一個很少有人去思考的問題，在江東初定，百廢俱興時，周瑜為什麼卻北歸袁術？雖然名義上是跟隨從丹揚太守任上卸任的叔父周尚去壽春接受新職，但是此年周瑜已經二十四歲，完全具有自己的行為能力，那麼他回到壽春的行為只能解釋為，他還沒有對江東的新政權忠誠到後來死心塌地的地步。

他最後回到吳地的理由是因為認為袁術不會有什麼成就，那麼，後來曹操派蔣干去揚州說服他來投，曹操不能說是沒有成就的君主，為什麼他不北上投奔呢？換言之，如果袁術是個有成之君，周瑜就未必返回江東，那麼那一段歷史也要重新寫就了。

周瑜在孫策有生之年並未參與中樞要務，而是長期在外地征戰與鎮守。

當時孫策政權的中樞頭腦另有其人，是後來赤壁之戰前主張投降北軍導致威望大減的張昭，「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張昭傳》），在孫策被仇人襲擊，傷重未死的時候，他託孤的對象也是張昭，而非在外駐守的周瑜。

《張昭傳》記載道：「策臨亡，以弟權托昭。

」

周瑜在這個時候的反應是什麼呢？本傳記載道：「五年，策薨，權統事。

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眾事。

」按照時間順序來看，「昭率群僚立而輔之」（《張昭傳》），孫權開始行使權力之後，周瑜帶兵返回吳地，這顯然是逾越了自己身份的舉動。

一面是年僅十九歲的孫權，一面是周瑜手中能征善戰的兵將，雖然史書中輕描淡寫地用「赴喪」來概括，但我們不難嗅出後面的凶氣息險。

結果就是，周瑜進入了中樞，分去了一部分張昭的權力。

當時只有十九歲的孫權當然沒有實力去改變這樣一種權力格局，但是這段經歷想必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顆火種。

赤壁之戰之後，周瑜的名氣躥升點燃了引線，終於在建安十五年引爆了火種。

那麼，周瑜自己在建安十五年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份里是怎麼認識撲朔迷離的局勢的呢？讓我們回頭來看周瑜死前寫給孫權的信，這封信非常重要，可以說是周瑜的政治遺言。

因此我在這裡不嫌煩瑣，將這封信三個版本的原文照錄於下。

《周瑜傳》本傳版本：

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

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

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

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

《江表傳》版本：

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

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

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

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

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

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采，瑜死不朽矣。

《資治通鑑》版本：

修短命矣，誠不足措；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

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

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

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杇矣。

其中，《資治通鑑》的版本顯然是由《江表傳》節錄後半部分而來，因此我們研究的核心就放在了前兩封信的區別之上。

正如裴松之在註解《三國志》時對《江表傳》中周瑜信箋內容的評述，「案此箋與本傳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耳。

」「提醒曹劉威脅」和「推薦魯肅自代」這兩個主旨，在兩封信中都得到了表達。

不過，從語氣上來看，兩者的差距非常明顯。

《江表傳》版本的信語氣顯得激昂壯烈，至今讀來仍然給人一種建安年間特有的悲壯之氣。

本傳版本的信語氣則顯得異常沉鬱，甚至在最後露出了乞求孫權的意思。

從感性角度來看，我們很難相信本傳版本出自正當盛年的周瑜之口。

以下，讓我們對書信真偽問題進行一些更為詳細的論證。

《江表傳》的作者是西晉人虞溥，輯錄一部分東吳原始史料成書，成書年份不詳，但不會晚於三國末期或晉初，基本可以認為和陳壽的《三國志》處於同一時期。

而眾所周知，陳壽《三國志》的吳書部分主要取材來源是吳國由韋昭編撰的官方史書《吳書》。

韋昭本人即為吳人，本朝人修本朝史，自然代表著官方對這段歷史的態度，這段書信也必有官方底本。

《江表傳》的材料來源雖然不明，但既然被尚能見到很多當時材料的司馬光採用，自然也並非偽作。

兩段言辭截然不同的書信同時流傳，又都非偽作，那麼只有一種可能：周瑜的書信在寫入吳國官方檔案時被進行了篡改。

被篡改的版本被寫入《三國志》，而原本則被《江表傳》保存下來，並被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時部分採用。

司馬光注意到了本傳中周瑜信箋語氣的詭異，因此選取了《江表傳》版本的信作為基礎文本，並刪去信的前一段，這樣信表達的內容基本和本傳版本保持了一致。

這樣的工作看起來對兩封信進行了巧妙的平衡，但刪除《江表傳》原文其實是一個自作聰明於是畫蛇添足的舉動，刪除的那幾句話看上去只不過是正題前的客套而已，其實周瑜是將死之人，國事急於星火，哪有寫客套話的心情和精力？這些話里隱藏著的題外之義正是被刪除的關鍵。

在分析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讓我們看一個更為本質的問題：周瑜為什麼要在死前給孫權寫下這封信？以下分析基於的文本是《江表傳》的版本。

要知道，周瑜是在從京口返回的路上去世的，他剛剛見過孫權不久，雙方表面上已經在伐蜀計劃上達成了一致。

他在臨死之前之所以要再次給孫權寫信，一方面再次說明了周瑜之死的突然，另一方面，他這封信難道真的只是寫給主君孫權一人看的嗎？

這封信與其說是一封給孫權的私人信箋，不如說是周瑜猝然去世前對於自己政治態度的一次聲明。

可以說，他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自己的目的，晉人編撰《江表傳》時收錄了此信的全文從側面說明了它當時的流傳度。

不過，來自東吳官方的篡改顯然是周瑜始料未及的。

對於今天的我們，這種篡改卻可以從一個側面讓我們看出當權者欲隱藏的東西，從而進一步接近真相。

在信的開始，周瑜明確地提出了伐蜀計劃，「規定巴蜀，次取襄陽」，又寫出了「染病」的經過，「至以不謹，道遇暴疾」。

這兩點正是孫權不欲為世人所知的要點，而在這封信中被周瑜所特意點出，周瑜染病經過的突然會令人懷疑，而取蜀計劃正是矛盾衝突的焦點所在，也是周瑜最後暴死的深層原因，可惜的是，周瑜臨死前才真正意識到這一點。

周瑜對權力的窺視與爭取毋庸諱言，不過這種權力欲與其說像懷抱篡心的司馬懿，不如說像後主時期大權獨攬以便推行自己國策的諸葛亮。

此刻的他已不是那個帶兵回都的桀驁外將，而是真正想為東吳開拓基業，形成天下二分之勢的棟樑。

可是，他的主公孫權也不再是當年那個懵懂而不諳權術的少年了。

這種角色的前後衝突，最終造成了不可調和的悲劇。

雖然周瑜死後，東吳的取蜀戰略由於群龍無首，很快土崩瓦解。

但在當時，這一由周瑜一力推行的戰略卻不乏追隨者，從歷史記載來看，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三人：策劃者龐統、執行者甘寧、副手孫瑜。

以下分別進行簡要的介紹。

龐統在建安十五年左右一系列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在《三國志》本傳中晦暗不明，他在周瑜取蜀戰略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是由一本地方志揭示的。

《太平御覽》引《荊州先德傳》佚文記載：

「周瑜領南郡，以龐士元名重，州里所信，乃逼為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

」

可見此時龐統在周瑜幕府中擔任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相當於周瑜的機要秘書。

但由於他特殊而超然的身份，在這一階段並未走上前台，因為他最終歸蜀，這段早年歷史也被湮沒，被陳壽所不載。

雖然一開始龐統是被周瑜「逼」出山的，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合作，「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江表傳》載程普語），龐統最終被周瑜的氣度折服，死心塌地地參與了周郎的取蜀規劃。

我們知道，後來龐統投奔劉備後，很快為他提出取蜀的上中下三策，於是劉備決定帶他入蜀，而留諸葛亮鎮守荊州。

這樣系統的謀劃，顯然不可能出自一時一地，而是從更早的時期就開始了。

再聯繫到周瑜當時首要的大事便是入蜀，被「任以大事」的龐統參與甚至主持了入蜀的謀劃，是相當合理的推斷。

只不過天意弄人，這一計劃後來竟改頭換面，成為給劉皇叔的見面禮了。

龐統執掌周瑜幕府的機密，地方志並非孤證。

周瑜軟禁劉備的計劃，龐統也有參與。

《江表傳》記載：

「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

』統對曰：『有之。

』」

與周瑜去世前公開上疏不同，他對孫權提出的軟禁劉備的建議是對外保密的，如劉備說的「密有白事」，而劉備如此坦誠地對龐統拋出問題，可見龐統在周瑜帳下時可典機密，在劉備集團也並非什麼秘辛。

一個這樣身份的人，為何在周瑜去世後果斷棄吳西奔？初讀史時，我也對這一段殊不可解，直到破解了周瑜之死的冤案後，這段枝節才迎刃而解。

龐統作為周瑜的私人幕僚，忠誠對象並不包括孫權，而是周瑜個人。

周瑜暴死之後，龐統送喪至吳，可以看作是為故主站最後一班崗。

周瑜之死的內情，作為親信的龐統應該是清楚的，他知道此刻他在吳國的位置已變得尷尬而微妙，如果繼續仕吳，失去了靠山的他幾乎肯定將遭到孫權的迫害。

而借荊州計劃的推行，亦讓東吳方面的伐蜀計劃失去了繼續進行的可能性。

西奔劉備於是成為龐統此刻唯一可能的選擇。

如果事情並非如此進行，那麼便無法解釋在龐統身上發生的一系列弔詭的事件。

比如，《龐統傳》本傳記載，他在送喪周瑜期間，「吳人多聞其名」，包括陸績、顧劭、全琮在內的東吳權貴都十分欣賞他，但是卻沒有一個人表示了要向主公孫權引薦他的意圖。

龐統西歸時，送別的陸績等人說道：「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

」這句話放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有著別樣的意味。

當然，僅從理論上說，借荊州完成，作為南郡功曹的龐統自然要歸附南郡新的主人劉備。

但這樣讀史，難免緣木求魚，在那樣的戰亂時代，人才在幕府間自由流動，規章制度早已成為具文。

《諸葛亮傳》注引《袁子》記載，赤壁戰前，諸葛亮遊說東吳參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

」以張昭之古板，諸葛亮在劉備軍中之地位，尚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那麼東吳之大又怎麼留不住一個小小的功曹呢？所以，陸績等人的態度只有一種解釋：他們知道作為周瑜幕僚的龐統不會見容於孫權。

甘寧是支持周瑜取蜀計劃的東吳鷹派軍人的典型代表。

《劉備傳》記載道：「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

」將甘寧放在與周瑜並列的位置上。

甘寧本傳則記述了甘寧在初投孫權時便有取蜀的想法。

在與孫權探討進攻江夏黃祖之時，甘寧把視野放到了更遠的地方：「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

」盧弼在做《三國志集解》時，在這裡親自批註：「此即公瑾關蜀之策，宜其識拔推薦也。

」明確指出了兩者的聯繫，是很準確的結論。

由於赤壁之戰是東吳一場賭上國運的戰爭，東吳的主要高級將領幾乎悉數隨同周瑜出征抗曹，並參加了此後的南郡戰役。

周瑜的取蜀計劃，自然也需要這些將領的支持。

除了甘寧外，明確附議取蜀的將領並不多，但是作為職業軍人，在周瑜手下效命的他們一定會幫助周瑜完成戰略規劃，應該是無可置疑之事。

《呂蒙傳》在傳主參加江陵之戰後繼續記載：

「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

」

可見當時周瑜集團控制地域已與益州接壤，且前期的政治攻勢很可能已開始進行。

精英軍人幾乎全部為周瑜在荊州戰區驅使，這給孫權造成了尷尬的局面。

赤壁戰後，孫權趁勝出擊合肥，由於缺乏帶兵的將領，竟然派遣不長於軍旅的張昭攻擊九江當塗來響應主戰場，結果可想而知，曹操援軍還未派出，孫權和張昭就無功而返。

相比於在江陵打得熱火朝天的周瑜，28歲的孫權心中是否會有一絲嫉妒情緒不太好說，不過從心理學上來看，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再加上當時「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江表傳》），促使了孫權加快玩弄權術，分割周瑜集團的步伐。

孫權並非乃兄孫策那樣擅長戰陣的君主，周瑜死後，他多次攜眾優秀吳將以壓倒性兵力親征合肥，都以失敗告終，還順帶成就了張遼的威名。

同樣是帶兵作戰，孫策身先士卒，橫掃江東；周瑜在江陵之役中身中流箭仍「輿案行軍營，激揚吏士」，終於擊退曹仁。

而孫權卻在合肥之戰中因冒失而身陷險境，被周泰、凌統等人冒死救出，士氣大挫，耽誤戰局。

如果只從軍隊的價值體系來衡量，吳將會對誰抱有更多敬意與忠誠，不言而喻。

孫策、周瑜可以用戰場上的英勇表現來獲得將領的欽服與忠誠，而孫權只能採取成本更高的方式，將籌碼壓在權術之上。

他對武將的籠絡，可謂不遺餘力。

孫盛曾經有這樣的評論：

「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凌統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

」

這句話中提到的四個人除了陳武之外，其他三人都跟隨周瑜參加了赤壁、南郡之戰。

應該說，孫權對他們的籠絡是成功的。

其中的呂蒙後來更是在孫權的悉心栽培下，成長與周瑜、魯肅並稱的東吳第三位軍政重量級人物。

不過，他並沒有周瑜、魯肅那樣獨到的戰略眼光，雖然留下了「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的典故，但所為之事終究也不逃一員戰將的藩籬，趁盟友北伐之時偷襲荊州雖然在戰術上無懈可擊，在戰略上卻成為破壞聯盟的大敗筆。

呂蒙去世時，本傳濃墨重彩地渲染了孫權的悲痛，遠遠不是周瑜、魯肅去世時可以比擬的。

在孫權心中，親手栽培的大將終究勝過有獨立戰略思想的帥才。

但並非所有人都像呂蒙那麼好運。

作為剛剛歸吳便「勉建方略」（《甘寧傳》），早於周瑜提出伐蜀計劃的甘寧在周瑜去世，伐蜀計劃擱淺後便成為孫權手下一員斗將。

他雖然留下不少英勇事跡，卻再也沒有提出戰略的機會，亦終生再無機會踏上曾近在咫尺的蜀地。

甚至，《呂蒙傳》中還有這樣的記載：

「甘寧粗暴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斗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

』權遂厚寧，卒得其用。

」

呂蒙評論甘寧是「斗將」，這是一件很弔詭的事。

要知道，呂蒙還「少不修書傳」的時候，甘寧已經在國家戰略上令張昭啞口無言了。

不過，人能否全部發揮其才能，並不完全取決於才能，更重要的是機遇。

如果主君是孫權這種類型的人，則更是如此。

甘寧後來在鬱郁不得志中去世，其子甘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甘寧生前並未封侯，死後也沒有被孫權追封。

潘眉在讀《甘寧傳》時感嘆道：

「甘寧之勇烈功績，與魏典韋相上下，韋不封侯，寧亦不封侯，酬功之典，均為未副也。

……若甘寧則身未封侯，而其子於未得罪前亦不加追錄，則所以待寧者，不亦薄乎！」

呂蒙之升與甘寧之頹，這種鮮明的對比給周瑜之死的疑雲下了另外一個鮮明的註腳。

孫瑜是孫堅表弟孫靜之子，在周瑜的取蜀戰略藍圖中，他實際上起的是類似赤壁之戰時程普那樣的作用，也就是主要的副手。

首先，他和周瑜早在建安十一年便有合作，「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

其次，他本人對取蜀戰略也非常積極，甚至在周瑜死後，他仍率領水軍進駐夏口，只是此時借荊州已經完成，實在沒有機會越過劉備軍取蜀，才被孫權召回。

第三，則是他作為宗室的特殊身份，可以成為周瑜與孫權之間的一道緩衝帶。

因此，周瑜在對孫權闡述取蜀計劃時，多次提到了孫瑜（前已引）。

他對孫權說，取得蜀地後，留孫瑜在蜀地鎮守，與馬超結盟，而周瑜返回和孫權一起從襄陽北伐。

周瑜的這番話不能不說有向孫權剖白的成分，蜀地山高路遠，自古以來就是據險自立的寶地，本朝開國高祖劉邦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周瑜明確提出讓宗室孫瑜留守，而自己在取蜀成功後返回荊州。

可以想見，周瑜將孫瑜拉入取蜀計劃一定經過了精心的權衡，可惜的是，這番剖白並沒有打動陽奉陰違的孫權。

無獨有偶，呂蒙和宗室孫皎也有著類似的糾葛，不過結果截然不同：

「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為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

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

』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

」

將兩個事例比較，周瑜和呂蒙在孫權心中的親疏應該不難判斷了。

對於這位吳主來說，將帥擁有獨立的戰略思想，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孫瑜在周瑜去世後五年，建安二十年去世，年僅三十九歲。

以上從龐統、甘寧、孫瑜作為三類不同人物的代表分析了以周瑜為中心的政治漩渦給東吳造成的影響。

也許讀者會覺得這裡呈現的孫權形象太過陰暗，那麼下面我將略為從孫權的角度論述一下「暗殺周瑜」這個行為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另外也將順帶分析一下這一階段另兩位重量級人物：與周瑜的「伐蜀」戰略對立的「借荊州」戰略的鼓吹者魯肅與受益者劉備。

按《三國志》乃至中國傳記體史書的體例，君主的傳記一般是按年份順次記載國家發生的大事。

而孫權的傳記《吳主傳》中記載建安十五年發生的事時，只寫了一句話：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口。

」

這一年發生了這麼多的大事，最重量級的便是周瑜之死。

而這裡一句話全在說借荊州的行政安排，毫無疑問是史家的曲折筆法，告訴我們：孫權這一年所做的最重要的事，便是完成了借荊州。

相對於「取蜀」，「借荊州」是一個大器晚成的戰略計劃，也可以說它本來是因為赤壁戰後劉備勢力令人始料未及的飛速躥升，而由魯肅一力推行的急就章。

最主要的證據之一，便是魯肅本人早年的戰略構想亦包含了向西發展的部分。

《魯肅傳》載：

「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

眾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

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

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

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

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

規模如此，亦自無嫌。

何者？北方誠多務也。

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

』」

魯肅的話是非常有名的「榻上策」，甚至有人認為這是東吳版的隆中對。

在這篇說辭里，雖然並沒有提到取蜀的部分，但是荊州全境在魯肅當時的構想里卻是務必牢牢掌握在東吳手中的。

正所謂「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

這樣一來，無論是鼎足江東，還是西進取蜀，都有一個牢固的根據地。

不過，劉表的去世打破了這個計劃的一個關鍵立足點，也就是荊州控制在暗弱的劉表而非「天下梟雄」的劉備手中。

如果劉備集團還如早年一樣顛沛流離，並無穩定的戰略構想，也就罷了。

關鍵是，在更勝魯肅一籌的大戰略家諸葛亮眼中，荊州也是必須由劉備集團控制之處。

這對魯肅來說是個噩耗，意味著他必須修改自己一開始的戰略構想。

剛接到劉表去世的消息，他就立即請求孫權西去弔喪，而實際目的則是接觸劉備集團，「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

」（《魯肅傳》）這次接觸的結果讓魯肅進一步堅信，對於這樣一個由「折而不撓，終不為下」（《先主傳》陳壽評論）的劉備領銜，「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周瑜傳》周瑜語），諸葛亮制定戰略計劃的可怕集團，除了聯盟抗曹，別無他途。

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這個時候，在大家都還在憂心是否能戰勝曹軍時，魯肅心中已有了戰後「借荊州」戰略的萌芽。

正如本傳注引《吳書》所評述的那樣：「（肅）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

」

《三國志》中，陳壽花了很多筆墨來渲染魯肅和諸葛亮之間的友情，剛一見面，魯肅就豪爽地對諸葛亮自我介紹道：「我子瑜友也。

」魯肅於建安二十二年去世後，本傳記載，「諸葛亮亦為發哀」。

這些細緻的描寫絕非史冊中出現的閒筆，而是點出兩人在那段波雲詭譎的時間裡，在雙方集團里起到作用的同質性——發展戰略的執牛耳者。

如果說赤壁戰前的孫劉聯盟是在北軍壓境之下迫不得已形成的，那麼戰後的這種聯盟之所以能維繫下去，就是兩位戰略巨人合力促成的。

而衝突的關鍵荊州，則以「借荊州」的方式交給了諸葛亮代表的劉備集團。

這多少讓人有一種東吳集團吃了虧的感覺，不過事實上，如果我們理性地來看這個問題，會發現「借荊州」在當時對東吳集團來說，確實是比「伐蜀」更為理想的戰略。

聯盟的目的是抗曹，那麼曹操集團對此事的反應就是我們來衡量這一戰略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在這個問題上，《魯肅傳》記載：

「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

對於陸戰能力欠缺的吳軍而言，如果控制荊州，雖然全部長江天塹落入手中，其意義卻更多體現在防守上，自守有餘，而侵略性不足。

赤壁戰後，東吳陸上兩路出擊，主力軍團苦戰一年才取得南郡，起輔攻作用的合肥方向則很快失敗。

很難想像戰線拉長的江東能給曹操持續的軍事壓力。

李安溪所謂「如無瑜者，權必不能獨當操」，表達的也是這樣的意思。

而劉備集團的陸戰能力超群，有關羽、張飛這樣可以如周瑜一樣獨當一面的大將，取得蜀地之後，從關中、荊州兩個方面對曹操保持軍事壓力並非鏡花水月。

事實上，這也正是諸葛亮「隆中對」的核心部分。

「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軍出於秦川」云云，早已膾炙人口。

而同時，東吳可以專心在合肥一線作戰而不必擔心戰線問題。

有理由推斷，當時魯肅已和諸葛亮關於這一戰略交換過意見。

事實上，後來的歷史的確是這樣發展的。

劉備在漢中拖住曹軍主力的同時，關羽的北伐節節勝利，讓曹操慌不擇路，甚至想到了遷都。

這種成績，還是在「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呂蒙傳》）的情況下取得的。

而雖然由於陸戰能力的低下，孫權與吳軍在合肥並沒有取得赫赫戰功，但是也給肥沃的淮南地區的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用一句流行的話來說，「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如果這樣的局面發展下去，對於孫劉聯盟來說，蠶食中原不再是一個夢想。

可惜，短視的呂蒙，或者說他背後短視的孫權偷襲荊州，斬殺關羽，令這一切戛然而止。

很多年後，諸葛亮在《後出師表》中喟然感嘆道：

「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

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

凡事如是，難可逆見。

」

聯盟的破裂，早在魯肅生前就有徵兆。

劉備占領益州後，孫權求取荊南三郡不果，平日對荊州的關羽「常以歡好撫之」（《魯肅傳》）的魯肅變紅臉為白臉，以大義斥責關羽，最後雙方訂立湘水之盟，一場兵戈消弭於無形。

公正地說，這一次的衝突理虧方是劉備，魯肅畢竟低估了流離半世的梟雄對於土地的貪婪。

魯肅去世後，諸葛亮為之舉哀，除了為一位私交甚篤的好朋友，恐怕更是為了風雨飄搖的孫劉聯盟。

讓我們把視線轉回到周瑜身上，回答另外一個如果不釐清周瑜之死真相，就近乎無解的問題：為什麼周瑜死前要推薦魯肅來接任？

周瑜在信中已明確說了「劉備寄寓，有如養虎」，這是公然與當時魯肅借荊州聯合劉備的政策唱反調。

在這之前，魯肅已經否決了周瑜軟禁劉備的計劃。

可是，無論是哪一個版本的周瑜臨終上書，都無一例外地推薦魯肅來接任自己的職位，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嗎？雖然赤壁戰後，魯肅立即返回江東，沒有參加此後的南郡之戰，也沒有跟周瑜有私下交流的記載，但如上文分析，魯肅的政治態度並非一朝一夕形成，李安溪指出：「肅始終本末大計，與劉氏合規，此處頗異公瑾耳。

」後人從史料中都可以得到的結論，周瑜不可能不知道。

那麼，這一反常行為的動機究竟為何？為什麼周瑜不推薦政治態度和自己相近，資歷也不輸於魯肅的甘寧、孫瑜來接替呢？

答案只有一個：周瑜對主君孫權在自己「暴病」中的作用心知肚明。

他知道，自己由於伐蜀計劃里所謂的「野心」被清除，那麼去世後的接任者一定是主張借荊州的魯肅。

在信箋里這麼寫，一是警示魯肅這位多年好友，雖然自己不在後，東吳必將聯合劉備，但是不能玩得過火，以至養虎遺患；二是為了不造成東吳軍政高層的公開分裂，在孫權面前服軟，使魯肅順利接任，以此為代價，來換得自己嫡系部將與後代不遭遇迫害。

一代名將，在面對來自背後的黑槍時，也不得不低下了高昂的頭顱，令人感嘆。

更令人感嘆的是，就算如此，他的後代也沒有倖免於迫害。

周瑜長子周循早死，次子周胤因罪被流放廬陵郡。

諸葛瑾、步騭等人後來聯名上書，請求孫權赦免其罪，這封上書寫的非常有意思，並沒有怎麼提到周胤之罪本身，倒是花了一大半的篇幅來為他的父親周瑜表功：

「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荊，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

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於宗廟，傳於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

」

很顯然，他們對於周胤被貶謫真正的原因心知肚明。

孫權一開始並沒有同意赦免周胤的要求，後來朱然、全綜等人也上表請求，孫權才勉強同意。

不過，在赦書下達的前夕，周胤卻神秘地病死於徙所，陳壽寫道：「權乃許之，會胤病死。

」一個會字，讓人生出許多聯想。

後來全綜上表，表舉周瑜的侄子周護當將軍，理所當然地沒有獲得同意。

孫權拒絕的答覆也非常有意思，照錄如下：

「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

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故便止之。

孤念公瑾，豈有已也？」

一開始反覆強調自己沒有忘記當初周瑜的功勞，然後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周護「性行危險」，所以不能當將領。

事實上，以潘璋之嗜殺，賀齊之奢靡，都能做到頂尖的高級將領，受到孫權的寵愛，偌大的吳國又為何容不下一個周護呢？最後，也許是尚嫌不夠，又欲蓋彌彰地說道：「孤念公瑾，豈有已也？」可見，對於上表者的真正意圖，孫權也是心如明鏡的，因此，他乾脆沒有打太極，而是直接點出了「公瑾」這個問題的關鍵。

全綜如果稍識時務，恐怕再也不會對孫權提起這個話題了吧。

而整篇周瑜本傳，也在「孤念公瑾，豈有已也？」這句話中結束了。

雖然周瑜並不完全贊同魯肅的戰略規劃，但是多年風雨共濟，對於他的人品，周瑜絕對信賴。

《魯肅傳》記載：

「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並求資糧。

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

兩人漫長的合作與友誼就此開始，在臨終時那樣兇險的情況下，信賴魯肅成為了周瑜最後的抉擇。

他相信，魯肅任何舉動的出發點都絕不會是害東吳。

而且，魯肅和周瑜一樣，都是有天下之志的人，他在赤壁戰後東還見到孫權，本傳里寫道：

「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

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

』眾人聞之，無不愕然。

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輭輪征肅，始當顯耳。

』」

返回吳地，意味著魯肅要在那個錯綜複雜的階段為孫權掌握局勢，出謀劃策。

這是他履行職責前對孫權的一次嚴肅聲明，他的一切行為和謀略都是為了東吳的利益，而不是個人的權力。

我想，他的確做到了這一點。

孫權對周瑜採取極端手段，他應該不知情。

他和周瑜的計劃本質都是為了東吳能在天下爭霸中占據一席之地，為了孫權能「克成帝業」。

這和後來的呂蒙等輩是有本質差別的，後世的韓菼指出了這一點：「呂蒙貪功喜事，無遠略至計，其去周、魯不可以道里計，合傳似少史識。

」

不同之處在於，周瑜的計劃類似於一場豪賭，賭贏了便二分天下，賭輸了便輸掉身家；魯肅的計劃則無論進退，都可以鼎足三分。

後來的歷史，基本沿著魯肅的軌跡在進行著，孫權登基稱帝前，對大臣說道：「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不過，後來孫權在對陸遜回憶周瑜、魯肅、呂蒙三人時，卻非常不厚道地把孫劉聯盟一度破裂的黑鍋扣到了魯肅頭上：「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

」（《呂蒙傳》）明明是呂蒙與背後的孫權破壞了魯肅生前的戰略規劃，卻要魯肅來背這個黑鍋，顛倒黑白可謂嘆為觀止。

在周瑜的賭與魯肅的穩之間，孫權選擇了穩，從國家的角度，這並沒有什麼過錯，甚至對賭不起的東吳來說還是更明智的決定，但是用極端手段清除異己，則將他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扣給不在人世的魯肅一頂莫須有的帽子，則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這位主君的氣度與人品。

如果說魯肅在借荊州戰略的推行前後有什麼失策，那麼就是仍然低估了劉備集團的執行力與決心。

這個錯誤周瑜同樣也犯了，他沒有想到在赤壁之戰前幾乎毫無自己力量的劉備可以飛速發展，還幻想著可以裹挾劉備集團取蜀。

而魯肅則沒有想到劉備在取得益州的情況下竟然抵賴歸還荊南三郡，給聯盟造成無法彌補的裂痕。

而這樣的行為碰上了東吳方面不好惹的呂蒙，苦果則由劉備和關羽自己咽下。

不過，至少在建安十五年，劉備應該是天底下最開心的人，因為周瑜之死，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劉備。

自此，懸在他頭上的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於消失，他如同「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周瑜評劉備語），入川，取漢中，劉備在失荊州前一路高歌猛進，一改前半生失意者的形象。

不過，蛟龍得雲雨，一半歸之於時運，另一半則要歸之於自己的努力。

赤壁戰前，劉備的處境似乎用「喪家之犬」都難以形容其落魄之萬一，慘敗於曹操南征大軍，好不容易和江東孫家搭上線，又幾乎成為人家去邀功的籌碼。

《程昱傳》記載：

「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

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

」

足見當時劉備已經沒有任何資本，存亡全繫於孫權一念之間。

幸虧諸葛亮、周瑜、魯肅等高瞻遠矚的「亂世弄潮兒」（呂思勉語）一力促成孫劉聯盟，保下了一世梟雄的性命。

說是聯盟，其實劉備方面完全屬於從屬地位，與客將無二。

《江表傳》寫道：

「（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

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

』備曰：『恨少。

』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

」

生動地描繪了當時劉備方面屬於從屬地位的客觀情況。

這種從屬地位一直延續到南郡之戰之時，從赤壁戰後到周瑜死前，雙方力量在荊州此消彼長，犬牙交錯。

劉備和周瑜的關係也從親密合作共抗曹軍，到最後撕破臉皮分頭上京告狀。

由於本文主要探討周瑜之死背後的陰謀，關於這個話題不擬展開。

總之，歷史事實是，在周瑜安排與自己謀劃的雙重因素作用下，劉備集團趁江陵激戰的時候奪取了防禦薄弱的荊南地區，「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諸葛亮傳》），從此擁有了與東吳集團討價還價的資本，並最終在與周瑜的角斗中成功勝出。

劉備上京面見孫權請求借荊州，西返時，對孫權說的一番話頗令人尋味，《江表傳》記載說：

「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

昭、肅等先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次，嘆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

』」

可以想像，劉備這句看似輕描淡寫的話會在孫權心中激起多麼大的波瀾。

孫權的那點權術，在閱人無數的父親輩劉備眼中可謂洞若觀火，只須一點點小作用力，就能推倒孫權心中那道薄弱的防線。

此後的事態發展，可謂完全在劉備集團控制之下。

可憐孫權、周瑜各自處心積慮，到頭來卻是為一個外人做了嫁衣。

現在，我們可以用最簡略的語言來總結一下圍繞著「周瑜之死」發生的這一段歷史的真相了。

曹操南征，擊敗荊州的劉備。

毫無資本的劉備投奔東吳，被周瑜裹挾參與赤壁之戰。

赤壁一戰大勝後，周瑜名聲躥升，引來孫權的疑慮。

周瑜繼續在荊州作戰，劉備在周瑜的羽翼下慢慢積累資本，最終提出借荊州，意圖搶奪周瑜在荊州的勝利果實。

此時圍繞東吳今後的國策，出現了以周瑜為代表的「取蜀」派與以魯肅為代表的「借荊州」派。

在權力的誘惑下，孫權最終出手暗害了周瑜，周瑜臨死前意識到了背後的陰謀，上書孫權請魯肅接替自己。

魯肅推行借荊州戰略，劉備取得荊州，隨即在參與東吳取蜀計劃的前周瑜機密幕僚龐統輔佐下西進，奠定天下三分。

每一個疑點似乎都在這樣的主線下得以被解釋，不過，作為一個讀史者，我還有最後一個疑問。

《三國志》的作者，史家陳壽，知道這件事的真相嗎？

一個一千八百年後的普通讀者都可以從史料的細枝末節中推測出不合情理之處，那麼陳壽當時能接觸到的史料碎片，一定要遠比我們現在更為完整，以前四史作者之一的史識，怎麼可能不知道真相呢？

可是，證據呢？

我一直在尋找這樣一個證據，因為如果陳壽都不能確定這個真相，今天的讀者來作考據，難免有譁眾取寵，空中樓閣之感。

如果他能確定的話，即使是在魏晉易代那樣政治黑暗的時代，以一名「良史之才」的職業良知，他也一定會留下什麼線索，這線索不會僅僅是乾巴巴的材料，而一定是屬於自己的觀點。

直到我翻到孫權傳記《吳主傳》的傳後評論，我才為之釋然，寫下了這樣一篇文章。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

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

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

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

句踐，也就是越王勾踐。

除了割據範圍都在吳越，很難找到從十九歲擔任最高統治者一直到七十歲去世的孫權和臥薪嘗膽忍辱復國的勾踐有什麼相似之處。

唐庚就在此處迂腐地質疑道：「吳之受爵，乃由與蜀相攻，恐魏議其後耳。

陳壽乃以句踐比之，句踐未嘗受吳封爵也。

」

不過，我們知道，這位越王在滅吳之後曾經大殺功臣，包括獻滅吳七策的大夫文種。

也許有人會說，這裡應該暗示的是孫權晚年因爭儲事件而屠戮大臣的事件吧。

這種看法同樣不正確。

因為就在這一段評論後面，陳壽提到了孫權「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讒說殄行，胤嗣廢斃」，對於孫權末年殺功臣的事跡，無論是韋昭的《吳書》還是《三國志》都並未予以過多隱瞞。

只有早年的不光彩事跡，才有隱瞞的必要。

而且，陳壽在把孫權比作勾踐之後寫道：「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

」這樣，就把時間斷到了三分天下之前，而與晚年無涉。

的確，除去周瑜讓東吳沒有了志在天下的「賭徒」（孫策也曾在官渡之戰時謀劃偷襲許昌，倒是可以和周瑜的取蜀計劃相映成趣），不會再出現押上國運的豪賭，「自擅江表」不成問題。

不過，孫權也親手掐滅了一絲赤壁之戰後出現的，「總括九州」（魯肅語）的曙光。

再來看後面的評論，便會發現陳壽的春秋筆法，微言大義。

「暨臻末年，彌以滋甚」的意思，是晚年這種傾向愈加嚴重，也就是說還在「成鼎峙之業」的階段，「性多嫌忌，果於殺戮」的特點，就已經顯現了出來。

我曾無數次想像過這樣的場景：在建安十五年某個寒冷的冬日夜裡，龐統站在一艘順流而下大船的船頭，面對著寒冷的江風，卻沒有回艙的意思。

艙里，放著的是周瑜的棺木。

而與此同時，魯肅站在江東的某個港口，沉默地望著漆黑的長江，一動不動。

清冷的吳宮中，孫權對著孫策的靈位，一對碧眼裡似有什麼東西在閃動，卻直到最後也沒有流出來。

在中國古代殘酷的政治遊戲中，這個無言的結局，也許，也是唯一可能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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