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國名將魏延之死的悲劇根源

魏延是三國時期的蜀國大將。

每當提到他，人們首先想到的大概是兩件事：一是他剛從長沙歸降時，諸葛亮號令將他推出斬首，理由是他腦後有反骨；另外一個則是諸葛亮剛剛去世屍骨未寒，他便發動叛亂，結果被馬岱誅殺，印證了「反骨」的說法。

大家有這麼個印象很好理解，誰讓《三國演義》是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呢。

但如果要真正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魏延「叛亂」基本上可以說是一樁冤假錯案。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

義陽郡最初由三國時期曹魏設立，分荊州南陽郡而置，郡治在今天信陽市平橋區平昌關，不久撤銷；西晉時再度設立義陽郡，郡治仁順城在今信陽市溮河區北部。

具體說到魏延，籍貫在信陽市三里店。

所謂「反骨」的說法當然只能是小說家言。

解剖學告訴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只有二百零六塊骨頭，誰也不可能單獨在腦後多長出一塊「反骨」。

魏延所謂的「反叛」，其實是諸多原因造成的過激反應，反叛並無實據。

還是先來看看史實。

根據《三國志·蜀書·魏延傳》記載，諸葛亮在軍中自感將不久於世，便背著魏延召集長史楊儀、司馬費褘、護軍姜維等人安排後事，決定「令魏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

文件精神按規定要傳達到「軍級幹部」，卻偏偏將「軍級幹部」魏延無端排除在外；如此違反組織原則安排後事已經相當不合適，偏偏作出的又是這樣一個經不起推敲的錯誤決定，而來執行這個錯誤決定的偏偏又是個錯誤的人。

楊儀與魏延，類似晁錯與袁盎，形同天敵。

二人「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魏延傳》更是直接形容二人「有如水火」。

這樣一個政敵突然之間出來主持大計，魏延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不服調度，可謂本能反應。

聽到費禕轉達的文件精神，他差不多要跳起來：「丞相雖亡，吾自見在。

親府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

這段話的前半部分可謂大義凜然，意思是丞相雖然病故，但我自己還有主見。

親屬和隨從官員護送他的遺體回去安葬就行，我可以率部獨當一面，繼續完成北伐大業，不能僅僅因為丞相去世就放棄既定國策。

在大廈將傾的關鍵時刻，有人出來作此表態，應該說是很難得的事情，總讓我想起諸葛亮當初「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諸葛亮為了蜀漢事業可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大約也不願因為自己身死而放棄北伐大業，魏延最起碼也是精神可嘉吧？

後半部分的確經不起推敲，有意氣用事、不顧大局、辜負組織培養的嫌疑，和他的身份地位很不相稱，但是假如大家都知道楊儀是個什麼人，大約也就能夠理解。

當馬岱送回魏延的首級，向楊儀交令時，後者起身用腳踏著怒罵：「庸奴，復能作惡不」，直到回去「夷延三族」，方才消了心頭惡氣。

等一切安定，他「自以為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誰知只當了一個勞什子「中軍師」的官，「無所統領，從容而已」，也就是說只是個閒職，實際是被朝廷掛了起來，於是心裡十分惱火，竟然這樣對費褘說：「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

」意思是那時我兵權在手，如果帶槍投靠魏國，哪至於只弄這麼個小官呢？真是悔不當初！如果說魏延不聽指揮也有伸手要權要官之嫌，那麼楊儀則完全是一副赤裸裸的野心家嘴臉，一門心思要當接班人。

碰到這樣一個人指手畫腳，別說魏延，就是脾氣再好一些的恐怕也未必能夠聽得進去。

可以想見，假如諸葛亮不隱瞞真相，把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訴他，他肯定不會走這個極端。

如果按照籍貫劃分，費禕與魏延還是老鄉，無論彼時還是現在。

費禕是鄳縣(今河南信陽市羅山縣)人。

鄳縣跟義陽一樣，開始屬於荊州江夏郡，後來屬於荊州義陽郡，乃至西晉的義陽國。

當然，那時費禕不會跟魏延論老鄉關係。

不是時候。

因為魏延不但不聽，反倒進一步要求費禕也留下來，兩人聯名下文號令諸將，繼續與魏軍周旋。

這事費禕肯定不能幹。

他忽悠魏延說：「我回去勸勸楊儀。

他是文官，不懂軍事，肯定會同意你的意見。

」

魏延一旦鬆口，費禕出了營門便奔馳而去。

可真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

魏延後了悔，但想追又來不及，只好心存僥倖，派人悄悄到楊儀那裡查看情況，希望他真能像費禕所說的，同意自己的意見。

然而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情報是楊儀已經在部署撤退，不覺大怒；於是不等楊儀出發，他就率領所部先行撤退，並且燒絕閣道，上表奏告楊儀謀逆。

楊儀也揭發魏延造反。

一天之內，兩人的表章同時送到後主案頭。

這樁官司離奇而且突然，後主詢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兩人都懷疑魏延而相信楊儀。

魏延燒絕棧道，無非是阻止主力退兵。

他不是還想「率駐軍擊賊」嘛。

可是修棧道最麻煩的工序是在石壁上鑿孔打眼，現在那個工序成果尚存，楊儀只消伐木鋪板，因此也很快就撤過了秦嶺。

開弓沒有回頭箭。

一旦上了賊船，就別想輕易下來。

魏延心一橫，索性派兵占據南谷口，準備攻擊楊儀。

楊儀派王平——就是街亭之戰時馬謖的副將，《魏延傳》中稱為何平，因為王平小時候曾過繼何家——前來抵擋。

魏延部眾知道魏延理屈，隨即散去，魏延無奈，只好帶著兒子和親信逃到漢中，最終被馬岱追來斬殺。

其實魏延所謂的「反叛」跟梁山好漢「只反貪官，不反朝廷」一樣，目標僅僅只是政敵楊儀。

只不過後者持有諸葛亮的「尚方寶劍」、在那個瞬間是正義的化身，他的舉動才被官方定性為反叛而已。

這可不是我為同鄉先賢亂說好話，都有事實依據。

據《魏延傳》記載，「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楊儀等。

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

本指如此。

不便背叛。

」也就是說，平常大家一起議論，都認為將來魏延會繼承諸葛亮的衣缽，魏延當然也如此自許，所以根本沒有叛亂的想法。

在裴松之的《三國志注》中甚至還有更進一步的說法：「《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雲，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求來也。

令延攝己事，密持喪去。

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

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軍事，懼為所害，乃張言延欲與眾北附，遂率其眾攻延。

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

」

《史通·古今正史》記載：「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

」也就是說，這本書是魚豢自己所修的私史，非官家史書。

魚豢入晉十六年，一直未曾出任官職，忠於魏而恥為晉臣。

他與蜀國沒有利害衝突，記載總體客觀，因此裴松之注《三國志》，引用最多的就是《魏略》。

儘管裴松之認為上述關於魏延的說法，「此盡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但它至少可以證明一點，那就是即便在當時，也有人不相信魏延有狼子野心，反倒有人懷疑亂出楊儀。

如果魏延真有反心反骨，那麼最好的反叛時機可不是諸葛亮新亡、周圍大軍雲集的時候，而是在建興元年，也就是公元223年。

那一年，魏國死了大將曹仁；吳國似乎死了美人小喬；孫權在武昌——「以武治國而昌」——動工修建用於瞭望觀察的黃鶴樓，而蜀國則在成都匆忙趕修今天武侯祠內的兩個景點：漢惠陵和昭烈廟。

因為剛剛稱帝不久的劉備，也走到了人生的終點。

虢亭慘敗後，劉備逃回白帝城，驚魂甫定，一病不起，死前將國事託付給諸葛亮和李嚴。

國主新喪，人心不穩，當年夏天，雍闓即在南方作亂。

雍家是益州大姓，因為其先祖雍齒曾經受封為什邡侯。

而雍齒之所以能受封，主要是劉邦需要樹個典型，自己能容納仇人的典型，以安人心。

天下平定後，有一天劉邦看見很多臣子聚集在一起議論紛紛，就問張良他們在議論什麼。

張良說：「他們遲遲得不到分封，正在商議造反。

」劉邦很吃驚，問該怎麼辦；張良說：「您最恨誰？」劉邦說：「雍齒曾經背叛我投降秦軍，我最恨的當然是他。

」張良說：「如果您能封雍齒為侯，那麼大家心裡都有了譜，就不會造反。

」於是劉邦封雍齒為什邡侯，食邑兩千五百戶，功勞列居五十七位。

雍闓當時居住在建寧(今雲南曲靖)。

他禍亂南方，殺了太守正昂，派人跟吳國聯繫，受封為建昌太守。

另外一位託孤大臣、都護李嚴為平息事態，給雍闓寫信，曉諭利害。

李嚴苦口婆心，寫了整整六頁紙，可雍闓的回信卻只有簡單的幾個字：「蓋聞天無二日，士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

」態度無比囂張。

要說遠，肯定還是吳國更遠。

雍闓聯繫吳國不過是權宜之計，最終目的是在山高皇帝遠的地方自立。

儘管如此，因為內政不穩，諸葛亮並沒有立即出兵，忍了兩年，公元225年才「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平定雍闓、孟獲。

七擒七縱幾乎是諸葛亮人生輝煌的頂點，但就在那一年，著名書法家、魏國太傅鍾繇生出一個兒子，取名鍾會。

此人將見證諸葛亮一生事業的毀滅。

那時魏延身為漢中太守，地接魏軍，手握重兵。

如此大好時機都不反，後面的過激反應，只能說是為情勢所逼，本身並無反意。

如果說「不才明主棄」只是孟浩然的感喟與牢騷，那麼「雄才明主棄」則是魏延與諸葛亮兩人共同的人生悲劇。

因為真實的魏延，才幹相當突出。

先來看看魏延的出身。

據《魏延傳》記載，他「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

」「部曲」在漢代本是軍隊的編制名稱，一般而言，將軍或者校尉下轄五部十曲，部曲起初的意思，也就是部下。

後來含義逐漸變化。

《唐律疏議》上的說法是：「部曲，謂私家所有。

」因此梁啓超在《中國文化史稿·奴隸篇》中認為：「部曲初由投靠而來，且多從事戰爭。

至唐始變為賤民，形同奴隸。

」魏晉南北朝時期，部曲一般指家兵、私兵。

也就是說，魏延並非長沙降將。

他出身低微，以「部曲」身份追隨劉備入川，因為屢立戰功，而被封為中級軍官「牙門將軍」。

然而等到劉備在漢中稱王時，魏延遭遇突擊提拔：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

劉備此言既出，「一軍盡驚」。

因為漢中的戰略地位實在太過重要。

漢中對於蜀國的地位有多重要？我們不妨打個比方。

中國象棋一代宗師胡榮華有次接受電視採訪，說到自己形形色色的讓棋方式，其中有個方法是把自己的五個卒全部拿掉。

主持人聽後不以為然，覺得區區小卒沒什麼用場——這也正常。

無無能之兵，只有無能之將。

這主持人不會下象棋，故而有此印象。

胡榮華當然不同意這個見解。

他鄭重地說：「可不是這麼回事喲，卒子的作用還是很大的。

沒有卒子，就像人冬天不穿衣服，會很冷的！」

漢中之於蜀國，就是這樣的禦寒衣物。

作為蜀國的前進基地、魏蜀兩軍的緩衝地帶，占據漢中進可北爭關隴，退能南蔽巴蜀。

這一點，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楊洪這樣對諸葛亮說：「漢中則益中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

」蜀將黃權也說：「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

」清人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表達得更為詳盡：「漢中府北瞰關中，南蔽巴蜀，東達襄鄧，西控秦隴，形勢最重。

」

如此重鎮，自當以名將鎮守。

大家都認為會派張飛，張飛也以為非己莫屬，可是誰也沒想到，最終劉備的選擇，居然是魏延這麼個不起眼的小角色。

劉備當然也知道眾人的想法，為了樹立魏延的威信，特意安排他當著大家的面發表施政綱領，情形不亞於現代的任職答辯。

劉備問道：「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回答道：「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

」「先主稱善，眾咸壯其言」。

這個豪言壯語讓劉備非常滿意，後來又晉封魏延為鎮北將軍。

後主劉禪即位之初，大面積分封群臣，以便籠絡人心。

這時魏延被封為都亭侯。

三國是亂世，一切都混亂，包括侯爵；它被分為三級，縣侯、鄉侯、亭侯。

曹操封關羽為漢壽亭侯，食邑就是漢壽亭；魏延首次受封時，也是這個級別，食邑只有一個村。

不過這沒關係，他後來進步很快。

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諸葛亮決意北伐，上了《出師表》，然後進駐漢中，整頓人馬，調運糧草，隨時準備出征。

這時魏延的任務是都督前部，官職是丞相司馬、涼州刺史。

從公元227年到234年，諸葛亮一共組織了六次北伐，《三國演義》上稱為「六出祁山」，其實真正出祁山(今甘肅禮縣祁山堡)只有兩次，其餘四次都在別處用兵。

這六次北伐，魏延全部參與其中，可謂勞苦功高；其中還有一次，完全是他唱主角。

這就是建興八年、公元230年的第四次北伐。

嚴格說起來，這次算不上北伐，至少不是諸葛亮的北伐，頂多是魏延的北伐。

起初是魏軍處於攻勢：當年秋天，魏軍兵分三路進攻漢中，司馬懿出西城(今陝西省安康西北)，張合出子午谷，曹真出斜谷。

諸葛亮屯兵城固(今陝西省城固縣東)、赤坂(陝西省洋縣東二十里)，與之抗衡。

適逢天降大雨，連續月余不止，無法交戰，魏軍只好撤退。

諸葛亮趁機派魏延和吳懿深入羌中，聯絡羌人，襲擾魏軍後方。

魏延和吳懿隨即帶領本部人馬，向西進入羌人居住區。

當年11月，他們招兵買馬，隊伍擴充到一萬多人，不斷襲擾魏軍。

魏後將軍費曜、雍州刺史郭淮等率軍滅火，兩軍在陽溪展開激戰。

最終獲勝的不是魏軍，而是魏延。

郭淮等敵不過魏延，只好退到狄道(今甘肅臨洮)，當時的隴西郡治所在。

郭淮也是魏國名將，魏延能擊敗他，肯定不是「一不小心」。

正因為如此，他很快就升任征西大將軍，封南鄭侯。

魏蜀互掐，吳國在幹嗎呢？就在那年春天，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一萬官兵「浮海求夷洲及稟州」。

衛溫的艦隊從章安(今浙江臨海東南)啟程，在夷洲(台灣)南部登陸。

孫權事先徵求意見時，很多人支持，但名將陸遜卻出人意料地表示反對。

他認為此舉捨近求遠、得不償失。

就當時而論，陸遜自然不錯，但現在來看，孫權此舉還是有功於國。

魏延北伐得勝，不妨再看看諸葛亮的北伐戰果：

公元前228年春，諸葛亮事先揚言走斜谷取郿，讓趙雲、鄧芝設疑兵吸引曹真重兵，自己率大軍攻祁山。

隴右的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反魏附蜀。

此時張合率軍抗拒，大破馬謖於街亭，蜀軍先勝後敗。

唯一的戰果是諸葛亮帶著天水郡西縣的千餘戶百姓返回漢中，其中包括姜維。

因作戰失敗，諸葛亮自貶為右將軍，行丞相事。

這是一出祁山。

同年冬，魏、吳交兵，魏軍主力東調，關中空虛。

諸葛亮立即出散關(今陝西寶雞市西南)圍陳倉(寶雞市陳倉區)。

圍攻二十多天，城固難下，蜀軍倉促起兵，軍糧不足，只得退回漢中。

這次的收穫，是斬殺了前來追趕的魏將王雙。

草沒摟著，但打到了兔子。

公元229年春，諸葛亮派陳式攻下武都(甘肅省成縣周邊)、陰平(今甘肅省文縣周邊)二郡，以便奪取這裡的夏糧作為軍資，以戰養戰。

魏國雍州刺史郭淮引兵來救，諸葛亮聞訊也趕到建威(甘肅省西和縣西)聲援。

郭淮自知不敵，隨即退兵，蜀國獲得上述二郡，諸葛亮因此恢復丞相名號。

這是諸葛亮的第三次北伐。

同年趙雲病故，孫權稱帝；吳蜀相約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四州歸吳，兗、冀、並、涼屬蜀，司州以函谷關為界；《七步詩》的作者曹植被改封為東阿王，食邑三千戶。

儘管昔日的競爭者、兄長曹丕已死，但曹丕一直未能轉運，名義為王，其實是軟禁，因為合法的活動範圍只有以東阿為中心的三十里。

抑鬱悲憤之中，他開創了佛教的梵唄音樂。

公元231年二月，諸葛亮再度率大軍攻祁山，以木牛流馬運送軍資。

時魏國大都督曹真病重，司馬懿統兵禦敵。

諸葛亮搶割了上邽(今甘肅天水)的小麥以充軍糧，司馬懿追擊到鹵城(天水市與甘谷之間)，掘營自守，不敢出戰。

後來兩軍交兵，魏延等人斬敵甲首三千級，繳獲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

六月雨季，蜀道難行，李嚴因運糧不濟，謊稱吳已與魏聯和、即將來攻，請諸葛亮還師。

魏國大將張合追擊至木門(差不多在今甘肅禮縣和天水的中點處)，中箭身亡。

這是第五次北伐，二出祁山。

公元234年二月，諸葛亮統兵褒斜道，占據武功五丈原(今陝西岐山南)。

司馬懿據守不出，蜀軍隨即在渭河沿岸屯田。

當年八月，諸葛亮病逝於軍中，楊儀等率軍還師，魏延「反叛」事件爆發。

這一年裡，幾乎從未執掌過政權的漢獻帝劉協，也畫上了五十四歲的人生句號。

六次北伐，魏延都是干將，而且兩次立功，可見他並非庸才。

既然如此，諸葛亮又為何不肯信任重用？主要原因在於兩人的性格、確切地說是軍事見解互相矛盾。

「諸葛一生唯謹慎」，他早年也許還有一些開拓進取的冒險精神，比如在《隆中對》中提出要跟劉備分進合擊、兩路夾攻奪取中原，真正執掌兵權後，慢慢變得謹小慎微，從來都是步步為營、穩紮穩打。

而魏延則不，他經常「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

「韓信故事」是怎麼回事？很簡單，就是當年韓信從漢中出擊關中時的路徑選擇問題。

我們都知道「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這個成語，問題是韓信讓人修的，到底是哪裡的棧道？劉邦去漢中走的是哪條道，張良建議燒掉的是哪條道，最後進兵關中，走的又是哪條道？這事必須掰扯清楚。

從關中到漢中，得翻越秦嶺，主要有四條道路：故道，即陳倉道。

從陳倉向西南出散關，沿嘉陵江上游(故道水)河谷至今天的陝西鳳縣，轉向東南入褒谷，出谷即達漢中；褒斜道，從今天漢中市褒城鎮的褒谷，直到名將白起的老家郿縣(今陝西眉縣)的斜谷，秦惠王時期修通，全長約二百三十公里；子午道，從杜陵(今西安東南)向南，經過長安縣子午鎮的子午谷到達漢中。

這條道基本南北走向，故稱子午道，離長安最近；讜駱道，北口駱谷在今陝西周至西南，南口儻谷在今陝西洋縣北。

中間通過駱水河谷、儻水河谷，長四百餘里。

這條道曲折難行，當時就很少有人經過。

如今有驢友想徒步穿越，體驗體驗蜀道之難，竟然找不到絲毫有價值的資料。

這四條道路，陳倉道、子午道和讜駱道秦時究竟有無棧道，不見史書記載，只有褒斜道可以確定，當時已經鋪上棧道。

先說張良建議燒毀的棧道究竟在何處。

這一點爭議較小，除《水經注》認為在子午道以外，多數典籍都認為在斜谷，也就是褒斜道上。

《資治通鑑》中有這樣的記載：「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

」意思很明白，張良建議劉邦燒掉的，是來漢中時經過的棧道，不會是另一條棧道，否則在情理上也說不通。

據《史記·高祖本紀》載：「漢王之國……從杜南入蝕中。

」《漢書·高帝紀》亦載：「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之人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

」

也就是說，劉邦入漢中是「從杜南入蝕中」，這一點確定無疑。

問題是這句話如何理解，歷史上一直有分歧，約有三說。

一是子午道說。

《水經注》載：「漢水又東合直水……水北出子午谷岩嶺下，又南，枝分東注。

旬水又從南蓯閣下，山上有戍，置於崇阜之上，下臨深淵。

張子房燒絕棧閣，示無還也。

」明確指出，劉邦來漢中，經由子午道。

二是褒斜道說。

宋《輿地紀勝》載：「褒谷……張良送高祖至褒中，說燒絕棧道；曹操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諸葛亮由斜谷取郿，皆此道也」。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引文稱：「胡氏曰：漢高為漢王，從杜南入斜谷，張良送至褒中，意此即斜谷舊道。

」清賀仲瑊編《留壩廳志》載：「史言漢王由杜南入蝕中。

注史者不知蝕中何地。

《讀史方輿紀要》因杜南而疑其為子午谷，非也。

按《留侯傳》明言『送至褒中』。

褒中在漢中西，子午谷在漢中東北。

由子午谷入漢中，必先至漢中，而後至褒中，不得先至褒中，而後至漢中也。

子午谷不聞秦時已有棧道。

其有棧道者，惟褒斜耳。

良至褒中，勸帝燒其所過，是明明從斜谷來，非從子午谷來。

其曰由杜南者，蓋當罷戲下，由杜縣之南，傍山麓西趨入斜谷。

蝕中，或斜谷之異名乎。

」這個說法引《史記》 的說法「張良送至褒中」為據，但《漢書》記載更加詳細：漢王「從杜南入蝕中。

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

也就是說，它主要的論據有問題，是張良先到了漢中，然後劉邦送行，又送到褒中的，並非直接在褒中分手。

三是讜駱道說。

這個說法不多見，程大昌《雍錄》推測「蝕中」抑或在駱谷，但語氣不甚肯定。

清《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載：「漢王嶺，在〔洋〕縣北七十里，即駱谷道，漢高祖曾經此，故名。

」清《佛坪廳志》載：「父子嶺，在廳西北六十里，高低頓折，石骨稜稜。

相傳秦時有父子在嶺治道，以迎漢王，不遇，皆投嶺死，故名。

」這道嶺按地望在駱谷之中，雖系「相傳」，但未必就完全是空穴來風。

無風不起浪的可能性也存在。

之所以提起這個話題，並非有考據癖好，實在是關乎兩位名將的聲譽：韓信與魏延。

漢中市博物館保存有一塊著名的石刻，叫《石門頌》，全稱《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又稱《楊孟文頌》。

這是書法史上的重要作品，著名的漢隸摩崖石刻，東漢時期漢中太守王升的手筆。

東漢建和三年(公元148年)書刻於褒斜道的石門崖壁上，上世紀七十年代因為修水庫，刻石被鑿下來，轉移到漢中市博物館。

《石門頌》中有這樣的話：「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

古往今來，這段話成為子午道說最有力的佐證，但仔細推敲，卻存在著相當大的漏洞。

首先，按古文的一般規律及該文音韻語氣，應該兩句為一段。

而且劉邦南下漢中是被貶，直奔跌停板而去，「興」從何談起？他出漢中才是衝擊漲停的開始，才能用得上「興」字。

由此可見，這不能作為他去時路徑的證明。

如今學術界多數認為，劉邦經子午谷而來，但燒的是褒斜谷里的棧道。

這個說法根本經不起推敲，也完全不合常理。

不僅如此，當時局勢動盪、兵荒馬亂，根本不是像徐霞客那樣飽覽祖國大好河山的時候，讓張良跟隨劉邦從子午谷來，從褒斜谷出去，是何道理？難道張良自己想作探路先行？要知道這樣回去，張良得繞遠道。

這一點，看看《中國歷史地圖集》上的方位，便可一清二楚。

由此可見，劉邦一定是從褒斜道來的漢中，最後又燒了那裡的棧道。

這樣就出現了新的問題，《龍門頌》中的「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如何解釋。

子午道在東，散關在西，其間相距千里之遙。

道由子午不可能「出散入秦」，「出散入秦」只能走故道，也就是陳倉道。

《留壩廳志》對此問題的解釋，比較合理。

其中這樣說：「蓋言高祖興於漢中時，由斜谷來。

及定三秦而建帝位，乃從散關出也。

然而有可疑者，散關距子午甚遠，既由子午，不得復出散關。

《史記》、《漢書》皆言，高祖由故道攻陳倉。

當是散關之路。

而子午一說，以意度之，或是韓信所由。

《史記·淮陰侯傳》云：『部署諸將所出』。

《漢書·高帝本紀》云：『遂聽信策，部署諸將。

』則當日出師，必不止高祖一路。

蹶後，魏延請以奇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如韓信故事。

可知高祖由故道，韓信由子午。

」

關乎兩位名將的聲譽，機緣即在於此。

劉邦出漢中，主力走的是故道，以便迂迴到雍軍的側後；與此同時，還有一支奇兵——也許未必是韓信本人，而是其手下的某位將軍，主帥跟隨主力行動的可能性更大——從子午谷殺出，東西夾擊。

之所以如此部署，有兩方面考慮：一是道路狹窄，大軍難以快速通過，必須分流，以加快行進速度；二是可以彼此呼應，互相配合。

這正是韓信與魏延將略之所在。

也就是說，魏延請求諸葛亮撥給他一萬兵馬，他選五千人作戰，五千人運輸，像韓信的部署那樣，從褒中出擊，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十天之內奇襲長安，然後與諸葛亮會師於潼關。

因為這條路，離關中重鎮長安最近。

魏延的這個策略可以取個酷點的名字：猛虎掏心。

充滿開拓精神。

雖然也有冒險成分，但任何一次戰役都沒有必勝之把握，再高明的選擇也不能完全排除冒險因素，這是常識。

而從現代戰爭的觀點看，這個選擇的勝算其實要比諸葛亮的一味求穩大得多，因為無論物產軍力還是人才，曹魏都強於偏安一隅的蜀漢。

綜合國力人家占優。

在這種情況下，求穩固然能夠增加自己的勝算，但同時也給了對手充分的反應時間，綜合起來並不上算，只有出奇兵打時間差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這就是為什麼下圍棋的職業棋手在快棋中可能輸給業餘棋手的原因。

而在可以放心地深思熟慮的慢棋中，出現這樣結果的機率要小很多很多。

《兵法》云：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魏延計劃的核心，就是出奇制勝。

然而因為與諸葛亮的大政方針不合，一直被「制而不許」，魏延的積極性因此受到極大的打擊，慢慢開始發牢騷：「常謂亮為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

就這樣，從見解不同慢慢發展成感情上的疏遠與陌生，最終影響了諸葛亮對他的信任。

如果不是如此，素以知人善任而著稱於世的諸葛亮，何至於安排後事時出此下策！

一千多年之後的今天，眼前的這套《三國志》上面落滿塵埃，紙張也已經是衰朽殘年。

但儘管如此，透過厚厚的歷史風塵，我依然能夠體會得到魏延當時面臨的巨大壓力。

這種壓力絕非僅僅是面子上的過不去。

一旦楊儀根據「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的密令率領主力逕自撤退，魏延一部要獨自面對司馬懿的數萬鐵騎。

諸葛亮統帥大軍尚且只能與魏軍相持，魏延以偏師對付魏軍主力，豈非以卵擊石？此時跟隨大軍撤退不僅面子上過不去，回去恐怕還有秋後算帳的問題，無論如何他違背了丞相的政治囑託，老對頭楊儀肯定不會善罷甘休；不退吧只有投降一途，否則難免會被對手吞併。

真可謂左右為難。

扯碎龍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

魏延在這樣一個刀光劍影血雨腥風的大背景下作出極端選擇，完全符合他的性格。

而這一點，恰恰是諸葛亮的失誤之所在。

作為統帥，他對手下文官武將的性格，應該有一個總體上的把握。

難道不是麼？

蜀國的力量本來就比較薄弱，從開創基業之初直到最後消亡，一直沒能出現曹操那樣戰將如風謀士如雲的輝煌局面，人才匱乏一直困擾著決策層，否則也不至於「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

唯其如此，魏延鋌而走險的極端選擇，無論對他自己還是對蜀漢基業，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悲劇和損失。

而造成這個悲劇的根源何在呢？靠人治而非法治，或者說機(構)治。

魏延和楊儀結怨，肯定有自己「性矜高」的原因；不能贏得諸葛亮的信任與好感，大概也與他自己牢騷滿腹不無聯繫，套用一句時髦的現代話，叫做「溝通能力」有問題。

但最關鍵的一點，還在於人才的選拔、幹部的任用僅僅一個人說了算，沒有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

劉備在世時，還能拿點主意，因此魏延才有直接向諸葛亮陳述己見的機會。

劉備一死，後主是稀泥糊不上牆，大事完全決於諸葛亮；偏偏諸葛亮又看不上魏延的策略，認為都不可行。

在這種情況下，魏延如果不受排斥，豈非怪事。

然而排斥魏延是大錯，重用馬謖更是大錯。

如果推選最有名的五出京劇老生戲，那一定少不了「失·空·斬」：《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三出連本折子戲的統稱。

這齣戲的主角兒當然是老生諸葛亮，然而推動劇情發展的，卻是花臉馬謖。

此人是荊州襄陽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字幼常。

兄弟五人皆有賢名，號稱「馬氏五常」。

其中馬謖和馬良名氣最大。

對於馬謖，大家都知道劉備曾有「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的結論，但對失街亭的原因，大概還停留在馬謖堅持出戰、甚至不惜立所謂的軍令狀這個小說演義的層面上。

這當然不是歷史事實。

據《三國志·蜀書·馬良馬謖傳》記載，「時有宿將魏延吳壹(懿)等，諸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謖統眾在前。

」也就是說，諸葛亮不僅完全忘記了劉備的遺言，當時也是力排眾議而選擇了馬謖的，我想那個場面肯定相當激烈。

街亭敗仗後，諸葛亮要執行戰場紀律，殺掉馬謖。

這一點，當時他選定的接班人蔣琬也有不同意見。

他說：「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

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

蔣琬說的是晉文公重耳的故事。

他為了圖謀霸業，於公元前632年(周襄王二十年)，以援助宋國為名，與成得臣指揮的楚國大軍爭奪中原霸權，最終爆發城濮(今河南濮陽附近)之戰。

這是晉楚爭霸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退避三舍」的故事就發生在這期間。

成得臣字子玉，是楚國令尹。

他不顧楚成王勸告，窮兵黷武，最終大敗。

據《史記·晉世家》記載：「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

文公嘆。

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

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

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

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

內外相應。

於是乃喜。

」也就是說，儘管打了勝仗，重耳依然憂心忡忡，因為子玉還在。

然而後來因為受到楚成王的指責，子玉羞愧自殺，消息傳出，重耳於是喜出望外。

蔣琬的話不能說沒有道理，但諸葛亮更有道理。

他跟馬謖、馬良的私交都非常密切，之所以執意要動刀，是因為後者還有更加嚴重的情節：敗後逃亡。

當時向朗為丞相長史，隨軍征戰。

他與馬謖感情很好。

《向朗傳》中有這樣的話：「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

」就是說，街亭戰敗後，馬謖並未投案自首、回營請罪，而是畏罪潛逃。

長史向朗知情不舉，被諸葛亮撤職。

必定是這段曲折，讓諸葛亮起了殺心。

《諸葛亮傳》中稱諸葛亮「戳謖以謝眾」，《王平傳》中進一步記載：「丞相亮即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

」

然而馬謖最終卻並非死於軍法。

《馬謖傳》對此有明確記載：「謖下獄物故」，即死刑還沒來得及執行，他已經病死於獄中，時年三十九歲。

看來三十九歲確實是道門檻兒，岳飛沒邁過去，鄭成功沒邁過去，還有格瓦拉與蕭邦，統統倒在門檻兒之前，再加上這個才能出眾的馬謖。

他雖然不是統兵的將才，卻是高明的參謀之才，特別善於謀劃判斷。

而正是這一點，模糊了諸葛亮的視線：他混淆了謀劃能力與執行能力的區別。

有人認為諸葛亮斬馬謖是處置不當錯上加錯，甚至有點尋找替罪羊之嫌。

這個看法又過了頭。

對此陳壽的觀點很有參考意義。

當時其父在馬謖手下任參軍，也連帶受了髡刑，被剃成光頭，以示羞辱。

他失去功名，只得回家娶妻生子，養育出了著名的歷史學家陳壽。

儘管父親遭受恥辱，但陳壽依然堅持史家的原則，絲毫沒有提及，所以現在誰也不知道其父的名字；更重要的是，他對諸葛亮處置此事的態度，絲毫沒有責難，字裡行間反而大加讚頌。

可為側面印證。

詎同西蜀偏安，總為幼常揮痛淚；

淒絕東山零雨，終憐管叔誤流言。

這是當年少帥張學良以雷霆行動，果斷殺掉桀驁不馴的楊宇霆、常蔭槐後，為楊宇霆寫的輓聯。

楊、常二人是東北元老，父帥的左膀右臂，張學良之所以要殺掉他們，是因為他們飛揚跋扈，直接威脅到了自己的地位。

不過張學良事後絲毫沒有株連官員部下，而且「罪不及妻孥」：給二人家裡分別送去萬元撫慰金，隆重安排葬禮不說，還親手為二人寫了輓聯。

給常蔭槐的輓聯是：

天地鑒余心，同為流言悲蔡叔；

江山還漢室，敢因家事罪淮陰。

這兩副輓聯寫得都很好。

對仗略有問題——考慮到作者身份特殊，這個問題完全可以忽略不計——但用典非常貼切。

將蔡叔、管叔的故事分開，以馬謖類比楊宇霆，韓信類比常蔭槐。

楊、常二人到底該不該殺暫且不說，從張學良對楊宇霆的態度，可以約略想見當時的諸葛亮對馬謖的心情。

揮淚而斬，不得不殺；換句更酷的話，叫做痛下殺手。

他殺馬謖——儘管沒能殺成——沒有問題，問題只出在對馬謖的使用上。

用錯一個人，丟了三個郡。

最嚴重的是，全軍後路都有被切斷的危險，諸葛亮不得不匆匆退兵，可謂喪師辱國。

若非如此，他又何必堅持自貶呢。

其實諸葛亮在用人上的最大失誤既非馬謖又非魏延，而是姜維。

姜維字伯約，雍州天水郡翼縣(今甘肅甘谷東南)人。

小時候讀《三國演義》連環畫，記得其中有一本叫做《收姜維》。

現在京劇舞台上還在演。

不過姜維投奔蜀國的經歷，並沒有那麼多的戲劇性。

公元228年春，諸葛亮派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占據箕谷(今陝西寶雞南)，作出要從褒斜道出兵，進攻郿的姿態，以牽制魏軍主力。

魏明帝曹睿派大都督曹真統帥關右諸軍，在郿重兵設防。

諸葛亮趁機親率主力，猛攻祁山。

蜀軍勢大，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隨即叛魏附蜀。

當時姜維在天水郡任中郎將，正跟太守馬遵一起，陪同雍州刺史郭淮視察各地。

聽說三郡叛魏，郭淮迅速東歸上邽部署防禦。

馬遵懷疑姜維等人有異心，也連夜趕到上邽。

跟姜維在一起的，還有功曹梁緒、主薄尹賞、主記梁虔等人。

他們發現兩個領導全部溜號，趕緊追隨，可惜晚了一步：趕到上邽時城門緊閉，郭淮、馬遵怎麼說也不肯放他們進城；姜維等人無奈返回冀縣，結果吃的還是閉門羹。

他們走投無路，這才投奔諸葛亮。

諸葛亮得到姜維，如獲至寶。

他給參軍蔣琬寫信，語氣頗為興奮：「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李邵)、季常(馬良)諸人不如也。

其人，涼州上士也。

」信中還說：「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

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

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那一年姜維二十七歲。

諸葛亮加封他為奉義將軍、當陽亭侯。

在諸葛亮的大力栽培下，沒過多久，他就升到了中監軍、征西大將軍的位置。

全軍從五丈原退回成都後，楊儀野心膨脹，誹謗朝政，被下獄問罪，最終自殺。

諸葛亮將政事託付給蔣琬、費禕、董允，軍事則由姜維負責。

蔣、費、董三人雖然和諸葛亮一起，被蜀人目為「四英」，但畢竟不能直接跟諸葛亮比肩，所以他們雖然實際行使丞相職權，官職卻都是尚書令、大將軍、大司馬。

起初姜維任右監軍、輔漢將軍，統率諸軍，進封平襄侯，後來隨著蔣琬、董允的去世，姜維資歷逐漸攀升，與費禕同錄尚書事。

費禕死後，他基本成為蜀國的第一大臣。

諸葛亮主持蜀國國政十多年裡，有七年處於戰爭狀態：一次南征，六次北伐，其中有一次他未直接參戰，只派魏延等進兵羌中。

而姜維呢，先後九次北伐。

九次北伐勝多負少，姜維的才能可知。

但問題在於，姜維即便勝利，也是只開花不結果，得勢不得分。

如果上升到戰略高度，可能都要算作失敗。

因為北伐的根本目的都沒有達到。

成都武侯祠內有座蜀文化博物館。

我在裡面看到過三國形勢圖。

這個圖不新鮮，《中國歷史地圖集》的表述更加詳盡細緻；但是有組數據引起了我的興趣，那就是魏蜀吳三國的人口數量對比。

具體如下：

蜀漢940000人

曹魏4432881人

東吳2300000人

這組數據當然有其來源。

關於蜀國的戶口，史籍中有前期和後期兩個數字。

《晉書·地理志》記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景耀六年(公元263年)蜀國滅亡時的人口，王隱在《蜀記》中記載「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

西晉時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中記載，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魏國人口「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

杜佑在《通典·食貨·歷代盛衰戶口》記載與此略同，僅人口數為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由此推斷，當年魏國應有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戶、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

吳國的戶口，難以考查。

《晉書·地理志》說，孫權赤烏五年(公元242年)，吳國「戶五十二萬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萬」。

《三國志·吳志·孫皓傳》注引《晉陽秋》則記載，吳國滅亡時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

這兩組數據大致相同，看來吳國自從赤烏五年之後，再沒有統計過戶口，或者數據遺失，因此王浚滅吳後，只能按照三十八年前的舊口徑上報。

無論如何，這組數據大體能反映出當時三國的人口分布。

蜀漢的人口數量不足曹魏的四分之一，不及東吳的一半。

當時還是人多力量大的時代，人口幾乎就是第一生產力第一戰鬥力，蜀國實力之弱，可見一斑。

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

只要有好的統帥，羊羔也能訓練成獅子，但問題在於蜀國沒有這樣的統帥：絕對才能不低，相對才能不高。

諸葛亮比司馬懿強不了多少，姜維比起鄧艾、鍾會，也不占絕對優勢。

對此當時主政的費禕，認識更加清醒。

「姜維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製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他這樣告誡姜維：「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徼幸而決成敗於一舉。

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

吳蜀實力弱，老虎吃天的唯一辦法是兩家聯合。

這一點諸葛亮認識清醒，將之定為基本國策，甚至早早地與吳國定下了瓜分魏國的計劃。

如果單純搞結果論，這一點未免滑稽，但發生在諸葛亮身上，又讓我們不忍恥笑。

他到底是諸葛亮，賢相之名庶幾可當。

儘管後來兩國一直保持著聯盟關係，但無法真正協調立場，作為部署軍事鬥爭的基礎。

兩國協同攻魏，行動從來就沒有成功過。

幾十年過去，姜維應當能看得清楚；對於彼此的實力對比，他怎麼就沒有個清晰的認識呢？魏國滅蜀之前，判斷倒是非常準確：「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

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眾不過五萬。

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

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暗，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

」蜀軍總兵力十萬兩千，司馬昭的判斷是九萬，可謂精確。

如果考慮到那個命令有戰前動員的意思，不宜誇大敵軍實力，則更加精確。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被歇後語譏為非大將之才的廖化，認識都比姜維清醒：「『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

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他苦勸姜維，「連年征伐，軍民不寧，兼魏有鄧艾，足智多謀，非等閒之輩」，不要「強欲行難為之事」。

兵猶火也，不戢自焚。

戰爭是柄雙刃劍，搞不好傷不到別人，卻砍了自己。

廖化指出了當時蜀軍的命門所在：智不出敵，力少於寇。

智謀不比敵人強，兵力明顯比人家弱。

這樣的狀況，有個比較好聽的說法，叫做知其不可而為之。

可問題在於，誰有那樣的權力，把戰爭強加於蜀國百姓頭上？上面關於蜀國前後期的人口數據，來源不同，直接對比未必合適，但有一點還是要引起注意：《晉書·地理志》說，公元221年蜀有二十萬戶、九十萬人，《蜀記》則記載，到公元263年，這兩組數據分別為二十八萬和九十四萬。

假定這兩組數據可靠，那麼在四十二年里，蜀國戶數增加了四成，但人口的增長僅有百分之四強，兩者之間相差懸殊。

這是怎麼回事？我們無法不聯想起蜀軍的連年征戰。

這些意見姜維當然都沒有聽。

姜維最大的悲劇在於，他還是個飽學之士，正人君子，一心為公。

名臣郤正這樣評價他：「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如果是個小人佞臣壞蛋，我們大可扔下書卷，罵兩句解恨，但對於姜維，又實在不忍加之惡言。

曾經有人這樣評價南宋奸相賈似道：「閫才有餘、相才不足」。

當時南宋稱安撫使、制置使為閫帥，基本相當於現在的軍區司令，只不過兼管部分民政。

讀到這個評論，我經常會想起姜維。

儘管他從來不曾居於相位，但自公元253年費禕醉酒、被魏國降將郭循刺殺之後，姜維在群臣中對蜀國的影響最大，幾乎將整個蜀國都綁在自己的戰車上，不是丞相也差不多。

將忠良姜維與奸臣賈似道並舉，感情上過不去，但結果確實很像。

我們當然不能將蜀國的快速滅亡歸咎於姜維。

當時黃皓亂政，後主昏庸，都是亡國之因。

可儘管如此，還是得指出姜維在防衛部署上的重大失誤。

這個部署就是所謂的「斂兵聚谷」。

前面說過漢中的重要。

除了諸葛亮，蔣琬和費禕都曾長期在此駐紮。

從魏延鎮守漢中開始，險要之處都設立營寨，充實兵力，敵軍進攻則憑險據守，使其難入一步。

諸葛亮死後，魏國大司馬曹爽為了樹立威信，貿然伐蜀，王平禦敵，也採取這個辦法，最終曹爽只得無功而退。

姜維認為這是防禦姿態，無法達到殲敵的目的，於是建議朝廷，廢除散落各處的營寨，全軍集中起來，分別駐紮於漢、樂二城。

軍事上的事情，主要靠姜維拿主意，因此朝廷自然要採納，於是便令漢中都督胡濟退駐漢壽、監軍王含駐守樂城(今陝西勉縣東)，護軍蔣斌駐守漢城(今陝西城固東)。

這個辦法貌似積極，其實弊大利小，等於是放棄險要，自拆樊籬，很快就顯出惡果。

後來鍾會攻漢中，幾乎就是探囊取物。

以往人們責難姜維，主要著眼於他後來的假投降。

這個觀點未免迂腐。

姜維最大的失誤主要集中在兩點：戰略而言，不該頻繁用兵，九伐中原；戰術而言，不該「斂兵聚谷」，放棄險要。

這跟直接拋棄漢中差不了多少。

南宋郭允蹈在《蜀鑒》中，甚至直接以後面這個原因，指責姜維誤國亡蜀： 「蜀之門戶，漢中而已。

姜維之退屯於漢壽也，撤漢中之備，而為行險僥倖之計，則根本先拔矣。

異時鐘會長驅直入，曾無一人之守，而敵已欣然得志。

初不必鄧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見。

嗚呼，姜維之亡蜀也。

」

郭允韜認為，即便沒有鄧艾奇兵出江油，蜀國已經不支，原因都在於姜維的部署失誤。

這個看法當然未免偏激。

蜀國之亡不在姜維，甚至也不在黃皓與劉禪，只在自身實力不濟。

當然如果換個角度，黃皓與劉禪也可以歸入蜀國的實力，只不過是負值而已。

姜維的才幹，在蜀國後期確實比較突出，但卻只有邊帥之能，遠非宰輔之用。

諸葛亮選擇這個接班人，不能算作成功。

回過頭來還說魏延。

諸葛亮背著他作出的安排極其錯誤。

即便一定需要這麼做，至少也應該由費褘出面，將大事託付給楊儀很不合適，因為他知道楊儀跟魏延的關係，同時也知道楊儀的缺點。

據《楊儀傳》記載，「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

」「亮平生密指儀性狷狹，意在蔣琬。

」楊儀籌劃糧草參贊軍機是把好手，但卻是個小心眼，因此諸葛亮生前對二人「不忍偏廢」，持中立態度。

既然如此，何故又在自己即將大去的關鍵時刻，忘記了平日的立場？魏延固然可能不服從組織決定，但楊儀的小心眼難道就不會引發大錯？如果沒背著魏延做那樣的決定，如果執行決定的不是楊儀——後來者看到這裡肯定會有許許多多關於「如果」的感慨，可惜它們還只能由那句毫無情面可言的冷冰冰的話作答：

歷史不相信假如。

這些「如果」當然也是我的疑問。

在陰暗的圖書館內，塵埃的氣味直衝肺腔，這感覺本來就很讓人不舒服，更何況看到的還是這等悲劇。

氣氛壓抑沉重，掩卷沉思，我對上述問題不覺形成了另外一種更加惡毒的解釋。

諸葛亮知道楊儀和魏延水火不容，而且「密指儀性狷狹、意在蔣琬」，卻依然作出那種安排，難免有借刀殺人之嫌。

至少從表面上看，這個推理順理成章：他天生聰明，深知以楊儀、魏延二人的性格，不好統領，於是先借楊儀的手除掉魏延，然後再讓楊儀在不滿中露出狐狸尾巴，走上自絕於人民的道路——楊儀最終也的確沒有好下場，好讓蔣琬姜維等人順利接班。

當然，這種想像不能作為本文的論點，它們只能在小說中出現。

我曾經寫過一篇小說，題目叫做《死於陽謀》，基本內容就是如此，當然比《三國演義》走得更遠。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古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說其中的諸葛亮「狀多智而近妖」。

這基本也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諸葛亮形象。

其實客觀而論，諸葛亮儘管算是傑出的人才，但卻是個偏材。

後人說他「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

」這個結論甚有見地。

馬謖、魏延、姜維，都可以作為例證。

劉備是明君，諸葛亮是賢相。

這種結論經過小說的演義早已深入人心、難以動搖，我也根本無意動搖。

遍觀史冊，諸葛亮的謀略功勳確實突出，賢相的結論大抵不算過譽。

他的名聲地位，遠遠超過劉備：成都市著名的旅遊景點武侯祠，基礎其實是漢惠陵與昭烈廟，主角兒當是劉備，武侯祠只是配屬建築，可如今武侯祠盡人皆知，您要問漢昭烈廟，恐怕沒幾個人能回答上來。

這也正常。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心系漢室原無論先主後主」，這些大約都可以作為歷史的蓋棺論定。

一兩次用人失誤對歷史和歷史學家而言是悲劇，但對諸葛亮本人來說則根本無法強求。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致命弱點。

但問題在於古往今來，明君與賢相一直是國人最難以排解的情結，大家都希望自己接觸的官員是清官而非昏官，而最大的悲劇就隱藏於此：製造悲劇的主角不是碌碌無為、尸位素餐的地痞流氓混蛋白痴，而是聲名顯赫的千古明相。

諸葛亮這個段位的偉人都會犯如此重大的錯誤，人治危害的嚴重性，由此也就可見一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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