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文抑武開創文官政府新時代

北宋是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而黃袍加身立國的，因此他對武將、軍人掌權的危險有清醒認識。

再加上五代時期國家被將領所左右的歷史經驗，所以趙匡胤立國之後非常重視對武將的限制，確立了以儒立國、重文抑武的國策。

重文抑武這一基本國策開創了文官政府新時代，文官制度達到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峰，使宋代成為一個以成熟的文官制度為基礎、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空前強化的王朝，但也嚴重削弱了軍隊戰鬥力和國防實力，造成武力積弱的局面。

削弱武將權力

建隆二年，一天晚朝結束後，趙匡胤把石守信、高懷德等禁軍高級將領留下來喝酒。

喝到酒酣耳熱之際，他突然屏退侍從，推心置腹地向他們訴起了衷腸。

他說：「若不是靠你們出力，我是到不了今天這個地位的。

為此我從內心念及你們的功德。

但是，做皇帝太艱難了，還不如做個節度使快樂。

不瞞各位說，這一年來，我從來都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石守信等人聽了，忙問這是什麼緣故。

趙匡胤不慌不忙地繼續說：「這不難知道。

我這個皇帝的位，誰不想坐坐呢？」石守信等人聽出了話中之音，連忙叩頭說：「陛下何出此言，現在天命已定，誰還敢有異心呢？」趙匡胤說：「不然。

你們雖然無異心，然而你們的部下想要富貴，一旦把黃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當皇帝，到時也身不由己了。

」

一席話，軟中帶硬，將領們知道自己已經受到猜疑，弄不好還會引來殺身之禍，頓時冷汗淋漓，一邊流淚，一邊叩頭，請趙匡胤給他們指一條明路。

趙匡胤緩緩說道：「人生在世，如白駒過隙，所有追求富貴的人，不過是想多聚些金錢，多些享樂，使子孫後代免於貧困而已。

你們不如放棄兵權，多買些良田美宅，為子孫置下永久的產業。

同時，多買些歌伎舞女，飲酒相歡，以終天年。

我再同你們結為兒女親家，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豈不是很好嗎？」石守信等人見趙匡胤已經把話講得這樣明白，只得俯首聽命，表示感謝趙匡胤的恩德。

第二天，侍衛親軍司馬步兵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侯張令鐸、殿前司副都點檢高懷德、都指揮使王審琦等，都上表聲稱自己有病，要求解除軍職，趙匡胤欣然同意，罷去他們禁軍職務，到地方上去任節度使。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杯酒釋兵權」。

北宋建國後，一改唐末五代之重武風尚，實施重文抑武政策。

重文抑武，「武」並不是指軍隊和武事，而是統領軍隊的武臣或武將。

武將出身的趙匡胤深知軍隊的重要性，削奪武將權力使軍隊歸己掌握。

剝奪武將權力，首先從禁軍入手。

趙匡胤首先降低禁軍武將的政治地位。

宋太祖開國後，沿襲後周兵制，禁軍由殿前司軍和侍衛司軍組成，設5個最高軍職：殿前點檢、殿前副都點檢、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侍衛馬步軍都虞侯。

當時，禁軍最高長官殿前都點檢不但為正二品，而且與文臣宰相處於相同官階，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的官階也僅次於宰相。

通過「杯酒釋兵權」等方式，禁軍5個最高軍職被廢。

宋太祖將禁軍兩司分成三司：殿前司、侍衛馬司、侍衛步司。

三司均設置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和都虞侯。

其中，殿前都指揮使從二品，副都指揮使為正四品，而侍衛馬、步兩司的都指揮使和副都指揮使僅為正五品，三司的都虞侯僅為從五品。

趙匡胤處心積慮地廢除兩司的5個最高軍職，而代之以品秩較低的9個三司長官掌軍，其意圖十分明顯——降低武將地位。

北宋除了將禁軍的最高軍職品秩降低外，武臣的品位在整個官品中官階也相對降低了。

宋初，節度使、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為武階之最高者。

宋中葉後，重文抑武進一步加強，武將官品下降。

節度使降為從三品，節度觀察使為正四品，觀察使為正五品，防禦使、團練使、諸州刺史為從五品。

節度使本是武官的最高職銜，到宋朝時已不再是武將的專利，而成為宗室、外戚及前宰相、執政的加銜。

因此，對於武官來說官品降低了。

相反，文臣最高官職中書令和尚書令為正一品。

這一降一升的結果是大大降低了武將的政治地位。

除通過「杯酒釋兵權」的方式解除掌握禁軍指揮權的幾個高級將領的兵權外，趙匡胤還任用中級將領分掌禁軍，但不授予調兵發兵權；設置樞密院以掌握調兵發兵權，但樞密院無權直接掌握軍隊，其所發一兵一卒都必須有皇帝的命令。

這樣，禁軍的兵權實際上是掌握在皇帝手裡，這就改變自中唐以來禁軍高級將領手握重兵、尾大不掉的現狀。

接著，他又將矛頭對準地方武將——藩鎮。

對於五代以來盤踞一方的部分強大節度使解除了他們的兵權。

同時，北宋中央採取削減轄區、剝奪司法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等措施，極大削弱了地方藩鎮的權力。

通過這些措施，宋代統治者把禁軍以及原來藩鎮掌握的諸多權力逐步收歸中央，事權的歸一極大限度地抑制了武將，唐末、五代那種專制一方甲兵、錢穀、司法權的藩鎮就不復存在了。

將武將的權力收歸中央後，宋朝統治者還對帶兵出戰的武將進行限權。

古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歷朝名將均能享受這一權力，唯獨北宋武將不能。

整個宋朝，只有狄青平南時能專權，而狄青在北宋武將中如鶴立雞群和其悲慘際遇，也體現了北宋重文抑武政策實施之嚴。

宋代沿用了唐代的宦官監軍。

宋太祖即位後，差遣宦官充當監軍藉以削弱主帥兵權。

如宋太祖進攻北漢時，宦官竇神寶、李神公式從征；曹彬伐江南，又派宦官王繼恩率兵會討，遂成制度。

宋太宗即位後，實行「將從中御」，賦予監軍們更大的監督權，縱容他們在軍中胡作非為。

監軍設置泛濫成為武將行動的掣肘，在北宋釀成多幕悲劇。

宋太宗第二次征遼期間，名將楊業被監軍王公式逼死。

除縱容監軍外，宋代帝王還喜歡自繪陣圖，親授作戰方案，閉門造車。

宋代特設一種官叫做「走馬承受公事」，其職責是負責傳遞皇帝各種軍令，擔任這種職務的多是內侍。

本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北宋的將領在外作戰，凡事都要請示朝廷，在前線作戰的將領如果不依照皇帝的陣圖打仗，失敗了要罪加一等，即使打勝了也不一定能得到獎勵。

這在其他朝代看來是匪夷所思，而在宋朝則是稀鬆平常之事。

為配合這一政策的有效實施，宋朝廷往往任用那些「謹慎能御下」的平庸將領，對那些有勇有謀的武將多加壓制，呼延贊、楊業等抗遼名將的悲慘遭遇即是明證。

對文臣禮遇有加

宋太祖在太廟寢殿的夾室內刻了一塊誓約石碑，每當有新皇帝繼位，朝拜完太廟之後，必須打開封閉的夾室默誦誓詞，除了一個不識字的宦官，其他人只能遠遠恭候。

正因為如此，只有歷任皇帝才知道誓約內容。

直到公元1127年「靖康之變」，金兵攻占東京（今開封），為了搜羅戰敗賠款，曾打開皇宮的所有宮門，將太廟和宮廷的祭祀禮器席捲而去，人們才看到此碑。

宋太祖在誓碑上命令子孫為皇帝者，要優待前朝宗室之後裔，且不得濫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之人，否則天必討滅之。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太祖碑誓」。

宋代統治者對文官的禮遇是其前後各朝所無法相比的。

立國之初，宋太祖就立定了不輕殺大臣與言官的「祖宗家法」。

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學家王夫之曾說過：「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

」因此，宋代除了周懷政等叛逆、謀反的「不貳之臣」和宋初的少數貪官污吏外，其餘時期，文官們罕有被刀斧之刑者，一般都是貶黜地方，但俸祿照舊。

罪大者也不過貶謫到邊遠州軍安置，過嶺（大庾嶺）、過海（瓊州海峽）算是最嚴重的處置，但仍然可以做官食祿。

而武將則根本享受不到這樣的「恩賜」，比如一代名將岳飛是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殺的。

宋代統治者在政治上對武臣防範極嚴，動輒生疑懼。

反之，如果文官犯罪、貪贓，則是姑息遷就，松之又松，甚至根本不予查處。

開國元勛、文官之首的趙普，私自接受錢公式賄賂，而趙匡胤卻是一笑了之。

宋代文官在退休（即致仕）後，還可依條例蔭補子孫為官,並且皇帝還會為主動請求致仕的文官設筵餞行，賜詩題字。

每逢重大節禮活動，如祀明堂、封泰山、為皇帝祝壽等，朝廷還常常聘請已致仕的高級文官前來參加。

除了政治上的優待以外，宋朝廷還在經濟上給予文官們極為優厚的待遇，文官的俸祿相當高，可以說已經達到「高薪養廉」的地步。

以宰相和樞密使為例，他們每月的俸錢就達300貫，足夠買上等良田百畝以上。

此外還有冬春服裝、隨從人員的費用等。

高官如此，低級官員也不差，主簿、縣尉等官每月俸錢也有7貫以上，還有兩三石的祿粟。

根據宋史研究專家何忠禮先生考證，北宋前期，在通常年景下，每斗米的價格在30文到60文的範圍內波動。

按常人的消費量論，每人每天需食米1.5升，再加上每人副食品支出10文左右，如果按平均值每斗米價45文計算，一個文官每月平均用在「吃上」的費用大約為425文。

最低級的文官縣尉的最低月俸按7貫計算，養活一個10口之家綽綽有餘，況且他每月還有至少2石（即200升，可供5人食用1個月）的祿粟。

這麼一來，高級文官的俸祿之厚也就可想而知之了。

而當時的武將，最高級別的，即三衙之首的殿前司每月只有30貫的俸祿，只相當於文官中一個知縣的水平；而低級武將諸如虞侯等每月僅有3貫的正俸。

也就是說光憑月俸,一名低級武將連自己的溫飽問題都難以解決，更別說解決其家人的吃喝了。

除此之外,尚有各種名目的恩例，每次數量之多，令人咂舌。

宋代宗法思想盛行，一人當官，便往往會有許多親屬聚集在其周圍，少則數十人，多則二三十人、甚至四五十人，全靠當官的一人來養活。

蘇軾從黃州貶官至汝州時，隨從者20餘人。

王安石在其《上執政書》中，也稱自己內外數十口。

這幾十口人都是靠他養活的。

宋代的文官不僅任職時經濟待遇很高，就是其致仕後經濟待遇也是不低的。

宋代不但給致仕官半祿，而且發放原有體料衣賜一半。

宋太宗淳化元年五月,詔令正式規定：「應曾任文武職事官，恩許致仕者,並給半俸，以他物充，於所在州縣支給。

」職事官致仕後領取半祿，至此成為有宋一代的定製。

在規定的體祿、職錢外，宋代文官特別是高級文官致仕時或致仕後，皇帝還往往特賜錢物，這也是致仕文官生活來源的一個重要方面。

咸平四年五月，時翰林士、吏部郎中知制浩朱昂致仕，宋真宗不僅下詔「可給全俸」，還賜銀200兩、帛300匹，並給歸鄉釋券。

元豐年間，曾任參知政事的元絳告老還鄉，宋神宗賜他白金千兩。

平時，每遇大禮、皇帝登基及慶壽等重大活動時，恩及百官，除為致仕官晉升官資外，還賞賜禮物。

逢年過節，則詔令各州縣為當地的致仕官送羊、酒、粟、帛等。

少數官員居住在京師，皇帝還特賜生日禮物等。

宋代武將品階既低（武將之首三衙長官不過正五品），又頗不受皇帝重視，由皇帝賞賜的其他額外收入很少，所以宋代的武將在經濟方面的待遇與文官比起來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甚至在情感上，宋代統治者對其文官的禮遇都是歷朝各代所不曾見的，也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清代學者趙翼就有句著名的評論：「恩逮於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

」禮遇與優給俸祿相結合，培養了宋代文官實踐儒家思想的道德自律精神，他們把自己的命運與封建王朝的興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唯恐朝廷的弊政引起被統治階級的反抗。

因此，宋代的許多文官都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憂民思想。

這種思想促使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關心國事、關注民生加入文官隊伍，為發展文官制度、支持趙宋政權的統治起了重要作用。

正所謂「國朝之待臣甚厚，養吏甚優，此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皆樂於為用，蓋以有養其身而因其心也」。

趙翼也稱：「（宋代）待士大夫可謂厚矣，唯其給賜優裕，故入仕者不復以身家為慮，各自勉其治行。

觀於真、仁、英諸朝名臣輩出，吏治循良。

及有事之秋，猶多慷慨報國。

紹興之支撐半壁，德公式之畢命疆場，歷代以來，捐軀殉國者，唯宋末獨多，雖無救於敗亡，要不可謂非養士之報也。

」

趙宋王朝一貫實行文治，「以文制武」，厚待文官，使得很多士人都願意為朝廷效力，於是文官隊伍急劇膨脹。

面對如此龐雜而又人數眾多的文官隊伍，朝廷必須擁有一整套關於文官的錄取、任用、考核、獎懲等等的規範與制度，即文官制度。

宋代文官人數多、水平高，又竭盡全力地為朝廷服務，這又反過來促進文官制度的進一步改進與完善。

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最終促使宋代文官制度獲得了充分的發展，開創了文官政府的新時代。

文臣掌握大權

皇公式四年，宋仁宗欲升狄青為樞密副使，御史中丞五舉正、左司諫賈黯及御史韓贊等人便紛紛上奏反對，列出了狄青出身行伍、四夷輕蔑朝廷、大臣恥於與之為伍、動搖人心及破壞祖宗成規等「五不可」的理由。

之後，狄青率軍平定儂智高之亂，取得自統一以來宋朝邊境戰爭最大的勝利。

宋仁宗不顧宰相龐籍等官員的激烈反對，將狄青升為樞密使。

狄青在任樞密使4年中，處處受文臣節制，還遭來無數流言蜚語。

後來，在文臣歐陽修、劉敞、呂景初等人的附會日食徵兆輪流極諫下，宋仁宗不得不將狄青調外任。

狄青至任所不過半年，便鬱悶而死，時年僅50歲。

宋朝的重文抑武政策不僅表現為文臣與文士政治地位相對於前朝明顯抬高，武將地位相對於前朝則不斷下降而且權力遭到極大限制。

更重要的是，宋朝帝王依靠或利用文臣來壓制武臣，實施以文馭武的策略。

因而雖同在一朝，文臣與武將的地位卻極不平等。

北宋政府以文抑武政策首先表現為中央掌兵機構逐漸為文臣控制。

作為中央的掌兵機構，其權力掌握在武將手中應是正常現象，反之則是不正常現象。

樞密院是北宋的中央掌兵機構，其長官樞密使從後漢開始一般由武將擔任，北宋初沿後周制，以武將掌樞密院。

但自趙普任樞密使以後，這一軍事最高長官逐漸由文官擔任。

有人對北宋樞密院的正副官員的文武出身進行統計，樞密院正職共85人次，其中文職出身者63人次，占總人數比例的74.2%；武職出身者22人次，僅占總人數比例的25.8%。

樞密院副職共143人次，其中文職出身120人次，占總人數比例的83.9%；武職出身者23人次，僅占總人數比例的16.1%。

自宋仁宗朝始，樞密院正職中文官人數大大超過武官人數，宋英宗朝開始樞密院正職由文官單獨主掌。

由此可見，在北宋中央掌兵機構樞密院的演進中，武將與文臣的勢力是互為消長的。

一方面，武臣逐漸從中淡出，另一方面是文臣在樞密院的影響愈來愈大，成為決定力量，武臣在樞密院的話語權必定不斷遭到文臣的蠶食。

文臣與武將在政權中的這種權勢占有的演變，正是北宋重文抑武政策的鮮明體現。

其次，地方武將權力也為文臣所侵占。

地方上，文臣代替武臣任知州，「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

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不久，宋太祖「置諸路轉運使……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剝奪了節度使的財政大權。

這樣，從中央到地方的政、財權盡歸於文臣，由皇帝直接領導。

陸續派文臣知州事，逐步剝奪禁軍將領和地方節度使的軍政大權之後，宋朝廷又加強了對監督權和司法權的控制。

建隆三年十二月,宋太祖詔「諸縣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與主簿同」，由初登科第的進士們擔任。

鑒於「五代以來，領節旄為郡守者，大抵武夫悍卒，皆不知書，必自署親吏代判，郡政一以委之，多擅權不法」，乾德三年三月收回了節度使和州郡長吏任用軍校、僚佐為幕職官的權力。

唐末以來，諸州府任牙校為馬步軍都虞侯及判官，掌獄斷，多草菅人命。

開寶六年七月，太祖下詔：「改馬步院為司寇院，以新及第進士、『九經』、『五經』及選人資序相當者為司寇參軍。

」自此，從兩使職官到判司簿尉的所有幕職、州縣官全改由朝廷從選人中委任。

宋仁宗時，戰場上的指揮權也交給了文臣。

宋仁宗任用范仲淹、韓琦、龐籍、王沿負責指揮對夏戰事。

正如北宋神宗時任尚書左僕射、尚書右僕射的劉摯所說：「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

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所指摩。

」通過文臣，宋廷將中央的權勢伸入到地方和軍隊，各種權力包括行政權、財稅權、基層官員的任免權、司法權、徵兵權等權力都由文臣掌握，武將在政治上的權勢遭到文臣的蠶食。

為了改善軍隊將領的素質，北宋通過武舉制度選擇武將。

宋仁宗天聖八年起「試書判拔萃及武舉人」，武舉成為制度。

武舉取士人數遠不如科舉取文士人數。

在中選者任職方面，武舉人也遠不如高中科第的文人。

北宋武舉中選後，分三等授官。

其中「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正九品）」，這與科舉進士授大理寺承（正八品）形成鮮明的反差。

就連北宋官員考核升遷制度，也存在著十分明顯的重文抑武傾向。

事實上，由於北宋統治機構為文人所控制,武將在實際政治活動中遭受的壓制必定比表面的政策要大得多。

由此可見，北宋確實存在重文抑武政策，文臣的政治地位得到大幅度提高，武將的政治地位突然大幅度降低。

宋朝採取了一系列重文抑武政策，使社會上產生了與前朝截然相反的重文輕武的社會心理，認為當文官有出息、當軍人沒出息。

因而，當時的人們多以讀書做官為榮，以習武從軍為恥。

宋朝兒童啟蒙讀的《申童詩》，一開頭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民間流行的俗語則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

」

重文抑武的影響

北宋時期出現朝廷有意提高文臣地位、降低武將的政治地位，並通過文臣來壓制武將的政策，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趙氏帝王出於保全皇位傳承子孫萬代之目的；另一方面強大的士大夫集團為重建封建秩序和維護其既得利益，防止武人得勢，而竭力維護、強化崇文抑武政策的執行。

從其實際效果來看，確實達到了擴大統治基礎，防止藩鎮割據的目的。

不僅如此，作為一個貫穿整個北宋的基本國策，重文抑武政策的實施給當時社會和以後歷史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北宋重文政策推動了民智的開化和教育的普及，促成了讀書辦學的風氣。

宋朝人讀書求知之風之濃，在我國封建社會實屬罕見。

不但帝王帶頭讀書，而且在一般人心目中都認為讀書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

范仲淹寄語鄉里的詩中，就號召「鄉人莫相羨，教子苦詩書」。

「尊師重教」蔚然成風，文化教育不再為豪門望族所壟斷，也不再是通都大邑文人墨客的專利。

北宋中期以後，公私學校林立，書院講學盛行。

據統計,宋代書院達到397所，其中聞名天下的「四大書院」都是興於北宋。

北宋州縣學在其發展興盛時，規模之大、學生之多也遠過於前代。

唐代學生最多時，全國共有63070人。

而宋徽宗大觀年間,僅州縣學生就有16.7萬餘人，超過唐代10萬之多。

《三字經》、《百家姓》等孩童的啟蒙普及讀本開始通行。

在當時世界上，宋朝的文化教育水平應是非常高的。

北宋重文政策大大激發了知識分子的創造性，使得宋代在科技、文學與史學等領域，都進入了一個輝煌時期。

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文化最繁榮的時期，這已為多數學者所認同。

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初曾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宋史研究專家鄧廣銘也指出：「宋代的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載至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的時期為止，可以說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

」

北宋政府以高官厚祿網羅了大批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這批人講學立論、著書立說，促使地主階級思想文化的勃興。

僅《宋史·藝文志》中所收錄的書目，就有8卷，這還遠不能反映兩宋時代的書籍之多。

早在宋仁宗慶曆年間所編成的《崇文總目》，所收錄的書目就達60卷之巨，到南宋孝宗淳熙與寧宗嘉定年間先後編成《中興館閣書目》、《中興館閣續書目》，二者合起來共100卷之多，兩書目合計共錄書59429卷,足見兩宋時代的書籍之多。

在文學藝術與史學方面，宋代也取得巨大成就：散文方面，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有六家在宋代；宋詞的成就，更是中國文學史的一塊瑰寶；宋代話本的出現，在我國文學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開啟了明、清時代白話小說發展高潮的序幕。

宋代的史學，也以各種新體裁史書的編纂及開拓新的研究領域著稱，對後代史學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

現行《二十四史》中，有三部為宋人所修，即《舊五代史》、《新五代史》、《新唐書》；同時，司馬光主修《資治通鑑》294卷，開啟了宋、元、明、清的「通鑑學」之先河；袁樞編《資治通鑑紀事本末》42卷，開創了中國史書的新體例——「紀事本末體」；李燾歷時40年編撰《續資治通鑑長編》520卷：朱熹修《資治通鑑綱目》59卷、鄭樵的《通志》200卷，這都是中國古代史籍的經典之作。

在自然科學方面，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博士說：「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焦點就在宋代。

不管在應用科學或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

」引以為榮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活字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是在宋代發明或取得重大的技術突破的，這三項發明都對後來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產生巨大的影響。

在數學、天文學、醫藥學等領域，宋代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重文抑武國策也帶來了很大的消極影響。

宋朝重文抑武政策實施所產生的導向效應，改變了唐末、五代以來的重武輕文的社會心理，形成了重文輕武的社會心理。

北宋諸帝防範武臣專權，選用武將，採取「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的方針，打擊良將、重用庸將，導致軍隊將領整體的作戰能力下降，同時，庸將當權影響了軍隊指揮與管理，進而造成整個北宋軍事實力的下降。

這嚴重影響北宋的軍事實力。

縱觀北宋邊疆之爭，宋與遼戰，宋屢戰屢敗；宋與夏戰，宋也是敗多勝少，失去了外交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