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之五：重文抑武的功過是非，一切皆有定數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

宋朝自太祖開始，就採取了一系列重文抑武政策，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趙氏帝王出於保全皇位傳承子孫萬代之目的；另一方面強大的士大夫集團為重建封建秩序和維護其既得利益，防止武人得勢，而竭力維護、強化崇文抑武政策的執行。

從其實際效果來看，確實達到了擴大統治基礎，防止藩鎮割據的目的。

作為貫穿整個宋朝的基本國策，重文抑武政策帶來了巨大影響。

重文政策推動了民智的開化和教育的普及，促成了讀書辦學的風氣

宋朝人讀書求知之風之濃，在我國封建社會實屬罕見。

不但帝王帶頭讀書，而且在一般人心目中都認為讀書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

范仲淹寄語鄉里的詩中，就號召「鄉人莫相羨，教子苦詩書」。

「尊師重教」蔚然成風，文化教育不再為豪門望族所壟斷，也不再是通都大邑文人墨客的專利。

北宋中期以後，公私學校林立，書院講學盛行。

據統計,宋代書院達到397所，其中聞名天下的「四大書院」都是興於北宋。

北宋州縣學在其發展興盛時，規模之大、學生之多也遠過於前代。

唐代學生最多時，全國共有63070人。

而宋徽宗大觀年間,僅州縣學生就有16.7萬餘人，超過唐代10萬之多。

《三字經》、《百家姓》等孩童的啟蒙普及讀本開始通行。

在當時世界上，宋朝的文化教育水平應是非常高的。

重文政策激發了知識分子的創造性，科技、文學與史學獲得了巨大發展

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文化最繁榮的時期，這已為多數學者所認同。

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初曾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宋史研究專家鄧廣銘也指出：「宋代的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載至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的時期為止，可以說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

」

在自然科學方面，四大發明中的三項都出現在宋朝

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博士說：「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焦點就在宋代。

不管在應用科學或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

」

引以為榮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活字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是在宋代發明或取得重大的技術突破的，這三項發明都對後來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產生巨大的影響。

在數學、天文學、醫藥學等領域，宋代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文學藝術與史學方面，宋代也取得巨大成就

在宋朝，僅《宋史·藝文志》中所收錄的書目，就有8卷，這還遠不能反映兩宋時代的書籍之多。

早在宋仁宗慶曆年間所編成的《崇文總目》，所收錄的書目就達60卷之巨，到南宋孝宗淳熙與寧宗嘉定年間先後編成《中興館閣書目》、《中興館閣續書目》，二者合起來共100卷之多，兩書目合計共錄書59429卷,足見兩宋時代的書籍之多。

散文方面，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有六家在宋代。

宋詞的成就，更是中國文學史的一塊瑰寶。

宋代話本的出現，在我國文學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開啟了明、清時代白話小說發展高潮的序幕。

宋代的史學，對後代史學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

現行《二十四史》中，有三部為宋人所修，即《舊五代史》、《新五代史》、《新唐書》；同時，司馬光主修《資治通鑑》294卷，開啟了宋、元、明、清的「通鑑學」之先河；袁樞編《資治通鑑紀事本末》42卷，開創了中國史書的新體例——「紀事本末體」；李燾歷時40年編撰《續資治通鑑長編》520卷：朱熹修《資治通鑑綱目》59卷、鄭樵的《通志》200卷，這都是中國古代史籍的經典之作。

文臣掌握大權，武將處處被打壓

宋夏議和後，宋仁宗欲升狄青為樞密副使，御史中丞五舉正、左司諫賈黯及御史韓贊等人便紛紛上奏反對，列出了狄青出身行伍、四夷輕蔑朝廷、大臣恥於與之為伍、動搖人心及破壞祖宗成規等「五不可」的理由。

之後，狄青率軍平定儂智高之亂，取得自統一以來宋朝邊境戰爭最大的勝利。

宋仁宗不顧文官反對，將狄青升為樞密使。

狄青在任樞密使4年中，處處受文臣節制，還遭來無數流言蜚語。

後來，在文臣歐陽修、劉敞、呂景初等人的輪流極諫下，宋仁宗不得不將狄青調外任。

狄青至任所不過半年，便鬱悶而死，時年僅50歲。

中央掌兵機構逐漸為文臣控制

作為中央的掌兵機構，其權力掌握在武將手中應是正常現象，反之則是不正常現象。

樞密院是北宋的中央掌兵機構，其長官樞密使從後漢開始一般由武將擔任，北宋初沿後周制，以武將掌樞密院。

但自趙普任樞密使以後，這一軍事最高長官逐漸由文官擔任。

有人對北宋樞密院的正副官員的文武出身進行統計，樞密院正職共85人次，其中文職出身者63人次，占總人數比例的74.2%；武職出身者22人次，僅占總人數比例的25.8%。

樞密院副職共143人次，其中文職出身120人次，占總人數比例的83.9%；武職出身者23人次，僅占總人數比例的16.1%。

一方面，武臣逐漸從中淡出，另一方面是文臣在樞密院的影響愈來愈大，成為決定力量，武臣在樞密院的話語權必定不斷遭到文臣的蠶食。

文臣與武將在政權中的這種權勢占有的演變，正是北宋重文抑武政策的鮮明體現。

其次，地方武將權力也為文臣所侵占

地方上，文臣代替武臣任知州。

之後，宋朝廷又加強了對監督權和司法權的控制。

建隆三年十二月,宋太祖詔「諸縣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與主簿同」，由初登科第的進士們擔任。

乾德三年三月，收回了節度使和州郡長吏任用軍校、僚佐為幕職官的權力。

開寶六年七月，太祖下詔，兩使職官到判司簿尉的所有幕職、州縣官全改由朝廷從選人中委任。

最後，戰場上的指揮權也交給了文臣

宋仁宗任用范仲淹、韓琦、龐籍、王沿負責指揮對夏戰事。

正如北宋神宗時任尚書左僕射、尚書右僕射的劉摯所說：「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

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所指摩。

」通過文臣，宋廷將中央的權勢伸入到地方和軍隊，各種權力包括行政權、財稅權、基層官員的任免權、司法權、徵兵權等權力都由文臣掌握。

過度的重文抑武，最終導致整個國家拋棄了尚武精神。

宋朝重文抑武政策實施所產生的導向效應，改變了唐末、五代以來的重武輕文的社會心理，形成了重文輕武的社會心理。

北宋諸帝防範武臣專權，選用武將，採取「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的方針，打擊良將、重用庸將，導致軍隊將領整體的作戰能力下降，同時，庸將當權影響了軍隊指揮與管理，進而造成整個北宋軍事實力的下降。

這嚴重影響北宋的軍事實力。

縱觀北宋邊疆之爭，宋與遼戰，宋屢戰屢敗；宋與夏戰，宋也是敗多勝少，失去了外交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