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抑武」與宋朝的滅亡：影響中國千年國運

從唐朝的安史之亂開始，直到五代時期，武人叛亂頻繁，藩鎮割據的局面持續達二百年之久。

宋太祖以兵變上位，深知其對政權的威脅，因此從當政伊始就著手削奪將領軍權，消除隱患。

他採取的主要措施有：一、強力控制禁軍並培養其成為全國軍隊的精幹。

一方面實行"強幹弱枝"，把精銳部隊集中於禁軍，削弱地方軍隊；另一方面分散禁軍將領的軍權，通過頻繁更換將帥和士兵不斷換防等措施，削弱將領和士兵之間的聯繫，避免軍隊軍閥化。

二、以文制武。

在朝廷中央確立了文臣處理政務的原則，執政官員都任命文臣，甚至在負責軍事決策的樞密院也安插文臣，以牽制武官，從而杜絕了武臣大將對朝政的干預。

在地方機構中，則不斷派出文臣擔任州縣官，以取代原來藩鎮手下的將吏。

應該說宋太祖的措施大多還在合理範圍內，並且他當政時還給了邊疆軍隊以特殊政策，允許邊境地區將領有一定獨立的財權和人事權。

但是，情況到了宋太宗時發生了變化。

宋太宗以不正常的方式即位，因此心理陰暗，對臣下的防範更加強烈。

太平興國四年（979）北伐幽州期間，發生了部分將領擁戴宋太祖之子的事件，對宋太宗刺激很大。

從此，宋太宗在以往收兵權的基礎上，更強化了抑制武將的決心和措施力度，宋太祖給予邊疆將領的特殊政策全盤取消。

隨著兩次北伐的失敗，宋太宗徹底喪失了收復燕雲的信心，而接受了以趙普為代表的一批大臣"兵久則生變"的告誡，放棄了收復燕雲、軍事強國的北伐戰略，進一步導致軍隊將領作用及地位的降低。

宋太宗中後期，實行"守內虛外"的國策，將主要注意力轉向內部。

宋真宗即位後，全盤延續宋太宗朝的統治路線，將其確立為宋朝的"祖宗家法"。

"澶淵之盟"的訂立，更給了宋統治集團苟且偷安的機會，他們開始認為：通過金帛贖買的辦法也能夠消弭邊患，並且代價比用兵更小。

此後，宋當政者在以往的基礎上又有所退步，對軍事手段和武官階層的作用更加貶低，宋真宗便稱："自契丹約和以來，武臣屢言敵本疲睏，懼於兵戰，今國家歲贈遺之，是資敵也。

武臣無事之際，喜談策略，及其赴敵，罕能成功。

好勇無謀，蓋其常耳。

"

從此，"崇文抑武"的方略得到進一步的貫徹。

這在宋朝廷當中文武官員的權力地位格局中得到明確反應。

在宋朝以前，歷代王朝盛行"出將入相"的現象，而宋代宰相以科舉出身的文臣占絕大多數，如北宋宰相共有 71 人，其中 64 人出身進士。

其餘非科舉出身的 7 人中，竟無一人出身武臣。

澶淵之盟之後，作為最高軍事機關的樞密院中文官也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從宋仁宗時期開始武將幾乎被樞密院清掃出門。

靖康之恥後，政治格局發生變化，武將群體的地位有所提高。

但南宋政權穩定之後，又堅持傳統的治國方略，甚至不惜通過以殺害岳飛的手段，實施第二次收兵權，恢復長期以來的統治模式。

南宋時長期由宰相兼任樞密使，全國統軍體系依舊受到文官的控制。

宋朝"崇文抑武"，"守內虛外"的祖宗家法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首先是宋朝發明出了文臣統兵制度。

隨著武臣地位的不斷降低，宋朝到宋仁宗時代逐漸形成了文臣擔任主帥、武將充當副將的軍事制度，宋軍戰役指揮從此變得拙劣不堪，消極防禦成為宋朝的基本軍事戰略。

其二，由於軍功集團在宋朝政治上的消退，武人為代表的尚武力量對政策的影響力明顯不足，於是造成宋朝數百年對外以求和為主的基調。

宋太宗接受宰相呂蒙正的意見，表示："且治國在乎修德爾，四夷當置之度外。

"宋真宗更自欺欺人的稱："兵革不用，乃聖人本心"，"今柔服異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

"

其三，宋代的社會價值觀與風尚也受到了深遠影響。

宋開國以後，社會上逐漸形成了"文尊武卑"的價值觀。

北宋中葉人田況引用當時人的話說："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宋朝人以從文為榮，以從軍為恥。

宋夏戰爭爆發時著名理學家張載曾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拜見范仲淹欲從軍效力，卻被對方責備"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由於宋朝社會精英普遍鄙視和遠離軍隊，無可避免的導致了宋軍戰鬥力的低下。

到了宋仁宗時期，宋朝的"文治"達到了極盛時期，而全國能戰之兵只有數萬人，在戰場上不斷遭到西夏元昊的羞辱，最終竟向對方納幣。

這一時期宋軍的屈辱表現，已經預示著後來靖康之恥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