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軍改：一場夜宴引發的糾結

北宋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初九日，東京開封府的皇宮。

一場別開生面的夜宴，宋太祖趙匡胤和禁軍將領們觥籌交錯，把酒敘舊。

酒過三巡，趙匡胤擺出了「杯酒釋兵權」的龍門陣。

石守信等禁軍將領，除了俯首聽命，感恩戴德，別無選擇。

第二天，他們上表請辭，解除禁軍職務。

趙匡胤接受辭呈，改任他們到各地當節度使。

儘管史學界對這段故事的真實性有爭議，但趙匡胤推進的軍事體制改革，則從此刻拉開帷幕。

而石守信等人告別了開封府，憧憬著當節度使的新生活。

從功臣到地主：再無回頭路

石守信的新職務是天平軍節度使，治所在鄆州（今山東東平）。

唐末五代，藩鎮節度使是地方大員，對轄內州縣的民政、財政和軍政說一不二。

他們擁兵自重，不服朝廷號令，在轄區內搞獨立王國，是標準的「土皇帝」。

然而，當他來到鄆州，看到的情形大不同。

天平軍所轄州縣，包括鄆州，都已經劃歸朝廷直管。

知州、知縣也由朝廷派文官出任，三年一換，直接對朝廷負責，不再聽命於節度使。

州里還有通判，名為知州的副手，實則分知州之權，相互制衡。

「軍」作為曾經的軍事單位，也跟州縣等量齊觀，沒了特權。

翻了翻天平軍的帳本，石守信驚訝地發現，幾乎是空帳。

朝廷將全國劃分為若干路，作為財稅單位，每路新設轉運使，負責將州縣絕大部分稅收解送京城。

於是，節度使連財權也被剝奪了，成了窮光蛋。

行伍出身的石守信，想去天平軍的軍營檢閱部隊，卻發現這裡的駐軍幾乎全是老弱病殘。

原來，地方部隊中的精銳，全部抽調到京城，編入禁軍。

從此，禁軍就從拱衛京城的御林軍，演變為國家的常備軍。

至於挑剩下的地方部隊，則編為廂軍，也就管管雜役，看看城門，甭說割據一方，就連打仗都費勁。

這就是趙普給趙匡胤出的主意：「削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

分割剪除藩鎮的軍政大權，改變五代以來君弱臣強的局面。

目睹這一切，33歲的石守信茫然了。

今後的路還很長，該怎麼走呢？離開京城前，趙匡胤賜給了大量的良田美宅和金銀財寶。

於是，他刀槍入庫，「專事聚斂，積財巨萬」，在天平軍一待就是17年。

宋太宗繼位後，他轉任洛陽的西京留守。

在承建當地寺廟時，竟然對民夫「驅迫甚急，而傭直不給，人多苦之」，連工錢都剋扣。

就這樣，石守信墮落了。

或許，他想用這樣的方式，消除皇帝的猜忌。

就這樣，像石守信這樣自毀英名的功臣宿將們，形成了一個新的食利階層。

當他們的角色轉化為地主後，戰場上的強勢做派，便用在了土地和房產的擴張上。

有他們的帶頭，原先只在封建王朝末期才出現的土地兼并問題，從宋朝立國之初，就愈演愈烈。

出現了「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

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的景象。

伴隨著土地的集中，自耕農傾家蕩產，淪為佃農的案例越來越多，官逼民反的事此起彼伏。

農民起義，固然令皇帝和地方官撓頭。

大家知道問題出在哪兒，可想到功臣們的興趣轉移到買田置地和飲酒作樂上時，皇帝就踏實多了，轉而放手隨意斂財，不加約束。

再後來，石守信替皇帝背過黑鍋，也曾被加官進爵，可他總是三緘其口。

此刻，曾經的血氣方剛，稜角早已磨平，變得寵辱不驚。

他用自己的逆來順受，換來了善終和富貴。

所謂「冗兵」：流民的蓄水池

收回燕雲十六州，恢復漢唐疆域，是北宋歷代皇帝夢寐以求的理想。

唐前期之所以武功赫赫，靠的是以均田制為基礎的府兵制。

國家將土地分給自耕農，足其衣食。

自耕農在繳納賦稅的同時，還要遠赴邊關，保衛家園，也在保衛均田的成果。

對他們來說，當兵既是義務，也是自覺。

當兵的一些裝備，也從均田的收成里出，給國家省了一筆開銷。

然而，這樣的互動在北宋並無基礎。

自然災害和土地兼并，使均田制和府兵制都不可能在宋朝植根。

因此，北宋禁軍的徵兵體制，沿用了唐朝後期的募兵制，將破產農民收容到軍隊里。

一方面，用他們強壯的身板，撐起禁軍的門面；另一方面，也為了防止他們四處遊蕩，受到煽動，走上造反之路。

因此，只要哪裡有災荒，哪裡就有禁軍的招兵告示。

許多災民為了混口飯吃，自然樂意投軍。

而官府認為，只要把災民納入禁軍這個蓄水池，就能緩解流民問題。

破產農民大量從軍的直接後果，就是禁軍規模的惡性膨脹。

北宋初年，禁軍只有20萬人。

到宋仁宗時，也就過了80年，禁軍增加到82萬人。

人數眾多，但戰鬥力持續下降。

在跟西夏的交戰中頻頻失利，被稱為「銀樣鑞槍頭，好看不中用」。

這又是為什麼呢？

至少有三個原因，造就了禁軍不堪戰陣的現實。

一是內外相制的部署原則。

這是宋太祖定下的祖制。

《曲洧舊聞》里說，趙匡胤「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

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

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

然而，這種京城和地方均衡部署的做法，並未考慮邊關戰事的需要。

禁軍里的精銳部隊「班直」，雖然兵員素質精良，但從未拉上戰場。

地方駐軍分散，則給了契丹和西夏騎兵以可乘之機。

二是駐地屢變的更戍之法。

宋太祖發明的這套辦法，其實就是讓禁軍經常性的防區大輪換，使其沒有固定駐地。

表面為了鍛鍊隊伍，其實就是怕將領在軍中樹聲望，對朝廷構成潛在威脅。

宋太祖時，這些將士都是他親自調教過的，戰場上易於協調。

而到宋太宗以後，「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問題日益嚴重，不僅官兵之間難成默契，日常練的跟戰場打的，完全不是同一套路，而且防區變動頻繁對部隊正常訓練產生極大幹擾，尤其是北方禁軍調往南方，水土不服，「一往三年，死亡殆半」。

三是指揮系統多元化的掣肘與混亂。

宋太祖在軍事指揮的頂層設計上，做出了一套奇葩的安排。

樞密院作為國家最高軍事行政部門，擁有發兵調兵之權，卻不能直接掌握軍隊。

禁軍由殿前司、馬軍司和步軍司分掌，簡稱「三衙」，卻無權調兵和發兵。

於是，三衙和樞密院形成掣肘，軍事最高決策權由皇帝拍板。

宋太祖頗為自信，出征前要給主將授陣圖，提前部署，不容改動。

宋太宗也如法炮製。

殊不知戰場形勢瞬息萬變，如此機械而脫離實際，焉能不敗！

北宋禁軍雖有這樣那樣的不堪，但稱之為「冗兵」言過其實。

一方面，北宋並非歷代王朝軍隊規模最龐大的時期，兵民比例並不離譜。

另一方面，軍費支出占北宋財政收入的比例並不高。

北宋歲入的錢數，從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年）的1600萬貫，增至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的6000萬貫，與禁軍人數的增幅大體匹配。

如果算上糧食、布匹等實物收入，北宋中葉的年財政收入超過1億貫。

而北宋禁軍和廂軍的開銷總和近5000萬貫。

與清朝軍費開支占財政支出57%的比例相比，並不算高。

狄青之死：「重文輕武」的觀念與現實

嘉佑元年（1056年），東京開封府。

五六月間，滂沱大雨一直沒停。

洪水湧入城門，淹沒萬間房屋，木筏取代馬車，穿梭大街小巷。

偌大的北宋國都，在茫茫大水中浸泡。

百姓呼號，全城救災，而一件不和諧的事，卻讓宋仁宗打了個冷戰：

有人舉報：樞密使狄青身穿黃衣，出現在相國寺，正在大雄寶殿上指揮士兵。

誰都知道，宋朝是趙匡胤發動兵變，「黃袍加身」建立起來的。

因此，宋朝歷代君王，都對「黃衣」一詞格外敏感。

何況相國寺是皇家寺院。

狄青在這兒到底想幹什麼？

事實的真相，是狄青帶著一家老小到相國寺避水。

那日，他穿著一件淺黃色的襖子，站在大殿上指揮手下搬運行李。

僅此而已。

然而，沾上了「瓜田李下」之嫌，就百口莫辯了。

皇帝大病初癒，儲位長期空懸，猛將臨朝坐鎮，難免令人遐想。

於是，無論是宋仁宗本人，還是滿朝文武，都懷疑狄青有「謀反」跡象。

文官們的彈劾連篇累牘，說法千奇百怪，狄青訥於言談，招架不住，只好主動請辭，宋仁宗順水推舟，將其外放陳州做知州。

雖然保留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頭銜，狄青還是窩火。

他告訴身邊侍從：「我這次去陳州，會死在那裡。

」別人問為什麼。

他的回答是：「陳州出產一種叫『青沙爛』的梨，我這個『青』，怕是也要爛死在那兒了！」

不出所料，即便遠在陳州，宋仁宗念念不忘，每月兩次派人前去「慰問」。

狄青當然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使臣來一次，他的心理壓力就大一分，終於熬不住了。

第二年二月，狄青嘴上長了毒瘡，暴病身亡。

一代名將，戎馬半生，戰功卓著，卻遭君臣共同猜忌，這在北宋以前的歷史上非常罕見。

究其原因，宋太祖矯枉過正的軍事改革難辭其咎。

它把人們對軍隊的理解帶入了一個誤區。

那就是必須用文官制約武人，必須在軍隊內部建立相互制約的主體。

寧可軍人因窩裡斗而在戰場上打敗仗，也不允許官兵齊心的場面出現。

這樣的頂層設計，帶來的是「重文輕武」的社會風尚和「好男不當兵」的大眾認知。

糾結的理念、糾結的體制，使宋代武將承受著扭曲的心理壓抑。

或許，這就是宋朝經濟發達、軍人眾多，卻在戰場上經常示弱的重要原因。

狄青死後一甲子，岳飛統領的岳家軍，同樣所向披靡，連金人都感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然而，當南宋軍隊在抗金戰爭中演化為五大重兵集團，且各有根據地、幕僚隊伍和追隨左右的將領時，已經跟宋太祖追求的「將無常兵，兵無常將」背道而馳了。

這些有著私人軍隊潛質的抗金力量，既可作為維護半壁江山的憑藉，也可以被人利用，成為顛覆南宋小朝廷的工具。

宋高宗趙構不能不膽戰心驚。

於是，岳飛的悲劇就成了歷史的必然。

這不光是岳飛個人和南宋王朝的悲劇，也是宋代軍事變局走入誤區的悲劇。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歷史學博士，現供職於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