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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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14日，毛澤東在延安接受英國記者斯坦因採訪。

在回答是否曾因處於少數地位而使自己的主張得不到實行的問題時，毛澤東說：「我自己曾經有過處於少數地位的情況。

在這種時候，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此前，毛澤東在4月9日給陳毅的信中還說過，「忍耐最難，但作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

對於一名政治家來說，「等待」和「忍耐」是一種個性特徵，還是一種共性的必備素質？不妨以毛澤東的經歷和言論來做幾點解讀。

外在態度：

在「等待」與「忍耐」中不斷提高和完善自己

等待與忍耐，首先是對政治家在面對逆境時的態度要求。

在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中，最大的逆境莫過於20世紀30年代初受排擠的那段時間。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經過秋收起義、井岡山鬥爭、進軍贛南閩西的鬥爭、三次反「圍剿」鬥爭，毛澤東已初步探索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中國革命的成功之路。

但他的正確主張卻被一些以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權威自居的教條主義者譏笑為「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他的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反對本本主義、「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正確思想被指責為「狹隘經驗論」。

1931年11月，中央蘇區黨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不點名地對毛澤東進行批評和指責；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即寧都會議）解除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權，讓其到後方專做政府工作；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把毛澤東在土地問題上的正確主張指責為「富農路線」，提議免去他的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

與此同時，與毛澤東親近的家人和同志也遭到株連打擊，一時間「連一個鬼也不上門」。

在這種逆境下，毛澤東在「忍耐」和「等待」。

一方面，毛澤東盡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

寧都會議後，他服從組織決定，回到後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在經濟建設、政權建設、土地改革方面都卓有建樹。

特別在經濟建設方面，他指出要重視經濟工作、關心群眾生活，提出經濟工作的一系列指導原則和工作方法。

後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1卷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怎樣分析農村階級》《我們的經濟政策》《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

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忍耐」和「等待」中不斷積蓄新的力量，途徑就是抓緊時間讀書。

1932年4月，紅軍攻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沒收了一批書籍，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等。

毛澤東如獲至寶。

當年在長征路上同毛澤東一起行軍的劉英曾回憶說：「毛主席在長征路上讀馬列書很起勁。

看書的時候，別人不能打擾他，他不說話，專心閱讀，還不停地在書上打槓槓。

有時通宵地讀。

」毛澤東不但自己讀，他還推薦給其他領導人讀。

如他將《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推薦給彭德懷閱讀，並說看了這些書才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大革命時期如果讀這些書，就不會犯錯誤。

到達陝北後，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實際寫出了《實踐論》《矛盾論》，令那些曾經指責他為「狹隘經驗主義」的人刮目相看。

政治家在面對逆境時有多種態度，有人意志消沉、一蹶不振；有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而有人則在「等待」中尋找時機，在「忍耐」中不斷積蓄力量，不斷提高完善自我。

可以說，毛澤東的「等待」和「忍耐」成就了他自己，也使中國革命絕處逢生。

內在修養：

在「等待」與「忍耐」中正確對待自己和他人

等待與忍耐，還體現為日常工作生活中政治家在處理人我關係時表現出的內在修養。

抗日戰爭爆發後，大後方和各個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和熱血青年紛紛投奔延安。

大家從四面八方來，各有各的觀點，難免發生分歧。

時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理事的蕭軍對延安有些現象一時想不開，他給毛澤東寫信並辭行。

1941年8月2日，毛澤東在給蕭軍的覆信中說：「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

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毛澤東所說的「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其實就是說待人處事要「忍耐」，要將側重點放在「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上，即著重強調主觀方面，強調主觀修養。

蕭軍看後深受啟發，決定留在延安並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

對於政治家來說，這種「忍耐」和「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缺點」，則顯得更為重要甚至是必修課了。

1944年4月9日，毛澤東在給陳毅的回信中對此作了新的詮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

忍耐最難，但作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

」毛澤東的這番話是針對此前饒漱石對陳毅的排擠打擊說的。

毛澤東這些話及4月10日的面談，使陳毅思想上的疙瘩開始解開了。

他在4月11日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出，今後要從重新認識自己著手，「由己及人，變更過去及人而不由己的辦法」。

大半年後的12月1日，陳毅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別人的批評反對，其中事出有因，查實無據者有之，而自己過與不及兩種毛病則所在多有。

那種『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的自己條條做到的態度，實在要不得。

」對陳毅的這種認識，毛澤東極為高興：「你的思想一通百通，無掛無礙，從此到處是坦途了。

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沒有什麼行不通的。

」

在毛澤東看來，作為一名擔負重任的政治家，在遭遇批評和各種不順之時，不要總是一副受委屈、不得志的樣子，不要一味認為別人不理解自己，不要高傲自負、以傲霜殘菊自居。

別人怎麼看你，你不能完全掌控，你能決定的只有你自己。

要多省察自己的缺點，打掉自己思想上的包袱，隨時準備修正錯誤、改正不足。

唯有這樣的內在修養和高度自覺，方能「安心立命」，方能心無掛礙任隨往，「到處是坦途」。

如果只圖一時痛快，衝冠一怒，那也許會給自己、給事業帶來無可挽回的損失。

氣度胸懷：

在「等待」與「忍耐」中最大限度地團結同志

1935年的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紅軍中的統治地位，確立了毛澤東的軍事領袖地位；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肯定了抗戰以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確立了他的政治領袖地位。

但真正形成《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則是在1945年，離遵義會議召開已整整十年。

這十年，是一個漫長的「等待」時期。

六屆六中全會後，王明仍堅持過去的錯誤，廣大黨員幹部也仍然沒有認清教條主義的危害和實質。

為幫助全黨尤其是高級幹部認清教條主義的危害，自1940年下半年開始，毛澤東親自主持收集、編輯和研究中國共產黨六大以來的主要歷史文獻，形成了《六大以來》。

12月4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比較集中地談到黨的歷史上的右傾和「左」傾錯誤。

但仍有人不同意說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

這使毛澤東認識到，要解決歷史問題，首先必須進行整風，統一幹部的思想。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九月會議」）。

會前，中央把《六大以來》發給大家認真閱讀分析。

「九月會議」後，毛澤東集中力量領導高級幹部的整風學習。

1944年5月，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

1945年8月，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回顧這段歷史，人們不禁感慨，作一個歷史問題決議竟需十年之久。

原因就在於當時犯錯誤是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和思想基礎。

從根本上說，犯錯根源在於我們黨還沒有學會正確對待和運用馬克思主義。

不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歷史問題便得不到正確解決。

1945年5月，毛澤東在七大報告中說得更明白：「內戰時期，喜歡圖簡便，不願意同犯過路線錯誤的人共事，『一掌推開』、『簡單明了』的那樣一種作風是不好的。

最近十年，我們採取了忍耐的態度，這樣的方針幫助了我們。

」

毛澤東認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不能採取「無情打擊」的辦法，也不能採取「一掌推開」的辦法，而要耐心地等待他們覺悟，同時積極創造條件讓他們有機會認識和改正錯誤。

在整風和制定歷史決議的過程中，毛澤東強調不應著重追究個人責任，要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藉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目的。

毛澤東後來還曾說，團結主要是要團結那些跟自己有分歧、甚至曾經反對過自己的人，如果總是意見一致，那就沒有團結的必要了。

如果說在自己處於少數地位的情況下，「等待」與「忍耐」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態度；那麼，在自己已經處於多數地位的情況下，「等待」與「忍耐」則是一種主動的選擇，反映了政治家的氣度和胸懷。

能團結人，方能成大事。

從歷史結果看，毛澤東的目的達到了。

他在七大前十年的「等待」和「忍耐」中「潤物細無聲」，逐步使全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達到空前的團結，他本人也完成了從軍事領袖、政治領袖向思想領袖的轉變與升華。

眼光智慧：

在「等待」與「忍耐」中領悟生活和歷史辯證法

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眼光看，「等待」和「忍耐」其實體現了一名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通達和智慧。

這種眼光和智慧，不妨用毛澤東的四句詩詞來表達。

一、「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這是毛澤東1949年4月勸解民主人士柳亞子的詩句。

大千世界，矛盾無所不在，無時不在。

在一個團體、一個政黨內,有意見分歧很正常，政治家對此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如果稍微一碰壁或受挫即一蹶不振，是不會成就一番事業的。

認識到這一點，在政治活動和為人處事過程中，就應該多一些「忍耐」與「等待」，少一些牢騷與不滿。

以長遠的眼光看，問題總會得到解決。

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這是1949年4月毛澤東在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後寫下的詩句。

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心中一定要有「正道」，要相信一切符合歷史規律和符合人民願望的事物總會取得最後勝利。

胸中有了這種「大道」和明確的目標，自己就多了一份責任和擔當，也就能正確地看待和處理自己與他人的關係。

為了遠大的理想和目標，為了正義的事業，適當的「等待」與「忍耐」便成為必須。

如果沒有這種大道和正氣，沒有「胸中日月常新美」，就會局限於一時一地的小目標，失去了一種大格局和大氣象。

三、「雨後復斜陽，關山陣陣蒼。

」這是1933年夏毛澤東重過瑞金大柏地時留下的詩句。

當時毛澤東被剝奪紅軍領導權，在後方專做政府工作。

大柏地是他1929年2月和朱德一起取得自下井岡山以來第一次大勝仗的地方。

四年之後重過故地，面對排擠和打擊，毛澤東並沒有消極，而是選擇「等待」和「忍耐」。

禍福相依，雨後總會出太陽，表面上看起來不好的事，只要積極應對，說不定會轉化為好事。

正是因為矛盾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事情總會有轉機，因而「等待」與「忍耐」便具有了方法論的意義。

四、「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這是毛澤東1935年10月在長征路上的詩句。

千秋功罪，後人自有評說，歷史自有公論。

政治家有了這樣的眼光和境界，便不會汲汲於一時得失，執著於是非對錯，看問題就會平和一些，就能夠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做出恰當的選擇，其一時的「忍耐」與「等待」便顯現出一種更長遠的歷史意義。

畢竟，一切終究要歸入歷史，終究要接受歷史的經驗。

有了這樣的眼界和智慧，一時的委屈又算得了什麼，一時的困難和矛盾又算什麼，滄海一粟而已！

看來，政治家的「忍耐」與「等待」不僅是一種政治策略，不僅是一種道德修養，更具有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意義，體現出一名成熟政治家的高度歷史自覺和洞若觀火的歷史智慧。

從某種意義上講，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毛澤東正是在「忍耐」與「等待」中顯現出過人的高明之處，成就了領袖和導師的地位；他能夠引領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並不是偶然的。

（摘自《組工文萃》2014年第五期）

稿件來源：《中國黨政幹部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