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自述：我反對那些把我稱為泰斗的人，我只是一個探索者

【編者按】

1月9日凌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教授喻國明在其認證的新浪微博發布消息稱：「新中國新聞教育和研究的奠基者、我敬愛的導師甘惜分教授於昨天（1月8日）晚上22:55分駕鶴西去……僅僅8天前我們還在一起談笑風生、縱論天下，今天卻天人兩隔，哀慟之情無以言表！！！願甘老在天堂安好……」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通過多個信源證實了這一消息。

甘惜分，男，生於1916年，四川鄰水人。

著名新聞理論家，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教授、首批榮譽一級教授。

2015年是甘惜分先生的百歲壽辰。

當年4月上旬，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甘惜分先生新聞思想研討會暨百歲壽辰慶典」，國內新聞傳播學界知名專家學者回顧甘惜分先生開拓性的學術貢獻與新聞教育生涯。

2009年12月，應校史研究室之約，甘惜分完成了《甘惜分自述》一文，回顧了他投奔革命及從事新聞實務工作和新聞教育工作的不凡歷程與體會。

以下為《甘惜分自述》全文：

投奔延安，跨對人生第一步

甘惜分。

本文圖片均來自網絡

我1916年出生在四川省鄰水縣。

我是個孤兒，三歲的時候，父母都去世了，幸好大哥把我帶大，讓我上學，一直到初中畢業。

初中時期，音樂和美術老師都非常喜歡我，他們看我字寫得好、繪畫也學得很快，就把我當作藝術家來培養，想讓我初中畢業之後到成都去上藝術專科學校。

但我家裡窮，初中畢業後就在鄉村小學當了兩三年老師，後來又在縣政府當過一個小職員，管度量衡。

抗日戰爭前，我並不知道我們那個縣的地下黨全部被破壞了，我只能依靠從上海郵寄來的進步書報中學點東西，我的思想變化與上海的進步書刊有很大關係。

我當教員的工資大部分都匯到上海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等進步出版社郵購書刊了。

我還利用五哥在縣民眾教育館當管理員的機會，多方訂閱上海進步書刊。

我團結了一些進步小青年，成立秘密讀書會，並以民眾教育館閱覽室為聯絡點，開展我們的活動。

我讀了很多上海出版的、以鄒韜奮為首的一些進步思想家、作家辦的報紙書刊，成立了秘密讀書會，我出書，大家傳閱，然後交流。

讀書會培養了好多革命同志，這幫年輕人後來起作用了。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我曾回到鄰水，中共鄰水縣委黨史研究室告訴我：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鄰水縣的黨組織全部破壞，長期無黨的組織，1938年我赴延安後，我那個宣傳隊（讀書會）中的青年歐汝欽在成都入了黨，省委派他回鄰水建立了中共鄰水縣委。

後來歐汝欽被敵特殺害。

小說《紅岩》中許雲峰的原型許建業就是鄰水青年。

現在鄰水縣委資料中寫道：甘惜分同志那幾年在鄰水縣的革命活動為後來中共建立組織奠定了組織基礎。

我還有兩個朋友，一個是我表哥熊壽祺，他是一個大人物，在大革命時期便到武漢參加革命，跟著毛澤東秋收起義後上了井岡山，以士兵委員代表的身份參加紅四軍前委，很得毛主席的信任。

1929年他奉命前往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回蘇區時聯繫線斷了，回不去了，就回到上海在光華大學上學，後來又到日本留學。

他在上海、日本的時候對我幫助很大，因為他是老革命啊！他經常給我寫信，教我學習馬克思主義，讓我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看人看事。

他寄來上海新出版的 《辯證唯物論教程》讓我細讀。

他有一次回鄰水時問我：「你想到江西蘇區嗎？我可以寫介紹信給你，我的朋友很多，林彪、陳毅、陳士榘都是我的好朋友。

但怕搞不好把你當作姦細，就不好了，還是過些時再說吧。

」另外一個朋友是熊復，我倆一起去的延安。

新中國成立以後，他當過中宣部副部長、《紅旗》雜誌總編輯。

他中學比我高兩屆，對我幫助很大。

他初中畢業後去上海、成都考大學，眼界比我寬得多，我倆就開始經常通信，痛快淋漓地評論天下事。

這些通信都寫得很長，使我開闊了眼界，也鍛鍊了寫作水平。

接近共產黨，接近進步思想，一個是我自己學習，一個是朋友幫助，我那時思想發生了大變化。

1935年，我不在小學教書了，到成都去接受度量衡方面的培訓。

在那裡，我碰到了熊復，那段日子裡，我倆經常到成都祠堂街一帶的書店裡看書。

這裡的書店賣的大都是上海的進步出版物，正合我們需要。

1935年華北事變後，全國形勢風雲突變，華北國土之內竟容不下一張書桌，是可忍孰不可忍。

北平學生首先遊行示威，立即波及全國。

我在成都，正碰上「一二·九」運動，我和熊復都參加了。

每次回來，如同經受了一次革命洗禮，思想不斷提高：家國亡矣！非革命不可！

抗戰爆發後，我們的秘密讀書會也公開了，改叫抗日移動宣傳隊。

我們就到鄰水縣城和鄉鎮上去演出抗日的戲劇，到處貼宣傳畫。

一天，我突然收到熊複寫來的一封信，信很簡單：「接信後速來我家，同赴延安。

」哎喲，當時真是高興得要死！當時，我手下幾十個青年正在外地演出，我怎麼能單人獨馬棄他們而遠走高飛啊？但是錯過這個時機，我何時才能到達朝思暮想的延安呢？想來想去，走！給我那些戰友們留下一封信，說明我內心的痛苦，只能暫別了，待革命勝利後再相見。

我的出走，除了五哥，我的家人誰都不知道。

我五哥思想比較進步，也支持我。

我大哥把我培養到20歲，他看到我心眼好，沒有壞習慣，很用功，想讓我光宗耀祖，好好在家裡接他的擔子。

他曾經要我參加國民黨，被我拒絕了。

他不讓我走，可我的思想哪裡在鄰水？在全國、全世界。

我滿腦子想的全是革命的大問題。

我那時已經是一個革命青年啦！所以我對我的家庭算是叛逃了！我走後，縣長發出了通緝令。

第二天清晨，只有我五哥和另一位早年因病脫黨的老朋友在西城門相送。

當天傍晚，到熊復家中，他高興之至，帶我去和他父親見面，他父親支持他。

次日赴重慶，途中宿一小店，我倆同睡一床，他告訴我，他入黨了，我很為他高興。

在成都，我們去延安要報告四川省委審查批准，所以在成都等了幾個月。

後來經川陝公路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他們用卡車送我們去延安。

三天後，1938年2月26日才到延安，這個日子我記得十分確切。

多年之後，熊復問我：你怎麼把這個日子記得這麼准？我說到延安之日，正是1937年2月26日日本軍閥政變一周年、近衛內閣上台侵華之日。

可見我當時對時局多麼關心。

這一年，我不到21歲。

到延安以後，我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政治教員訓練班。

不久，這個班轉到中央馬列學院，我被分配到政治經濟學研究室，啃《資本論》。

延安只有農業，沒有現代工業，沒有工人階級，也沒有資產階級，哪裡能讀懂《資本論》？但在馬列學院能聽到別處無法聽到的講演，如毛澤東、博古、張聞天、陳雲、劉少奇等人的精彩講話。

中央馬列學院與中央黨校是兩個並立的高級黨校，專門培養理論幹部，我在那裡學了一年。

我在家鄉時讀過一些黨外進步理論書刊，那是二手貨，到延安後讀到馬列經典著作譯著，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於是潛心研讀，收穫不少。

到延安沒幾個月我就入黨了，介紹人是我們抗大隊長尚耀武和區隊長陳秉德。

我從不忘記入黨介紹人。

1939年夏，黨中央決定把抗日軍政大學和其他多所學校一律移往敵後抗日根據地，以減輕延安的米糧負擔。

我原是抗大來的，所以命令我回到抗大去擔任政治教員。

我們由抗大校長羅瑞卿率領渡黃河、過山西，到達了河北西部的晉察冀邊區（聶榮臻、彭真領導）。

這時正逢賀龍將軍率領的八路軍一二〇師從冀中平原率部來到晉察冀邊區休整待命，日寇一個聯隊（相當於一個團）跟蹤追來，被賀龍的一二〇師包圍於陳莊並殲滅之。

戰後，賀龍對羅瑞卿說：「我們的幹部大都是長征過來的，有戰鬥經驗而不懂馬列理論，經驗不能提高到理論。

請你們幫忙給我們派兩個政治教員，好不好？」羅瑞卿一口答應，派出兩個青年教員支援，其中一個就是我，另一個是文山。

這是我人生歷史上一大轉折。

一二〇師司令部在一個小村會口。

一進門，一二〇師幾位最高領導人師長賀龍、政委關向應、主任甘泗淇、參謀長周士第都出來迎接，我們受寵若驚，連忙敬禮，自稱我們太年輕，政治水平不高，到延安初學，恐不堪重任。

當時關政委說：「我們的幹部都具有豐富的戰鬥經驗和工作經驗，但缺乏理論修養，這是我們的最大弱點。

請你們來，是把你們在延安學習的理論和我們的中國革命經驗相結合，提高我軍的政治水平。

」他具體強調：「要把你們在延安學過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第四章第二節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結合中國實際講具體一些，使我們的幹部懂得馬列主義原理。

」關政委到底是政治委員，他在上世紀30年代就在上海黨中央任職，後被派到湘鄂西與賀龍合作。

他小個子、小鬍子，我們對他十分敬畏。

報到後說干就干，一批團以上幹部到師部報到，立即開課。

這個班稱為高級幹部研究班，三個月一期，一共講了三期。

文山同志講辯證唯物論、講哲學，我講歷史唯物主義，其實就是講人類社會發展史，從原始社會怎樣一步一步向奴隸制社會、封建專制社會、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轉化，將來又將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

史達林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中寫了一小節，我要把它講授幾個月，所以要搜集很多資料，花費很多心血來充實。

這本書現在看來有很多錯誤，但那時無人指出。

接著，閻錫山製造了抗戰以來首次反共高潮。

這時中央急電，命令一二〇師火速趕回晉西北。

於是我軍日夜兼程，從河北趕回晉西北。

我記得我們到達山西嵐縣之日，正是1940年大年初一，白雪蓋滿大地。

從此一二〇師在晉西北安家，這一地區稱為「晉綏地區」。

我在山西待了10年，到山西時剛24歲，30多歲在全國解放以後才離開山西，我把全部青春都獻給了山西。

在行軍之中分散了的高幹班在興縣重新集合，並在興縣開課。

這個班學員主要有廖漢生、楊秀山等人。

三個月畢業後，又辦第二期，主要學員有餘秋里等人。

再辦第三期，已是1941年。

我差不多認識了一二〇師所有團以上的高級幹部。

他們畢業後，我去他們部隊做客，他們還大寫標語歡迎。

1941年後，一二〇師高幹班停辦了，中共晉西地方黨委開辦黨校，校長是林楓，他順手向賀、關首長要教員，組織上又把我們派去晉西黨校，學員都是縣級以上，我給他們講授馬列思想和黨史。

晉西黨校的兩期學員畢業後，晉綏軍區（即原一二〇師）調我回到軍區政治部，在政策研究室做研究員。

1942年，我奉命配合從延安中央來的張聞天同志在興縣農村調查，我在另一處也學習作了半年多的農村調查，並寫了一本10多萬字的農村調查報告，並就農村階級關係變化作了分析。

日本投降以後，新華社需要我，就調動到新華社的綏蒙總分社做記者。

1949年南下，到重慶新華社西南總分社工作，擔任采編部主任，報導了重慶解放前夕蔣介石下令對集中營進行大屠殺以及成渝鐵路從開工到通車的全過程。

1954年，我又從重慶調到北京，在新華社聽候分配；9月，中宣部下令讓我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講新聞理論。

1958年，北京大學的新聞專業合併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我們也合併過來了。

我一到北京大學就是副教授，那時我已經38了，到人大時42歲。

從那以後就再沒動窩了，一直就在人大，現在快50年了。

開始是副教授，後來是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是離休幹部，離休證上寫的1994年，其實我是1998年才離休的，因為那年教完最後一個博士生，我才正式下來，那時候我已經82歲了，我總共帶了10個博士，他們現在大多成了知名人物。

一生當中，我的第一個轉折就是從四川一個偏僻的小縣大膽地走向了延安。

我不是那種解放軍打到家門口了才參加革命去的。

四川是國民黨統治區，那麼遠，我和熊復一起千里迢迢跑到延安了。

這步跨得非常大，是我人生當中一個重大的轉折。

如果我不到延安，就在鄰水縣或四川，會怎麼樣呢？如果按我大哥的想法，培養我在地方當一個小官，就是當個縣長又能怎麼樣？我當時那個眼光，對縣長都看不上。

我用馬列主義的觀點來看那些人、那個社會，都非常腐敗，我在那兒能幹什麼啊？所以我把這一步跨出來了，參加共產黨、參加八路軍，而且最後當了全國兩個名牌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老師，這步跨得很大也很正確。

所以好多人都奇怪，從那麼一個小地方、窮鄉僻壤到了北京——全國的首都，一個初中學生怎麼能當名牌大學的教授，而且到現在精神依然不衰？這裡就包括了一生的艱苦奮鬥。

不學習馬克思主義、不參加共產黨就沒有我這一生，我這一生中第一步跨對了，艱苦自學，才能有成。

涉足新聞實務實際工作曾親手編髮劉胡蘭烈士事跡

1938年，甘惜分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

1945年日本投降後，國際國內形勢不斷變化，晉綏地區的戰鬥部隊開到了前方，我們堅守後方機關。

因為我在高級幹部研究班當過教員，高級幹部我都認識。

我們的政治部主任張平化（「文化大革命」期間當過中宣部副部長，後來當過湖南省委書記）比較了解我，他讓我給政治部和司令部的幹部講當時的形勢。

於是他把幹部集中起來，在村前的樹林裡作了兩次政治報告。

大家都說講得真不錯。

緊接著派給我一件新工作：每天向中央報告軍情。

張平化說：「新華社每天都找我們。

內戰開始了，把晉綏地區軍情報告中央，你來幹這個工作。

」我就從政治部調到司令部去了。

軍區參謀長陳漫遠每天同我看前線的電報，看牆上的大地圖，陳漫遠（解放後當過廣西自治區的第一書記）拿個小旗在地圖上擺來擺去。

我把電報一看，地圖一看，然後寫下來，派人送到新華社晉綏總分社去，由總分社轉發新華總社。

這是我同新華社接觸的開始。

此後，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內戰，司令部和政治部主要領導都去了前線，認為我在後方機關已無大的作用，讓我趕快上綏蒙前線當前線記者。

1946年1月，我到達平綏鐵路，正逢我軍進攻包頭不克，全線撤退，與傅作義軍相持於平綏鐵路。

那時國共談判有執行組，在大同也派了一個執行小組。

這年5月，我就跟我們軍代表——執行小組的中共代表一塊兒到了大同。

那時我的名義是新華社記者。

我在大同待了幾天，進去就滿街逛，觀察大同市內動向。

執行小組的代表我認識，是我的老學生王赤軍同志，抗日時期是團長。

我對他說我現在到了大同滿街觀察，還到了春柳社。

他說：「哎喲，那是個特務機關，他們沒把你抓起來還不錯呢。

你怎麼亂跑呢？」我說：「我也不知道啊，我是新華社記者，可以利用名義到處觀察。

」後來我被閻軍特務發現，強制押送我出境。

回到豐鎮（我軍後方），我寫了幾篇短通訊：《大同——日本投降者的樂園》、《閻軍虐待我戰俘作苦役》。

我是敵人首次發現的新華社記者。

不久之後《晉察冀日報》記者倉夷也是未經事先准許闖入大同，被敵特設計殺害了。

我不得不感嘆：我好險！我差點成為被敵人暗殺的新華社記者。

當時，中共綏蒙區黨委要創辦一份《綏蒙日報》，就向軍方交涉調我去《綏蒙日報》工作。

軍方同意，我正式轉了我的組織關係。

此時《綏蒙日報》籌備正緊，我是創始人之一。

我們領導說：「你字寫得不錯」，就讓我寫了《綏蒙日報》的報頭。

寫報頭不應當由我寫，應當由黨委書記來寫，我推託不過就寫了。

1947年新華社調我回到新華社晉綏總分社擔任領導。

我從新聞外行很快成為內行，關鍵在於每日鑽研，每日總結，我這個人就是每天研究新事物，研究新華社，也研究地方實際。

事實上，當記者是我很久遠的一個願望。

以鄒韜奮為首的進步報刊過去給了我很大鼓舞，我就想做鄒韜奮式的人物，當個新聞記者。

但是沒有辦法，在延安不可能，那時我太小。

現在有希望了。

當時，新華社晉綏總分社與《晉綏日報》在同一個鍋里吃飯，我們是同命運的。

《晉綏日報》是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機關報，按黨章規定：黨報必須嚴格服從黨的領導，黨委的政治路線對了，報紙的辦報路線會正確；黨委路線錯了，報紙的路線也必然跟著錯。

執行辦報者是一批年輕的知識分子，頭腦清醒者不多，做到獨立思考很難。

這時正處於土地改革高潮，頭腦發熱也是勢所必然，《晉綏日報》每日宣傳「貧僱農路線」（實際上拋棄了中農）、「貧僱農打江山坐江山」（也是排斥中農），對地主已變化階級成分的也「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大約半年之內，晉綏城鄉路斷人稀，喊殺震天。

我在新華社晉綏總分社工作，總分社的任務是每天把晉綏地區的要聞報到總社，總社再轉發全國。

把錯誤路線大為張揚，報紙有錯，總分社也有錯。

此時，新華社還發表了表揚《晉綏日報》的兩篇社論，更為錯誤路線添薪加火。

最後還是毛主席在黃河西岸發現了晉綏地區的嚴重錯誤，寫了一系列指示，才把狂風煞住。

他在1948年3月底離開陝北前往河北西柏坡，路經晉綏，談了兩次話，對新聞記者正式講了一次，把糾正錯誤也算作一種成績，這是保護幹部的一種新方法。

劉胡蘭烈士的事跡也是經我手編髮的，前方記者來稿，我刪繁就簡，發往總社，經毛主席題字，全國大為震動。

中共一個小姑娘竟如此英雄！難怪中國共產黨打不垮。

1949年，北京舉行開國大典，我們齊集山西臨汾待命，準備解放大西北。

但中央忽然來電，要從晉綏抽調幾十個財經和新聞工作方面的幹部前往湖南常德去中共中央西南局報到。

我們立即從臨汾出發，輾轉到了常德，隨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第二野戰軍向大西南進軍。

11月30日解放重慶，晉綏總分社十來個人前往接管原中央社總社，國民黨舊人員人去樓空，我們掛起了新華社西南總分社牌子辦公。

我擔任采編部的主任，一直到1954年離開西南總分社。

我報導了蔣介石逃離重慶時下令 屠殺全體政治犯數百人，其中包括楊虎城將軍之慘死；還報導了成渝鐵路從動工到通車的全過程。

幾年後我又補寫了《會議桌前的鄧小平》一文，受到讚揚。

當時鄧小平為西南局書記，兼財委書記，我作為西南總分社負責人每周前往列席財委會議。

他主持會議，先沉默而後發話，果斷剛毅，快刀斬亂麻，令人敬佩不已。

初教於北大後隨系並至人大從事新聞教育

1981年，甘惜分（前排右三）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78級碩士生合影。

1954年，我和妻子文家榮帶著兩個孩子一同調到北京。

文家榮是中共地下黨員，在國民黨潰退前的大逮捕、大屠殺中險些遭難。

我到北京後，從4月到9月，半年沒分配工作。

在此閒睱，我寫了一本《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小冊子交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

9月1日，我持中宣部介紹信到北京大學報到。

我為何到北大？因為在1952年中國高等院系調整中，原燕京大學新聞系合併到了北京大學中文系。

燕京大學原系美國創辦，教師和教材均是燕大遺留，北大要求中宣部派來具有黨報工作經驗的教師。

新華社老幹部很多，可以派人去。

從長遠來看，我很感謝新華社這次任用。

我這人一生只好讀書，不會當官。

當時還打算派我去科學院，我說我不懂自然科學，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去了一定不善於團結人，搞不好。

人貴有自知之明，結果就到了 北大。

從那時起到現在，55年我都在大學教書，不會縱橫捭闔，不會上下其手，只會鑽書本，但我不是一個讀死書的書呆子，我是一個讀書嚴謹、務求創新的馬克思主義「書呆子」。

一進北大校門要填張表，我一直如實填寫學歷「初中」。

讓我填表的同志奇怪，怎麼初中學生來當大學教授？他說：「你的最高學歷是什麼？」我說：「延安馬列學院。

」他高興了，這是塊金字招牌，從那裡出來的是好樣的。

就這樣，我踏上了北大的講壇。

我想，我教過八路軍高級幹部，還怕年輕學生嗎？不過我接受的任務是講授新聞理論，這是新聞系的核心課程，對我是個新問題。

當時沒有教材，蘇聯也沒有，蘇聯高級黨校有個薄薄的小冊子：《蘇維埃新聞的理論和實踐》，打開一看，全是講俄國和蘇聯各時期報刊的歷史，到了最後一頁，才講到蘇聯報紙的幾大原則：黨性、思想性、戰鬥性、真實性、群眾性。

這五個「性」，也比較合乎我黨的辦報思想，但也並不完全相同。

我翻閱了馬恩著作中關於報刊的作用和性質的片斷論述，雖是片斷，卻很中肯。

我就以這些原則為基礎，再以黨多年辦報思想的指示為導向，以我在新華社的十年經驗為材料，不斷摸索，不斷前進，開始了我的新聞理論教學。

很快，「反右派」運動開始，「左派」和「右派」的鬥爭十分激烈。

我在這次鬥爭中基本偏左，但我沒有發言。

我說我對黨有意見，應當在黨內講，其實這時我還沒有恢復黨籍（1943年我因一次事故停了黨籍，因戰爭情況，恢復黨籍還待調查），但我嚴守黨紀，仍以黨員標準要求自己，學生們認為我講課全是馬列主義。

那幾年政治運動不斷，「反右」、1958年「大躍進」，1959年又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批右傾思想。

這時北大新聞專業的幾個老革命幹部，包括專業主任、總支書記和我都力求把北大新聞專業合併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因為中國人民大學是黨中央直接辦的大學，政治性強，新聞學又是政治性很強的學科，人大新聞系初辦，人手也不足。

我們認為，兩校新聞系合併後，力量必可大大加強。

教育部批准了這個建議，北大新聞專業就合併到了人大新聞系。

在「教學檢查」中與極左思潮大衝突

1960年，全國都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

我們中國人民大學也在反「右傾」，新聞系也不例外，就是要清查我們國內新聞界，尤其是學術界的「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思想。

那時首先挨批的是領導。

新聞系的幾個領導羅列、孫覺、汪溪，還有幾個黨員都挨批了，到農村勞動去了，系裡還剩魯西良等幾個領導。

那時參加運動的人都是年輕的教師和剛畢業的學生，也有老教師。

他們都很積極地清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有沒有「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就把教師的講義、講稿、文章、書一一清查。

他們做摘要，清出了800多條。

這些老同志都走了，結果我就成了眾矢之的。

他們開始沒有批判我個人，而是批判一些所謂右傾思想。

我聽後發現，這些青年師生不是以馬克思主義批判右傾言論，而是以極左思潮來批判正確言論或批判並不錯誤的言論。

我白天開會，晚上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第二天作長篇發言反駁，說：你們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也不是毛澤東思想。

我把他們的言論一條一條地加以反駁，把他們的言論和馬克思主義相比較，我說：「你們是列寧所說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你們就是那種人。

」這一下就把大家惹火了，結果我就引火燒身。

人家說全國都在反右，甘某人一個人反「左」。

非黨人士反起「左」來了，像話嗎？所以火力集中，非把我打倒不可。

我真理在手，無所畏懼，儘管我這時尚未恢復黨籍，我想這是學術批判，與黨籍無關，就一直堅持到底。

直到1961年春天，我看到形勢有點變化，就給中央寫信，請派一個工作組到中國人民大學來查他們是怎麼批判修正主義的。

中宣部副部長張磐石帶著工作組十幾個人，查了三四個月，個別談話、開會。

找我單獨談了幾次，我就把我的意見全部說了。

後來中央說，甘惜分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

這樣黨就把我解放了，特別是在我還沒有黨籍的時候。

據說我的報告上了中央政治局，成為全國十大「左」傾案件之一，不知確否。

「文革」十年，我再次被打倒，竟沒有一張大字報為1960年我批極左思潮翻案。

那些造反派為什麼不向我發起反攻呢？何況中宣部也成了閻王殿，這種安靜只有他們心中明白。

這一段也是我一生當中的一大光榮。

那樣的全國大風浪，敢頂，還頂住了，我把他們批得體無完膚。

我是個打不倒的老傢伙，我沒有東倒西歪，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方法論。

對這件事，好多人說：「老甘啊，你真是大膽啊。

」這沒膽量是不行的。

那時候如搞得不好，自己可能就到監獄去了。

是的，我之所以有這麼大膽量，是因為我堅持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正確的，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是一定要實現的，人類發展的歷史道路，將來必然最後要到達共產主義。

這些是基本思想、基本立場、基本觀點，我堅信。

在延安的時候，我20歲剛過，就樹立了這個觀點。

我堅持的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觀點。

雖然我暫時沒有黨籍，但我還是以共產主義者自居。

我給學生上課，他們根本不知道我是非黨員，多少年以後才知道，他們說：「甘老師，我們聽你講課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我們從來不知道你是非黨員。

」

「文革」後獨自擔綱完成《新聞理論基礎》

1961年之後，我發覺毛澤東的政治路線在向「左」傾斜。

「四清」運動我參加了，我覺得像走過場。

「四清」草草結束後，我又回到中國人民大學。

「文化大革命」中，新聞系辦公室的牆上貼滿了批判我的大標語和大字報，把我關進「牛棚」，門口貼著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

我在「文革」中，雖未家敗人亡，卻也妻離子散，一家五口，分散到四省市，只是沒有挨打，可見人心還在。

我們天天掃地、掃廁所、打石頭，乾重活。

當時，我50多歲了，已屬老年，卻是老年中幹活最多的。

日子久了，我實在想當一個石匠，當體力勞動者，不當「臭老九」。

可是積習難改，還是最愛讀書。

我在「五七」幹校時，晚上就在煤油燈下讀了大量馬列經典著作、中國歷史名著，大開眼界。

我讀書有四個目的，重在「國家興亡，民族盛衰，思潮起伏，英雄成敗」，越看眼睛越亮，越尊敬周總理。

周恩來一生無私，人格高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文革」十年，我從50歲到60歲，精力浪費了十年，但對人情世故的了解少不了這十年。

從「四人幫」及其黨羽被粉碎之後，我在北京東城區張自忠路三號的住宅內經常高朋滿座。

十年不見，生死茫茫，今日歡聚，快如何之！加上我的老伴文家榮燒得一手好菜，大家說「甘家的飯好吃」，真是高朋滿座。

自從1945年解放戰爭開始，我進入新聞界，並迅速由外行轉為內行；後來慢慢地由新聞第一線（記者、編輯）轉為第二線（新聞教育與科研），最後再由新聞科研轉為「無業游民」：其中「牛棚」四年，幹校三年，1973—1978年曾一度調入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五年，在「四人幫」嚴格控制之下，無所事事，幸未墮入「梁效」之列。

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我又擔任新聞理論教研室主任。

至1980年，一個新任務擺在我面前。

學校為慶祝建校三十周年，要求每個系寫一本書，但時間很緊，從4月開始至7月交稿，僅四個月。

我們理論教研室首當其衝的問題是誰當此責。

我當時是新聞理論教研室主任，考慮有幾個人在上課，而且我不願意與人合作寫書，因為幾個人合作寫書，觀點、文風都不一樣，討論大綱恐怕一年未必能成，所以我說我自己寫，保證四個月完成，立下軍令狀。

1960年那次所謂學術批判，我是眾矢之的。

現在我自告奮勇，勇挑重擔，教研室內有人未必服氣，但他們不敢站出來，只有我站出來擔綱。

這年4月，我64周歲，可謂老將出征。

我之所以敢於承擔這一重任，是心中有數。

我是延安馬列學院出來的，受過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訓練，有20年新聞實踐鍛鍊，其他人都沒有這些條件。

再加上從1960年那次論戰之後，我一直在思考新聞學的根本問題，從未停止。

即使在農村勞動中，凡與新聞問題有關的問題，我都在思索。

我常說我之所以比較長壽，是由於我只想大事，不想小事，我的事業就是我的大事。

我有約100個筆記本，記下看到的、想到的事物和思想，以便隨時運用。

我這人很笨，記性也不好，只有笨鳥先飛，下些笨功夫。

從1954年到1980年，這26年中大多在政治運動中瞎折騰。

人一生有幾個26年！到了老年才進入角色，悔之晚矣！但為了黨的教育事業，我必須站出來！

1980年上半年我全力寫《新聞理論基礎》。

這是大學新聞學理論的入門書。

我翻了五四運動前後的新聞學書籍，大多是資產階級新聞觀點或抄自外國，我棄之未用。

我要寫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新聞理論教科書，必須是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還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充分利用中國新聞界實際經驗。

我平時收集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新聞學的論述。

他們雖沒有留下新聞學專著，但留下了大量關於報刊作用和報刊言論爭論的文章和書信，這些代表他們的新聞思想的片言隻語是何等寶貴，我要把這些理論與實踐組織在我的書中。

這本書中我特別注意對「四人幫」的報刊思想路線的痛切批判。

我指出，「四人幫」把封建專制主義當作了社會主義而大加吹捧；把個人崇拜吹上天，而把所有比封建主義更為先進的社會思潮貶入地獄，為「四人幫」這幫政治野心家登上皇帝寶座製造輿論。

我把報刊與人民的關係擺在最重要的位置，人民是黨的母親，沒有母親，哪有共產黨。

陳毅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山東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這真是至理名言。

我曾說過：「我們天天講為人民服務，我們可知道人民在想什麼？我們到底給了人民什麼？」我們在延安住了12年，我們進大城市以後，到底有幾位領導人回延安看過？周恩來總理去了三次，其實抗戰八年，周總理大多數時候不在延安，而在重慶同蔣介石談判。

現在延安還是老樣子，我們心裡不難過？我們的報刊有多少反映人民生活和人民思想的報導和文章？辦好一張真正為人民的報紙，是我「文革」之後所有論文的核心。

一直到2007年我編輯《甘惜分自選集》，寫了一篇《這個老頭何所思》，那是我90歲之作，都在為這個核心思想吶喊。

此外，我在《新聞理論基礎》這本書中，反對報紙上很多問題不說真話，只講假話，粉飾太平，帶壞作風。

我寫過一副對聯：「寫真事、說真話、講真理；傳民情、達民意、呼民聲」。

我借這本書表達了我的許多新聞觀點，這都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所能想到的。

這本書我不是很滿意，因為太倉促了，但基本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歷史上還沒有一本用馬克思主義來寫新聞理論的書，這是第一本。

所以儘管它不能說是很好，但起了很大作用，它以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解釋新聞現象，提出了過去沒人提過的問題，衝破了舊式新聞學的俗套，開拓了一片新天地。

這本書開始只是內部參考，印了7000本，結果拿出去之後，一下子就轟動了，重印了好幾次，印了20萬冊。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此書出版之後，我又寫了《新聞學原理綱要》，往前進了一步，但我仍不太滿意。

可以說，我從來不認為我的任何一本書是令我滿意的，從不知足。

我反對那些把我稱為「泰斗」的人，我只是一個執著的新聞規律的探索者。

我為黨的新聞事業作出的其他貢獻

甘惜分年輕時的照片。

我個人勢單力薄，對粉碎「四人幫」不可能出大力。

鑒於黨內幾十年來內部鬥爭的尖銳，我曾想研究黨史，也看過一些材料，寫過很少文章，但終於發現自己長期無黨籍，看不了黨史檔案，我只能放棄這一願望，還是老實一點，鑽進我的新聞學去吧，到那裡去發揮自己所長。

從後果看，這個選擇還是對的。

我的這一本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初試鋒芒之作，立刻引起了各地領導人的注意，當時正值全國新聞界評定新聞工作者的職稱，必須經過考試。

中央宣傳部指定，新聞理論考試全國都以我的 《新聞理論基礎》為基礎，各省先後請我去作報告和講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為此書組織了討論會。

如果說1960年我在全國反右傾之浪潮中大反極左思潮，打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第一炮，那麼1980年我寫出《新聞理論基礎》，放出了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第二炮。

《人民日報》曾報導：甘惜分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新聞的第一人。

在此以後，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個新聞學博士生童兵畢業，導師就是我。

這也是中國新聞界的大事，大報都發表了消息。

以後我又連續培養了10個博士生，現在他們都成為我國新聞界年青一代領軍人物，如童兵、喻國明、劉建民、劉燕南等等。

許多人問我有何秘訣，我回答八個字：博覽群書，獨立思考。

同一時期，我帶頭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輿論研究所。

輿論研究的抽樣調查是世界潮流，是了解世界民情的最科學的方式，以前毛澤東倡導的那種幾個人座談是一種方式，但範圍太小了，只能了解局部情況。

當前全世界實行無記名投票，向各界人士散發同一表格，被問情況在表上表示為程度或態度，用×或√符號表示反對或贊成態度即可。

這種調查民情方式，大大優於小型座談方式。

我和人大新聞系幾個志同道合者，成立了民間性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艱苦起家，在無辦公室、無專業人員、無經費、無電話「四無」的情況下，向各界要求捐助，破土而出，連續做了多次針對各界代表人士的調查，以了解民情，摸清脈搏，在全國引起了廣泛注意，對我國相關部門了解民情起了一定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曾榮獲「北京市先進單位獎」。

我曾公開質疑過毛澤東新聞思想。

那是1979年新中國建國三十年，在人民日報大樓開會，與會的皆是首都新聞界專家。

我發言，認為毛澤東一生關心新聞事業大有建樹，但也有錯誤的新聞觀點。

我指出：1948年4月2日他對晉綏日報人員談話有這樣一段：「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這句話本身並沒有錯，但缺了一句，毛澤東不是精通辯證法嗎？這句話應當說：「報紙的作用和力量，還在於把人民的意見、要求和批評等等集中起來，形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推動我們的工作。

」這樣才比較全面，把黨性和人民性集中起來了。

據我所知道的所有討論會，我這是第一次向毛澤東新聞思想提出質疑，我在真理面前敢於指出毛澤東有些思想也經不起實踐檢驗，在場的同志卻都表示贊成。

我今後還將繼續研究毛澤東思想。

四十年堅持等到了恢復黨籍

我曾經在1943年出過一段大事，是我一生當中遇到的很大的挫折。

1943年，晉綏軍區安排了很多工作，軍區政治部指示政策研究員每人帶一個工作團（幾個人）去一個分區作調查研究，回來寫一個報告。

我去的是綏蒙軍區，工作團其餘四個人已先派出，我去和他們會合。

我帶著一匹馬和一個飼養員，經保德、河曲等黃河東岸縣到達偏關縣，當晚同綏蒙軍區政治委員高克林同志整夜長談。

第二天，綏蒙軍區派一個連護送我到前線司令部，司令員姚喆要我隨司令部行動，了解情況。

我這個人呢，不甘寂寞。

我說我雖然是八路軍，但沒扛過槍、打過仗，只是拿筆桿子，想上前線看看。

我的目的是親自參加一下戰鬥。

姚喆同意，他們說可以，不過要注意安全。

綏蒙軍區全是騎兵，只有一個步兵二營，據說是戰鬥力最強的步兵部隊，我同意去步二營。

司令部吩咐步二營營長注意保護我的安全，並派一個排護送我去數十里外的步二營營部。

這個地區是游擊區，人煙稀少，每天換一個村莊住宿，白天遊動。

去後三四天，1943年5月14日，中午我們正在平魯縣東港村午睡，聽見山上放哨的「啪」打了一槍，知道敵人來了，大家翻起來就上山。

隨後槍聲越來越密集，我還未走到山頂，營長下令「撤」，大家又掉頭下山，我也跟著下山。

他們跑得快，我跟在後面進入一個山溝里，戰士們一腳就上了土坎，我上不去，馬也跑得不知蹤影。

之前的談話記錄都在我的包里，都是機密，我就趕快把身上所有的東西都埋在地里。

敵人一會兒就上來抓住我，我當了俘虜。

這時候我才發現，同時被俘的還有三四個戰士。

看到十多具戰士的屍體，真是讓我心如刀絞。

敵人押著我回到據點井坪，第二天又轉到了平魯縣，在那裡日本鬼子就審問我了。

我路上走的時候心裡就已打定主意怎麼辦了。

我想起毛主席說過：我們這個隊伍的特點，是打散了還能逃回來。

如果出賣黨的機密、出賣同志以保全自己，這是叛徒。

我充分估計到當時敵占區沒有人認識我，我有個想法：我已經把那些東西都埋起來了，然後我一定要找個機會逃回來。

如果敵人不殺我，要我做勞工，我也去，但我還是想千方百計逃回來。

我就跟同時被俘的幾個人說：「他們如果問我的話，你們就說我剛剛來，對我什麼都不了解。

」確實我也剛剛去，他們都不知道我姓什麼。

我說：「你們對我什麼都不知道。

千萬不要說我騎馬來的。

」我說我姓康，叫康有成，山西人。

我是到前線來教戰士認字的文化教員，別的不知道。

因此我把我的姓名和職務都改了，別的我什麼也不講，就講捏造的東西和在根據地的人所共知的一些東西，譬如司令員是賀龍等。

後來敵人又把我押到朔縣，把我一個人關到黑監牢。

抗戰後期，日本要「以華治華」。

1943年9月，敵人掃蕩晉察冀邊區，敵人想利用我給他們幹事。

到了大同，又到了廣靈、靈丘。

我想逃跑，但鬼子早把我管制住了，大小便都有人跟著。

到了廣靈縣南關，那是個市場，敵人想利用我看看老百姓有什麼反應和物價情況。

我心裡一驚，這不是給敵人幹事嗎？可轉念一想，我正要利用你為我服務。

我穿著一件破衣服，先是隨便敷衍，然後就隨便問：「這裡有八路軍活動嗎？」「有，一到晚上他們就到了城邊。

他們在城南，你看上山那條路，一到山頂就是八路軍的根據地。

」我把所有的喜悅都藏在心裡，回來向鬼子敷衍了幾句，仍去掃地、打水，使敵人認為我是個勤雜人員，胸無大志。

那些監視我的特務、漢奸每天晚上都出去逛窯子，很晚才回來，回來睡得很晚，早晨起不來。

我想，太好了，機會來了！9月24號（距離我被俘4個多月），天剛蒙蒙亮，我起來拿了個西紅柿就朝著山上那條石板路奔去。

我走到半山，天已大亮，山下打鑼放槍，顯然是敵人發現我跑了，到處搜捕。

我早已打算好了，如果路上碰見鬼子，我就同他們拼了，被大刀砍死，也算值得。

但是這一切並未發生，我上了山。

山上有個小村子，我就說：「老鄉，這裡有八路軍嗎？」他們說這裡是八路軍游擊區。

我就高興啊，瘋狂似的大笑啊。

哎呀，我真是逃出來了！

我沒有出賣黨的機密，沒有出賣同志，沒有給地方黨造成任何損失，最後鑽了一個空子，冒著槍林彈雨逃出來，找到了我們的部隊。

雖然不是我原來的部隊，但天下共產黨都是一家。

逃出來的當天晚上，區政府的人就來了。

我講了我的經歷。

晚上我就跟那個區幹部到游擊支隊。

游擊支隊的隊長大概是個老幹部，他就問我晉綏政治部主任是誰、司令員是誰。

我答對後，他說：「好吧，把你送到軍區，你這個問題只能到軍區才能解決。

」到了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他們說：「我們正在組織一個赴延安幹部隊，要經過你們晉綏。

等我們把幹部調集起來一塊兒走。

」我就在那個小招待所里住了半年多，第二年春天才出發。

不過那時，我生活也很充實：到附近的小村子裡頭去借些舊書來看，還借來讀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這樣，第二年（1944年）5月我才回到了晉綏軍區，就是我去年出發的那個地方。

去年從這裡出發北上，恰好一年。

同志們看到我還活著都大吃一驚，說：「你的包我們找回來了，就是你埋在戰場土堆中的那一個包。

」打開一看，一件都不少，談話的記錄、我那個小本也在。

他們把包交給我了。

我說這是個證明啊，證明我在最危急的時候保存了黨的機密。

後來組織上跟我講：「你剛回來，你的經過，組織一點不了解，黨籍問題談不上了。

所以你就安安心心地在這兒接受審查吧，審查有結論的時候再恢復你的黨籍。

」

我這個人啊，在政治上從來是打不倒的。

我在這個時候絲毫沒有說是只接受審查，而是比過去更加倍地工作，把過去一年中丟失的時間抓回來。

無論處在什麼環境中，我都比別人幹的多。

後來，我從部隊調到了新華社工作。

1947年，新華社晉綏總分社就調我回總分社，我就做領導了。

當時，在這之前，綏蒙區黨委書記高克林同志曾在綏蒙集寧縣好心勸我重新入黨，有利於工作，待革命勝利後調查清楚了再恢復黨籍。

我竟拒絕了他的好意。

後來反思，十分歉然。

我堅持要以自己的忘我工作和把事實弄清再恢復我的黨籍。

解放初期，我在重慶新華社西南總分社擔任采編部主任。

1950年，西南局為有利於我的工作，批示重新入黨。

我被迫同意了。

我們西南總分社全體同志盡心竭力，工作很有成就。

但很快，新華社西南總分社又調來了第二野戰軍新華社總分社的一批人馬。

他們人多，經常鬧矛盾。

最後總社把我調回北京。

而我到北京之後，突然又宣布撤銷我的黨籍，凡此種種，至今都令人莫名其妙。

幾十年里，我沒有看到組織部門派人到我的出事地點和逃出地點做過調查，拖拖拉拉，見我工作照常，黨籍問題總拖著。

所以，1943年被俘、1944年逃回來後我一直被審查。

到晉綏，後來又到重慶，又從重慶調回北京新華總社，又到北大、中國人民大學。

一直到80年代，被審查40年了，我都沒黨籍，是一個沒有恢復黨籍的老共產黨員。

我一生當中都是工作骨幹。

到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派非把我當作叛徒不可，「叛徒」、「特務」兩個帽子戴頭上，批鬥我。

上個世紀80年代初，胡耀邦說了幾句話：「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哪一級，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

」過去的結論，無論是誰作的，是哪一個組織，錯的就是錯的，這才把我的問題解決了。

中國人民大學奉上級的命令，全部給我解決了，說我這個問題基本查清，恢復1938年入黨的黨籍。

全部黨籍到今年是71年。

從1944年開始受審查到80年代初，40年了，這是我在政治上從失敗到最大的勝利。

我一直很自信，堅持著，終於盼到了勝利的一天。

「文革」後，有的同志痛心疾首，希望退黨，心情灰頹。

我卻堅信馬克思建黨學說，儘管黨受到一些壞分子的腐蝕，但大多數是好人。

人類最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必將實現。

我視黨籍為我的生命，我為它從四川投奔延安，在全國奔走，為它而日夜奔忙。

我恢復黨籍的事很快傳遍了我的朋友和學生，他們說：我們根本就不知道甘老師是一個非黨員，因為他從言到行都是共產黨員。

九十多歲我仍在思考

人到老年，特別是我這樣一生坎坷、一生拼搏的老年，免不了時常反思以往的歷史，以勉勵下一代。

我有什麼不足？第一個我不懂外語，這是我很大的局限性。

我不能看外國的書報，不能和外國人交流，因此很多國際會議我不能參加，眼光就狹窄了，很難吸收當代世界的新的潮流、新的學派等等。

還有我從初中開始就不重視數理化，而現在科學技術發展迅速，什麼都離不開數理化。

我很笨拙，想學已晚。

第二是我性格的一個缺陷——太書生氣，這幾十年我沒有變過書生味道。

社會交往，我都不用心；人情世故，我都不太關心，一天就專心到書本中去了，眼睛老看到外面，對身邊的事情就不太關心。

因為這個，我吃了不少虧苦。

我是一個孤兒，任人宰割，在家天天挨打，外人看不起，常聽到的一句話是：「打死你這個沒出息的東西」。

我想：我將來就要有出息給你們看看。

從小養成內心反抗、對人忍辱的性格。

因為我家裡很窮，我大哥撫養我，我是他最小的弟弟。

雖然我不會做飯菜，但那些雜事都是我干——洗碗、打掃衛生等等。

回到家裡，他們講話，我不講話，就在旁邊坐著，有一種屈辱感。

後來長大了，我參加了革命後，才學會直起腰來。

被俘逃回，直奔黨內，我以為揚眉吐氣了，誰知低人一等。

1960年，我為黨立了大功，但還是審查對象。

改革開放以後，我為黨為民寫了許多很有稜角的文章，好像就自覺地爭取平等，敢於獨立思考，敢於慷慨直言。

這是對我長期受辱的反抗。

至於對我自己這幾十年不幸的遭遇，也是忍過來了，是忍辱負重之心仍在起作用。

比如我回到黨內這個問題，很多高級領導人都是我的熟人、上級，但我不會找他們幫忙解決，只憑自己的才能和修養，按組織原則解決。

當宣布恢復我40年黨籍時，我也沒說一句話。

我這幾十年工資待遇還是解放初期的，所有這一切，我都是忍讓。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人，既要有忍的一面，也要有挺腰而起的一面。

不敢講話，都是我從小養成的。

這是我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當中不妥當的方面——忍辱負重，不該忍辱也忍辱。

現在我對很多東西都帶著反抗、逆反的心理。

我不僅是對成年的叛逆，也是對幼年的叛逆，對某些領導的叛逆。

幾十年來我是毛澤東的精神崇拜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覺悟到了他的思想也有錯誤。

周恩來是當代周公，能文能武，能屈能伸，辭世之後，全民同哀，是一個真正偉大的政治家。

但是周恩來也有不如毛澤東的地方。

毛澤東軍事智慧的魄力，那可是舉世無雙啊！我對他這一點也很崇拜。

但是他的領導藝術，對人對領導幹部問題、人民內部問題、黨內的問題，他都存在我難以理解的錯誤，把自己人當敵人來抓。

一個偉大的革命領袖，怎麼會變成這樣？值得人們研究。

這一點我牴觸得很厲害。

人家說我這個老頭子九十歲了，但思想上還是年輕人的思想。

我每天都在工作，沒有星期日。

看書、看報、想問題，有時候還寫點東西。

我關心的主要還是政治歷史方面，現在的那些新聞我很少看了，太假。

我是研究新聞學的，但是我的思想不被接受，多冤！

現在我最大的願望是要求人民享有真正的自由平等。

我這個自由不是自由化的自由。

人民利益、國家利益、世界和平的利益，在這三個利益的前提之下台階一個一個上。

要允許人家講不同的意見，要允許人獨立思考。

首先在學術上要有學術自由。

我覺得中國人民大學要真正成為中國第一流的大學，首先是要進一步思想開放，延攬人才，把那些具有真才實學、有獨立見解、肚子裡大有貨色的學者請來當教授，否則諾貝爾獎是永遠無緣的。

中國人民大學是在延安建立起來的，有時候很保守，這是最大的不足。

對新聞從業人員，我說：「新聞記者不是文字匠，新聞記者是政治觀察家和社會活動家。

」我國記者最大的缺點是他們不是政治觀察家。

我看很多外國記者的文章，人家比我們的記者寫得好，他寫一個小事反映了大局，也從一個小事來看中國。

我們中國記者呢，能不能通過一些小事來看外國呢？我看這個能力不是都有的。

首先要掌握大局，第二是要注意細節。

有人說馬列主義作為一種世界觀、人生觀，是正確的，但在具體問題上，不是沒有缺點。

幾十年前、百年前的著作，今天看起來當然可能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它作為一種世界觀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是一個很正確的立場和方法，所以我們新聞記者也要認真研讀唯物辯證法。

我覺得這些年我比較注重學習辯證法。

我們現在很多報紙很少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觀察世界，報紙上充滿娛樂、享樂、吃喝玩樂，衣食住行，酒色錢財，講美賽美，明星滿天飛，不是說不要，而是不能太濫。

有些都市報紙太庸俗了，這才是中宣部真正要管的地方。

我這一生在苦難中度過，幼時在家中受氣；參加革命後，又受審查的冤案的氣。

最後十多年，我也不消沉，還在日夜苦思，憂國憂民，不當小市民。

我認為我是20世紀遺留下來的文人，有責任以天下為己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不是躺在床上等待死神召喚。

我這一生並不是完全苦難的一生。

我從小參加革命，為中國革命貢獻了自己的全部血汗，贏得了廣大學生和朋友的尊敬，我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奠定了初步基礎，我對我生命中的這方面也應該有足夠認識。

這一生也並不都是苦難的，也是拼搏的。

人物簡介

甘惜分（1916—2016），四川省鄰水縣人。

中共黨員，教授，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家。

甘惜分於1938年2月奔赴延安，先後在抗日軍政大學和馬列學院學習，1939年奉調到八路軍一二○師任高級幹部研究班政治教員。

後擔任過前線記者，1946年1月《國共停戰協議》簽字後轉為新華社綏蒙分社記者，是《綏蒙日報》的主要創建者之一。

1947年奉調擔任新華社晉綏總分社編輯，後隨劉鄧部隊前往解放大西南，1949年11月重慶解放後，任新華社西南總分社采編部主任。

1954年奉調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任教，1958年隨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併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

1984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為博士生導師，1991年開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8年離休。

200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教授稱號，2009年被授予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一級教授稱號。

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特邀理事等職。

甘惜分從事新聞教育和新聞研究40年，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理論。

著有《新聞理論基礎》、《新聞學原理綱要》、《新聞論爭三十年》和《一個新聞學者的自白》等。

《新聞理論基礎》是新中國建立後公開出版的第一部全面闡述新聞傳播規律及新聞事業性質、特點、功能的專著。

1993年，甘惜分主編的《新聞學大辭典》出版，這部辭典由國內100餘位新聞學者和研究者共同編著，是新中國第一部詳細、全面的新聞學辭書。

此外，他還撰有大量學術論文。

他創建的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是中國內地第一家專門從事民意測驗和調查的學術機構。

在他的指導下，中國人民大學開設了「輿論調查原理與方法」、「輿論學原理」等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