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學一做#黨史筆記#讀黨史 尋蹤跡——追尋共產黨人的紅飄帶

讀黨史 尋蹤跡

追尋共產黨人的紅飄帶

6、在我黨歷史上起了很大作用的中共六大

在了解中共六大的這段歷史中，我腦海中覺得黨的這段歷史受「左」的思潮的影響一個接著一個。

是一個在不斷糾正錯誤中前進的階段。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了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

在關於中國社會性質以及革命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關係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上，迫切需要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認真加以解決。

由於國內當時正處在極為嚴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開會地點，加上1928年春夏間將相繼在莫斯科召開赤色職工第四次大會、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和少共國際第五次大會，考慮到屆時中國共產黨都將派代表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遂決定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1928年3月，共產國際來電同意中共六大在蘇聯境內召開。

4月2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開會研究召開六大的問題，決定李維漢、任弼時留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為留守中央秘書長。

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六大的代表相繼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銀色別墅」秘密召開。

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決權的正式代表為84人。

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了職工運動報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報告。

大會通過了關於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的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

六大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

隨後召開的六屆一中全會選舉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向忠發、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李立三、羅登賢、彭湃、楊殷、盧福坦、徐錫根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選舉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李立三、楊殷、徐錫根為常委會候補委員。

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

黨的六大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歷史條件下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

六大認真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

它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一是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指出現階段的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

二是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革命處於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

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基本上統一了全黨思想，對克服黨內存在的「左」傾情緒，實現工作的轉變，起了積極的作用。

由於歷史發展的局限性，黨的六大對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國革命的敵人、黨的工作重心等問題認識不足，但這仍然不能掩蓋黨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線的正確性。

黨的六大在歷史上是起了進步作用的，但黨的六大也有嚴重的缺點，就是第一，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以致後來連續出現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

第二，繼續把民族資產階級看作革命的敵人，對中間派的重要作用和反動勢力內部的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這就不能把更多的可以團結合作的力量爭取過來，反而把自己孤立起來。

由於當時過分強調工人成分，向忠發選舉為黨的總書記，但他實際上並沒有能力在中央起主導作用，在這以後的一段時間內，黨的實際負責人是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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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了解黨的六大的情況時，有一些記錄，我隨手就抄錄下來——

一是黨史上唯一一次與會者都使用編輯的代表大會。

與會者每人的名字都對應一個編號，比如01、02等等，接頭也是用代號不稱名字。

甚至代表的筆記本也一律上交，回去傳達只能憑記憶。

這都是出於保密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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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黨史唯一把會址選在國外的一次。

選在了十月革命的故鄉蘇聯，在它的首都莫斯科召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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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這個期間的「左」的錯誤思想較為嚴重。

比如，上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王明的「左」傾路線等都使得革命遭受了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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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這個期間，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探索。

毛澤東、朱德已經會師。

在井岡山羅霄山上，毛澤東思索著怎樣從腳下開始，走出一條中國革命自己的道路。

在《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中，毛澤東精闢地分析了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原因，初步總結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意義和經驗，回答了「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人浴血奮戰中的共產黨人再次燃起希望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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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在此期間，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毛澤東開始創立了「支部建在連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人民軍隊建軍原則；並與朱德總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紅軍游擊戰爭的「十六字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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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召開了古田會議。

1928年4月，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與朱德、陳毅率領的湘南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5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

11月，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成立，毛澤東任書記。

隨後，紅四軍在朱德、毛澤東、陳毅等領導下，打破了敵人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多次圍攻，並於1929年1月起向贛南、閩西進軍，開創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後來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基礎。

隨著形勢的發展和革命隊伍的擴大，紅四軍及其黨組織內加入了大量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同志，加上環境險惡，戰鬥頻繁，生活艱苦，部隊得不到及時教育和整訓。

因此，極端民主化、重軍事輕政治、不重視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在紅四軍內滋長嚴重。

作為紅四軍黨的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曾力圖糾正這些錯誤的思想傾向。

但是，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紅四軍黨內特別是領導層內在創建根據地、在紅軍中實行民主集中等原則問題上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

因而，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沒有能夠為紅四軍領導層的大多數同志所接受。

1929年8月下旬，陳毅抵達上海，向黨中央如實匯報了紅四軍的工作。

29日，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聽取了陳毅關於紅四軍全部情況的詳細匯報，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3人組成專門委員會，深入研究討論紅四軍的問題。

經過1個月的討論，形成了陳毅起草、周恩來審定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

九月來信肯定了紅四軍建立以來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要求紅四軍前委和全體幹部戰士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明確指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縣古田鎮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是人民軍隊建設史上一座光輝的里程碑。

古田會議決議，確立了紅軍的建軍原則，奠定了我軍政治工作優良傳統的堅實基礎，也是建黨的一個綱領性文獻。

在當前改革強軍的時刻，重新學習領會古田會議精神，學習貫徹習主席關於新時期人民解放軍建設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對於我軍永葆人民軍隊的性質、本色和作風，有效履行歷史使命，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古田會議的召開是人民軍隊建設的歷史要求。

北伐戰爭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從慘痛教訓中認識到。

立創建和領導軍隊的極端重要性。

中共中央提出，進行革命戰爭，「必須要創造新的革命軍隊」。

南昌起義後，各地黨組織根據「八七」會議確定的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發動和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武裝起義，開始了創建新型革命軍隊的偉大實踐。

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在向井岡山進軍途中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提出「支部建在連上」，實行黨的領導和民主制度，為建設新型人民軍隊奠定了基礎。

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和湘南起義農軍與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在井岡山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後改編為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

11月，中共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成立，毛澤東任書記。

紅軍建設的一些原則、制度和規定，在鬥爭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確立。

隨著革命的深入和戰爭的發展，紅四軍黨內對組織發動群眾、創建革命根據地、黨的領導原則、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等一些原則問題，產生了不同認識，發生了爭論。

當時，紅軍長期處於分散的農村游擊戰爭的環境，主要成分是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主要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經常大量反映到紅軍隊伍中來。

紅軍的官兵有相當一部分來自舊軍隊，有的不惜拋棄高官厚祿。

他們在革命鬥爭中忠誠於黨，忠誠於人民，作戰英勇頑強，堪稱模範，但也不自覺地帶有舊軍人的種種觀念。

在軍隊中實行民主制度時，產生了極端民主化的傾向。

部分官兵不習慣做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艱苦工作，不習慣黨對軍事工作的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原則，不習慣政治工作地位的提高。

一些人認為毛澤東強調黨對紅軍的領導，實行集權制，是搞家長制；認為政治部妨礙了司令部的工作，是「賣狗皮膏藥」的；認為軍事高於一切，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表現出嚴重的單純軍事觀點；不贊成紅軍宣傳和組織群眾，創建革命根據地，熱衷於攻打城市，主張「走州過府」，四處游擊。

1929年6月下旬，紅四軍前委在龍巖城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以求解決爭論的問題。

但由於缺乏正確的政治觀念，會議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反而造成不良的後果。

會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關於創建革命根據地的一系列正確意見，錯誤地認為毛澤東對這次爭論負有「較大的責任」；會議沒有選舉毛澤東為前委書記，毛澤東被迫離開紅軍從事地方工作。

此後，又召開紅四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但仍未解決問題。

1929年8月下旬，紅四軍新任前委書記陳毅赴上海向中央匯報紅四軍的工作。

29日，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聽取了陳毅關於紅四軍情況的詳細匯報，深入研究討論紅四軍的問題。

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由陳毅起草、周恩來審定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肯定了紅四軍建立以來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明確指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10月下旬，陳毅返回紅四軍，向前委傳達中央的指示，並邀請毛澤東回紅四軍工作。

12月下旬，紅四軍在福建上杭縣古田鎮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

會上，陳毅傳達中央「九月來信」精神，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

會議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總結紅軍誕生以來的建設經驗，糾正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各種錯誤思想。

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羅榮桓、譚震林等11人為中共紅四軍前委委員，毛澤東為書記；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

古田會議的召開，是紅軍建設實踐發展的結果，是解決在以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為主要成分的軍隊中，如何建設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的歷史要求。

古田會議是人民軍隊建設史上一座光輝的里程碑。

古田會議會址古田會議決議，由《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後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改為《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等8個決議案組成。

決議根據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總結了紅軍誕生以來部隊建設的基本經驗，確立了紅軍建設的根本原則。

其主要內容是：

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

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

「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

「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

提出必須對紅軍進行建軍宗旨教育，劃清紅軍與國民黨軍及其他舊式武裝的界限，紅軍必須執行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必須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思想。

規定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

會議規定，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這是軍中黨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必須健全連以上各級黨的組織，以建立黨的領導中樞。

在黨內，應當「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嚴肅黨的紀律，反對極端民主化和非組織觀念，防止黨與軍事分離、黨不能領導軍事的危險。

強調黨的政治領導，指出：由於一部分同志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認識軍隊中政治領導的作用，應當有計劃地進行黨內教育，糾正過去無計劃的聽其自然的狀態，以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廣大黨員，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使黨的組織確實能擔負黨的政治任務。

規定了紅軍中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的地位。

指出紅軍的政治部和司令部是「在前委的指導之下，平行地執行工作」的關係，「在組織上，把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於軍事工作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是錯誤的，「這種思想如果發展下去，便有走到脫離群眾、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

規定了兩個部門各自的職權範圍，提出紅軍的各級政治委員和政治部應當積極開展政治教育工作，加強對官兵的政治訓練，提高其階級覺悟，糾正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保證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和各項任務的完成。

規定了紅軍處理內外關係的準則。

指出紅軍官兵都是階級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兵之間只有職務的分別，沒有階級的分別。

官長應當愛護士兵，關心士兵的政治進步和生活狀況，特別應當關心傷病兵，給他們以優待；保障士兵的民主權利，尊重士兵的人格，堅決廢止肉刑，糾正打罵士兵等舊軍隊的管教方法。

士兵要尊重官長，自覺接受管理，糾正平均主義、僱傭思想等錯誤傾向。

提出要加強對官兵的紀律教育，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愛護人民群眾的利益，尊重地方黨和政府；加強瓦解敵軍的工作，實行優待俘虜的政策。

古田會議決議，還對黨的建設、思想政治教育和宣傳工作等問題，作了進一步的強調和要求。

在黨的建設問題上，決議從組織建設和黨內教育兩個方面提出要求，強調必須健全各級組織，建立正確的上下級關係，「上級機關要明了下級機關的情況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成為正確指導的客觀基礎」；「黨的下級機關和黨員群眾對於上級機關的指示，要經過詳盡的討論，以求徹底地了解指示的意義，並決定對它的執行方法」；「黨的各級機關解決問題，不要太隨便。

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後，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

除必要時得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決議強調要加強黨的組織生活，純潔黨的隊伍；強調必須加強黨內教育，提高黨員的質量，增強黨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上，決議強調要以基層為重點，以戰士和基層幹部為主要對象；要與文化學習相結合，著眼於提高士兵和基層幹部的文化水平，提高官兵的革命覺悟和宣傳群眾的能力等。

古田會議確立的建軍原則，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黨建設人民軍隊的根本原則。

它不僅推動了當時紅軍建設和革命戰爭的發展，而且以新的經驗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建軍學說，成為人民軍隊建設的偉大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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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建立了第一個蘇維埃全國政權。

1931年在江西瑞金這塊紅色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個蘇維埃全國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為勞苦大眾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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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六大」之後召開了一個重要會議，就是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和根據地的各項工作中，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得到更加變本加厲的推行。

在這種錯誤領導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迫使紅軍放棄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

長征初期，「左」傾教條主義者從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變成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並且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使部隊的行軍速度非常緩慢，致使敵人有充分的時間調集兵力，對紅軍實行圍追堵截，紅軍在突圍過程中損失慘重。

為了擺脫尾追和堵擊的敵軍，毛澤東同志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企圖，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

湘江戰役後，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

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

在此危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2、紅6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

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贊成毛澤東的主張，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堅持到湘西去。

15日，中央紅軍占領貴州黎平。

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

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接受毛澤東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在川黔邊創建新的根據地。

黎平會議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改變了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使紅軍避免了可能覆滅的危險。

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分兩路向黔北挺進，連克錦屏等7座縣城，於12月底進抵烏江南岸的猴場。

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創建川黔邊新的根據地的戰略任務。

會議還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

這個決定，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1935年1月初，中央紅軍分別從回龍場江界河、茶山關渡過烏江，1月7日晨，紅軍先頭部隊進占黔北重鎮遵義。

截至此時，王明「左」傾錯誤統治全黨已達4年之久，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

還在中央蘇區時，許多幹部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在作戰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發生激烈的爭論。

毛澤東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確主張，但都沒有被接受。

長征開始後，隨著紅軍作戰迭次失利，特別是湘江戰役的慘重損失，使這種不滿情緒達到頂點。

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人和廣大幹部戰士，從革命戰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戰略轉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強烈要求改換領導，改變軍事路線。

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幹部反覆進行深入細緻的工作，向他們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得到他們的支持。

周恩來、朱德與博古、李德的分歧越來越大，也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

這時，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於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

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

同時，中央紅軍攻占遵義，把敵人的幾十萬追兵拋在烏江以東、以南地區，取得了進行短期休整的機會，也為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必要條件。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

首先，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

接著，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

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

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在會上發言，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

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委託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並由常委審查通過。

決議肯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戰勝川、滇、黔的敵軍，在那裡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

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當時應無常委之說)，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

會後，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

在行軍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

至此，遵義會議以後的中央組織整頓工作大體完成。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轉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

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

它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標誌。

從此，中國革命就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擺脫了錯誤羈絆的英勇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橫跨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戰勝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最終在陝北找到革命的立足點和新的乳香的出發點。

而就在紅軍苦苦征戰時，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已從中國的東北伸向華北，中日民族矛盾急劇上升，國內階級矛盾降至次要地位。

面臨新的形勢，中國共產黨調整自己的政策，在陝北瓦窯堡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

隨後是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囚禁。

中國共產黨以大局為重，促成事件和平解決，停止內戰，共御外辱；接下來是盧溝橋槍聲，中國守軍奮起抵抗日本侵略軍，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平型關大捷，台兒莊戰役，中華民族譜寫全民抗戰的壯麗篇章。

此時的情況已經距中共「六大」召開已有九個年頭，「六大」上預言的中國革命的又一個高潮真正到來了。

而迎接它的中國共產黨不再是幼年的黨，她已經在毛澤東正確路線的指引下逐漸成熟起來，從又一次失敗中走向復興，擔負起拯救中華民族危亡的重任。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