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風範鄧小平

20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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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完顏亮

鄧小平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鬥一生，經歷了血與火的戰爭淬鍊、風雨如磐的政治磨礪、長期的學習與思考、自覺的黨性修養鍛鍊，養成了他的大家風範。

這種大家風範集中體現為：胸懷寬廣，堅忍不拔，客觀公正，坦誠待己，寬厚待人，目光遠大，勇於創新。

由此構成了他作為獨具個人魅力大政治家的風格。

胸懷寬廣

有一句格言說：比地大的是天空，比天大的是人心。

寬廣的胸懷是人最可貴的品質；心胸豁達的人是真正的強者；樂觀者能應付生活險境，掌握自己的命運。

鄧小平的大政治家風範之一就是胸懷寬廣。

他經歷過人生三次大的起落，能夠挺過來，得益於他寬廣的胸懷。

用鄧小平自己的話說就是：樂觀主義。

1984年3月25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說：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其實即使在那個處境，也總相信問題是能夠解決的。

前幾年外國朋友問我為什麼能度過那個時期，我說沒有別的，就是樂觀主義。

鄧小平80歲高齡時，聯邦德國總理科爾問他「長壽秘訣」，鄧小平回答說：「天塌下來我也不怕，有大個的頂著。

」鄧小平的樂觀基於他胸襟開闊。

1997年2月25日，江澤民在鄧小平追悼會上致悼詞評價鄧小平大家風範時，特別提到了他的胸襟開闊。

2014年8月20日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講話時則進一步對鄧小平所以有博大胸襟的原因作出分析，說：

鄧小平同志始終把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從不計較個人得失。

他說：「我自從十八歲加入革命隊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沒有任何別的考慮」。

他一生「三落三起」都是因為敢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每次被錯誤批判打倒都豁達樂觀、沉著堅韌，對未來充滿希望；每次復出重新回到工作崗位都無私無畏、以頑強的意志排除各種干擾，堅定不移推動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形成和實踐。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小平同志再度出來工作，依然表示：「我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

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

」鄧小平同志真正做到了心底無私天地寬。

的確，鄧小平寬廣胸懷是他的崇高境界所決定的。

寬廣的胸懷使他在逆境中從不悲觀失望，而是從容淡定地應對。

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後，協助周恩來工作。

1975年初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後，周恩來病情加重，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

為了改變全國各方面工作的嚴重混亂狀態，鄧小平開始著手領導全面整頓，很快扭轉了局勢，收到顯著的效果。

但是，鄧小平領導的整頓不利於「四人幫」，他們竭力攻擊鄧小平，在毛澤東面前極盡讒言，使晚年的毛澤東相信，鄧小平「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尤其不滿意鄧小平領導整頓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糾正，認為鄧小平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

1975年下半年以後，毛澤東的病情逐漸加重，行動、說話都很困難。

他同中央政治局委員之間只能通過毛遠新保持不多的聯繫。

這種狀況，使他更加難以全面了解情況。

雖然「四人幫」在其間作了一些歪曲性、挑撥性的情況反映，但毛澤東仍然對鄧小平抱有很大期望。

認為鄧小平人才難得，只是希望鄧小平能夠肯定「文化大革命」，在這個問題上和他站到一個立場上來，這樣還會繼續使用鄧小平。

因此毛澤東提議，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

在這件事情上，鄧小平堅持自己的觀點，決不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這樣的決議。

他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遑論魏晉，我不能主持政治局作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

這樣，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是在「翻案」，決定發動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鄧小平既不悲觀失望，更不驚慌失措。

他以樂觀態度對待逆境。

在停止工作期間，他每天從容地讀書。

讀書累了，就和幾個老同志打打牌，對於外邊大喇叭的批鄧喧囂，他根本不當回事兒，不聽那一套。

他總是保持著平靜愉快的心情，讀書時專心致志，打牌時贏了，仍像往常一樣露出會心的笑容，和老同志老部下在一起時，仍然談笑風生。

據張震同志回憶，那個時候，張震在一個場合見到鄧小平，走向前去問候，鄧小平仍然從容樂觀，面部平靜，表情堅毅。

鄧小平視驚濤駭浪為無物，體現了他胸懷寬廣、積極樂觀的精神境界。

堅忍不拔

1976年4月，發生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支持鄧小平的群眾運動。

「四人幫」藉此惡毒攻擊鄧小平。

據吳德同志回憶：「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鄧小平同志也參加了。

以後我才知道是『四人幫』特地安排的。

大家目睹了廣場發生的事情。

張春橋竟劈頭蓋臉地大罵鄧小平同志，說：你看看，你就是納吉。

鄧小平同志一言不發。

」這件事集中表現出鄧小平堅忍的個性。

在這次天安門廣場事件中，毛澤東聽信毛遠新按照「四人幫」意見的定性匯報後，把這場群眾運動稱為「反革命事件」，作出了解除鄧小平一切職務的決定。

江青藉機毫無根據地造謠說鄧小平是天安門廣場群眾運動的「總後台」，提出要開除鄧小平黨籍，遭到毛澤東拒絕。

但江青不死心，曾打算派人抓捕住在寬街家中的鄧小平。

毛澤東對此早有預料，提前派汪東興秘密將鄧小平轉移到東交民巷一處住宅保護起來。

此時的鄧小平，孤獨一人住在一幢樓里，形同軟禁。

但鄧小平仍然保持鎮定自若的心境。

他手邊沒有一本書，也看不到報紙，聽不到收音機，身上只有一副撲克牌，那還是他被緊急轉移時，他女兒臨時放進他衣服口袋裡的。

他每天就用擺牌、開牌來打發時間，每天都內心平靜，表現出堅忍不拔的個性。

鄧小平的一生，轉戰南北，浴血沙場，生離死別，三落三起，多少委屈傷心，多少艱難曲折，他從不流淚，體現出堅忍不拔的性格。

2014年，在一部影視作品中，出現了四次鄧小平流淚的鏡頭。

鄧家三姐妹看後，一致指出，這個情節不真實。

鄧林肯定地說：「會哭的，就不是鄧小平。

」鄧小平女兒鄧榕說：「我媽媽與爸爸一起生活了58年，從來沒有見過父親流淚；我們五個子女與父親一起生活這麼多年，也從來沒有見過父親的眼淚。

我父親是一個寵辱不驚、喜怒不形於色的人。

從小到大，我們沒見過父親流淚。

哪怕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去世，獲悉鄧朴方摔傷，他內心的痛苦，都沒有通過眼淚傾訴出來。

」從不流淚，是鄧小平堅忍不拔個性的外在表現。

客觀公正

客觀公正對待歷史是鄧小平大家風範的重要體現。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兩次受到重大打擊，而「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

特別是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是毛澤東聽信了「四人幫」的話後親自作出的決定。

但是，當「文革」結束後不久，在黨內有不少人在如何評價毛澤東問題上，對毛澤東持否定態度，甚至攻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動搖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時，鄧小平卻站出來，力主客觀公正評價毛澤東。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時專門講了這樣一段話：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勳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敗以後，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

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當然，毛澤東同志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

此後，鄧小平去工廠、農村視察，在軍隊高級幹部會上講話，和老同志談話，總是反覆講「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的基本觀點。

他強調：「毛澤東同志在他的一生中，為我們的黨、國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他的功績是第一位，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鄧小平堅決反對個別人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個人品質上的觀點，指出：對於錯誤，包括毛澤東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

毛澤東不是孤立的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

應該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本意，「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

而且，毛澤東也並不想把所有的老幹部都打倒。

他以賀龍為例說：「如對賀龍同志，林彪從一開頭就是要整的，毛澤東同志確實想過要保。

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麼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

」鄧小平還認為，即使在「文革」期間，我們有成績的地方也應該承認，「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

儘管國內動亂，但是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是受到國際上的承認的。

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提高」。

毛澤東在他的晚年還提出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並且親自開創了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的新階段，從而為世界反霸鬥爭和世界政治前途創造了新的發展條件。

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開始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這項工作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

鄧小平一開始就對起草這個決議談了三條意見：1.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這是最核心的一條。

2.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3.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

但在起草過程中，有個別人卻偏離了鄧小平的三條意見，提出了不少錯誤觀點，有的人甚至主張決議里不要寫毛澤東思想這一部分，不要提毛澤東思想。

這種情況立即引起鄧小平關注。

鄧小平認為，這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毛澤東思想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們的旗幟。

那種妄圖丟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錯誤思潮，是有害的，也是危險的。

他提醒中央注意，對毛澤東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絕不僅僅是毛澤東的個人問題，而是在給我們的黨和人民共和國寫歷史。

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

要看到這個全局。

這是我們從決議起草工作開始的時候就反覆強調的。

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

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

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

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

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正是在鄧小平堅持下，中央通過的這項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的偉大功績，高舉了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而鄧小平在此過程中不計個人恩怨，公正對待歷史和歷史人物的博大胸襟，也受到了全黨同志的讚佩。

坦誠待己

以坦誠、正確態度對待自己是鄧小平大家風範的又一體現。

為黨和人民立下豐功偉績的鄧小平經常對別人講，永遠不要過分突出我個人。

我所做的事，無非反映了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人的願望。

黨的這些政策也是集體制定的。

1984年3月25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說：建國以後，成功的地方我都高興。

有些失誤，我也有責任。

因為我不是下級幹部，而是領導幹部，從1956年起我就當總書記。

那時候我們中國掛7個人的像，我算是一個。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對的有我的份，搞錯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時候的失誤都歸於毛主席。

1980年2月29日，鄧小平在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發表講話。

其中談到：「為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講，『文化大革命』前，黨犯過一些錯誤，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樣，也犯過一些錯誤。

我看這樣很好，符合實際。

不要造成一個印象，好像別人都完全正確，唯獨一個人不正確。

這個話我有資格講，因為我就犯過錯誤。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在座的老同志恐怕頭腦熱的也不少。

這些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問題。

我們應該承認，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

拿我來說，能夠四六開，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麼好，就夠滿意了，大部分好嘛。

」 1980年8月，鄧小平接受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採訪。

法拉奇問：「你對自己怎麼評價？」鄧小平回答道：「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

但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

你一定要記下我的話，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志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說，也是好心犯的錯誤。

不犯錯誤的人沒有。

不能把過去的錯誤都算成是毛主席一個人的。

」1980年11月，鄧小平接受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訪問，被問及：「你是否要寫回憶錄?」鄧小平回答道：「沒有時間，而且我這個人不太喜歡講自己的事情。

當然我革命幾十年也幹了些事，但還談不上自己有什麼了不起。

」 1986年9月，鄧小平接受美國記者華萊士採訪，被問及：「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到在中國的任何公眾場合掛你的照片，這是為什麼？」鄧小平回答道：「我們不提倡這個。

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個人做得出來的。

所以就我個人來說，我從來不贊成給我寫傳。

我這個人，多年來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錯事。

『文化大革命』前，我們也有一些過失，比如『大躍進』這個事情，當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沒有反對過，說明我在這個錯誤中有份。

如果要寫傳，應該寫自己辦的好事，也應該寫自己辦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錯事。

」

寬厚待人

寬厚對待他人，善於同人合作共事，是鄧小平大家風範的另一體現。

抗日戰爭時期，鄧小平任八路軍129師政治委員。

從這時起，他作為政治主官，和軍事主官劉伯承一起並肩戰鬥13年，互相尊重，默契配合，一起研究制定戰略戰術，共同指揮戰役戰鬥，不僅形成親密無間的革命友誼，還帶出一支威名遠揚的劉鄧大軍，留下「劉鄧不可分」的佳話。

鄧小平善於同別人共事。

他尊重上級和同級，同時十分信任自己的下級。

他還善於團結和任用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一道工作，從不以個人恩怨待人處事，更是從來也不整人。

鄧小平說：「要拋棄個人恩怨來選擇人，反對過自己的人也要用。

」他親自提議到中央或者地方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的人中，有許多是在歷史上和他有過意見分歧，反對過他並且被實踐證明反對錯了的同志。

鄧小平在長期工作中，同各種各樣的人共過事，什麼經歷、什麼性格的人都有，鄧小平對待他們，都一樣的謙遜隨和，平易近人，從不分遠近親疏。

他說過，「我們這個黨，嚴格地說來沒有形成過這一派或那一派。

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時候，人家說我是毛派，本來沒有那回事，沒有什麼毛派。

能容忍各方面、團結各方面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自我評論，我不是完人，也犯過很多錯誤，不是不犯錯誤的人，但是我問心無愧，其中一點就是從來不搞小圈子。

過去我調任這樣那樣的工作，就是一個人，連勤務員都不帶。

小圈子那個東西害死人吶!很多失誤就從這裡出來，錯誤就從這裡犯起。

」鄧小平寬厚待人，使黨內外的人都願意和他接近，哪個同志和他一起工作，都感到愉快。

鄧小平寬厚待人，還表現在這樣一件事情上。

林彪事件後，如何安排林彪女兒林立衡，中央有不同意見，最後中央形成一個意見：安排到地方上去，並且提出有三個城市供選擇。

選定哪個城市，中央交由第二次復出的鄧小平圈定。

鄧小平在三個城市中，放棄了兩個偏遠的城市，而是圈定了交通方便，城市生活條件也較好的鄭州市安排林立衡，並且就照顧林立衡的生活專門向地方作了交待。

1977年，剛復出不久的鄧小平又將林立衡調回北京，安排在剛成立不久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某研究所工作，在住房和其他生活方面也妥善安排好了。

誰都知道，鄧小平在「文革」中被打倒，與林彪有直接關係。

當時毛澤東讓鄧小平與林彪談一次話，但這次談話卻談崩了，隨即鄧小平被打倒，受到批鬥不說，還下放江西數年。

如果沒有毛澤東幾次為鄧小平說話並安排汪東興予以保護，鄧小平可能遭到與劉少奇同樣的命運。

但在林彪事件後，鄧小平卻在安排林彪女兒事情上表現出真誠的善意，人們無不豎起大拇指稱道：鄧公厚道！鄧小平這種寬厚待人的品格，使他在黨內外享有很高威望。

目光遠大

鄧小平的大家風範還體現在他目光遠大上。

他具有戰略思維，這種戰略思維，是鄧小平一生最恢宏的革命氣度，也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學習的思維方式。

鄧小平思想敏銳，目光遠大，多謀善斷，舉要馭繁，總是站在國內大局和國際大局相互聯繫的高度審視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善於從全局上思考問題，善於在關鍵時刻作出戰略決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鄧小平以遠大目光看到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已經創造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基本條件，他認定，此時應該抓住時機，果斷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移，他在三中全會召開前，就多次和中央和地方的同志談，要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

在三中全會前中央開的工作會議上他再次強調工作重點轉移問題。

鄧小平建立在遠大目光、科學分析基礎上的判斷得到全黨贊同，迅速實現了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洞察國內外發展大勢，作出了一系列事關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事關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重大戰略決策。

在他推動下，農村改革、城市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創辦經濟特區等舉措一個一個推出，並取得明顯成就。

在對外關係中，他創造性地提出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思路，以此為突破口，改善了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

他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思路，為和平統一祖國奠定了基礎。

鄧小平以遠大目光看到，「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長期處於停滯和落後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

「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因此他力主對外開放，建立了中國和世界主要國家的通暢聯繫，迅速引進大量資金和技術，奠定了中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經濟騰飛的基礎。

與此同時，鄧小平強調要堅決維護中國獨立自主權利，告誡人們：「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

」「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

」

鄧小平站在時代前沿觀察思考問題，把黨和人民事業放到歷史長河和全球視野中來謀劃。

他高度關注世界和平與發展問題，提出「應當把發展問題提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要從這個高度去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

他一直強調我們搞的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中國和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命運是共同的。

中國永遠不會稱霸，永遠不會欺負別人，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

」當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局勢發生重大變化時，他以小見大、見微知著，堅決主張中國不要當社會主義的頭，也不當第三世界的頭，這個頭我們當不起，我們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扎紮實實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同時，他強調中國要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

對於關係全局的重大問題，看得遠，看得准，善於抓住關鍵，綱舉目張，在解決突出問題中實現戰略突破，在把握戰略全局中推進各項工作，是鄧小平大政治家風範之一。

勇於創新

鄧小平一生葆有開拓創新的政治勇氣。

開拓創新，是鄧小平一生最鮮明的領導風範，也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具有的歷史擔當。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說的：「綜觀鄧小平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身上始終洋溢著一種革故鼎新、一往無前的勇氣，一種善於創造性思維、善於打開新局面的銳氣。

」

1975年鄧小平領導全國大刀闊斧進行整頓時，就在當時「左」的政治氣氛很濃、自己辦各種事都受到制約情況下，不僅以「敢字當頭，橫下一條心」的極大勇氣堅決整頓，還創造了恢復規章制度，堅決反對派性，對「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人「七調八調」的工作方式，很快就打開了局面，也讓「四人幫」抓不到把柄。

1977年復出後，面對長期形成的思想禁錮狀況，鄧小平鮮明提出，不能「書上沒有的，件上沒有的，領導人沒有講過的，就不敢多說一句話，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轉」。

面對如何既客觀講清毛澤東錯誤又要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這個難題時，鄧小平創造了一個科學語言：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

只此創造性的一句話，即解決了黨內外其他人長期被困擾視為無法解決的重大難題。

與此同時，鄧小平還對黨內同志經常講：「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很快。

現在的一年抵得上過去古老社會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當鄧小平不斷創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開放舉措，也曾遇到質疑和阻力，對此，鄧小平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政治處理方式：「不爭論」，他說，不爭論，是我的發明。

不爭論，使他帶領全黨，拋開一切阻力，不糾纏於實踐之前理論上的是是非非，而放開手腳，大膽實踐，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

鄧小平的勇於創新是與他的科學性和預見性聯繫在一起的。

他特彆強調「敢於試驗」，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

試驗是「冒」的一種體現，也是一種科學論證。

「冒」，能增強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

他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

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

可以說，敢闖和創新的人格特徵是鄧小平的一貫風格與氣派，形成了他獨特風範的一部分。

勇於創新，使鄧小平一生尤其是晚年實現了他個人的四個巨大超越：超越了傳統的東方思維模式，奠定了對馬克思主義創新的認識前提；超越了戰爭時代的舊我，從而成為跨越兩個時代的世紀偉人；超越了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原則，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論範式；超越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實現了撥亂反正的歷史轉變。

鄧小平自我四大超越，解決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問題，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階段，使中國改革大潮匯聚成時代洪流，改變了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

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特彆強調我們要學習鄧小平勇於創新的精神，說：「越是偉大的事業，往往越是充滿艱難險阻，越是需要開拓創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前進道路上，我們將進行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

我們要學習鄧小平同志敢於開拓創新的政治勇氣，細心觀察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尊重地方、基層、群眾首創精神，果斷作出決策，把開拓創新作為一種常態，不斷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又從實踐中作出新的理論概括，敢破敢立、敢闖敢試，義無反顧把改革開放不斷向前推進。

」

風範，是一個人作風、品格的外在體現。

鄧小平的獨特風範是他在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錘鍊出來的，是他高尚內在素質外化的表現，不僅對革命事業有重大影響，而且是留給世人的巨大精神寶庫，激勵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奮勇前進。

本文為頭條號作者原創。

轉載請註明轉自《黨史博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