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主席學讀書㉑】研究「新東西」：成為思想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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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東西」：成為思想領袖
毛澤東在抗戰前期的閱讀研究，當然不限於哲學、軍事和歷史文化，在馬列著作方面，仍然是一以貫之的投入。
比如，他當時對曾志談到，「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少次。
」這個話也表明一個事實，他的理論閱讀，和研究現實進而進行理論創新，是連在一起的。
在1938年10月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運動在發展中，又有新的東西在前頭，新東西是層出不窮的。
研究這個運動的全面及其發展，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大課題。
如果有人拒絕對於這些作認真的過細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也就是說，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眼光從來不離開現實運動的「新東西」。
紅軍長徵到達陝北不久，毛澤東曾發起徵稿，要參加長征的官兵「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斷。
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目的是編輯出版一部《長征記》，宣傳紅軍奮鬥歷程，擴大黨的影響。
後來由於形勢變化，出版事宜拖延下來，到1942年11月才印製出來，書名為《紅軍長征記》。
謝覺哉在1945年11月2日的日記中說到一個細節：「讀完《紅軍長征記》，頗增記憶。
沒有一篇總的記述。
總的記述當然難。
毛主席說過，『最好我來執筆！』毛主席沒工夫，隔了十年也許不能全記憶，恐終久是缺文。
」
或因事過境遷，毛澤東沒能寫出《紅軍長征記》的總述，但為總結和宣傳抗戰以來陝甘寧邊區建設的經驗，他讓身邊工作人員李六如、和培元，寫了本《陝甘寧邊區實錄》。
讀了初稿，他覺得需另請人修改，就給周揚寫信說，此書「關係邊區對外宣傳甚大，不應輕率出版，必須內容形式都弄妥當方能出版。
現請你全權負責修正此書，如你覺須全盤改造，則全盤改造之。
雖甚勞你，意義是大的。
」《陝甘寧邊區實錄》於1939年12月出版，生動介紹了陝甘寧邊區是一個怎樣的地方，邊區的政制和組織，邊區政府做了些什麼，邊區的統一戰線，邊區的抗戰動員，邊區的群眾團體等。
毛澤東不僅題寫了書名，還題詞說明該書的主題：「邊區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是實施三民主義最徹底的地方。
」
為研究現實，毛澤東還提議在延安成立了一個時事問題研究會，還編輯了一套《時事問題叢刊》。
1939年10月，叢刊第二集《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出版時，毛澤東專門為這本書寫了篇序言，裡面說：「這樣系統地研究時事問題，並為一切抗戰幹部們供給材料，實在是必要與重要的了。
『瞎子摸魚』，閉起眼睛瞎說一頓，這種作風，是應該廢棄的了。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或者說，『研究時事問題須先詳細占有材料』，這是科學方法論的起碼一點，並不是什麼『狹隘經驗論』。
」這些說法針對的，正是黨內那種不注重現實調查研究的學風。
學習的目的，既是為了掌握科學的理論，以說明現實運動，也是為了創新理論，以指導現實運動。
毛澤東當時研究的最大的「新東西」，是中國革命運動各方面的發展規律。
正因為有結合現實運動的深入閱讀，使他的理論思維和理論創造異常活躍。
1938年5月寫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論述了抗日戰爭中應該堅持的一些基本原則和方針，貫穿了出色的軍事辯證法，對敵後根據地和全國的抗戰，具有很強的戰略指導作用；1939年10月寫的《〈共產黨人〉發刊詞》，回答了在抗日戰爭的新形勢下，「怎樣才能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中國共產黨，這個歷史大課題，創造性地提出了獲取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黨的領導、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系統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特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具體特點。
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代表論著。
把毛澤東這期間閱讀研究，放到更大的視野里來衡量，其最大收穫，是確立了他此後看待實踐、分析問題的兩個最根本的思維「工具」。
一個是實事求是，一個是對立統一。
關於實事求是。
毛澤東在1941年《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對這個傳統概念作了改造。
《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說的「實事求是」，主要是講讀書做學問的態度。
毛澤東的新解是：「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經過改造後的「實事求是」，由此進入思想方法的最高層面，成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和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
毛澤東本人，是實事求是的典範。
陳雲1987年在《身負重任和學習哲學》一文中說：「在延安，毛主席起草的文件、電報，我都看過，最後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要實事求是。
」
關於對立統一。
毛澤東讀哲學書籍，最感興趣的是辯證法中的三大規律，他認為三大規律其實就是一大規律，即對立統一規律。
他在延安時期的理論著述，《實踐論》講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的關係；《矛盾論》講矛盾事物的同一性及其轉化，講矛盾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論持久戰》講中國和日本力量的強弱轉化，講抗日戰爭的幾個階段的關係；《新民主主義論》講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關係，講民主革命中各階級的關係，都鮮明地貫穿著「對立統一」這個分析「工具」。
毛澤東後來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發表的《論十大關係》，著重闡述的也是怎樣正確看待社會主義建設中政治、經濟各方面的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更是用對立統一規律觀察處理社會矛盾的經典之作。
到陝北以來的閱讀和研究，使毛澤東逐漸成為掌握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來分析問題的大師，進而使他在陝北黃土高原的窯洞裡，走完了成為中國革命領袖的最後一段路程。
這裡說的「領袖」概念，不僅是政治的和軍事的，還是思想的和理論的。
幾年前到陝北之初，毛澤東在黨內絕不是以理論見長的領袖人物。
紅四方面軍的將領和紅一方面軍的將領，就爭論過到底是張國燾學問大，還是毛澤東學問大的問題。
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後，被不少人視為黨內第一理論家，以至於有「王明的理論，博古的口才，周恩來的風度，毛澤東的實際」這樣的說法。
在人們看來，黨內領導層中毛澤東還是一個偏實幹的人才。
中國共產黨是靠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政黨，掌握理論水平的程度，對黨的領袖人物來說，至關重要。
這幾乎可以說是個傳統。
到延安後，毛澤東有了一系列理論創造，而其理論既擁有馬列主義依據，又能夠說明中國革命的實際，全黨上下都佩服。
這就使他從長徵到達陝北時的軍事領袖，到六屆六中全會成為政治領袖，再到延安整風開始後，成為了思想領袖。
對毛澤東完成如此艱巨的身份跨越，黨內其他領導成員有著切身的感受和中肯的評價。
1941年10月8日，陳雲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說：過去我認為毛澤東在軍事上很行，因為長征中遵義會議後的行動方針是他出的主意。
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後，我了解到他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
1943年11月下旬，任弼時在中央高級學習組會上說：1931年到中央蘇區後，認為毛澤東「有獨特見解，有才幹」，但「在思想上是『存在狹隘經驗論，沒有馬列主義理論』」「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國後，閱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認識到他一貫正確是由於堅定的立場和正確的思想方法」。
毛澤東被全黨選擇為領袖，閱讀和理論創新可說是跨過的最後一道重要門檻。
（待續，選自《新湘評論》2014年第19期，作者：陳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