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理論工作務虛會

1979年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理論界的一件大事，像這樣的以真理標準為引言和主題的大規模的理論工作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創舉。

會上提出和討論的若干重大理論問題，對後來的思想理論界乃至中共高層決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葉劍英提議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

1978年黨內外圍繞著真理標準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經過幾番較量，「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論最終戰勝了「兩個凡是」的思想，思想理論界長期形成的噤若寒蟬的僵化狀況從而有了極大改善。

在這場思想交鋒過程中，有人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以及支持這種觀點的其他文章扣帽子，甚至說那是「丟刀子」「非毛化」，是「砍旗」。

1978年9月，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中，以「不介入」爭論為名的《紅旗》雜誌，在長期沉默之後，突然寫出了一篇題為《重溫〈實踐論〉——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的長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

這篇文章正如務虛會上有人所說的，它雖然也講實踐第一、實事求是的觀點，但整篇文章是強調理論的指導作用；它不是反對教條主義，而是大批什麼懷疑論，不可知論；文章最後部分，專門批判「毛主席也有錯誤」的言論，稱之為「海外奇談」。

1978年9月下旬的政治局常委會上，當葉劍英了解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發表和開展討論並且在報紙上作了報導後，不但理論界反映強烈，各路諸侯也反映強烈，而且社會上乃至國外都有反映，同時黨內又有不同意見時，葉帥提出要開一個理論務虛會。

10月14日，鄧小平在同韋國清談話時，對葉劍英的提議表示支持。

他說：「葉劍英提議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索性擺開來講，免得背後講，這樣好。

」

1978年10月下旬，為紀念毛澤東誕辰85周年，譚震林把應約寫的一篇回憶文章《井岡山的鬥爭實踐與毛澤東思想的發展》送給《紅旗》雜誌，文章除了回憶歷史之外，還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由於這與《紅旗》雜誌「不介入」的態度相悖，《紅旗》雜誌要求譚震林修改，刪掉文章中支持實踐標準的內容，譚震林堅決不同意。

11月16日，譚震林的文稿被送給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審查。

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看後同意發表。

鄧小平說：「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

我改了一下，如《紅旗》不願登，可以送《人民日報》登。

為什麼《紅旗》不捲入？應該捲入。

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

看來不捲入本身可能就是捲入。

」《紅旗》雜誌於1978年第12期刊登了這篇文章。

真理標準討論帶來的解放思想，促進了全黨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和今後的發展道路進行全面思考。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各大軍區和中央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共212人。

這次會議對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中暴露的意見分歧進行了熱烈討論。

有的同志仍然認為，討論真理標準問題，是提倡懷疑一切，是在實際上引導人們去議論毛澤東的錯誤，不符合黨的十一大的方針。

而絕大多數同志認為，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實質上是兩種指導思想的分歧。

經過尖銳的思想交鋒，一些對討論真理標準問題有疑慮的同志思想有了轉變，作了自我批評，大家要求黨中央對這場討論明確表態，以徹底解決思想路線問題。

但是由於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議題多，時間有限，對理論方面的問題不可能花很多時間來解決。

於是，中央政治局接受葉劍英的提議，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專門召開一次理論務虛會，進一步分清是非、統一思想。

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打開了思想解放的閘門，而理論工作務虛會是這個大討論的繼續，是真理標準討論的第二階段。

胡耀邦在《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中說：「這場討論的重要意義，是使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重新統一到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的基礎上來，重申毛澤東同志一貫強調的社會實踐在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中的第一的地位，重申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

這雖然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通常識，但多年來被遺忘了，甚至被搞反了。

這個問題的更新提出，的確打中了林彪、『四人幫』那個反科學的思想體系的要害，推進了對林彪、『四人幫』的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總清算。

同時，也從最深處觸動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態度問題，這就引起了我國思想理論戰線上的一場風波。

」

會議討論的思想理論問題

1979年1月9日，剛擔任中宣部部長不久的胡耀邦主持召開中宣部部務會議，正式確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的議程。

會議議程共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由中宣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邀請中央和北京理論宣傳單位160多人參加，各省市派來1位聯絡員，從1月18日開到3月16日。

第二階段以中共中央名義召開，邀請各省市派人參加，擴大到400多人。

後因情況發生變化，沒有開大會，中央理論宣傳單位原小組繼續討論，地方則以省市為單位進行討論，從3月28日開始到4月3日結束，會議前後歷時3個多月，算是一個長會了。

會議的討論主要在第一階段，胡耀邦在1月18日第一次全體大會上發表講話，明確提出會議的兩個目的：「第一，要總結理論宣傳戰線的基本經驗教訓。

總結經驗，可以總結兩年，也可以總結十來年、三十年。

建國三十年來，理論宣傳戰線有許多好的經驗，也有許多教訓，要把這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總結起來，把思想理論上的重大原則問題討論清楚，統一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來。

第二，要研究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之後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

這兩個目的是互相聯繫的。

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也是為了向前看，把我們今後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論工作更加彭蓬勃勃地開展起來。

」胡耀邦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具體指導方針。

從1月19日開始，理論工作務虛會進入小組討論階段。

各小組討論的內容十分廣泛，提出的理論問題非常多。

據會議親歷者馬沛文統計，會議上關注過的大大小小的理論問題有64個。

會議專門成立了簡報組，各組發言大多以簡報的形式印發給每一個參會者，前後共發簡報266期，散發的範圍比較廣，傳閱者很多。

會議的影響也很大，引起了社會各界震動，主要討論五大問題。

第一個是分清思想路線是非問題。

會議是以真理標準為引言和主題的，所以會議一開始就對「兩個凡是」進行了集中批判。

會議經歷者李洪林回憶說，「在這樣一場原則是非的辯論中對犯錯誤的人採取和風細雨、與人為善的態度進行批評」，這在新中國成立30年來是第一次。

「所有的批評都是擺事實、講道理，真正的和風細雨，既沒有疾言厲色的鬥爭，更沒有政治上的打擊和組織上的處分或清洗」。

堅持「兩個凡是」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會上作了發言，有的甚至做過多次檢討發言，不同程度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與會者對他們的發言進行了評論。

有一人曾誠懇地說：我是一個思想沒有解放的人，在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上犯了思想路線不端正的錯誤。

我非常希望，通過這次會議，使自己受到教育，把自己從思想僵化的精神狀態里解放出來，以便做好黨的理論宣傳工作。

有一人作自我批評說：我……沒有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主題是正確的，反而武斷地說，這篇文章割裂了毛主席關於理論與實踐相互關係學說的完整性，提倡懷疑一切、不可知論和相對主義，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又說這篇文章的基本傾向是要檢驗和修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會引起思想混亂，會使讀者提出究竟是舉旗還是砍旗，會在國內國外引起很壞的反應；還說文章主要是批教條主義而不是修正主義，方向錯了。

還有一個人表示：我犯了思想路線的嚴重錯誤。

在中央工作會議和這次會議上，同志們對我提出了許多批評，我表示熱烈的歡迎。

我願意承認錯誤，決心改正錯誤。

但是，現在我的精神狀態是不振作的，思想是混亂的。

打破精神枷鎖，肅清康生的影響，真正做到解放思想，開動機器，端正思想路線，趕上時代的步伐，對我來說，因難比別的同志多。

思想是長期形成的，要改變這種思想，也不是一時的事。

我面臨著一個改造世界觀，趕上時代步伐的嚴重任務。

在這些發言中，他們都承認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

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評價說：「儘管與會者對有些同志的『檢討發言』不滿意，甚至很不滿意，但有一點情況是重要的，就是他們都承認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

這也就是說，明確了在這場大爭論中究竟誰是誰非這樣的大界限。

這無疑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理論工作務虛會的與會者在批評『兩個凡是』和上述幾位同志的錯誤時，都聯繫到了汪東興，對他的嚴重錯誤進行了揭露和尖銳批評。

有些同志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的錯誤，提出了批評。

這些，對於分清是非，當然是很有必要的。

」

第二個是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對於文化大革命，也應當歷史地、科學地、實事求是地去看待它。

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場大革命，主要是鑒於蘇聯變修，從反修防修出發的。

至於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是必要的，但是不應匆忙地進行。

這既不影響我們實事求是地解決歷史上的一切遺留問題，更不影響我們集中力量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一當前最偉大的歷史任務。

」

從這個公報上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並不急於對「文化大革命」做出結論。

但是僅僅過了不到兩個月，這個「禁區」就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被衝破了。

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不僅主要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而且還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五一六通知》在會上遭到了眾人的猛烈批判。

大家強烈要求實行「理論民主」，廢止文化專制主義。

有的與會者說：「在學術理論工作中，要排除『長官意志』、『上級見解』、『主席觀點』這一類的東西。

」而有的與會者認為，在理論問題上，中央領導人的見解「只能算是一家之言，並不具有任何法令的權威性，是可以批評，可以反對的」。

特別是有的與會者對《五一六通知》做出剖析後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實踐已經充分證明，這個文件是根本錯誤的。

根據這個文件搞的「文化大革命」，打亂了我國歷史發展的正常進程，違反了人民的意願，違背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造成了嚴重惡果。

會議還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進行了認真討論，雖然會上對是否繼續保留「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理論存在分歧，但絕大多數與會者主張拋棄這一理論。

有人在討論時說，既然稱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則其革命對象必然是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專政。

理論本身決定了革命的對象必然是錯的。

革命的對象都搞錯了，這種理論還有奉行的價值嗎？更有人直截了當地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凡是派』思想路線的理論基礎，他們打著毛主席的旗號，繼續推行『四人幫』那一套。

……我認為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之爭，這個問題非同小可。

所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從內容到提法都應徹底拋棄。

」

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總體評價，大家一致認為應該予以否定。

因為「現在『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或成績，正在一件件遭到否定，什麼『一月風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條漢子』、『五一六通知』、『六一大字報』、『七廠二校經驗』。

既然這些都已具體否定，如果我們還要說『文化大革命』如何好，那真就成為『抽象肯定』了。

我們已經付出巨大學費，如果我們還不承認失敗，那我們就學不到什麼東西，這筆學費就白付了」。

第三個是對極左路線的批判。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性質問題一直是一個敏感問題，同樣是一個理論禁區。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只能批「右」，不能批「左」。

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第一次衝破不能批「左」的禁區。

與會者有人提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和民主革命時期一樣，「左」傾機會主義給革命帶來的損害，一點也不會比右傾機會主義少。

而有人說，30多年來，我們的主要教訓，是一條極左路線的惡性發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集中暴露。

還有人說，1957年以後20多年來，我們執行了一條錯誤路線，這條路線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

特別是有人鄭重地說：「現在全黨面臨著一個重新認識的問題。

建國快要三十年了，現在還有兩億人吃不飽飯。

面對這種情況，全黨、全民都在思考，我們一定是在哪裡出了毛病。

這個重新認識的要求是阻擋不住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搞理論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

」

黨史專家陳雪薇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大事件和決策調查》書中，就「左」傾錯誤作出了概括，明確地說，中國共產黨自從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後，黨的路線開始向「左」方面轉折；1958年「大躍進」，「左」傾思潮泛濫成災；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一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逐漸形成；到了「文化大革命」則變本加厲，走向頂點，危害極大。

在這次討論中，與會者基本就是對這四個時期「左」的路線的表現和危害進行批判。

第四個是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討論。

務虛會上公開討論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並把這個問題作為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的最重大問題公開提到了全黨面前，這在黨內是第一次，產生了重大影響。

據馬沛文回憶，與會的大多數人對毛澤東和他晚年錯誤的分析評論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有人肯定地說：「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功績是不容抹煞的。

但是，同時要指出他的錯誤。

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上有錯誤，在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1958年的大躍進，1959年的反右傾鬥爭中，都有錯誤，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重用林彪、『四人幫』，錯誤更大。

批評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和反對毛澤東絕不能混為一談。

全面地正確地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績和錯誤是很有必要的。

」也有人分析了毛澤東之所以會犯嚴重錯誤，是因為他大搞個人迷信，「把個人權威看得重於人民利益」，「他不能容忍任何人觸犯他的絕對權威」。

在對毛澤東思想進行評價時，與會人員中還是存在著一些糊塗觀點甚至錯誤認識。

有人認為，必須對毛澤東思想一分為二。

毛澤東思想中有錯誤的東西，這些錯誤的東西不是片言隻字，而是他反覆強調的思想。

不能都推給「四人幫」或康生。

還有人提出對毛澤東思想也要進行撥亂反正。

我們只擁護正確的毛澤東思想，而不擁護錯誤的毛澤東思想。

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出現的這些認識問題，說明對毛澤東歷史地位做出科學評價的問題亟待解決，說明了準確界定和科學闡發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也亟待解決。

第五個是對領袖與人民的關係進行反思。

參與會議的同志對領袖與人民的關係也進行了熱烈討論，因為這個問題與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有關。

把領袖和人民的關係闡述得系統而全面的，是李洪林所作《領袖和人民》的發言，1980年《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個發言，後來連同未發表的部分一同收入他的文集《理論風雲》。

李洪林在發言中提出：「不是人民應該忠於領袖，而是領袖應該忠於人民。

不是領袖締造了黨，而是黨產生了領袖。

領袖是可以批評的，批評領袖不是『反黨』。

」「應該永遠廢止領袖指定『接班人』的制度。

只有封建皇帝才要預先立太子。

而在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裡，領袖本人都是由黨和國家的權力機關決定的。

因此他本人無權指定『接班人』。

」

李洪林的發言很是轟動，許多與會者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分清幾個原則是非：1.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還是領袖應當忠於人民？2．是領袖締造了黨，還是黨產生了自己的領袖？3．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4．領袖是單數還是複數？5．領袖是天生的，還是實踐中成長的？6．領袖能不能批評？7．領袖的權威是樹起來的，還是實踐中自然形成的？8．領袖是在黨組織之內，還是黨組織之上？9．領袖是終身制，還是要有一定任期？10．要不要指定「接班人」？

會上提出的這些問題同現實關係重大，有些問題還亟待理論界甚至中共中央給予解決。

提出這些問題的，絕大多數都是有較深研究的專家學者，也有不少是有關方面的領導幹部，還有一些是思想解放、很有生氣的年輕理論工作者。

他們的這些發言和議論，對於啟迪人們的思想很有幫助，對於推動思想理論界的撥亂反正起了助推作用，對於改進黨的領導也很有參考價值。

雖然有些問題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有些敏感，不宜公開討論，但是，在黨內會議上提出和議論是正常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

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得時間很長，與會者思想高度解放，但是會上個別人發言不夠慎重，講出很多中央認為不能講、不能議的東西；甚至有人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要連根拔掉毛澤東思想；也有人指出把黨領導國家寫入憲法，很不恰當。

在討論中，有人提出「不能認為我們的經濟制度已經是社會主義的了」的觀點；還有人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正在消亡中的國家而不是一個不斷強化的國家」，「無產階級民主的發展和國家的消亡是一回事」。

這些言論顯然有些過頭，引起鄧小平等革命家的警惕。

鄧小平在和胡喬木談話時說：「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

」胡喬木也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而在理論務虛會的場外，西單「民主牆」釋放出來的強烈不滿情緒也使鄧小平等革命家感到擔憂。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感到有必要對黨內外發生的問題進行糾正，講一講應該堅持的基本原則，確立共同的政治底線。

1979年3月27日，鄧小平在同胡耀邦、胡喬木等人談話時，集中談了講話稿要表達的思想。

他明確指出：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現在該講了。

他要求講話稿要結合分析當時出現的幾個非法組織的活動來講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民主」，以動員群眾同壞人作鬥爭。

講話稿起草工作由胡喬木主持，成員有宋振庭、吳江、李洪林、滕文生。

「起草時幾個人分工每人寫一部分……寫好了交給胡喬木，由胡喬木總修改，然後交鄧小平自己修改定稿。

」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對前段時間黨內的思想狀況和社會上的思潮做出了回應。

鄧小平講話後，各組進行討論。

與會代表都紛紛表態，認為這個講話「非常重要」，表示「聽後受到很大教育」。

但不少代表也對報告中的一些提法提出修改意見或要求補充一些內容。

比較集中的意見是：報告只強調反對右的一面，很少提到反對「左」的一面。

對堅持「兩個凡是」，甚至懷疑、否定和反對三中全會方針的錯誤思潮，也應給予堅決的批判。

報告後，就有人議論：中央現在「收」了，「轉」了，「糾偏」了，務虛會第一段錯了，等等。

與會者建議報告對於三中全會前後思想路線論戰的歷史意義和務虛會在分清兩條思想路線方面所做的工作、所起的作用，應予足夠的評價。

如何看待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在當年的與會者中有著極大的分歧。

參加過會議的朱穆之認為，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不僅對澄清當時混亂的思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成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重要內容。

但也有親歷者作了完全否定的評價。

有人認為：「四項基本原則」和「四個念念不忘」，說法不同，意思完全一樣，就是要堅持共產黨歷來的法統和道統，也就是和封建專制主義一脈相承的一黨專政。

甚至有人說，誰要先寫宣傳「四項基本原則」的文章，誰就會先被搞臭。

多數與會者認為，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標誌著思想上政治上的重大轉折：粉碎「四人幫」以後兩年多時間的解凍期結束了，冰河期又回來了。

從此以後，再沒有反「左」一說，反右又成了毛澤東當年欽定的一以貫之的方針。

客觀公正地說，「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是十分必要和及時的。

就像鄧小平所說：「中央這樣提出問題，是不是無事生非？是不是小題大做？不是的。

情況的發展已經使黨不能不這樣提出問題。

」應該說，解放思想永無止境，但不等於沒有界限，中國共產黨從來都不主張實行「自由化」，絕對不允許不受限制的自由，因為「中國人吃局勢動盪的苦頭吃夠了，這個經驗教訓我們最深刻」。

鄧小平明確指出：一心一意搞四個現代化是中國「最大的政治」。

因此，「必須一心一意地維護和發展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這始終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要為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局面提供強根固本的政治保證。

後來的事實證明，「四項基本原則」為當代中國的思想解放和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礎和根本方向。

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可以說，《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姐妹篇，奠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核心內容」。

理論工作務虛會的評價

在鄧小平講話前，各小組對第一階段的會議作了自我估量，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光明磊落。

絕大多數與會者充分肯定了這次會議，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這次會議「學習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的榜樣，開得很好，大家很有收穫，很受教育。

說實在話，對於長期以來未能觸及而又影響很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敢於發表意見，這是多年來未曾有過的現象，也是理論工作開始富有生氣的實際體現」。

至於社會上出現的一些錯誤傾向，「絕不能說這是理論工作務虛會造成的，正如不能把這些偏向說成是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造成的一樣」。

鄧小平在講話中對理論工作務虛會進行了評價，他指出：「在三中全會以後召開的這次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大家敞開思想，各抒己見，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問題，總的說來開得是有成績的。

」有人認為，鄧小平的這個評價「是一個中性的提法」，「是最低限度的肯定」。

相對於有人說「務虛會是胡鬧會，亂子都是務虛會的這幫秀才鬧出來的」，鄧小平的這個評價是比較中肯、恰如其分的。

鄧小平以後的一系列講話和中共中央文件確實對那些「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問題」進行了回應。

比如，關於廢止「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反對個人崇拜、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等問題的有益的建議和意見，都被黨中央所採納，並形成了政策和制度規定。

可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許多理論觀點是走在實踐前頭的，「總的說來開得是有成績的」。

作為這次會議組織者的胡耀邦，在會議結束時作了一個「結束語」講話，他對鄧小平的講話表示同意，但他自己並沒有講對這次會議的評價，而是說：「我們這個會開得怎麼樣？最保險的辦法還是讓歷史去檢驗。

我們不是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嘛！讓廣大幹部、廣大人民來檢驗，過一段時間再回頭來看看，讓歷史來檢驗。

」

當年參加會議的一些理論工作者對這個會議還是抱有深厚感情的，在後來回憶和研究的著作與文章中都對理論工作務虛會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吳江認為，理論工作務虛會「是以實踐標準的精神廣泛地涉及建國以來黨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的各個方面」。

馬沛文也認為：「如果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標誌著我黨路線的大轉折，那麼，務虛會就標誌著理論上的大突破。

」馮蘭瑞則認為：「這個會議使思想解放達到高峰，是突破『兩個凡是』禁區的轉折點。

」李洪林還認為，理論工作務虛會是胡耀邦推動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個傑作。

「會議的規模和規格，對問題探討的深度，以及生動活潑的程度，都是空前的。

如果說，真理標準的討論是集中兵力突破了『兩個凡是』的防線，那麼，理論工作務虛會就是全面進軍，猛烈地擴大戰果」。

目前，學術界對理論工作務虛會的評價也普遍較高。

沈寶祥認為：「從總的方面看，理論工作務虛會是朝著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出的方向，緊握實踐標準的武器，在思想理論領域披荊斬棘、開拓前進的會議。

理論工作務虛會貫徹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對全面撥亂反正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理論工作務虛會有力地證明，我們的理論工作者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有很高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是完全可以信賴、可以委以重任的。

」程中原認為：「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分清思想路線是非是很有成績的；對所探討的主要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做出的回答，大多數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是貫徹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是發揚了民主作風的……是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工作史上一次有成績的會。

」胡耀邦的女兒滿妹認為，儘管理論工作務虛會是「一個存在不同看法的會議」，但是「這次理論工作務虛會與真理標準討論一樣，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做好了理論上的準備，真理的號角吹得更響，為思想解放進一步打破了禁錮」。

權威的國史著作也充分肯定了理論工作務虛會的成績：「會議的一個重要成果，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端正思想路線的基礎上，聯繫兩年來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上發生的分歧，用大量事實，深入揭發批判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前負責宣傳理論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宣部、中央辦公廳、毛澤東著作編委會辦公室、《紅旗》雜誌等部門的負責人堅持『兩個凡是』、反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錯誤。

這些部門的負責人也都在會上作了不同程度的檢討。

基本上達到了會議預定的總結經驗教訓、分清是非、統一思想的目的。

會議的另一個重要收穫，是提出和討論了不少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進一步解放思想、打破禁區。

會上還提出了在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歷史學、文藝學、法學和國際關係等領域需要繼續打破禁區、深入研究的一系列重要問題。

有人還提出很有必要作一個社會主義時期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