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會議與毛澤東的領袖之路

毛澤東是我黨歷史上傑出的領袖，但他的領袖之路並不平坦。

雖然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人民軍隊的創建者、第一塊紅色根據地的創建者，是紅軍總政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甚至被當時的共產國際認為是中國革命的旗幟性人物。

但在1935年遵義會議之前，毛澤東並沒有進入黨內決策的最核心層，雖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但並非政治局常委。

而且自1932年寧都會議之後，他不僅失去了對中央紅軍的指揮權，而且在黨內事務上處於邊緣化的境地。

這種不公正的狀況在長征途中，在中國共產黨與紅軍處在生死一線的危機時刻，才得以改變。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博古、李德等受到批評，毛澤東才得以重新獲得軍隊的指揮權，並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受任於危難之際的他，用勇氣與智慧帶領中央紅軍跳出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成功到達陝北，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導地位。

毛澤東領袖地位的確立從1935年遵義會議開始，經歷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到1945年七大，歷時十年之久。

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內的領導地位

八七會議前，毛澤東僅為中央候補委員。

因為蔣介石等國民黨右翼武力清共，國共十年內戰開始。

在此生死存亡時刻，八七會議召開。

毛澤東嶄露頭角，從中央候補委員躍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會上，他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論斷。

之後他放棄了留在中央機關任職的機會，到湖南領導秋收起義。

秋收起義後，他指揮的起義部隊並沒有如原先計劃的那樣攻克湖南省會長沙，而是審時度勢地決定保存剩餘不多的武力，向湘贛邊境轉移，通過與井岡山上袁文才、王佐率領的綠林武裝的合作，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塊紅色根據地，同時，他著手軍隊的改造，注重政治工作，確立黨組織對軍隊的控制，建立士兵委員會，要求官兵一致，將紅軍鍛造成一個政治信仰堅定、官兵平等、與民眾有著魚水之情的軍隊。

在保衛和擴大紅色根據地的戰爭中，毛澤東巧妙運用游擊戰與運動戰等戰略戰術，取得三次反圍剿的成功，從一介書生成功變為優秀的軍事家。

在戰亂不斷的年代，在只能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時期，毛澤東僅憑藉此一點就已經奠定了他在黨內難以取代的獨特地位，雖然他從來沒有去過蘇聯受過培訓，但作為紅軍總政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共產國際已迅速將他視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象徵性人物。

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之後，王明、博古等一批有著留學蘇聯背景的青年人開始執掌中共中央大權。

毛澤東被黨內當道的教條主義者藐視為一個「土包子」、一個不懂現代戰爭為何物的落伍者，在1932年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竟然失去了紅軍總政委的位置，被剝奪了指揮紅軍的權力，這一魯莽政治行為帶來的後果是嚴重的。

毛澤東一手創建、經營多年的中央蘇區徹底喪失，紅軍主力不得不尋求新的生存之地。

紅軍從1934年開始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傳奇。

在中國共產黨與紅軍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

1935年1月，我們黨召開了遵義會議，毛澤東得以重新獲得紅軍的指揮權，並第一次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黨的最高決策層，奠定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不過，此時黨內的最高職務屬於取代博古的張聞天，軍事上的最高領導人則是政治局常委、紅軍總政委周恩來。

毛澤東雖然在分工上是周恩來的助手，但他才是紅軍的實際指揮者，此後他率領紅軍爬雪山、過草地，最終到達陝北，從而結束了艱苦的漫長征程，成為名副其實的最高軍事統帥。

長征途中的毛澤東，再次以過人的智慧與處理危機的決斷力，在中國共產黨及紅軍遭遇生死存亡危機時，力挽狂瀾，他在全軍乃至全黨的領導地位由此奠定。

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成為黨的領導核心

如果說，毛澤東在長征途中的非凡表現開始奠定他在紅軍與黨內的領導地位，那麼，他在全國性抗戰前後表現出的政治智慧與戰爭指導能力真正確立了他在黨內的領袖地位。

盧溝橋事變後，中華民族開始了曠日持久的全面抗戰。

如何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如何在戰爭中發揮共產黨武裝力量的特長，如何將民族戰爭與社會革命結合起來，如何將抗戰的勝利變成黨的勝利、人民的勝利，如何維繫國共合作又不妨礙共產黨武裝力量的發展與敵後根據地的建立，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都是需要破解的政治、軍事難題，而正是在這些重大問題的破解之中，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才得以進一步確立。

毛澤東曾經說過，在希臘神話中，一旦脫離大地，擁有神力的安泰就沒有了力量。

這種情形也適用於長征後侷促於陝北一隅的紅軍。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運用就是打破這種困局的關鍵，也是拯救民族危亡的關鍵。

「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遭遇的最大危機是來自日本的入侵。

在亡國滅種的重壓之下，你死我活的國共之爭難以持續。

毛澤東洞見這一趨勢，瓦窯堡會議之後，開始不懈努力以求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經過西安事變，國共重新合作抗日，並最終取得了抗戰的勝利。

毛澤東撰寫的《論持久戰》不僅對抗日戰爭的進程有著極為準確的預測，並將抗戰分為戰略防禦、戰略相持與戰略反攻三個階段，而且對每個階段中國方面應有的對策都有具體的說明。

他指出中國的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不僅如此，他富有創意地提出遊擊戰對中國抗戰的重要性，並前所未有地將它上升到戰略的層面。

他堅決反對紅軍改編後進行陣地戰，而力主分散兵力，發揮共產黨武裝特有的政治與軍事優勢，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動員、組織民眾，創建敵後根據地。

1937年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執委王明從蘇聯回國後，根據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關於中國抗戰應該依靠國民黨的指示精神，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兩次政治局會議上強調「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主張，否認毛澤東力主的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導致此後約半年時間內，毛澤東又處在少數甚至孤立的地位。

後來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說：「由於王明的回國，進攻中央路線，結果中斷了遵義會議以後的中央路線。

十二月會議我是孤立的。

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他甚至曾感嘆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

但戰局的推演迅速證實了毛澤東戰略指導的富有遠見，中共領導下的武裝和敵後根據地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壯大，他的功業在共產國際與黨內均得到高度認可。

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王稼樣宣讀了共產國際的文件，又口頭傳達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在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

對共產國際的這個表態，毛澤東認為，「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李維漢的回憶錄中也提及：「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後，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

」

1938年9月29日到11月6日在延安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是中共六大以後出席代表最多、會期最長的一次黨的會議。

全會由毛澤東主持並由他做政治報告，這在黨內是第一次，標誌著毛澤東在黨內核心領導地位的真正確立。

六中全會決定：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

五位書記的位次新排如下：毛澤東、張聞天、陳雲、康生、王明。

張聞天由原先第一位降到了第二位，王明由第三位降到第五位，毛澤東實際上已經成為黨的最高領袖。

核心地位的確立和鞏固也需要理論的準備。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時，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和命題，並對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什麼必須中國化以及怎樣中國化等問題進行了精闢的論述。

美國學者施拉姆寫道：「毛澤東在20世紀30年代末提出的種種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膽地體現了他關於中國革命的獨特性以及中國人需要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解決他們自己問題的信念的，莫過於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了。

」而毛澤東自己就是這方面身體力行的楷模。

他在延安完成的《實踐論》《矛盾論》等經典著作就是有力的證明。

很長時間裡，對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重大意義有所忽視，其實毛澤東自己非常重視這此會議。

1945年5月24日，他在黨的七大上關於第七屆中央委員會選舉方針問題的報告中說：「六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沒有六中全會，今天的局面不會有這樣大。

」，6月10日，他又進一步指出：「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

黨的七大：毛澤東思想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沒有妨礙已經成熟起來的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通過延安整風，掃除教條主義的影響，促進黨內思想的更新與統一，純潔黨員隊伍，發揚黨的優良作風凝聚全黨，他在黨內的威信與日俱增。

1943年他成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

從1944年開始，分散各地的中共黨政軍領導人開始向延安匯聚，毛澤東與他們對黨的歷史、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進行總結，使黨內的思想認識取得了高度一致。

共產黨的核心領導層趨於穩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陳雲等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層的核心成員。

偉大的領袖一般具有不同凡響的氣質，擁有獨具一格的魅力，在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對比中，也可窺見一斑。

當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來延安訪問，毛澤東與他們多次會面，他的自信、輕鬆留給記者們很深的印象，以至於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將毛澤東與國民黨總裁蔣介石進行了比較：「我們這些外國記者都來自重慶，我們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慶的蔣介石在舉止方面的強烈反差。

蔣介石刻板，拘謹，神經質，語言單調，似乎經常處於緊張狀態之中。

蔣經常沒有必要地過問過多的繁瑣事務，事後批評他的指揮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

……毛則相反，他極擅長於委任他人負責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時間去考慮、分析一個更大的遠景；他也擅長於樹立榜樣，總結經驗。

由於交通的阻斷和困難，內部通訊聯絡不可能對很遠的抗日根據地在軍事和政治上給以具體的指示，這就要求每個人了解並遵循總體的方針路線，把一致性和主動性靈活地結合起來，由他們自己判斷，決定自己的行動。

」

1944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敵後根據地已經度過危機，重新開始大發展，而國民黨軍隊卻因為抵擋不住日軍的「一號作戰」而喪失了豫湘桂大片國土，處在困窘的境地。

毛澤東據此判斷，中國共產黨的力量自成立以來終於第一次可以與國民黨平分秋色。

全國性抗戰發生後，毛澤東顯示了他對未來事態的發展總能比別人先見一著，對各種錯綜複雜的新問題都能及時提出切實可行的對策，卓越的領導才能展現無疑。

毛澤東自己在中共七大的報告中生動地說過：「坐在指揮台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

坐在指揮台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

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

鑒於他作出的巨大貢獻，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完全穩固。

摘編自《群眾》2017年第20期，原標題為《三次會議與毛澤東的領袖之路》

作者：李繼鋒（作者系中共江蘇省委黨校黨史黨建部教授）

中共江蘇省委群眾雜誌社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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