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此人一生只干一事：反毛爭權；毛為其葬父養母也沒悔改

毛澤東比王明大9歲，王明卻是他在黨內曾經最大的政治對手。

王明於1931年1月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台，6月擔任黨中央代理總書記，隨後在黨內推行「左」傾路線，便開始打倒毛澤東。

他為什麼要打倒毛澤東呢？後來他回憶說：「我的確想當大王，邏輯上得出的就是必然反毛，但心裡並不那樣想」。

因此，儘管毛澤東當時領導了中央蘇區第二、三次反「圍剿」巨大勝利，還是在贛南會議上受到王明路線執行者的猛烈批評，11月被排擠出紅軍，轉到中央政府做地方工作。

王明到達莫斯科後，其代理人博古繼續對毛澤東緊追不放。

1933年1月，臨時中央抵達瑞金，博古乾的第一件事就是反羅明主義。

博古後來說：

「蘇區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

」

毛澤東被剝奪最後的領導權後還是相忍為黨。

博古等人又謀劃以養病為名把毛澤東送去莫斯科，長征開始時，準備把毛澤東丟下。

那三四年是毛澤東最為艱難的時期。

毛澤東後來說：「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

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尿。

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

但是，由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路上的失利，全黨逐漸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在遵義會議上再次確定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結束了王明「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

坐在莫斯科遙控指揮博古等人的王明對遵義會議恨之入骨，說：「這次會議的政治、軍事和組織路線是完全錯誤的」。

但是，遵義會議成功實現了黨內最有意義的歷史轉變。

王明也無可奈何。

但是，王明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在黨內的影響並沒完全消除，多年中仍然成為阻礙毛澤東正確路線執行的絆腳石。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11月底，王明回國，毛澤東、朱德等親往機場歡迎，毛還以「飲水思源」為題致歡迎詞，說：「歡迎從崑崙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

你們回到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做『喜從天降』。

」毛澤東真誠地願同王明等人通力合作，開創抗戰新局面。

可是，王明以國際代表和領袖自居，把自己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一來就反對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原則，說：「我們能回來，是共產國際派回來的，史達林 派回來的。

」迷惑了不少人，在毛澤東等人為他舉行歡迎會上的第一次講話，就反毛。

張國燾說：「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聖旨』似的……」李德更是說：王明的話「可以被看作是對毛的黨內政策以及全國政策的十分謹慎的批評」。

王明在延安宣講他的一套理論後，就去了武漢，之後滯留在武漢，擅自以黨中央名義發表文章和講話，與延安對著幹。

1938年7上旬，黨中央致電長江局要求他們在《新華日報》上刊登毛澤東批駁「亡國論」的《論持久戰》，王明藉口文章太長不予登載。

中央再次致電要求分期刊登，王明還是不同意。

甚至，他還寫詩批評毛澤東《論持久戰》中的「錯誤」：

四億弗憑鬥志衰，空談持久力何來?

一心坐待日蘇戰，階段三分只遁牌。

在第三句下還特別加注說：「此處指毛澤東假抗日，真反蘇，坐待日蘇戰爭。

」

王明在武漢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但是不久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國。

行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已知較多中國抗戰情況和王明另搞一套的做法，對他和任弼時談話時說：「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告訴王明，不要競爭了吧!」

隨後，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傳達了共產國際「要以毛澤東為首」的指示，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欽差大臣自居對黨內指手畫腳的資本。

全會批評了右傾投降主義，但沒點王明的名。

王明受到不指名的批評，也看到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難以抗衡。

於是，耍兩面派，表面上極力讚揚、討好毛澤東，背地裡極力加以攻擊和污衊。

王明一反之前傲慢、自大的態度，舉起「學習毛澤東」的旗幟。

大講毛是「中共領袖」，是「我們最敬愛的」同志，「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等等。

1940年5月3日他在延安「澤東青年幹部學校」開學典禮大會上作「學習毛澤東」的報告，言不由衷地說：「在農民工作中，他是一個有名的農民工作大王，在軍事工作中，他是偉大的戰略家，在政權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黨的工作中，他是公認的領袖。

」還從五個方面論述如何學習毛澤東。

這篇講話稿，事先送毛澤東看過，毛說理論一點不好，不要發表。

王明後來還是發表了。

有人說，在1940年5月如此頌揚毛澤東，恐怕黨內還沒人超過王明。

不過，在暗地裡惡毒攻擊、咒罵毛澤東的，恐怕黨內也沒一個人能超過王明。

10月，他作的口語體七律《親法西斯的漢奸路線》如此說：

德意日蘇盟何自?聯汪聯日費疑猜。

座談虛報橫行者，國際中央安在哉?!

願作漢奸緣底事，策同托派胡亂來；

野心斗禹超斯季，馬列離開路線歪！

在此詩下面，他還特別加注胡說：「毛澤東主張在國際上實行德、意、日同盟路線，在中國實行聯日聯汪反蔣的統一戰線，並宣布他『不怕別人罵他實行親法西斯的漢奸路線，也不怕做漢奸』。

」

王明在錯誤道路上越滑越遠。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親自與王明談話，但談不通，王明堅持認為黨中央抗戰方針是錯誤的，太左，但毛認為他太右，對資產階級讓步太多。

在運動中，王明生病，住進了中央醫院，但繼續寫詩「反毛言志」，誹滂整風運動和毛澤東，詩曰： 、

名為整三風，實為行四反；

一切為個人，其他都不管。

王明的態度受到全黨的批評，黨中央決定徹底清算王明教條主義錯誤。

1944年起，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討論黨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王明錯誤作出結論。

起草決議期間，王明正在家裡養病。

毛澤東沒忘記對他繼續挽救，組織最好醫生給他精心治療，同時，經常派人去做工作，幫助他認識錯誤。

王明也說：「在4月初，他就把《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送給我看了，他兩次派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和朱德來和我談話，他自己來過一次，他們都建議我寫一個聲明書，承認七中全會的決議是正確的，承認要『交代 自己的錯誤』。

」

1945年4月20日，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天，王明給任弼時寫了封長信，並請他閱轉毛澤東及七中全會各同志，在信中表示；「我完全服從這個決議……改正政治、組織、思想各方面嚴重錯誤」。

這是王明第一次公開檢查自己的錯誤，但認識並不全面，檢查並不深刻，而他能向黨中央表示承認、改正錯誤和服從歷史決議，對維護黨的團結和七大的勝利召開，也具有積極的意義。

隨後，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親自做工作，選舉王明為中央委員，王明在44人中得票倒數第二。

可是，王明後來談到自己為什麼聲明服從中央的決定呢?說是因為「反毛鬥爭還要長期進行下去」，是為了「保留黨的真相和反毛鬥爭的主要領導人」，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王明出爾反爾，表面上仍然是做一套說一套。

1949年3月，王明出席七屆二中全會，作了兩次發言，從八個方面歌頌了毛澤東報告。

同時，也作了一些膚淺的檢討，他說：「當時我的態度不好，對毛髮過脾氣」；「我的確想當大王，邏輯上得出的就是必然反毛，但心裡並不那樣想」，「我心裡也沒有想過當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提出不許我當總書記」。

並聲明：「今後一定拋開個人，不想責任，而好好想自己的缺點」。

黨中央深知王明出爾反爾、言而無信。

全會決定要他寫一個關於歷史錯誤的聲明書，提交政治局審閱。

他點頭上表示同意。

會後第三天下午，毛澤東親自到他家誠懇地幫助他，勸他寫聲明書。

之後，劉少奇代表政治局與之談話，希望他從速寫好聲明書。

但是，他一拖再拖。

10月23日，劉少奇再次與他談話，26日政治局作出決定，王明必須遵守二中全會決定寫出聲明書。

這樣，他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作出了一些聲明，但還沒向政治局寫出聲明書。

10月25日，他藉口去蘇聯治病，溜之跑也。

王明在蘇聯病情好轉後，於1953年12月9日回到北京，次年4月，因病再度住進北京醫院。

毛澤東關心他的病情，派劉少奇、周恩來等先後到醫院和家中看望。

1956年1月30日，王明再次赴蘇治病，從此再沒有回國。

1956年9月，黨的八大召開，大會繼續選舉王明為中央委員。

王明夫婦在蘇期間，中央辦公廳把他們工資換成盧布，每月都寄往蘇聯，對他們雙方父母4位老人，都給以幫助，還送往蘇聯團聚，並每月給王明夫婦相當的補貼。

1957年5月，王明的父親陳聘之病故，毛澤東指示安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墳前立「子，陳紹禹、陳紹偉，女，陳映民，立」的碑文。

11月，毛澤東訪問蘇聯，關心王明的養病情況，特意派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賴祖烈等前去看望王明。

但是，王明的病情好轉，可以回國工作時，卻不想回國。

毛澤東和黨中央為照顧他，也沒有催他，繼續供給他和全家生活上的一切費用。

幾年後，王明卻把黨和毛澤東對他的關懷與幫助置於腦後，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他開始公開攻擊中國共產黨以及毛澤東。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離世，死後出版《中共五十年》。

1983年9月5日，孟慶樹病逝於莫斯科。

王明和孟慶樹的兩個兒子仍留在莫斯科，都加入了蘇聯國籍。

（陳冠任原創，其他媒體未經許可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