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傳唱千年的諸葛亮《隆中對》,竟一開始就出現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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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諸葛亮是個英雄,這一點沒有人會懷疑;說英雄也經常會犯錯誤,諸葛亮也不例外,這一點同樣有人相信。
千百年來評騭諸葛亮功過得失的文章、言論不知幾何,稱得上是多如過江之鯽。
其中直言不諱批評諸葛亮的缺點失誤的亦不在少數,這種情況早在魏晉時代便已開始。
如《三國志》一書的作者陳壽就毫不客氣地指出,諸葛亮「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 ,並說諸葛亮的北伐中原純粹是「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云云。
▲諸葛亮(181年-234年10月8日),字孔明,號臥龍(也作伏龍),三國時期蜀漢丞相,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散文家、書法家、發明家。
諸葛亮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忠臣與智者的代表人物。
然而他們多糾纏於一些細枝末節,局限於講他軍事指揮水平不高,用兵過於謹慎膽小,用人不免摻雜個人感情因素,尤其是他不遺餘力地打壓能征慣戰的魏延更是為後人所詬議,事必躬親以致沒有及時培養好接班人,等等,卻放過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即諸葛亮的戰略思想從一開始就出現了失誤。
《隆中對》並不像論者所普遍認為的那樣,是什麼古代戰略預測和運籌思想的典範之作,是傑出軍事智慧的集中體現。
恰恰相反,它的基本戰略方針乃是建立在虛幻、空想的沙灘上面,即戰略籌劃的前提本身就是錯誤或說是不存在的,故而在實際操作中註定要碰壁。
正是它構成了諸葛亮一生悲劇命運的怪圈,不論諸葛亮怎麼拼搏,結果仍是跳不出這個怪圈,
「有意栽花花不發」,「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只好讓後人一掬同情之淚:「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
《隆中對》的核心,是建議在多極競爭中處於弱勢地位的劉備集團,乘天下動盪混亂之際,玩弄厚黑手段,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從劉表、劉璋等人的手中奪取戰略要地荊、益兩州,同時避免過早地和強敵直接碰撞,「跨有荊、益,嚴其險阻」。
在此基礎上調整好各種關係,坐大實力,為逐鹿中原、光復漢室準備條件,醞釀基礎,「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 。
然後等到「天下有變」,也即戰略時機成熟後,再分別以荊、益兩州為基地,兵分兩路,「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劉備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發動鉗形攻勢,進擊中原,消滅曹操,實現所謂「復興漢室」的戰略目標,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從邏輯上看,這個著名的戰略構想絲絲入扣,天衣無縫。
它既有全面具體的戰略預測和分析;
又有明確無誤的戰略目標和任務,內容充實的戰略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
更有執行戰略方針、實現戰略目標的基本戰略措施,真的是沒有料想不到的,沒有安排不好的。
無怪乎,古往今來,會有那麼多的人對它頂禮膜拜,推崇備至,盡用最動聽的言辭讚美它!
「孔明創蜀,決沈機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將帥之弘規也! 」
▲隆中對選自《三國志》作者陳壽西晉史學家,中國東漢末年,劉備三顧茅廬拜訪諸葛亮時的談話內容(促成三國鼎立的戰略決策)。
可是,常識告訴人們,「殘缺是美」。
有問題的「計劃」、有缺點的方案,才是具有可操作性、行得通的計劃與方案,相反,最完美的東西卻往往是最虛假的、最無用的。
完美(《孫子兵法》中稱之為「全」)無疑是一種美好的事物。
然而正因為它太美好了,太高尚了,故而只能是「夢中情人」,往往是畫餅充飢,望梅止渴,成為鏡里花,水中月,變得可遇而不可求。
在戰略上,如果處處求全,事事求備,就會不分主次,面面俱到,「眉毛鬍子一把抓」,結果必然是顧此失彼,進退難容,兩頭落空,正如《孫子兵法》所講的「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總之一句話,追求十全十美,結果常常是事與願違。
《隆中對》的優秀,是它的統計戰略構想系統完善,面面俱到,具體地說,就是:
1、
利用「天下思漢」的普遍心理,憑藉劉備身為「帝室之胄」的優越背景,作為政治資本,爭取政治上的主動,以與曹操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做法相抗衡。
2、
推行「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的方針,做好「外交」工作,為自己爭取安定的戰略後方和比較可靠的盟友,從而保證自身的安全,創造出有利於自己發展壯大的外部環境。
3、
「內修政理」,整頓吏治,清明政治,發展經濟,搞好內部建設,積蓄實力,文武並用,剛柔相濟。
然而,《隆中對》的最大弊病,恰恰在於它的完美與圓滿,從而成為一紙在實際行動中根本行不通的戰略假設。
這中間的問題,在於諸葛亮所設想的劉備集團既要「跨有荊、益」兩州,又要「外結好孫權」兩者之間的水火不容。
荊州北靠漢、沔兩水,南毗鄰華南,東與吳郡和會稽郡相連,西和巴蜀地區相通,自古以來便是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
誰控制了這一戰略要地,誰就可以四通八達,進退自如,攻守皆宜。
▲劉備(161年-223年6月10日),字玄德,東漢末年幽州涿郡涿縣(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西漢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三國時期蜀漢開國皇帝、政治家,史家又稱他為先主。
對荊、襄之戰略地位重要性的見解,古人多有共識。
如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顧炎武在《形勢論》中曾指出,
「竊以為荊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領;而兩淮、山東,其背也。
蜀據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僕從之。
蜀為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
趙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
陳亮言:荊襄據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關洛,楚人用之虎視齊晉,與秦爭帝。
東晉以來,設重鎮以扼中原。
孟珙言:襄樊,國之根本,百戰復之,當加經理。
蓋宋人之論如此……無荊襄不可以國,楚去陳徙壽春是也。
無淮南北,而以江為守則亡,陳之禎明、南唐之保大是也。
故厚荊襄急。
」
顧氏賦予荊襄在天下大勢中最高的地位,為「天下之吭」。
與荊襄之「吭」對應的蜀之「領」與兩淮之「背」,戰略地位則都要低一些。
顧氏還認可三位宋人極具代表性的言論,特別是宋將孟珙說「襄樊,國之根本」,以至於「無荊襄不可以立國」。
另一位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歷史軍事地理學家顧祖禹則在《湖廣方輿紀要序》說:「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
」
▲吳太祖大皇帝孫權(182年-252年5月21日),字仲謀,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人。
三國時代東吳的建立者。
建安十三年(208年),孫權與劉備建立了孫劉聯盟,於赤壁之戰中擊敗曹操,奠定三國鼎立的基礎。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孫權派呂蒙成功襲取劉備的荊州,使其領土面積大大增加。
荊州既然是軍事戰略利益之攸關,這就使得誰也不肯放棄占有它的企圖。
不但曹操方面要前來爭奪,而且江東的孫權也不會眼睜睜地看著這塊地盤落到劉備的手中。
這樣的形勢,註定了蜀漢要在保有荊州的前提之下,維繫和東吳的聯盟關係,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所以,只要劉備一天賴在荊州不走,孫權就會跟他沒完沒了,雙方聯盟破裂,兵戎相見,乃是無法避免的事情。
主和的魯肅主持東吳軍政時,秉持聯劉抗曹的宗旨,尚能委曲求全,隱忍不發,使雙方的關係不至於馬上徹底鬧僵,「然而肅之心,未遽忿羽而墮其始志也。
以義折羽,以從容平孫權之怒。
尚冀吳、蜀之可合,而與諸葛相孚以制操耳」 。
可是當魯肅去世,主戰的呂蒙接替魯肅號令三軍後,形勢遂急轉直下,大局糜爛,再也無法收拾了: 「(魯肅)身遽死而授之呂蒙,權之忮無與平之,羽之忿無與制之。
」
在這個棘手問題面前,不但關羽這樣的武將計無所出,就是智慧超群的諸葛亮本人也是束手無策。
畢竟在現實中魚與熊掌實難兼得,誰都不是容易被算計的傻瓜!
一旦孫劉兩家鬧翻臉,兵戎相見,那就不僅僅「外結好孫權」的願望要徹底破滅,曹操集團也會從中大漁其利;
而且從實力和地理形勢等綜合條件來看,輸家也肯定是劉備一方。
因為從實力上講,劉備的勢力與立國已三世的孫權政權相比,處於相對劣勢的地位,實力不逮,在戰爭中自然只能處於下風。
從地理形勢來說,荊、益兩州中間隔著大巴山、巫山,交通極為不便,戰事甫起,兩大戰區孤立分割,首尾遙隔,遠水不能救近火,相互間難以支援;
而荊州和孫權盤踞的揚州,在地理格局上則連成一片,形成相對完整的吳、楚地區,可以做到進退自如,配合默契。
從這個意義上看,地理形勢也是有利於孫權而不利於劉備。
與兵要地理條件不利相始終的是,劉備集團本來兵力就有限,而「跨有荊、 益」,實際上是將有限的兵力再加以分散,這誠屬用兵之大忌。
毛ZeDong指出:「其始誤於《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敗」,一語道破了其中的癥結。
▲諸葛亮墨跡拓本
戰局的發展果然證明了這一點,經過江陵之戰和夷陵之戰,孫權不僅一舉剷除了劉備勢力的頭號大將關羽,輕輕鬆鬆地從劉備手中奪回了荊州,而且還「火燒連營七百里」,徹底挫敗了劉備再占荊州的企圖,贏得了荊州爭奪戰的最終勝利。
蜀漢勢力「委棄荊州,退入巴蜀」之後,要再北伐中原,完成統一也就失去了基本的條件,這也意味著《隆中對》的戰略目標從此變成了水中月、鏡里花。
因為巴蜀畢竟是出入不易、偏居一隅的「獨守之國」,用於自守尚勉強可行,用於進攻則實屬艱難。
這一點古人早就有論說:「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
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
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
很顯然,以劍門相隔的四川盆地作為保境自守的根據地尚且不夠理想,更遑論以此為基地去進取中原,經營天下了。
益州之地的侷促與閉塞,決定了蜀漢的人力、物力處於劣勢。
用張儼《默記》的話說,「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指曹魏),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
這一現實,聰明睿智如諸葛亮者當然也心中明白:「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
而其主要對手曹魏,卻占有壓倒性的優勢,「據天下十倍之地」,「據牢城,擁精銳」,真可謂是「眾寡不侔,攻守異體」。
更為不幸的是,諸葛亮所面臨的敵方統帥,恰恰又是同樣具有雄才大略、智慧卓絕的司馬懿,「所與對敵,或值人傑」。
諸葛亮在軍事指揮能力上也有欠缺的地方,「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
王夫之也認同陳壽的觀點,指出陳壽對諸葛亮軍事才能的評價基本靠譜,「是其所為謀者,皆資形勢,以為制勝之略也。
蜀漢之保有宗社者數十年在此,而卒不能與曹氏爭中原者,亦在此……謀天下之大,而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者……當先主飄零屢挫,托足無地之日,據益州以為資,可也。
從此而畫宛、洛、秦漢之兩策,不可也。
陳壽曰:將略非其所長,豈盡誣乎!」
客觀形勢的不利,所遇對手的強悍加上自身指揮水平的局限,使得諸葛亮的北伐之舉雷聲大雨點小,只開花不結果,「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距離《隆中對》的戰略目標是越來越遠,遙遙無期。
既然《隆中對》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措施之間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跨有荊、益」和「外結好孫權」兩者之間是永遠無法接軌的敗筆,那麼它就是一個無法用具體行動來證實的怪圈,是一座沒有實際使用價值的空中樓閣。
脫離實際的理想,便是幻想;不能實現的計劃,等於空談;無法成功的戰略,實屬擺設。
諸葛亮走不出《隆中對》的怪圈,這意味著是諸葛亮自己終結了《隆中對》的前途。
這雖然令人遺憾,但是卻讓人信服。
可見,《隆中對》不但不是諸葛亮的光榮和驕傲,反而成了諸葛亮人生追求中的一大敗筆。
杜甫稱頌諸葛亮「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這作為同情之辭,可以理解;而作為篤評之論,當屬臆度。
當然,《隆中對》的不足,並不有損於諸葛亮的形象。
在人們的眼裡,諸葛亮的人格始終是偉大的,「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這種偉大集中體現為崇高之美,悲情英雄諸葛亮勇於向悲劇性命運挑戰,是不計成敗、知難而進、鍥而不捨、臨危不懼、九死不悔等高尚道德情操的化身。
用他自己的話講,便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大家熱愛他,崇敬他,主要不是衝著他的功業去的(歷史上比他功業顯赫的人多得去了,同時代的曹操論事功就遠遠超過了他),而更多的是對他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不悔」的英雄人格與獻身精神的仰慕和嚮往,即所謂「雲山蒼蒼,江水泱泱。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摘自《歷史名流-虛實之間的人物傳奇》,黃朴民(著),中國工人出版社授權合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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