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諸葛亮《隆中對》之成敗

論諸葛亮《隆中對》之成敗 內容提要：《隆中對》是諸葛亮軍事思想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古代觀察和解決戰爭問題的典範。

它對劉備勢力的發展及三分天下的局勢起著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

然而，近年來不少學者對《隆中對》提出異議。

本文就《隆中對》之成敗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妥之處，還望讀者指正。

關 鍵 詞：隆中對 諸葛亮 荊州 引　　言 「歷稽載籍，賢相林立，而名高萬古者莫如孔明。

」（1）千餘年來，諸葛亮以其非凡的智慧、忠貞的信念一直受著封建統治階級的讚揚和尊拜。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規，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

」（2）是「古來賢相中第一奇人。

」（3）其中，猶以他所作的《隆中對》為世人所稱讚。

公元207年，先主劉備屯新野，因徐庶推薦，「先立逐詣亮，凡三往，乃見。

」（4）諸葛亮在隆中向劉備闡述了東漢末年天下形勢和立國大計的一番談話。

在古往今來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儒林學者中廣為傳頌，顯示了他高瞻遠矚的雄才大略。

當時諸葛亮只有27歲，他是如何作出《隆中對》的呢？ 首先，我們應該了解諸葛家族。

諸葛亮本是屬於中小地主階級。

（5）「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漢末為太山郡丞，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

（6）其兄諸葛瑾，「漢末避亂江東，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司馬。

」（7）正因如此，諸葛亮有著廣泛的社會關係。

借用這些渠道，他的消息靈通，對天下大勢了如指掌，也對群雄混戰以來的成敗進行了認真的考察。

其次，諸葛亮自身具有很強的戰略意識與政治抱負。

他本著「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8）的精神，雖「躬耕隴畝」，卻「每自比管仲，樂毅。

」（9）他能觀察形勢，做到從全國總的戰局形勢和劉備自身勢力的根本出發，進行長遠考慮，統籌規劃。

隆中對成功之處 《隆中對》之所以被世人所稱頌，自有他成功之處。

首先，諸葛亮強調了「人謀」的重要性。

這是他在總結北方從群雄混戰到完成統一這一階段歷史所提出的結論。

正如他向劉備所言，「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

」（10）這便是指曹操施行「任天下之智力」（11）與「文武並用，英雄畢力」（12）等行之有效的政策。

劉備也正是聽取了諸葛亮關於「人謀」的建議，本著「為政之道莫大於用人」，

（13）「能盡時人之器用」（14）的態度，重視延攬人才，善於識人用人，使得蜀國一直都保持了相對穩定的局面。

其次，諸葛亮分析當時天下大勢：「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

（15）孫堅孫策起江左，袁紹袁術興河梁，劉焉父子據巴蜀，劉表軍旅屯荊襄，張燕張魯霸南鄭，馬騰韓遂守西涼，就連陶謙張繡公孫瓚，各逞雄才占一方。

但諸葛亮審時度勢，正確地認識了群雄混戰割據的形勢，特點和規律。

認為只有曹、孫兩家可以在群雄混戰中生存下來。

並且提出「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

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16）的正確策略。

同時，諸葛亮劃分了劉備統一戰爭的階段，特別是正確規定了第一階段的任務，先取荊州為家，後取西川建立基業。

「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

」（17）這一階段的任務，不是直接消滅曹操，而是轉弱為強，把劉備實力手段有限和統一全國目標過大之間的矛盾化解開。

第三，諸葛亮正確認識敵我，提出聯吳抗曹的路線，以保障跨有荊、益和抗曹的成功。

這也是三國鼎立數十年的基本原因。

《隆中對》的基本精神便是聯吳抗曹。

雖然後來也有過江陵、彝陵之戰，但蜀國始終是堅持這一政策不動搖的。

所以當劉備死後，諸葛亮立即「重申吳好」，（18）「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

」（19）鄧芝作為蜀國使者，對孫權提出「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

」（20）即使是在蜀後主建興七年（公元229年）孫權在建業稱帝，許多蜀漢大臣認為這是對蜀漢正統地位的挑戰，稱如承認孫權稱帝就等於放棄蜀漢正統的說法，主張與吳斷絕盟好時，諸葛亮也盱衡全局，權度名實，為群下作「絕盟好議」：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

今若加顯絕，仇我必深，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並其土，乃議中原。

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

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

若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於吳盟，皆應權變通，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忿者也。

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

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

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

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

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21） 正如周一良先生所說：「蜀國基本政策始終是在諸葛亮隆中建議的精神指導之下的」。

（22）第四，劉備從一個流亡軍閥到割據一方，建立政權，和魏吳形成鼎立局面，這與諸葛亮正確提出後方建設的策略是分不開的。

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指出：益州「民殷國富」、「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23）這就比經受戰爭破壞後的北方經濟占有優勢。

劉備入蜀後，更進一步開發了西南地區，堅持「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賦斂，無盡民財」。

（24）諸葛亮在北伐時，也注意後方建設，「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

（25）推行這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蜀漢出現了「田疇辟，倉庫實，器械利，蓄積饒」（26）的繁榮景象。

在當時，很多有先見的政治家，也看到了這一點。

例如魯肅初見孫權時說「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

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

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

規模如此，亦自無嫌。

何者？北方誠多務也。

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

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

（27）後吳將甘寧又向孫權獻策：「南荊之地，山川形便，江川流通，誠國之西勢也。

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

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

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

」（28）但此類推斷遠不如諸葛亮之《隆中對》深入具體。

隆中對之失策與局限性 儘管諸葛亮之《隆中對》有很多成功之處，但其仍存在不少失策和局限性。

毛澤東在評《二十四史》之《三國志》論諸葛亮之成敗時談到：「其始誤於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

」（29）毛澤東認為，諸葛亮之敗在於《隆中對》中所謂的兩路伐魏在戰略上分散了兵力。

在魏、蜀、吳三國中，蜀國力量最弱。

龐統曾謂劉備道：「益州國富民疆，戶百萬。

」（30）而同書同卷引《郡國志》曰：後主降魏時惟有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恐此所言百萬者是口而非戶也。

」（31）因此推之，時益州有口不過百萬，而中原人口682、4萬，約占全國人口60%。

（32）漢末十三州，魏占九州。

北伐以弱軍進攻強軍，兵力需要集中部署。

而諸葛亮《隆中對》卻雲兩路出兵。

所謂兩路出兵，即「命一上將將荊州以向宛、洛，劉備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

」

（33）此意在於一路主攻，一路鉗制。

但對勢力相對較弱的蜀國來講，漢中與荊州兩路攻魏，彼此相距一、二千里，過於遙遠，呼吸不能相通，戰役上不能配合。

而且，劉備長期跨有荊、益十分困難。

由於荊、益之間交通極為不便，經濟上不能融為一體，劉備在與東吳的衝突中，很難長期做到以荊制益或以益制荊，同時守住兩地而不丟失。

《隆中對》對此缺乏足夠的認識。

其次，荊州之兵北上宛、洛包含極大的危險。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用武之國。

」（34）從曹操、劉備、孫權三家的戰略意圖來看，荊州是三家必爭之地，是三角的焦點。

曹操想把荊州作為兼并江東的跳板，劉備想把荊州作為他將來出兵宛、洛，進圖王業的基地，而孫權也想奪占荊州作為他西防的要地。

赤壁之戰後，孫劉兩家瓜分荊州，孫權占有兩郡，劉備占四郡。

孫權為控制劉備，又向其借出南郡。

兩家共同抗曹，在戰後數年間維持著聯盟。

但劉備是個不甘雌伏的人，久懷獨立創業之心，不願聽從孫權驅使。

加之戰後孫、劉兩家皆有據有荊州、進圖巴蜀之心，這就加深了他們之間的矛盾。

這種矛盾隨著劉備占有兩川之地後更為突出。

《隆中對》對於荊州是東吳必爭之地缺少認識，因此鉗定攻魏方針時，僅從曹、劉鬥爭出發來考慮，未能在更大的的曹、劉、孫三角範圍內作出估計。

以至被呂蒙「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盡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

」

（35）孫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於臨沮。

」（36）荊州失陷。

並且，當時劉備、諸葛亮在選擇將領鎮守荊州時，也未考察周全。

關羽「剛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

」（37）作為荊州主將，本應貫徹連吳方針，卻盛氣凌人。

甚至在「孫權遺使為子索羽女」時，「羽唇罵其使，不許婚，」（38）同時輕視糜芳，傅士仁二將，致使「芳、仁咸懷懼不安，使人迎權」。

（39）江陵之戰失利，從根本上講是蜀國領導層對自身崛起後形勢的新變化缺乏認識，對於孫、曹淮南之爭暫停之後和北攻襄樊勝利後聯盟內部蘊藏的危險性及曹、孫政策的調整，缺乏高度警惕。

沒有看到關羽北攻襄樊越是勝利，對吳關係越是危險，也就越能促使他們聯合起來反對蜀國。

江陵之戰，劉備失去了北上宛洛的軍事基地，兩路攻魏化為泡影，蜀國力量大大減弱。

同時，諸葛亮對曹魏方面人心向背的變化，估計不足。

《隆中對》本想走光武中興的道路，扶漢興劉，它的戰略遠期計劃是建立在人心思漢的基礎上。

但是人心思漢是有時限的。

在曹氏政權草創之際，其統治階級內部確實存在著擁漢派可作為同情者。

但自從曹魏承認了士族有做官的特權之後，其統治得到了士族的擁護。

中原士族原有的擁漢派逐漸消失，新的矛盾不過是高堂隆所指出的「宜防鷹揚之臣子蕭牆之內。

」

（40）並且，隨著北方統一和社會趨向安定，人們渴望統一的願望基本實現，人心也就不再思漢。

「興復漢室，還於舊都」（41）的政治口號便成了一種過時的號召。

因此，魏蜀之戰實質上是兩個封建地主集團爭奪統治權的兼并戰爭，無正義或不正義之分，不是什麼「有道」伐「無道」，因而也就不能「得道多助」。

結 語 縱觀諸葛亮《隆中對》之成敗，我們應該認識到，《隆中對》的正確方面是主要的。

特別是第一階段的計劃是整個戰略的基礎，它成就了三分天下的局面，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第二階段計劃有一定的局限性與不足之處，但我們不能以此來抹煞諸葛亮《隆中對》的歷史作用。

正如王睿所言：「孔明創蜀，決沈機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將帥之弘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