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諸葛亮六出祁山而師勞無功？

諸葛亮在中國民間一直被視為智慧的象徵，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歷來為歷代統治者所推崇，千百年來民間和官方對諸葛亮的讚譽可以說是車載斗量，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里更是將諸葛亮加以神化，成為三國智慧第一人。

那麼為什麼諸葛亮六出祁山都是勞師無功，最終命喪五丈原呢？

首先說，六出祁山並不是六次都從岐山出兵，「六出祁山」只是諸葛亮北伐的代名詞。

根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諸葛亮分別在後主建興六年春、六年冬、七年、九年、十二年先後五次北伐，除了第一次和第四次從岐山出兵，其次從漢中、斜谷和散關出兵，雖有斬獲，但終因種種原因無功而返。

我們有很多人誤把《三國演義》當作史書來看，如《三國演義》里官渡之戰袁紹的兵力竟然達到70萬（實際不過10萬人），曹操在赤壁之戰的參戰兵力達到了驚人的83萬（曹操原有的青州兵加上荊州降兵，實際不過20多萬），劉備對東吳進攻的夷陵之戰兵力竟達到70萬（大概只有7、8萬的樣子），這都是羅貫中藝術加工和虛構的結果。

因此我們需要以《三國志》和《晉書》的部分作為參考來輔助研究三國。

我們研究三國就必須搞清楚魏蜀吳三國的實力對比，由於三國的戶籍統計制度不夠完善，很多對豪門大戶有人身依賴的人口並沒有被完全統計在內，而由於秦漢兩朝都有遷豪右於都城的傳統，因此北方地區應該集中了全國的豪強，像後來的南朝的世家大族如王家和謝家也都是西晉滅亡後南渡長江的，他們的「部曲」極有可能沒有列入統計，因此我個人覺得曹魏的人口可能比統計人口相對更多一些。

因此現在史學界包括歷史教科書中所說的三國時期人口兵力對比「蜀國28萬戶，94萬人，有兵10萬人；魏國有52萬戶，440萬人，有兵50餘萬，吳國在280年幼52萬戶，230萬人，有兵23萬」中的人口記載並不準確，但兵力應該是實際情況相差不大，但三國間的實力強弱還是可以看出來的。

魏國：

從三國管轄區域上看，魏國占據了當時的青、幽、冀、徐、雍、涼、司、豫和荊州的北部。

曹魏的轄區看似面積不大，但曹魏所占的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最先開發的地區，可以說在安史之亂以前，北方才是中國的經濟和人口分布重心，曹魏基本上占據了當時四大經濟分區中經濟最發達人口最稠密的山東和山西以及可以組建大規模騎兵所需馬匹的來源地的龍門碣石以北地區。

這樣曹魏不但人口和經濟實力在三國中最強，而且曹魏是三國中唯一可以組建大規模騎兵突擊兵團的政權，曹魏也是三國中對轄區控制力最強的，是三國唯一一個可以有效對轄區建立完善有效的郡縣制度的，北部雖有匈奴和鮮卑等少數民族威脅，但北部遊牧民族在漢朝歷代的經營打擊下並不足以威脅曹魏政權。

東吳：

東吳大致占據了古九州中的荊州、揚州和交州，面積在三國中不算小，可是經濟實力和人口主要集中於長江中下游沿岸特別是今天的滬寧杭地區和荊州附近。

今天我們看南方地區集中了我國現在四大一線城市「北上廣深」中的三個，經濟實力好生了得，可是三國時的上海還是長江里的泥沙，廣州和深圳也是出於原始的未開發狀態。

交州在當時算的上是蠻夷之地，當地的主要居民是古越人，中原文化和政權統治仍不鞏固，同時東吳境內的山越人經常襲擾東吳，也牽制了東吳相當部分兵力；加上東吳境內河流湖泊眾多（中國幾千年來的河流和湖泊的數量和面積是呈逐漸下降趨勢的，三國時期的南方水域面積比今天更大，如曾為漢武帝的陳皇后做過膾炙人口的《長門賦》的西漢大文學家司馬相如在《子虛賦》有「雲夢者八九百里」，而今的洞庭水域面積不過2700平方公里，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南方水域之廣），

密集的河網造成了交通極度不便，限制了經濟發展和政府對轄區的管轄力，也決定了東吳水軍為主要兵力的兵力結構，

而水軍是沒有條件對曹魏進行攻擊的，溯流而上進攻蜀漢更是行不通，國力和兵力結構決定了吳國主要採取全面防禦和局部地區重點進攻，東吳在爭奪淮河流域重鎮合肥的嘗試失敗後，基本上沒有採取對曹魏的大規模戰略進攻。

而且孫權在晚期就其繼承人的選擇問題，造成了東吳政權內的官員隊伍的分化，甚至氣死堪稱東吳中流砥柱的陸遜，使東吳大傷元氣。

蜀漢：

蜀漢只占領古九州中的益州，貌似占有了四川的大部、重慶、陝西南部、貴州大部和雲南等西南地區，其實核心統治區只有成都平原的成都、都江堰以及漢中地區。

貴州、雲南地區仍屬蠻荒之地，山丘縱橫，道路崎嶇，交通極度不便，經濟上也相對落後，人口以當地土著居民為主，中原王朝的勢力無法滲透進來，從秦朝到元朝對廣大的西南地區都基本上採取羈縻政策，無法向國家提供賦稅。

只有到了明朝中後期，由於人口的加快增長，人口壓力呈現，政府鼓勵移民西南地區，湧向西南地區的大批來自中原的移民迅速的改變了當地的人口結構，漢族在人口數量上開始處於優勢，在政府的武力支持下完成漢化，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施的「改土歸流」政策，徹底的鞏固了中央政府對西南地區的統治。

因此我們看到諸葛亮在北伐時，首先進入南中地區招降、安撫了當地的蠻人。

毛主席曾說過「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爭鬥，歷朝歷代朝代都存在黨爭，蜀漢政權也存在嚴重的派系鬥爭，以諸葛亮為首、蔣琬、費禕等為骨幹的荊州派和以法正、許靖、李嚴、孟達為代表的益州派之間的鬥爭，嚴重影響了蜀漢政權的穩定，益州地方實力派由於被排出權力核心外，從心底里從蜀漢政權並不全力支持，使本就實力薄弱的蜀漢政權更加弱勢。

從絕對實力對比上看魏蜀吳三國實力之比大概為4：2：1，從實力上可以說相差懸殊。

我們都知道攻防雙方實力比一般只有超過3：1的時候才可以發動成功的進攻，孫劉聯盟使曹魏無法對蜀吳形成隋朝滅陳那樣的絕對優勢，但曹魏政權統一天下也只是時間問題，只不過被司馬家撿了個漏，正如新版《三國》里司馬懿讓他的孫子司馬炎背的書「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

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

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

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榆下，迎而欲彈之。

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掘株也」那樣。

荊州的失守是三國時期繼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後又一個對三國局勢有著深遠影響的重大事件，

據《三國志.蜀書.關張馬黃趙傳》記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

是歲，羽率眾攻曹仁於樊。

曹公遣于禁助仁。

秋，大霖雨，漢水泛溢，禁所督七軍皆沒。

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

梁、郟、陸渾群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

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

」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

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自己。

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

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

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

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

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於臨沮。

可見赤壁之戰後曹魏被迫進行戰略收縮、蜀漢政權在奪取荊州、益州、漢中等地勢力膨脹呈戰略進攻態勢，曹操甚至被關羽逼得要遷都，但荊州的失守是這一切成果都化為泡影，從此蜀漢失去了三國中的戰略主動權，喪失了逐鹿中原的可能，三國進入了整體國力硬對抗的階段。

在軍事戰略上，荊州的失守使《隆中對》中

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諸葛亮所說的蜀軍的從益州和荊州兩路伐魏的大軍少了荊州一路，使蜀漢政權的軍事戰略出現了嚴重缺陷；一是荊州的失守使孫劉矛盾明面化，隨後的夷陵之戰的失敗使蜀漢政權的地盤和軍力損耗近半，而且造成孫劉聯盟之間嚴重的裂痕，劉備不久後在白帝城含恨去世，其後的諸葛亮北伐東吳政權基本上沒有起到配合蜀軍、牽制魏軍的作用；

二是荊州的失守使蜀軍進攻方向失去了不確定性，本可以一路佯動牽制魏軍、一路主攻以達到集中兵力進攻的目的，但荊州的失守使蜀軍進攻路線的不確定性完全喪失，荊州的失守使蜀漢失去了統一天下的可能。

三是荊州相對於益州，更具備北伐的條件，不但距離曹魏統治中心較近，而且後勤壓力較小。

從發動軍事行動的條件和進攻路線上來說，有一句歷史名詞叫做「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的閉塞環境容易滋生封建割據，也容易造成百姓和統治者的偏安，因為封閉險要的地形給域外勢力的軍事行動造成困難，當然也會造成割據政權對外用兵的極大困難。

歷史上四川地區先後出現了南北朝時的成漢、五代十國時期的前蜀、後蜀、元明之交的大夏政權，

而且割據四川的政權最終滅亡都是由於政治上的腐敗造成的軍事失敗，所以唐玄宗在安史之亂、唐僖宗在黃巢之亂中都不約而同的選擇了逃亡四川。

兵法上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就是說打仗首先打的其實是後勤。

蜀軍走過艱難的蜀道和縱橫千里的秦嶺才能進攻關中魏軍，「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千里運糧，蜀軍的糧草難以保障，蜀軍不具備持續北伐的條件，除非可以做到迅速殲滅魏軍，但顯然做不到，那麼長時間用兵帶來的巨大後勤壓力可想而知。

第二次北伐中李嚴沒有做好籌糧工作，使北伐缺糧被迫撤軍，有人說這是蜀漢政權的荊州集團和益州集團的政治鬥爭，李嚴作為一個劉備的託孤重臣，肯定擁有一定的政治智慧，不可能犯這種低級錯誤被對手抓住把柄，只能說明籌糧工作確實很難。

我們會發現糧草問題始終是北伐無法妥善解決的最大難題，而與蜀軍對峙的曹魏西北軍團可以以逸待勞，就近獲得來自關中平原的糧草補給，洛陽附近的曹魏中央軍團也可以通過騎兵部隊快速增援關中。

從諸葛亮北伐的兵力來說，由於蜀國史料的短缺，兵力的準確數字很難考證，

《晉書.宣帝紀》（司馬懿被司馬炎追尊為宣帝）中記載「二年，亮又率眾十餘萬出斜谷，壘於郿之渭水南原。

」

青龍二年即公元234年，對應諸葛亮最後一次北伐，但10餘萬這個數字明顯不足以採信。

以蜀國不過10萬的總兵力，怎麼可能出傾國之兵與魏軍鏖戰呢，蜀國的國力也不足以支撐如此規模的軍隊遠征，這應該是西晉統治者為了突出司馬懿的作用而誇大了諸葛亮北伐人數。

兵法上講究「奇正結合」，從蜀國國力和後勤補給能力來看，蜀軍可以出動最大規模的北伐兵力當在5萬人左右，而且沒有援兵作為補充，而關中地區的魏軍可以維持在10萬人的規模，駐守洛陽的中央機動兵團可以隨時馳援，這樣就決定了蜀軍北伐採取正面對抗是很難成功的；由於蜀國孱弱的國力和有限的軍事實力，諸葛亮又不願以本就少的可憐的本錢來出奇兵冒險，因為蜀國輸不起，這樣蜀軍其實就陷入了一個戰略和戰術的兩難困境。

至於有些人說諸葛亮是政治家而不是軍事家，對此種看法我不能苟同，任何人在諸葛亮的位置上也很難做的更好，以諸葛亮之智力，未嘗不明白北伐能獲得成功，他只是作為傳統士大夫「士為知己者死」的氣節，感念先主劉備的知遇之恩，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