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借荊州」 給孫權出了個大難題

孫權劉備

建安十四年，劉備親自到京口（今江蘇鎮江市），求見幾乎小他一輩的東吳掌權人孫權。

對於劉備這一次的京口之行，在《三國志·蜀志·先主傳》中說的是:「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

」可是，在《魯肅傳》中說的卻是:「（劉）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

」由此可見，劉備的這一舉動，表面上看來是維護兩家的戰略夥伴關係，實際上卻是要求孫權將荊州全部讓給他。

聯繫到後文「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的語意來看，可見劉備所求「借」的，即為據南郡治所江陵而統領其荊州轄區的行政權力--這也就是古往今來三國歷史上的所謂「劉備借荊州」。

江陵縣置於秦朝，初為秦置南郡的治所。

漢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朝廷發布詔令，將全國分為十三州，荊州刺史部作為十三州之一，只是中央監察機構的一個分支。

到了漢元帝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朝廷將刺史改為牧民之官，即開始擁有了馬治軍、下馬治民的行政權力，而地方政權遂演變為州、郡，縣三級制。

據唐朝余知古所撰《渚宮舊事》記載:「初，漢置荊州，雖刺史乘傳車，猶以江陵為治所。

漢末，劉表作牧，懼江南宗賊，遂鎮襄陽。

」到了東漢末年，劉表出任荊州刺史，他在南郡望族蒯氏兄弟蒯良與蒯越的支持下，以詐謀誅除了荊州「江南宗賊」（湘沅一帶聚族而居的豪族大姓），平定了江南的零陵、長沙等郡，為避開仇家行剌，便將州治移襄陽，但江陵城也就是荊州城的概念，便隨著歷史的變遷而被鎖定在這一片上地上了。

此間，無淪是東吳南郡太守周瑜屯據也好，還是劉備求「借」也好，指的也都是以占據這座城池為標誌進而全面控制對荊州的領轄權。

孫權

劉備給孫權出了個大難題:

若是不允，數萬精銳之師孤懸於劉備的三面圍困之中；

再說，曹操新敗，也不能不擔心他捲土重來，橫施報復。

但要是允許「借」出去，這豈不是犯了立國大忌？！

事實上，孫權承襲父兄留下的基業，早在赤壁之戰前就已將荊州視為自己立國的屏障。

他在建安八年滅掉江夏（治今湖北鄂城）太守黃祖以後，就立足於夏口(今漢口)，試圖溯江西上打開進入荊州的門戶，並打算在相機吞併荊州後再向益州(治所成都)發展。

建安十三年當曹操由江陵準備沿江東進之際，位於長江中下游地區東吳政權，無疑便受到了來自南郡的嚴重威脅。

孫權只是在聽取了周瑜、魯肅的諫言後，才決定聯合劉備、共同抗曹的。

三國演義

如今，一場大仗下來，圍繞著利益分配上出現的新問題，反倒是成了大贏家的劉備竟提出要借荊州，這就理所當然地令獲益最少的孫權特別感到憋屈。

這時，年方十七歲的孫權表現出了少有的沉穩和老練。

他派出使臣對來劉備說:「前不久，周瑜和甘寧都建議我們主公進軍成都，現在看您是否可以跟我們聯手入川，滅掉劉璋，反正東吳也還可能越過荊州而占領益州，那麼以後益州也就可以為您據作己有了。

」此間出任益州牧的劉璋是個無所作為的昏庸之人，他雖然管轄著包括今四川、雲南、貴州大部分屬地及陝西漢中地區，但由於只依賴追隨其父入川的南陽、關中人土，而與當地土著世家望族的關係搞得很僵。

按照諸葛亮《隆中對策》中所提出的戰略意圖，劉備此向其實早就在部署伺機向益州發展了，這時，他手下的荊州主簿殷觀出頭當面駁斥吳使的提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

」

隨後，殷觀私下裡對劉備說，如今，主公不妨表面上贊同其前往伐蜀，而只說我們剛剛有了這麼一點地盤，立足未穩，不可輕動，東吳必定不敢擅自過越荊州而獨自取蜀。

認為他忠心耿耿，是個信得過的人「遷觀為別駕從事」。

（《三國志·蜀志·先主傳》）後來，劉備見到孫權，甚至還假作戚色，偽稱道:「備與璋托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

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

若不獲請，備當放發歸於山林。

」（《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這樣一來，孫權當然也就不好再說什麼，只好不再提這件事。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大破馬超，占據關中地區，並派兵進攻漢中張魯。

劉備應益州牧劉璋之邀，趁機率軍入蜀，留關羽等守荊州。

三年後，劉備正式取劉璋而代之，占據了益州。

孫權聽到這個消息，雷霆震怒，罵道:「猾虜乃敢挾詐！」於是便開始著手準備用武力奪回荊州--這是後話，不過在當時，孫權顯然還是被劉備的這一番說辭所「忽悠」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