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三國中「借荊州」背後的歷史真相

荊州是自古兵家必爭之地，三國時期的各國競爭尤其激烈。

「借荊州」一事在三國歷史上十分著名，今天就來看看此事背後的歷史真相。

赤壁之戰期間，孫、劉聯軍以弱勝強，大敗曹軍水師於長江中游地區，迫使本已控制南郡的曹操勢力不得不放棄南下及東進之戰略意圖，據守襄陽。

當曹操北歸之後，圍繞著當時荊州南郡所在地江陵城的歸屬問題，孫劉兩家隨即展開了一系列的角逐，由此使得劉備關於向孫權「借荊州」的舉措，成為這一階段直接影響到三國鼎立局面形成的焦點所在。

所以，在曹操自北面虎視耽耽地注視著這一紛爭走勢新動向的條件下，孫、劉兩家依此而在政治、軍事、外交上所進行的博弈，實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有著極為敏感且關乎全局的重大作用。

周瑜「屯據江陵」戰功卓著

赤壁之戰結束後，曹操率大軍北歸，留在南郡的部屬僅有三支人馬，即分別為守江陵的行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屯當陽的行奮威將軍滿寵，屯襄陽的折衝將軍樂進等；另外，還有江夏太守文聘在當地行使其地方政權的職能。

劉備和周瑜追到到南郡，二人巡視完戰場態勢，劉備對周瑜說:「（曹）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為疾害。

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為從夏水人截仁後，仁聞吾入必走。

」周瑜聽從了他的這個建議，便以二千兵馬隨著劉備去截斷南郡與襄陽之間的通道。

（《三國志·吳志·周瑜傳》）

劉備建議中所提到的夏水，其古河道位於江陵城東南面（今荊州市沙市區），經豫章口注入長江，再東北行連通漢水。

期間，劉備「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范、零陵太守劉度皆降。

」（《蜀書》）事實上，他這種向東漢朝廷呈表建言、說是請求由劉琦出任荊州刺史的做法，只不過是在形式上走一走過場罷了。

試想，在那種群雄逐鹿、刀兵相向之際，這類由誰來做刺史之事，根本就勿須讓朝廷批准，再說這個朝廷還正在曹操的控制之下，所以也用不著誰來批准。

顯而易見，劉備這個所謂的「表」，也就是據此而昭告天下，為其仗著前荊州牧劉表長子劉琦的名義，南征原歸荊州所屬的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等四郡而獲取合法權。

劉備耍了一招金蟬脫殼之計，「南征」去了，可南郡還在曹仁與徐晃手中呀！這時，東吳方面派出的聯軍前敵總指揮周瑜正率領三萬精兵，在南郡的郡治江陵與曹仁隔江相對呢。

所以此番真正領兵北上，去截斷南郡與襄陽之間曹軍後勤補給通道的是關羽。

「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

」（《李通傳》）應當說，曹軍此間留在南郡境內的兵力依然不弱，要不周瑜與其副手程普怎麼也不會跟他們針鋒相對將近一年，居然還不能攻下江陵呢？正是有了這個空檔，才給劉備留下了可乘之機。

為了打破對峙的僵局，周瑜派遣東吳大將甘寧前往攻打夷陵（今宜昌）。

曹仁也是曹操帳前一位能征慣戰的主將，他見夷陵告警，當即分出一支騎兵西出江陵，搶在面前去圍攻甘寧。

甘寧勢弱，招架不住，向周瑜求援。

周瑜用呂蒙之計，留淩統在江陵與曹仁對峙，自己親自領兵前往援救甘寧。

在戰鬥中，周瑜的右胸為流矢所傷，傷勢嚴重，於是不得不倉皇退兵。

坐鎮江陵的曹仁聽說周瑜受傷臥床不起，趕緊領兵出城，麾軍布陣，要來攻打東吳營壘。

周瑜見軍情危急，只好帶傷忍痛披掛齊整，在手下一班將領的護衛下巡行軍營，以激揚士氣……後來，由於關羽率領的部隊出沒於襄陽至江陵區間的漢水流域一帶，給曹軍的後勤補給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曹仁見當面之敵無機可乘，而自己一方又窮於應付，無計可施，最後只有於建安十四年（公元 209 年）棄守江陵，退據襄陽。

到此，赤壁之戰總算取得了一個圓滿的成果。

這一仗之所以能夠大獲全勝，首先應當歸功於周瑜的正確指揮，以及東吳全軍上下的同仇敵愾，力戰退敵。

尤其是到了後期，周瑜帶傷臨陣，表現出臨危不俱的大將風度，故戰後孫權以取南郡之功，「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

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為奉邑，屯據江陵」 （《三國志·吳志·周瑜傳》）

同時，孫權又以程普為江夏太守，鎮守沙羡（今湖北武昌西金口），於是基本上算是控制住了長江中游地區，為此使江東政權的西部屏障更加鞏固。

劉備「南征四郡」成為大贏家

鑒於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太守金旋、長沙（治今湖南長沙南）太守韓玄、桂陽（治今湖南郴縣）太守趙范、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北）太守劉度等原先便歸屬於劉表，而此間的劉表長子、荊州刺史劉琦正歸附於劉備，所以這四個人只需向劉琦表示歸順之後，那麼武陵、長沙、趙范、零陵四郡，便在名義上臣服於了劉備。

換句話說，劉備的所謂「南征四郡」，實際上只是依靠著重兵壓境，並沒有費多大的力，兵不血刃便順理成章地接受了四郡之地，算得上撿了個大便宜。

不久，「琦病死，群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

」（《三國志·蜀志·先主傳》）大半生顛沛流離、苦於沒有立足之所的劉備，那一陣猛地變成一個政治暴發戶，這可真是叫人喜出望外了！

江南四郡平定之後，劉備占有了賴以立足、發展的根據地，於是便自說自話地以荊州牧的名義，論功行賞，封拜元勛，在公安組建了荊州牧名副其實的行政機構。

他以關羽為襄陽太守，張飛為宜都太守，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而督領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劉備的這種布置格局實可謂用心良苦:此間，襄陽尚在曹操的掌控之中，劉備讓關羽為襄陽太守，其任職形式看是形同虛設，但由於關羽實際控制區域也在襄陽至江陵的漢水流域一帶，所以也算與襄陽沾上邊了。

與此同時，劉備再分割控制於自己手中南郡以西的數縣之地，另置宜都郡，定治所夷陵（今宜昌），派張飛為宜都太守，於是從南郡地面上又生生地切下一塊來，讓自己與東吳駐軍形成犬牙交錯的態勢。

宜都郡的設置，充分體現出劉備悉心保障荊州將來作為攻取益州之戰後方基地的戰略眼光。

換句話說，即使是當劉備取得益州之地後，位於南郡西側的宜都便成為他橫跨荊、益的機樞要地，一旦荊州有何風吹草動，他馬上就得火速率主力沿長江順流而下，以確保自己據以立足的根基。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此間正式意義上的南郡太守，便是東吳大將周瑜--如此一來，這位僅僅只「屯據江陵」的東吳軍統帥一下子便被置之於極為尷尬的境地之中:南面受制於公安的劉備，西面受制於宜都的張飛，北面受制於荊襄之間的關羽……三面受扼的艱危處境，使得周瑜駐紮在江陵周圍的全部人馬，就只留下東邊的一條通道了。

成了個大贏家的劉備，當然知道江陵地位和作用。

對於這一點，《三國志·魏書·賈詡傳》早就通過曹操的謀臣賈詡之口，對其作了充分的描述。

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領荊州後，打算順江東下，一舉蕩平東吳政權。

賈詡勸諫說:「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士樂業，則可不勞眾而江東稽服矣。

」依照賈詡的說法，曹操根本就勿須對東吳用兵，只需利用江陵這一帶廣袤的土地、豐富的物產，一門心思地搞好地方政權，就是以使孫權「稽服」了。

可惜，曹操聽不進賈詡的這番話，一味地企圖炫耀武力，結果弄得赤壁一戰大敗而歸。

反過來，這也證實了江陵在當時對東吳政權的極端重要性。

劉備占了上風，基本上具有了與東吳孫權平起平坐地盤和實力的，由此就難免再生得隴望蜀之心。

孫、劉兩家的關係，已經完全因赤壁之戰後各自勢力範圍出現的新動向，而再度變得朴朔迷離起來。

「借荊州」給孫權出了個大難題

建安十四年，劉備親自到京口（今江蘇鎮江市），求見幾乎小他一輩的東吳掌權人孫權。

對於劉備這一次的京口之行，在《三國志·蜀志·先主傳》中說的是:「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

」可是，在《魯肅傳》中說的卻是:「（劉）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

」由此可見，劉備的這一舉動，表面上看來是維護兩家的戰略夥伴關係，實際上卻是要求孫權將荊州全部讓給他。

聯繫到後文「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的語意來看，可見劉備所求「借」的，即為據南郡治所江陵而統領其荊州轄區的行政權力--這也就是古往今來三國歷史上的所謂「劉備借荊州」。

江陵縣置於秦朝，初為秦置南郡的治所。

漢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朝廷發布詔令，將全國分為十三州，荊州刺史部作為十三州之一，只是中央監察機構的一個分支。

到了漢元帝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朝廷將刺史改為牧民之官，即開始擁有了馬治軍、下馬治民的行政權力，而地方政權遂演變為州、郡，縣三級制。

據唐朝余知古所撰《渚宮舊事》記載:「初，漢置荊州，雖刺史乘傳車，猶以江陵為治所。

漢末，劉表作牧，懼江南宗賊，遂鎮襄陽。

」到了東漢末年，劉表出任荊州刺史，他在南郡望族蒯氏兄弟蒯良與蒯越的支持下，以詐謀誅除了荊州「江南宗賊」（湘沅一帶聚族而居的豪族大姓），平定了江南的零陵、長沙等郡，為避開仇家行剌，便將州治移襄陽，但江陵城也就是荊州城的概念，便隨著歷史的變遷而被鎖定在這一片上地上了。

此間，無淪是東吳南郡太守周瑜屯據也好，還是劉備求「借」也好，指的也都是以占據這座城池為標誌進而全面控制對荊州的領轄權。

劉備給孫權出了個大難題:若是不允，數萬精銳之師孤懸於劉備的三面圍困之中；再說，曹操新敗，也不能不擔心他捲土重來，橫施報復。

但要是允許「借」出去，這豈不是犯了立國大忌？！

事實上，孫權承襲父兄留下的基業，早在赤壁之戰前就已將荊州視為自己立國的屏障。

他在建安八年滅掉江夏（治今湖北鄂城）太守黃祖以後，就立足於夏口(今漢口)，試圖溯江西上打開進入荊州的門戶，並打算在相機吞併荊州後再向益州(治所成都)發展。

建安十三年當曹操由江陵準備沿江東進之際，位於長江中下游地區東吳政權，無疑便受到了來自南郡的嚴重威脅。

孫權只是在聽取了周瑜、魯肅的諫言後，才決定聯合劉備、共同抗曹的。

如今，一場大仗下來，圍繞著利益分配上出現的新問題，反倒是成了大贏家的劉備竟提出要借荊州，這就理所當然地令獲益最少的孫權特別感到憋屈。

這時，年方十七歲的孫權表現出了少有的沉穩和老練。

他派出使臣對來劉備說:「前不久，周瑜和甘寧都建議我們主公進軍成都，現在看您是否可以跟我們聯手入川，滅掉劉璋，反正東吳也還可能越過荊州而占領益州，那麼以後益州也就可以為您據作己有了。

」

此間出任益州牧的劉璋是個無所作為的昏庸之人，他雖然管轄著包括今四川、雲南、貴州大部分屬地及陝西漢中地區，但由於只依賴追隨其父入川的南陽、關中人土，而與當地土著世家望族的關係搞得很僵。

按照諸葛亮《隆中對策》中所提出的戰略意圖，劉備此向其實早就在部署伺機向益州發展了，這時，他手下的荊州主簿殷觀出頭當面駁斥吳使的提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

」隨後，殷觀私下裡對劉備說，如今，主公不妨表面上贊同其前往伐蜀，而只說我們剛剛有了這麼一點地盤，立足未穩，不可輕動，東吳必定不敢擅自過越荊州而獨自取蜀。

認為他忠心耿耿，是個信得過的人「遷觀為別駕從事」。

（《三國志·蜀志·先主傳》）

後來，劉備見到孫權，甚至還假作戚色，偽稱道:「備與璋托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

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

若不獲請，備當放發歸於山林。

」（《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這樣一來，孫權當然也就不好再說什麼，只好不再提這件事。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大破馬超，占據關中地區，並派兵進攻漢中張魯。

劉備應益州牧劉璋之邀，趁機率軍入蜀，留關羽等守荊州。

三年後，劉備正式取劉璋而代之，占據了益州。

孫權聽到這個消息，雷霆震怒，罵道:「猾虜乃敢挾詐！」於是便開始著手準備用武力奪回荊州--這是後話，不過在當時，孫權顯然還是被劉備的這一番說辭所「忽悠」住了的。

孫權採納周瑜臨終遺言的無奈抉擇

劉備提出要借荊州，最為犯難的莫過於東吳的軍前主帥周瑜。

此前，在東吳軍歷時長達一年的南郡圍攻戰期間，由於周瑜分身乏術，因此他明知劉備要去占領江南四郡，卻眼睜睜地無可奈何。

如今，雖是屯駐在江陵，卻也只是孤城一座。

面對著如此窘困的侷促之境，劉備的咄咄逼人簡直是讓這位東吳的南郡太守如坐針氈！

周瑜到底不慚為當時東吳最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暗自盤算:自己手中只控制有南郡的江陵、夷陵和江南的長沙幾個縣，另外周泰在武陵最北端也只占有一點地盤，若要是真跟劉備動起武來，甚至連回軍東歸的路極有可能斷掉！所以，正是當劉備親自到京口求見孫權時，他便跟孫權寫了一封信，匯報對於這件事的應對方略:「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

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

」他是極力反對出借荊州的，在信中，他苦口婆心地說:「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三國志·吳志·周瑜傳》）這就是希望讓孫權用羈縻手段困住劉備，讓他與關羽、張飛分開，再由自己挾主帥之威，將這二人驅上戰場……那麼，這件事或可便能搞定了。

畢竟，此時孫、劉兩家還與北方的曹操處於戰爭狀態。

孫權一則考慮到劉備還有可借驅策的用處，再則擔心周瑜說的這套方法根本不起作用，貿然行事反倒傷了雙方的和氣，所以沒有採納周瑜的計謀。

建安十五年，周瑜專門回了一趟京城，向孫權提出「得蜀而並張魯」的戰略計劃，請求西取益州，進窺漢中。

他打算這次出軍西進，邀劉備一同前往，一旦打下劉璋的益州與張魯的漢中後，便留下劉備固守這兩處地方；到那時候，再與孫權合兵一處，去攻奪襄陽，如此東西並舉，以圖曹操（「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

如此一來，東吳便不僅可獨占荊州八郡之地，甚至還可北伐宛、洛，問鼎中原。

孫權採納了這個方案，周瑜也返回江陵指揮部隊整治行裝，不料在歸途中走到馬丘這個地方，竟一病不起，含恨去世，時年僅3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