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贏家：「借荊州」前後孫劉兩家爭鬥真相（二）

「借荊州」給孫權出了個大難題

建安十四年，劉備親自到京口（今江蘇鎮江市），求見幾乎小他一輩的東吳掌權人孫權。

對於劉備這一次的京口之行，在《三國志·蜀志·先主傳》中說的是:「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

」可是，在《魯肅傳》中說的卻是:「（劉）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

」由此可見，劉備的這一舉動，表面上看來是維護兩家的戰略夥伴關係，實際上卻是要求孫權將荊州全部讓給他。

聯繫到後文「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的語意來看，可見劉備所求「借」的，即為據南郡治所江陵而統領其荊州轄區的行政權力--這也就是古往今來三國歷史上的所謂「劉備借荊州」。

江陵縣置於秦朝，初為秦置南郡的治所。

漢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朝廷發布詔令，將全國分為十三州，荊州刺史部作為十三州之一，只是中央監察機構的一個分支。

到了漢元帝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朝廷將刺史改為牧民之官，即開始擁有了馬治軍、下馬治民的行政權力，而地方政權遂演變為州、郡，縣三級制。

據唐朝余知古所撰《渚宮舊事》記載:「初，漢置荊州，雖刺史乘傳車，猶以江陵為治所。

漢末，劉表作牧，懼江南宗賊，遂鎮襄陽。

」到了東漢末年，劉表出任荊州刺史，他在南郡望族蒯氏兄弟蒯良與蒯越的支持下，以詐謀誅除了荊州「江南宗賊」（湘沅一帶聚族而居的豪族大姓），平定了江南的零陵、長沙等郡，為避開仇家行剌，便將州治移襄陽，但江陵城也就是荊州城的概念，便隨著歷史的變遷而被鎖定在這一片上地上了。

此間，無淪是東吳南郡太守周瑜屯據也好，還是劉備求「借」也好，指的也都是以占據這座城池為標誌進而全面控制對荊州的領轄權。

劉備給孫權出了個大難題:若是不允，數萬精銳之師孤懸於劉備的三面圍困之中；再說，曹操新敗，也不能不擔心他捲土重來，橫施報復。

但要是允許「借」出去，這豈不是犯了立國大忌？！

事實上，孫權承襲父兄留下的基業，早在赤壁之戰前就已將荊州視為自己立國的屏障。

他在建安八年滅掉江夏（治今湖北鄂城）太守黃祖以後，就立足於夏口(今漢口)，試圖溯江西上打開進入荊州的門戶，並打算在相機吞併荊州後再向益州(治所成都)發展。

建安十三年當曹操由江陵準備沿江東進之際，位於長江中下游地區東吳政權，無疑便受到了來自南郡的嚴重威脅。

孫權只是在聽取了周瑜、魯肅的諫言後，才決定聯合劉備、共同抗曹的。

如今，一場大仗下來，圍繞著利益分配上出現的新問題，反倒是成了大贏家的劉備竟提出要借荊州，這就理所當然地令獲益最少的孫權特別感到憋屈。

這時，年方十七歲的孫權表現出了少有的沉穩和老練。

他派出使臣對來劉備說:「前不久，周瑜和甘寧都建議我們主公進軍成都，現在看您是否可以跟我們聯手入川，滅掉劉璋，反正東吳也還可能越過荊州而占領益州，那麼以後益州也就可以為您據作己有了。

此間出任益州牧的劉璋是個無所作為的昏庸之人，他雖然管轄著包括今四川、雲南、貴州大部分屬地及陝西漢中地區，但由於只依賴追隨其父入川的南陽、關中人土，而與當地土著世家望族的關係搞得很僵。

按照諸葛亮《隆中對策》中所提出的戰略意圖，劉備此向其實早就在部署伺機向益州發展了，這時，他手下的荊州主簿殷觀出頭當面駁斥吳使的提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

」隨後，殷觀私下裡對劉備說，如今，主公不妨表面上贊同其前往伐蜀，而只說我們剛剛有了這麼一點地盤，立足未穩，不可輕動，東吳必定不敢擅自過越荊州而獨自取蜀。

認為他忠心耿耿，是個信得過的人「遷觀為別駕從事」。

（《三國志·蜀志·先主傳》）

後來，劉備見到孫權，甚至還假作戚色，偽稱道:「備與璋托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

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

若不獲請，備當放發歸於山林。

」（《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這樣一來，孫權當然也就不好再說什麼，只好不再提這件事。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大破馬超，占據關中地區，並派兵進攻漢中張魯。

劉備應益州牧劉璋之邀，趁機率軍入蜀，留關羽等守荊州。

三年後，劉備正式取劉璋而代之，占據了益州。

孫權聽到這個消息，雷霆震怒，罵道:「猾虜乃敢挾詐！」於是便開始著手準備用武力奪回荊州--這是後話，不過在當時，孫權顯然還是被劉備的這一番說辭所「忽悠」住了的。

孫權採納周瑜臨終遺言的無奈抉擇

劉備提出要借荊州，最為犯難的莫過於東吳的軍前主帥周瑜。

此前，在東吳軍歷時長達一年的南郡圍攻戰期間，由於周瑜分身乏術，因此他明知劉備要去占領江南四郡，卻眼睜睜地無可奈何。

如今，雖是屯駐在江陵，卻也只是孤城一座。

面對著如此窘困的侷促之境，劉備的咄咄逼人簡直是讓這位東吳的南郡太守如坐針氈！

周瑜到底不慚為當時東吳最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暗自盤算:自己手中只控制有南郡的江陵、夷陵和江南的長沙幾個縣，另外周泰在武陵最北端也只占有一點地盤，若要是真跟劉備動起武來，甚至連回軍東歸的路極有可能斷掉！所以，正是當劉備親自到京口求見孫權時，他便跟孫權寫了一封信，匯報對於這件事的應對方略:「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

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

」他是極力反對出借荊州的，在信中，他苦口婆心地說:「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三國志·吳志·周瑜傳》）這就是希望讓孫權用羈縻手段困住劉備，讓他與關羽、張飛分開，再由自己挾主帥之威，將這二人驅上戰場……那麼，這件事或可便能搞定了。

畢竟，此時孫、劉兩家還與北方的曹操處於戰爭狀態。

孫權一則考慮到劉備還有可借驅策的用處，再則擔心周瑜說的這套方法根本不起作用，貿然行事反倒傷了雙方的和氣，所以沒有採納周瑜的計謀。

建安十五年，周瑜專門回了一趟京城，向孫權提出「得蜀而並張魯」的戰略計劃，請求西取益州，進窺漢中。

他打算這次出軍西進，邀劉備一同前往，一旦打下劉璋的益州與張魯的漢中後，便留下劉備固守這兩處地方；到那時候，再與孫權合兵一處，去攻奪襄陽，如此東西並舉，以圖曹操（「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

如此一來，東吳便不僅可獨占荊州八郡之地，甚至還可北伐宛、洛，問鼎中原。

孫權採納了這個方案，周瑜也返回江陵指揮部隊整治行裝，不料在歸途中走到馬丘這個地方，竟一病不起，含恨去世，時年僅36歲。

周瑜臨終之前，還給孫權寫了最後一道奏疏，除了對形勢的分析、對國是的建議外，最為重要的是舉薦了自己身後職務的接替人。

他含淚寫道:「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

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

」

孫權詳加審度，知道這是此間唯一正確的選擇，於是一概照准，隨即為著「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三國志·吳志·魯肅傳》），又力排眾議，接受了魯肅的諫勸將南郡出「借」給劉備。

孫權的這一舉措，算是答應了劉備請求取代周瑜都督整個荊州的要求，即一旦與襄陽、樊城的曹軍發生戰事，魯肅及其部下也得都聽劉備的指揮。

魯肅接替下周瑜的職務，最初還是去江陵赴任的，當他跟劉備辦完交接手續後，才東返在陸口紮下大營。

當他跟劉備辦完交接手續後，才東返在陸口紮下大營。

據《魯肅》傳記載:「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眾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

」顯而易見，正是由於魯肅「下屯陸口」（今湖北嘉魚西南），東吳縮短了軍隊的後勤補給線，再加上魯肅威恩並用，政令通暢，所以一時間主動前來歸附者多達一萬餘人。

由於南郡是荊州的行政機構辦公地（古稱治所），所以民間沿用一向以治所指代區域的習慣說法，由此而成就了中國歷史上一段膾炙人口的演義故事--「劉備借荊州」。

孫權最終同意將江陵借讓與劉備，是在當時曹操從東西兩方面大軍壓境的情況下採用的權宜之計。

換句話說，關於出借荊州一事，也是他最終做出的無奈抉擇。

他知道只有這樣，才能將劉備推至與曹操對抗的第一線，使自己可以避免自周瑜死後本軍在南郡所處的被動地位，專心一意地全力防衛東翼合肥一線。

依此而論，劉備能審時度勢，趁機而作，這是其之所以順利「借荊州」的基本保證；而孫權能夠採納採納周瑜臨終遺言及魯肅的勸諫，實際上也反映出了他不為一時一事得失所囿的雄才大略。

正因為如此，才使得孫、劉聯盟才可以繼續維護並延續下去，三國鼎立局面也才得以最終形成，故史書上記載:「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三國志·吳書九》）

時移勢易東吳占荊州首重宜都

建安二十年(215)，劉備已經奪得益州，由此取得全據長江上中游的優越地位。

位居下游的孫權一向主張「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三國志》卷54《吳志·魯肅傳》），如今看劉備對自己已經構成了嚴重威脅，他無法忍受這一局面，次年派諸葛瑾去討要荊州。

可是，這時坐鎮荊州的關羽根本不賣帳，孫權於是惱羞成怒，一面派大軍向江南長沙、零陵、桂陽等三郡發動進攻；另一面派魯肅率軍萬人屯兵巴丘（今岳陽）以抵禦關羽，而他自己則坐鎮陸口親臨一線指揮，打算訴諸武力奪取江陵。

劉備接到警報，迅速作出反應，親自率領五萬人馬從益州順江東下，趕回荊州，並在公安設下大本營……雙方劍拔弩張，大戰一觸即發。

恰巧此時曹操進攻漢中（治今陝西漢中東），劉備怕益州有失，便遣使向孫權請和，孫權許諾。

於是雙方訂立湘水盟約--以湘水為界劃分荊州:江夏、長沙、桂聯等三郡歸孫權，南郡、武陵、零陵等三郡歸劉備。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一向主張聯劉抗曹的魯肅病卒，孫權以呂蒙代統其眾，鎮陸口。

呂蒙認為，關羽「居國上流，其勢難久。

」（《呂蒙傳》）建議孫權儘早謀取關羽。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劉備占領漢中，又遣軍攻占房陵（今湖北房縣）、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等地，聲勢其盛。

當年七月，關羽留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自率大軍向曹魏樊城、襄陽方向發動進攻。

呂矇事有可圖之機，便向孫權提出了一整套襲取荊州的作戰方案。

孫權認為，經過了將近十年的鞏固和發展，東吳不僅牢牢地控制住了既得地區，而且還一直向南延伸，基本上占領了嶺南大地，於是及時採納了呂蒙的方案。

正好此時正在樊城前線的關羽因軍糧不濟，強行奪取了孫權存於湘水關戍的存米，此舉不啻火上澆油，促使孫權立刻進兵偷襲荊州。

由委孫權派的前軍主帥呂蒙親自帶領主力偷襲江陵，而另由偏將軍右都督陸遜率領的一彪人馬則繞開江陵，直接搗向當年由劉備設置的宜都。

此間，由於劉備手下接替張飛為宜都太守的樊友毫無戒備，他一見東吳大軍驟至，就只有棄城逃竄，所以陸遜沒有費多大的力，便輕而易舉地掐斷了關羽與益州大本營的聯繫，同時也扼住了他的最後一線生機。

十一月，關羽敗走麥城（今湖北當陽東南）；十二月，他與其子關平等人皆被吳將馬忠俘虜，後被孫權殺掉。

戰爭結束後，孫權論功行賞，當下便派陸遜為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坐鎮此處。

陸遜權衡形勢，深知自己的責任重大。

他認識到，從此往後，孫、劉兩家為著荊州的歸屬，難免一戰；而要想保有荊州，必定要以宜都為防禦重點。

於是，他一改此前荊州重南郡、南郡重江陵的慣例，著重致力於搞好宜都的邊防建設，尤其是花大力氣掌控好這一帶的蠻人部族。

由此，他找孫權「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逐一招降該郡各地的蠻族頭領，讓他們真心誠意地歸附過來，以鞏固東吳對這一地區的統治。

陸遜的這一番功夫即刻就收到了顯著的成效:蜀漢章武二年（公元222年）正月，劉備率軍四萬進軍秭歸，再「自江南緣山載嶺，軍於夷道褫亭」，夾長江兩岸駐紮，沿途立營數十屯。

陸遜據險扼守，兩軍僵持數月，難解難分，以致劉備軍銳氣盡失。

一到時機成熟，陸遜使出一記「火燒連營」的毒招，將劉備殺得狼狽逃竄，只好到白帝城託孤去了。

陸遜不愧為東吳名將的後起之秀，他曾上疏孫權說:「西陵，國之西門，雖雲易守，亦復易失。

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

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

」正是在這種指導思想的支配下，當陸遜死後，其子陸抗繼其任，也始終恪守這一方針。

總之，在陸氏父子鎮守荊州的年代中，正是由於特別看重宜都郡的戰略地位，從而使孫吳西部國境的安全得到了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