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理學的最後一個大家

「人人心中有良知」這樣的命題任何人都是可以接受的,致良知對人的教育,是循循善誘,不是劍拔弩張;對社會是逐漸改良,不是狂飆突起。

王陽明是宋明理學的最後一個大家,陽明學是中國儒學的最後一個高峰。

作為士大夫,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陽明先生是屈指可數的幾位既「立德」「立言」,又「立功」的人,其德行事功至今仍受到讀書人的敬仰,可見其巨大的人格魅力。

亭前格竹

在中國哲學發展史上,王陽明的「心學」無疑是一顆璀璨的明珠。

他開創的一代學術新風,不僅浸潤了明代近百年的儒學,在明清之際掀起了一股近代的啟蒙思潮,而且直到現在,仍為人們津津樂道。

王陽明從小接受程朱「理學」教育。

他對南宋大理學家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很入迷,希望通過對自然界一草一木的耐心品味和靜心思考,以得到所謂的「天理」。

朱熹以為,一草一木皆含至理,格物要以天下之物為對象。

王陽明是個刻苦的人,就打算像朱熹一樣認真格盡天下物,然後明白宇宙世間的道理。

同時陽明又對此很懷疑,以天下之大,物類之多,怎麼格得完呢?有一天,他對一位錢姓朋友說了自己的疑問,並指著亭前的竹子,讓錢姓朋友格格看。

錢姓朋友從早格到晚,竭盡心力,到了第三天,竟致過度勞累臥床不起。

王陽明覺得納悶,不就格個竹子,怎麼竟會心力交瘁以致病倒。

陽明於是打算自己去窮格一番,但他從早格到晚,格得頭暈眼花,還是不能理解竹子的理,到了第七天,也病倒了。

此事為陽明自述,但沒說事情發生的具體時間,只籠統地說「初年」。

這事只表明陽明當時過於年輕,還不能真正了解朱子哲學格物論的全部內涵。

朱熹從來沒有教人這樣去格物致知,不過,這樣魯莽的求學方式,倒也表現了少年陽明不盲信,為學肯下大功夫的個性。

弘治十一年(1498年)的一天,陽明偶然讀到朱熹的一句話:「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至精,為讀書之法。

」陽明眼前一亮,以往覺得為聖無門,大概是因為自己涉獵雖廣博,卻沒有循序致精,所以總是不得要領。

自以為找到了成聖的門徑,他又鑽研起了朱子格物的學問。

過了一段時間,陽明又迷惑了,雖然自己確實在循序漸進細緻精研,但按照朱子的方法,事物的「理」和自己的心,判若兩途,還是覺得山高水遠。

他越探討就越感到糊塗,由於心中煩躁,又是一場大病,於是更覺得聖賢有分,不是人人做得。

由於一時找不到成聖之路,身體又有病,陽明產生了入山修道的想法。

弘治十四年(1501),勤奮的王陽明白天上班,晚上總是燃燈讀書到深夜,他父親擔心他用功過度再次生病,不許家人在書房點燈。

王陽明就在父親睡著後,偷偷點燈,讀到深夜,直到累得吐血。

最後官都沒法做,只好請假,在陽明洞按時靜坐,練習氣功,病情才有所好轉,但並不能完全祛根。

一個人愛學問愛到屢屢病倒,也難怪他最後能超凡入聖,真正完成了早年的心愿,做事成大功,做學問成聖賢。

年輕時的王陽明由於太聰明,加之年輕而心性不定,所以志向經常變動:有時去習武,有時去研究兵法,有時去做詩,有時想成聖人,有時又覺得什麼都不好,還是去做和尚道士好。

師承陸九淵

後來,王陽明從陸九淵的思想中得到了啟悟。

說起王陽明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前輩——象山先生陸九淵。

陸九淵是公認的天才,4歲時仰天俯地,用稚嫩的心靈琢磨:「天地何所窮際?」苦思冥想,以致不食不睡,最後其父不得不動用權威喝止他。

然而父親可以喝止陸九淵的行動,卻不能阻止他的思維繼續擴展。

九淵的疑團橫亘心中十年,待看到古書「宇宙」二字之註解「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時,乃大悟,激動道:「原來無窮。

人與萬物,皆在無窮之中。

」後來王陽明也有類似之龍場悟道,可謂與陸「一脈相承」。

這雖只是事實性判斷,但亦隱然包含了在無窮中即無窮的大膽推理,他拿起筆來,又加一句:「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如果說在一個天人合一觀念深入人心的國度,冒出這樣的話來只是新奇不算革命的話,他下面兩句就是石破天驚的新口號了:

「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

陸晚年之時這樣解釋我心即宇宙:

「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

「人須閒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立身其中,須大作一人。

」

此之「大作一人」,非是自大狂,而是進入與天地合德的境界,於是此時之心學,恢復了早期儒學陽剛雄健的人生姿態,恢復了儒學的「大丈夫」風采:「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確實無他這般人。

陸九淵不像朱熹那樣遍尋明師博採眾家之長,而是旱地拔蔥式的崛起,超越當時流行的學術潮流,師古——直承孟子的心性論,師心——發現自己的本心,於是開「心即理」之說,震動天下,並被王陽明發揚光大。

心學之一大特點即是「擴充法」:找著善根良心,然後讓它像核裂變式的極限揮發,靈魂深處爆發革命。

王陽明在陸九淵為心學打下一個基礎後,開始了艱辛的探索「善根」的過程。

他自以為沒有陸的天縱之才,所以也似朱熹那般,遍訪名家,希望得其心道,然而結果每每令他失望:所遇「名賢」,十有八九皆以程朱為儒家正統,推崇「知而後行」的「迂腐理論」,王於是嘆道:「都是些舉子學,不是身心學。

」直到18歲那年他碰到了名儒婁一齋。

婁是明初著名理學家吳與弼的學生,他雖以朱學為正宗,卻也有心學之傾向。

婁氏向王陽明講了「聖人必可學而至」的儒學通則,正搔著王的癢處,「遂深契之」。

後世認為,即使婁一齋不是陽明心學發端之人,亦起了重要作用。

以後數年,陽明入宦,浮沉十數載終於獲罪下獄,後又被發配到貴州龍場——一個一般地圖查不到的,說是驛站其實更近似於動物世界的偏僻所在。

然而被拋到這種絕地,整個世界卻變得單純了——變成了「人與自然」的關係,於是陽明被拋回「初民社會」,可以每天思考諸如「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這樣最基本的哲學問題。

於是有了著名的「龍場頓悟」。

龍場悟道後,陽明自覺有一種打骨出髓的感受,明白所謂天理物理,所謂聖人之道,全在個人心中,全在自己與生俱來的稟性之中。

陽明道:「聖人之道,我性己足。

過去從外物求天理是捨本逐末了。

由外及里的路子整個是一場誤會。

」乃知「格物致知之旨」,後由此而致「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說,自成體系,正式豎起心學大旗。

知與行不能分離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技術的統治下,我們已經陷入靈肉分離、主客二元的困境。

此時,王陽明的思想向我們透出東方智慧的雋永魅力。

王陽明是怎樣處理理論和實踐的脫離問題的呢?他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意思是說,知和行並非相互脫離的環節,而是統一在人的自我實現的過程中的。

有學生反問他,說有人懂得盡孝的道理卻不去做,這不是分離的嗎?對此王陽明答道:「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說他懂了某個道理卻做不到,那就不是真懂。

王陽明指出,知與行的分離造成兩種人:一種人「冥行妄作」,也就是不加反思任性胡為,片面強調主觀意志,不顧現實條件,還自稱所謂「個性」;另一種人則「懸空思索」,也就是光想不做,把空想當做生活本身來接受。

他們不去通過實踐交往來認識他人,僅僅將自身的想像加諸在對方身上,他們會說「我的愛,同你無關」,一旦受挫,不覺得自己不曾融入生活,反怪「世界不符合我的想像」。

王陽明說,分開談知與行,是面對如此現狀的不得已之法,而一旦明白了兩者統一的道理,就該拋棄哪一個先哪一個後的說法。

他認為在跨越這道鴻溝之後,「架橋」就失去意義。

這樣的思想,不僅對於中國人,乃至對於在二元分立傳統中苦求出路的西方人,都有極大的啟發性。

「人人心中有良知」

「致良知」是陽明心學體系中最有價值的部分。

陽明之所以最後只以致良知立教,主要基於良知說的生存意義、矯治社會弊病意義和哲學意義。

那麼,良知說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

有一個小故事可以作為引子。

相傳王陽明在做官時,有一次捕獲了一個罪大惡極的強盜頭目。

此人平時殺人越貨,無惡不作,審訊時還擺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式,說:「我犯的是死罪,要殺要剮隨便,就別廢話了!」王陽明微微一笑,說:「那好吧,今天就不審了。

不過,天氣太熱,你還是把外衣脫了,我們隨便聊聊。

」強盜頭目說:「脫外衣還可以松鬆綁,脫就脫吧。

」王陽明又說:「天氣實在是熱,不如把內衣也脫了吧!」強盜頭目也說:「光著膀子也是經常的事,沒什麼大不了的。

」王陽明接著說:「膀子都光了,不如把內褲也脫了,一絲不掛豈不更自在?」強盜頭目馬上緊張起來,連忙說道:「不方便,不方便!」王陽明說:「有何不方便?你死都不怕,還在乎一條內褲嗎?看來你還是有廉恥之心的,是有道德良知的,你並非一無是處呀!」

這個故事最後的結局不得而知,不過,它旨在說明,每個人都有良知,這良知便是人的本心。

人憑著良知,懂得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人人按本性說,都是聖人。

這句話的意思是:人只要秉著良知去分辨是非、遵行良知的命令,就真的成為聖人了。

「良知說」可以說是王陽明的經驗之談。

平寧王叛亂後,王陽明的蓋世之功不但沒有得到獎賞,反而遭到內宮在皇帝面前的惡毒詆毀,被羅織了諸如「暗結宸濠」「目無君上」等罪名,隨時可能有殺身之禍,處境非常兇險。

最後之所以能化險為夷,是和陽明作為一個哲學家的成熟穩健分不開的。

良知說的生存意義,即不動於心、不動於氣的本然狀態的意義,在那樣艱難的情境下,「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高度沉著,泰然處之,臨危不亂。

經此事件,陽明終於確信,良知不僅可以使人達到道德的至善,而且可以讓人真正達到「不動心」的境界。

所以,這個看似淺顯的「良知」說實是從百死千難中體悟得來的。

越過了這樣的兇險環境,王陽明才更明確、更堅信他的良知學說了。

良知不僅是儒家的本心,同時也是佛家的妙智,面對特別險惡的政治環境,對自己要有絕對的信心,尤其是遭到讒言誣陷時,就更需要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所以王陽明說:「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

」

王陽明做學問,向來不是為了做學問而做學問,而是針對當時的社會人心,希望能經世致用。

陽明身處的環境:昏君當朝,宦官專權,士大夫心靈缺乏良知的光芒,世風黑暗如夜。

「陽明一生的事功是在『月黑殺人夜』中奇蹟般地完成的:陽明學的宗旨是想給黑暗如夜的人世帶來光明。

」「人心這桿秤的秤砣,陽明說就是良知,它自體不動,無善無惡,卻能量出善惡是非。

」(周月亮《王陽明內聖外王的九九方略》)

「人人心中有良知」這樣的命題任何人都是可以接受的,致良知對人的教育,是循循善誘,不是劍拔弩張;對社會是逐漸改良,不是狂飆突起。

所以陽明晚年專講致良知,陽明自己也說過,他一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