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以為諸葛亮是傑出的軍事家，但其實我們都錯了

諸葛亮不僅是中國也是全世界的著名歷史人物，群眾稱他是「智慧的化身」，學術界說他是「傑出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一些文藝作品，特別是古典戲劇更把他塑造成「神機妙算」的「超人」。

一切歷史人物的歷史價值，無論他的名聲地位如何，都是由他自己的思想、行為鑄造而成的。

因此對他的評價必須以事實為依據，既不可誇大、虛擬，亦不可簡化、隱諱，這是歷史工作者所應當遵循的原則。

諸葛亮之所以名滿天下，被譽為蓋世天才，首先體現在他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對》，高屋建瓴地透析當時的政治形勢，人們說這是他智慧的結晶，因此本文不妨從《隆中對》說起。

諸葛亮提出《隆中對》後，隨即加入劉備集團，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從此開始了他從事政治、軍事鬥爭的一生。

他輔助劉備，貫徹《隆中對》的路線，取得許多重大的勝利，直至以益州為根據地，建立穩定的蜀國。

但他始終沒有達到復興漢室、卒成霸業的目的。

這固然是由於魏、吳力量的強大，然而與諸葛亮在鬥爭中犯了某些錯誤，特別是在荊州問題上措置失當，有很大的關係。

按照《隆中對》的路線，首先是奪取荊州。

荊州是曹、孫、劉三方必爭之地，誰占據了荊州，誰就可西進四川，東下三吳，為統一中國打開通路。

然而從劉備與孫權的關係來說，荊州既是雙方矛盾的焦點，又是建立聯盟共同抗曹的交點。

劉備不取得荊州，就沒有立足之地，不能形成一支強大的力量，孫權就不會重視與他的聯盟；若劉備不與孫權聯盟共破曹操，任何一方都難以奪取荊州，奪得了也難以保住，這是為後來的歷史所證明了的事實。

怎樣奪取荊州，如何保住荊州，是劉備集團始終都必須重視的問題。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諸葛亮犯了急躁冒進和重益輕荊的錯誤。

起先是奪取荊州時急躁冒進。

公元208年曹操大軍南下指向荊州時，盤踞荊州的劉表病逝，內部隨之發生分裂。

以長子劉琦為首的一派倒向劉備一邊，這支力量不大，且屯駐在夏口（今漢口，屬江夏郡），時劉備屯樊城，相距頗遠。

以次子劉琮為首的一派動搖於曹操、劉備之間，屯聚襄陽，離劉備近，力量也較強。

當時諸葛亮主張立即吞併劉琮，乘機占領襄樊，為奪取全荊州建立基地。

對這個建議，劉備以為不可，藉口「劉荊州（劉表）臨亡，托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沒有採納。

結果劉琮降曹，讓曹操占領了襄樊，接著南下江陵，兵臨孫吳。

後世史家對此事有不同議論：一種意見認為當時劉備完全有力量解決劉琮，占領荊州，沒有採納諸葛亮的建議，是坐失良機；另一種意見認為，劉備雖能吞併劉琮，但不能抵禦曹操南下大軍，即或占領了荊州，也是保不住的。

應該肯定，在荊州問題上，劉備與諸葛亮並無根本分歧。

劉備對荊州早已垂涎三尺，劉表在世時對劉備也早有戒心。

此時劉備不立即吞併劉琮以奪取荊州是正確的，所謂對已故劉表不願「背信自濟」只是託詞。

他審度當時形勢：第一，以武力解決劉琮雖不困難，但是難以完全制服劉表集團將士，民心未服。

在劉表集團內掌握兵權並有相當影響的是蒯越、蔡瑁這一干人，他們是當地的望族，反對劉備而傾向曹操，是劉備奪取荊州的極大阻力。

劉備從他的政治生涯經驗中，深深感到不取得荊州大多數人的擁護，要在那裡站穩腳跟是不容易的。

為此他曾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些成績，史稱：「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

」但人數畢竟有限，劉備還難以服眾。

初出茅廬的諸葛亮還缺乏這種政治經驗，急於求成。

第二，荊州是曹、孫、劉三方必爭之地，誰搶先占據了荊州，將成為其他兩方攻擊的目標。

若劉備搶先占領荊州，不僅會受到曹操大軍的全力攻擊，同時還可能引起孫權的嫉妒，得不到他們的支持，使自己陷於孤立境地，最後還是被迫退出荊州。

第三，曹操是劉備、孫權的共同勁敵，任何一方都不能單獨與之抗衡，「外結好孫權」，建立孫劉同盟是戰勝曹軍的保證，本是《隆中對》的決策，而如何解決荊州的歸屬問題，是孫劉能否合作的關鍵。

曹操南下的矛頭雖主要指向孫吳，若按諸葛亮的意見搶先占領荊州，孫劉聯盟必然不可能建立起來。

孫吳難以抵抗南下的曹操大軍，劉備集團更不是曹軍的對手，也必然是損兵折將，再度飄零，只有利於曹操。

所以劉備主張暫時不奪取有爭議的荊州，先與孫吳建立聯盟，同心破曹，是完全符合孫劉雙方共同利益。

以後的事實表明，諸葛亮也認識到暫時不取荊州的正確性，故能擔當起與孫吳結盟的談判並完滿地達成協議的使命。

曹操大軍威逼東吳，孫權忙派人與劉備聯繫，劉備就毫不遲疑地派諸葛亮與之進行結盟談判。

建安十三年（208）十月，諸葛亮去柴桑（今江西九江市）勸說孫權，他說曹軍雖眾，但皆「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

今將軍（孫權）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劉備）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

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

會談中諸葛亮只著重分析各方軍事實力，爭取孫權全力抗曹，絕口不提荊州的歸屬問題。

「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

」隨後的赤壁之戰能取得勝利，正是孫、劉聯盟的結果。

劉備趁勝輕易地占領了荊州江南的零陵、桂陽、長沙、武陵四郡，從而初步實現其《隆中對》奪權荊州的計劃。

後來曹操聽說劉備取得了荊州，大為震驚，「方作書，落筆於地」。

諸葛亮的第二個失誤是重益輕荊。

赤壁會戰後，曹操兵敗北歸，當時的主要矛盾降到次要地位，而在荊州的歸屬問題上，孫、劉兩家的矛盾上升到突出地位。

清代王鳴盛指出：「周瑜方結劉拒曹，曹甫敗，旋欲制劉以取荊而並圖蜀。

」形勢的新變化，劉備是清楚的，所以進取四川時，留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等率大軍鎮守荊州，自己在龐統、法正等人輔佐下，率兵進攻益州。

諸葛亮鎮守荊州的任務是很重大的。

一是要繼續極力保持劉孫友好結盟關係，維持劉孫和平共處的局面，保住已得的疆土，使劉備專力西進巴蜀而無後顧之憂，不至於東西兩面同時用兵。

二是必須保住荊州的安全，防止曹操再度揮師南下爭奪荊州。

在奪取益州的計劃順利進行的過程中，龐統不幸中箭而亡。

與此同時，諸葛亮卻丟下荊州，率張飛、趙雲等部大隊人馬開赴四川，把鎮守荊襄的重任交給關羽。

當時的實際情況正如王夫之所分析的那樣，「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餘，而不必武侯也」。

諸葛亮的這一行動破壞了原來兵力的戰略配置。

若是為了儘速奪取整個益州，諸葛亮這次援蜀還無可厚非，但在益州取得之後，就應該還師荊州，把住入川的大門。

問題在於他沒有這樣做，到了四川就一直蹲在那裡，眼看著剛愎自用的關羽在荊州破壞了孫、劉和平相處的關係，以至於喪師失地，關羽被殺，讓孫吳占據了荊襄。

荊州之失，導致公元222年蜀吳夷陵之戰，劉備大敗，從此劉蜀只能閉守四川一隅，《隆中對》所擬定的統一天下的戰略計劃終成泡影。

荊州的喪失是諸葛亮重益州而輕荊州的指導思想所造成的後果。

在《隆中對》中，他認為荊州在統一天下的戰略地位只不過是「用武之國」，只有軍事上的價值，而且在軍事上也是處於側翼地位，所以只需「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就行了，主力應放在益州，由劉備親自率領出於秦川以圖中原。

諸葛亮對益州的看法則不同，認為是地形險要，「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的地方，政治上、軍事上都非常重要，是「復興漢室」的根基所在。

顯然，這裡已經包含著明顯重益輕荊的思想。

王夫之一再批評這一思想的錯誤，他認為這是不從當時政治形勢出發，而僅依據地理形勢，「以為制勝之略」，是靠不住的，「而形勢之外無恃焉」，其結果是「得則僅保其疆域，失則祗成乎坐困」。

諸葛亮為蜀漢在四川經營了幾十年，「而卒不能與曹氏爭中原者亦在此矣」。

或許有人說，諸葛亮輕視荊州的思想和荊州在赤壁大戰以後的變化是有關係的。

赤壁大戰之前，「自中平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沃野萬里，士民殷富」。

但是，經過赤壁大戰，情況不同了，並引龐統建安十六年十二月說的話：「荊州荒殘，人物殫盡。

」實際情形並非如此，赤壁之戰雖在荊州地區進行，但為時不久，曹操水軍敗於孫吳後，加之軍中瘟疫流行，便立即撤兵北歸，荊州再沒有大規模的戰爭，沒有遭到很大破壞，倒是孫吳把占有荊州的圖謀提到日程上來了。

如前所述，早在劉備進軍益州之前，孫權接受周瑜和甘寧圖取西蜀的意見。

赤壁戰後，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孫吳方面開始了向四川進兵的軍事部署，周瑜提出願與奮威將軍孫瑜「俱進取蜀，得蜀而並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

情況急迫，而建安十六年（211）十月劉備對入川圖蜀的事尚猶豫不決。

龐統非常急切，因進言道：「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

」劉備這才決定西進。

益州確實是「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正好「權藉以定大事」，這可能就是諸葛亮之所以重益輕荊的主客觀原因。

但是諸葛亮也知道，劉備取得益州後，那裡的士民並不心悅誠服，「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

顯然，諸葛亮把戰略重點放在益州是不適當的，西晉初年就有些士大夫多譏議他「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

儘管他在益州苦心經營多年，有并吞曹魏之志，想從秦川進攻中原，出奇制勝，走四百年前劉邦統一天下的老路，結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也始終沒有成功，最後只得向後主劉禪表示：「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王夫之對《隆中對》的批評說：「出宛、洛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謀天下之大，而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哉？善取天下者，規模定乎大全，而奇正因乎時勢。

……而公乃執一可以求必可，非操之敵矣」。

「當先主飄零屢挫、托足無地之日，據益州以為資，可也；從此而畫宛、雒、秦川之兩策，不可也。

」這是十分正確的評論。

對諸葛亮的評價

諸葛亮於公元234年逝世，去世後給後世留下諸多評論。

對他的政治才能和業績，臧否不一，有謂「亮權智英略，有踰管（仲）、晏（嬰）」 「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

而晉初關中（陝西）有些士大夫如張儼等對諸葛亮評論卻是，諸葛亮之輔佐劉備是「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

在軍事方面則多非議，認為他對曹魏多次用兵，「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

「孔明之出祁山，以攻為守者也。

……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

」諸葛亮自己也承認，「臣伐賊（曹魏）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只是無奈之舉，並無成就。

當今學術界則予以高度評價，稱諸葛亮為「傑出的軍事家」「傑出的政治家」，誤矣！撰著《三國志》的晉朝陳壽對諸葛亮做了總的評價：「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庶事精練，物理其本，訓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可謂識治之良才，管（仲）、蕭（何）之亞匹矣。

」但認為諸葛亮軍事才能不足，「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

又在其《進諸葛亮集表》中說：「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

」這些言論表明其對諸葛亮的軍事才能有所質疑。

清初趙翼則直言道：「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

」張儼、陳壽、趙翼都不認為諸葛亮有傑出的軍事才能。

北宋蘇洵的評論則點擊要害：「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

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

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

而何足以制中原哉？」南宋葉適認為，諸葛亮困於益州，雖「奮惰媮之習，厲其眾而用之，戎車屢動，邦域不聳，至於以一隅而抗天下，理猶未盡，比公孫述相去幾何？」精於戰略的毛澤東批評諸葛亮用兵的錯誤是「其始誤於隆中對」。

蘇洵、葉適、毛澤東都說諸葛亮犯了「重益輕荊」的戰略錯誤。

最後諸葛亮自己上蜀漢後主的書中也認識到「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

重要歷史人物是在一定時代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在這個時代的歷史舞台上，他們的言論行動自然會有得有失，有是有非。

對他們的評價應當實事求是，臧否適宜，既不可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更不可認為凡身居高位、聲名顯赫者必然是全智全能。

權力、高位、聲譽等都不等於真理。

對諸葛亮應如此，對任何人亦應如此，古今皆然。

文章內容節選自《逆鱗集續編·諸葛亮與<隆中對>》，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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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國中，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1949年考入武漢大學，1951年參加韓戰，1979年前後應學者吳於廑之邀，重返武大任教，主要從事世界史基礎研究工作。

曾參與編撰《世界史》等高等學校教材。

晚年專心致力於中國專制主義歷史和近代民主化進程的研究。

近年著有《逆鱗集：中國專制史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