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劍：諸葛亮隱居南陽之謎

「諸葛大名垂宇宙」， 翻開中國歷史，南陽人所謂的「智聖」——諸葛亮占據著輝煌一頁，在民間，他是智慧的化身、是忠誠的典範，他的名字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千百年來，流傳下來他很多的故事，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劉備「三顧茅廬」和諸葛亮「未出茅廬，已知天下三分」的故事。

此刻，展現在我面前的這座宏偉的建築群，就是著名的南陽武侯祠。

琅琊諸葛多俊傑

諸葛亮，字孔明，漢靈帝光和四年（１８１年）出生在琅琊陽都（今山東省沂南縣）的一個官吏之家。

據說其出生時，窗外即將放亮發明，其父便為之名曰「亮」，字孔明。

關於諸葛亮的家世，應劭《風俗通》、韋曜《吳書》中曾說：「秦末有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

漢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以為氏焉。

」「諸葛氏，其先葛氏，本琅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

」

《諸城縣誌》載：「諸葛亮先世諸（縣）人也。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言：「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

」《三國志·吳書·後主傳》裴注引《魏略》云：「禪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以寡人。

』」《三國志·蜀書·諸葛瞻傳》云：「每朝廷有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但百姓皆傳相告：葛氏之所為也。

」這些足以證實諸葛氏本為葛姓。

不過，再往上追溯，我也能和葛姓以及這位臥龍先生拉上那麼一點兒關係。

我老家在許昌長葛，這裡曾是上古之時葛天氏部落的族居之地，葛姓即為葛天氏後裔。

上古葛天氏之「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熙熙然自治也」。

在葛天氏治理下的和諧部落，被古人稱為理想中的自然、淳樸之世。

這還是一個善於舞蹈的部落，《呂氏春秋》中記載說：「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就連南宋女詞人李清照，也自謂為「葛天氏之民」，可見與古人拉關係，不是我的專利。

葛天氏之後有葛伯，為夏代葛國君主，因放縱無道，被商湯殺掉。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

」葛亡之後，葛國後裔便以國為姓，傳至秦末，有陳勝將軍葛嬰，有功被誅，至漢文帝時被追錄為諸縣侯，其子孫遷移至陽都時，為與陽都當地的葛姓相區別，就使用了「諸葛」這個複姓。

諸葛氏是琅琊郡的望族，先祖諸葛豐是漢司隸校尉，見「不奉法度」者，即嚴懲不貸。

他曾上書漢元帝，表達其「不待時而斷奸臣之守，懸於都市，編書其罪」的決心，並痛斥「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的小人之舉。

他這種人品和氣質，對諸葛氏家族影響很大。

諸葛亮的父親諸葛　在東漢末年作過泰山郡丞（相當於先現在的副市長）。

諸葛亮少年喪父，跟隨叔父諸葛玄生活。

諸葛亮一家在曹操與陶謙的大戰中失散。

當時比較安定的地方，一個是江東孫權的屬地，一個是淮南袁術的地盤。

哥哥諸葛瑾帶著繼母一起跑到江東，後經由孫權的姐夫弘咨推薦，與魯肅一起在孫權身邊做了一名賓客，而諸葛玄則帶著子侄等投奔了淮南袁術。

諸葛玄是袁術稱帝後任命的「偽豫章太守」，還未等他到任，東漢朝廷任命的豫章太守朱皓已經到任，諸葛玄不得已，便去襄陽投奔他的故交荊州牧劉表。

但劉表「心多疑忌」，且與袁術為爭南陽多次激戰，因此對諸葛玄的到來頗多猜疑。

不久，諸葛玄在鬱郁之中病逝（《獻帝春秋》說諸葛玄死於建安二年正月），諸葛亮和弟弟諸葛均失去了生活依靠，後來便離開襄陽，北行於南陽臥龍岡定居，靠耕田種地維持生計。

與此同時，諸葛亮在徐州還有個從弟諸葛誕，在魏國享有盛名。

諸葛諸昆仲之中，諸葛亮、諸葛瑾及諸葛誕在《世說新語·品藻》中有「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的評價。

「家兄江東聞，從弟中原達」，但諸葛亮卻在南陽臥龍岡上躬耕隴畝，「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他的通達，真是不同凡響；他的志向，也非常人可及。

八年居此南陽安

曾有人說，東漢末年南陽是曹操的勢力範圍，諸葛亮隱居於此，如何不懼兵火戰亂。

即便是諸葛亮居此無恙，但劉備與曹操卻是冤家對頭，他怎麼也不可能到敵占區的南陽三請諸葛亮，這無異於蹈虎狼之穴或者說自投羅網。

事實真的如此嗎？

建安二年（１９７年）從父諸葛玄死後，１７歲的諸葛亮只好離開襄陽，在南陽臥龍岡躬耕自食，與煙波釣徒為伍，直到建安十二年（２０７年）才出仕於劉備。

在這十年時間裡，干戈擾，兵火連綿，南陽自然也不是一片弦歌不輟的樂土。

建安元年（１９６年）軍閥張濟自關中來到南陽，未幾死去，由其侄張繡帶領其眾，屯駐宛城。

翌年正月，曹操擊張繡至宛，張繡投降，旋因曹操強納張濟之妻，張繡舉兵復叛，被曹操擊敗後，逃奔於穰（河南鄧縣境），與劉表合勢。

這年冬，曹操再次南征至宛。

建安三年（１９８年）三月，曹操圍張繡於穰地，四月，「田豐勸紹（即袁紹）襲許（河南許昌），操解穰圍而回」。

五月，破張繡、劉表聯軍於安眾（河南鎮平東南）。

建安四年（１９９年）冬十一月，張繡皈依曹操，跟隨他北上攻打袁紹。

袁紹是當時勢力最大的軍閥，曹操不得不兔搏獅子，全力以赴，因而未遑他顧，盤踞於荊州的劉表趁機攫取了南陽。

建安五年（２００年）曹操破袁術於官渡（河南中牟）。

六年，曹操擊劉備於汝南（河南息縣）。

劉備投奔劉表，劉表「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河南新野）」。

七年，曹操擊袁紹子袁譚、袁尚於黎陽（河南濬縣），「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河南葉縣）」。

葉縣當時屬南陽郡管轄，在南陽以北２００里之遙，可見南陽已在劉表掌握之中，建安八年（２０３年）八月，曹操「征劉表，軍西平」。

西平在南陽東北數百里，揆諸情理，曹操攻打遠在荊州的劉表，至少應把兵力部署在南陽以南至漢水北岸地區，而他只到了西平，聯繫他前幾次攻打張繡均是到宛、至穰的情況看，足以證明南陽周圍已為劉表所控制，他無法前進，才軍於西平的。

從此之後，他有好幾年未再征伐劉表。

一直到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才總戎南征。

適逢劉表病故，九月，他到達新野，劉表之子劉琮投降，曹操順利進軍江陵（湖北江陵）。

從曹操的活動日程可知，自建安四年張繡歸降後，曹操四處出征，戎馬倥傯，先是破袁紹，接著又攻打袁尚、袁譚，建安十二年又北征烏桓，到這年年底，北方才告平定，其中雖一度攻打劉表，駐到西平便返旆（ｐ　èｉ）而還，直到建安十三年八月，才騰出手來，再次南征劉表。

從建安四年至十二年這八年時間裡，曹操忙於徵伐，對南陽實在是有心無力，距南陽最近的劉表，當時「從容自保，境內無事」，趁機問鼎南陽，怎能說南陽一直是曹操的勢力範圍呢？

諸葛何時離襄陽

諸葛亮在其叔父病歿時才１７歲，尚不到弱冠之年。

劉表與諸葛玄是舊交，本應照拂朋友之子，何況他當時手握節鉞，生殺予奪，皆可自專，安排諸葛亮在自己幕下供職，不過是舉手之勞，但劉表到底沒有伸出援助之手。

後來諸葛亮娶襄陽名士黃承彥之女為妻，其岳母與劉表的後婦蔡氏是同胞姐妹，劉表是諸葛亮妻黃氏的姨父，劉表子劉琮又娶蔡氏侄女，諸葛亮之妻與劉表之子又是表兄妹，即使有這種背景，劉表仍然不能任用。

劉表在東漢末年是以「八顧」之一著稱的，但他心胸狹窄，「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

因此，懷才抱藝之士，多棄他而去。

如「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別駕韓嵩探查曹操虛實，劉表反疑韓嵩通敵，欲殺韓嵩，賴其妻蔡氏說項，才囚而不誅；禰衡為當時名士，劉表不能用，便送給江夏太守黃祖，結果為黃祖所殺。

又如龐統、馬良、馬謖、楊儀、楊等，後來都成了劉備的謀士或戰將。

劉表並不是不尊重人才，也不是不想得到人才，而是他太注重已經成名的大家，不屑於那些嶄露頭角的「小荷」，這就導致了人才群在他眼皮子底下，他卻視而不見的情況。

當時襄陽有一大批「傑出青年」：諸葛亮、龐統、徐庶、孟公威、石廣元等，當時都很年輕，也都沒什麼名氣，因此根本就不在劉表視野之中。

諸葛亮對劉表沒有過多的直接評論。

他在《草廬對》中曾對劉備說：「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

」「其主」應指劉表，這裡即蘊含著諸葛亮對劉表的評價。

諸葛亮對劉表的看法，當然應是他自己多年觀察的結果，但也不排除龐德公（龐統的叔叔）、司馬徽（諸葛亮的老師）等人對他的影響。

在《世說新語·言語》注引《司馬徽別傳》中說：「徽字德操，潁川人。

有人倫鑑識，居荊州。

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

」除龐德公、司馬徽之外，裴潛、杜襲、和洽對劉表也有貶詞：「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

」（裴潛語）「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阽危，必有讒慝（ｔ　è）間其中者。

」（和洽語）

諸葛亮一生謹慎，尤其在擇主的問題上，他有著苛刻的條件：那就是具有雄才大略、審時度勢、禮賢下士、「以復興漢室為己任」的一代英主。

劉表居安自保，充其量是個據守一方的軍閥而已，諸葛亮怎麼可能將自己的前途、命運，特別是自己的政治抱負，寄託給這樣一個人呢？歷史註定劉表不會用諸葛，諸葛也不會選擇劉表。

於是，諸葛亮選擇了離開襄陽，時間很可能是建安四年（公元１９９年）左右，這個時候，南陽已經結束戰亂，安定下來。

他這一走，卻給後世走出了許多紛爭，許多糾葛。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制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語文》第六冊第五單元，節選了兩篇關於諸葛亮的古文：一是《隆中對》，二是《出師表》，如此集中地反映一個歷史文化現象，在解放後的教材中還是第一次。

可是，在教材使用中，人們卻發現了許多問題。

首先，《隆中對》的題解中註明：「隆中，山名，在現在的襄樊。

」這倒不錯。

其次，在《出師表》中對「躬耕於南陽」的解釋是：「南陽，郡名，在現在湖北襄陽一帶。

」這倒讓人納悶了：湖北的襄陽在漢代屬南郡，與南郡一水之隔的南陽郡轄３７縣，是並立的兩個郡，南陽什麼時候到南郡去了？第三，教材前邊的彩頁上，上邊是岳飛書寫的《前出師表》，下邊是隆中的武侯祠牌坊，給人的感覺是岳飛書寫《前出師表》是在隆中所為。

岳飛在南陽武侯祠一氣呵成的書法名篇《前出師表》，這可是沒有爭議的！更見「技巧」的是岳飛的這篇書法有頭有尾，就是沒有「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的話，因為這是諸葛亮說的，如果有了這句話，躬耕地的「隆中說」豈不是動搖了？把這三處聯繫起來看，似乎存在一條明顯的邏輯推理：《隆中對》應是在隆中的談話（其實應該是《草廬對》），南陽又在襄陽，岳飛書法《前出師表》和古隆中又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這樣，諸葛亮躬耕地在襄陽似乎真的是千古鐵案了。

正當人們對國家頒布的通用教材何以出現如此錯誤問題而百思不得其解時，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８日《襄樊晚報》刊發了該報記者釋喻的文章——《〈隆中對〉復出的背後》，該文用五個部分（起源、提案、奔波、成功、聲音）較為詳細地介紹了襄樊方面為使《隆中對》重上語文教材而五上北京「做工作」等一系列鮮為人知的內幕。

文章還引用一學生家長的話說：「當我們的孩子長大成人後，就不會再有襄陽、南陽之爭了，畢竟在教科書上已經把這件事情說得很明白了。

」他們「明白」了，我們卻糊塗了——到底諸葛亮躬耕在南陽，還是襄陽？

南陽、襄陽的躬耕地之爭，絕不是從茲而始，但為了爭名人諸葛亮的「躬耕之地」，竟然不惜五上北京「做工作」，這種事情也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不知道諸葛亮地下有知，聽到這樣的事會哭還是會笑，抑或是哭笑不得。

諸葛躬耕在南陽

關於諸葛亮受劉備三顧之地的最初記述是在蜀漢建興五年（公元２２７年）諸葛亮出師北伐前所作的《出師表》中：「臣本布衣，

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西晉陳壽在其所著的《三國志·諸葛亮傳》中全文收錄了諸葛亮的《出師表》。

至東晉時期，王隱所撰《蜀記》稱隆中有諸葛亮「故宅」及習鑿齒的《漢晉春秋》稱隆中隸屬南陽郡鄧縣，由此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南陽、襄陽躬耕地之爭。

自習鑿齒肇始，南北朝時期不斷有記載襄陽隆中與諸葛亮有關的文獻，酈道元為《水經》作注時，根據東晉時期的王、習諸說，再加上自己的臆斷，將諸葛亮的「家」、「宅」明確為躬耕之地，自此而後，諸葛亮躬耕襄陽隆中說正式形成。

此後唐、宋、元、明諸代，議者紛紛，爭持南陽、襄陽者各執其說，互不相讓，明代《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未知孰是，在書中既說襄陽三顧，復雲南陽躬耕，雲裡霧裡，讓人不明就裡。

至清代時，雙方爭執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至於當時在南陽任知府的顧嘉蘅作了這樣一副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雖意圖息事寧人，但卻並不能讓雙方心服。

１９８７年，國家決定發行「三顧茅廬」郵票，「三顧」事件發生於何處成為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因此引發了一場波及全國的學術之爭。

待到郵票問題塵埃落定，南陽方面小勝一局的情況下，卻又出現了輿論大嘩的「教科書事件」，本報曾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教科書事件中的南陽襄陽躬耕地之爭，已經不再是一場學術之爭，而是變成了一種利益之爭。

」

《隆中對》這個名稱，其實本應作《草廬對》。

陳壽整理《諸葛亮文集》的時候，用的還是《草廬對》這個名字，至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選》收錄此文時，惑於習鑿齒《漢晉春秋》所言，定名《隆中對》。

後世以訛傳訛，而清代流傳最廣的古文讀本《古文觀止》也沿用了這個說法，這大概就是中學語文課本的主要依據。

之所以會出現襄陽與南陽的「躬耕地」之爭，是因為諸葛亮既曾生活在襄陽，又與南陽有著不解之緣，他是先隨叔父到襄陽投奔劉表，又因叔父病亡自己不願投靠劉表，轉入南陽並躬耕於此，所以襄陽有諸葛故宅，南陽則為躬耕之地，三顧茅廬的事就發生在臥龍岡上。

隆中原本屬南郡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明確無誤地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所以，南陽的武侯祠應當是名正言順的。

襄陽方面則說，諸葛亮隱居隆中，而隆中當時屬南陽郡的鄧縣。

因此隱居隆中即躬耕南陽，隆中才是諸葛亮真正的隱居之地。

這是南陽、襄陽兩地爭論的焦點。

看來，問題的關鍵在於：漢代的南陽郡究竟包括不包括隆中？

「隆中」這一地名，較早出現於東晉王隱《蜀記》及習鑿齒的《漢晉春秋》。

《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

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這裡的「隆山」是否即今日隆中呢？並不一定。

因為李興謂「天子命我於沔之陽」，這個「陽」字值得研究。

中國古代一般是山南水北曰陽，漢代也不例外。

這裡的「沔之陽」，指的應該是漢水以北，那就顯然不是今日漢水以南的隆中了。

習鑿齒的《漢晉春秋》講得明確一些：「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然而，習鑿齒「隆中屬鄧縣」的說法，目前尚未從漢晉的史籍中找到根據。

南陽郡之得名，基本上符合古代山南水北之意。

《史記·秦本記》載，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２７２年）「初置南陽郡」。

注引《正義》曰：「秦置南陽郡，在漢水以北。

」東漢時期，著名的科學家、南陽人張衡曾表述自己的家鄉為「陪京之南，居漢水之陽」。

即是說，南陽在洛陽之南，居漢水以北。

《晉書·地理志》記「荊州」時，曰：「六國時，其地為楚。

及秦……以楚之漢北立南陽郡。

」胡三省注《資治通鑑》也說：「秦置南陽郡，以南山之南，漢水之北也。

」這些記載，都說明漢代的南陽郡是在漢水以北。

而襄陽則隸屬於南郡。

據《秦會要訂補》中的《名勝志》引習鑿齒《襄陽記》曰「秦兼天下，自漢以南為南郡」。

看來，秦漢時期的南陽郡和南郡是以漢水為界的。

當然，這種以漢水為界的並不絕對。

它只是就一個大的區域範圍而言，即南陽郡的大部分地區在漢水以北。

因為秦置南郡、南陽郡之初，以漢水為界，漢代已開始突破了這種界限，如南陽郡之武當、筑陽兩縣在漢水以西即是。

然而就山都到襄陽東的百餘里地而言，直到東漢末年，兩郡仍以漢水為界。

若參照《中國歷史地圖集》，這個問題就更清楚了。

漢水自武當縣起，從西北向東南流。

過了山都縣（今湖北谷城南），則開始向東流。

襄陽東　地又折向南流。

一般所說的漢水南北即是指從山都南到襄陽東這一百多裡間。

既然南陽郡和南郡在此以漢水為界，位於漢水以南的隆中怎麼能屬南陽郡的鄧縣呢？難道隆中竟成了「阿拉斯加」一樣的「飛地」？

再從南郡和南陽郡建立的時間來看，南郡建於公元前２７８年（《史記·秦本記》載：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南陽郡則建於前２７２年。

南郡的建立早於南陽郡六年，秦在漢水以南置南郡時，不可能獨獨留下一個隆中，六年以後再劃歸漢水以北之鄧縣。

另外習鑿齒自己關於襄陽、南陽的記載也多歧異之處。

習鑿齒既在《襄陽記》中說「秦兼天下，自漢以南為南郡」，未言漢代有所改易，又說隆中屬漢北之鄧縣。

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

劉備至襄罪「擅興」

劉備三顧諸葛草廬，那麼諸葛亮的草廬或者說他的躬耕地，應當在什麼地方呢？以古代將領領軍之通制，應在劉備駐屯的新野城附近的某個地方。

我們可以從劉備與劉表的關係看躬耕地的所在。

劉備來到荊州後，從軍隊到駐兵地乃至軍糧的供給，無一不是從劉表手中得到的，事實上已經成為劉表麾下的部將，自然要處處受其節制。

況且新野之地北有強敵曹操，南有「帶甲十餘萬」的劉表，而劉備自己勢單力薄，不敢輕舉妄動，「備時羈旅，客主勢殊」，只能老老實實地寄人籬下，為劉表防守荊州的北大門。

儘管劉表對劉備是「以上賓之禮待之」，然而並不信任他，此中主要的原因是劉表「憚其為人」。

劉備自起兵以來的１０多年裡，始終沒有爭取到自己的固定地盤，掌握的軍隊數量也不多，他先後投靠過曹操、袁術、袁紹等人。

由於他暗中培植個人政治勢力並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時間不長，不是被人驅趕出去，就是他叛離對方。

因之時人如曹操、孫策兄弟以及陸遜等人都罵他是「姦猾」之人，劉備朝三暮四，對他的為人劉表心裡頗為清楚。

而劉表在性格上又恰恰是個「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的心胸狹窄之人，所以他對劉備表面上雖然「厚待之」，但在內心裡卻是很不信任的，「然不能用」，「不甚信用」。

建安十二年春夏之際，曹操北征烏桓，這時「劉備說表襲許，表不從」。

曹操率軍北上親征，趁其後方兵力空虛，劉備建議攻打許都，應該說這個建議是正確的，但是劉表對他懷有戒心，並未採納。

為籠絡劉備，劉表有時把他請到襄陽來「宴會」一番，做做「外貌儒雅」的表示，以安撫其心，讓劉備防守好北大門，但對其始終是採取不信任的態度，「重任之則恐不制，輕之則劉備不為用」，所以劉表不能不對之多加防範。

隨著劉備在新野駐屯日久，影響逐漸擴大，劉表對他的戒心就更大了，「表疑其心，陰御之」，對其警惕性更高了，不會允許劉備隨意到自己政治和軍事重地襄陽來的。

而劉備對劉表的此種態度不會沒有覺察，無奈自己正處於走投無路之時，沒有辦法。

秦漢時期有普遍實行的著名軍法——「擅興法」，此法規定：率兵將領未經皇帝或上級主將的命令擅自發兵，或是將領擅自出界、離部，都要受到軍法的嚴厲制裁。

《漢書·功臣表》載：「侯李壽坐為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誅。

」李壽乃京師宿衛軍官，未經允許擅自離開長安城送客，依軍法被處以死刑。

又《漢書·王尊傳》載：「護羌轉軍校尉王尊，於押運軍糧途中，遭羌族軍隊包圍，尊以千餘騎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屬，會赦免歸家。

」可見軍法規定了對將領擅自出界和離部是要嚴懲不貸的。

漢末軍閥混戰乃至三國鼎立時期，軍閥們對各自的率兵將領和士兵都控制得極為嚴格，因之也都在堅持實行「擅興法」和「士亡法」。

曹操「時天下草創，多捕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孫權「時法：謀叛，刑三族」。

實施此法的目的不外乎牢固掌握將領和軍隊，把握戰機，以取得戰爭勝利。

寄人籬下的劉備自然懂得違反「擅興法」的結果，只能忠於職守，在劉表指定的駐軍範圍內活動，不敢越雷池一步，沒有劉表的命令他是不敢擅自興兵或外出的。

建安七年「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建安八年劉表「使（備）拒夏侯、于禁等於博望」。

說明劉備的軍事行動是受劉表節制的，沒有劉表的命令他絕不能擅自行動。

從新野到襄陽（今湖北襄樊市）直線距離有一百多華里，古代軍將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莫過於騎馬。

劉備三顧諸葛草廬，興師動眾，驚動鄉里，劉表對此不會沒有耳聞，這肯定會觸犯他的「疑忌」之心，而且劉備的舉動一旦超出新野地界，擅離部屬，就違反了「擅興法」。

劉備絕不會冒此風險，到襄陽的隆中去訪求諸葛亮的。

因此諸葛亮的躬耕地不可能在襄陽隆中。

掩映於蒼松翠柏中的南陽武侯祠，是諸葛亮當年曾經結廬居住、荷鋤躬耕的地方。

全國目前尚保存九處武侯祠，南陽武侯祠僅次於成都的武侯祠而位居第二，位於南陽市區的臥龍岡上。

據說從晉代開始，南陽人就在臥龍岡上建祠修院，對諸葛亮進行紀念。

以後歷經兵火，屢建屢毀，直到清康熙年間才又按照原貌再次重建。

在元、明、清歷朝的《南陽府志》中稱：「臥龍岡在南陽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綿亘數百里，至此截然而止，迴旋如巢，然草廬在其內……其下平如掌，即侯躬耕處。

」這一段文字描述了臥龍岡的地理形勢，它綿亘數百里，宛若一條迴旋的巨龍。

顯然，這裡是風水寶地，因號曰「臥龍岡」，諸葛亮則選擇於此躬耕隴畝，並因地而「藏修發跡」，人稱「伏龍」或「臥龍」。

明《地理志》曰：「時人喻孔明為臥龍，因號其岡雲。

」明代將領俞大猷在《重建諸葛亭記》稱：「昔諸葛亮先生躬耕南陽時，人以『伏龍』稱之，故名曰其所居之岡曰臥龍岡，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

」不論是人因地而得名或山因先生而得名，都說明諸葛亮在南陽臥龍岡居住過，臥龍岡即武侯躬耕之處。

過千古人龍石牌坊，高岡上矗立著南陽武侯祠的大門。

大門為清代門樓建築，單檐歇山，面闊三間，前面出廊，並且有四個正方形石柱。

柱上端有花欞窗相連。

四角挑梁，挑梁下各系一個風鐸。

門樓前一對威武石獅分立左右。

從門前台階望去，朱門青瓦，器宇軒昂，尤顯氣勢。

大門的左側，立著清代光緒年間所立的「漢武侯躬耕處」石碑，似乎在向過往的遊人訴說那一段令人難忘的往事。

十年躬耕磨一劍

南陽是漢光武帝劉秀「龍興之地」， 是當時全國知名的大都會，其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發展居全國領先地位，被南陽人譽為「科聖」的張衡以及舉世皆知的「醫聖」張仲景都於此誕生和成才。

這樣的環境使得躬耕於此的諸葛亮時刻把握著時代的脈動。

那時候中原大亂，在荊州避亂的還有一大批青年才俊，如潁川郡的徐庶、石廣元，汝南郡的孟公威和博陵郡的崔州平等人。

他們經常聚會，除了切磋學問，還能交流信息，討論天下局勢。

這既可說是一個文化沙龍，又是一個了解時事的俱樂部。

在這種環境中，諸葛亮的學問、見識不斷得到提高。

表面上他是在臥龍岡當「耕夫」，實際上是在讀「高等研究院」。

諸葛一家和荊州豪門一向有往來，諸葛亮的兩個姐姐，大姐嫁給了蒯家蒯良的大兒子蒯祺，二姐嫁給了龐家的龐山民為妻。

當時荊州的地方勢力是以龐、習、黃、蒯、蔡為首的家族所把持，龐家以龐德公為首，蒯家則是蒯良、蒯越，黃家則是黃承彥，習家則是習禎、習詢、習竺數人，蔡家則是蔡諷。

這些大家族各有聯姻，而以龐家為首的地方勢力並不看好劉表，劉表在荊州的數年龐德公拒不出仕，劉表只能依賴聯姻，娶了蔡瑁的妹妹即蔡諷最小的女兒為妻，蔡諷的大女兒則是諸葛亮的岳父黃承彥的妻子。

諸葛亮曾拜龐德公、司馬徽為師。

龐德公是當地很有聲望的大名士，學問深，見識廣，不少有才幹的人經常去拜訪他，聽他對時局的分析、見解。

諸葛亮也經常去登門求教，而且每次都是「獨拜床下」，非常恭敬。

龐德公很器重諸葛亮，認為諸葛亮是個有抱負的青年，將來必定能幹出一番事業來，稱諸葛亮為「臥龍」，就是把諸葛亮比喻為「隱居」的俊傑。

當然這只是個比喻，不是講孔明真正在隱居。

司馬徽是北方士人，老家在潁川郡，為避亂到荊州。

他對經學、史學都有很深的研究，一些遠方青年慕名隨他到荊州求學。

當時的學者講究對古代文獻逐字逐句地解釋和考證，搞得很複雜、很繁瑣，而這些知識對於治國安邦則毫無用處。

司馬徽則非常注重儒家經典中的思想內涵，務求領略古人學說中的精髓。

諸葛亮受他的影響很深，史書上說他讀書「獨觀其大略」，也就是看個大概。

這絕非不求甚解，相反，他很善於領會書中的實質內容，而且勤于思考，有自己獨立的見解。

他曾經廣泛地學習過諸子百家的經典，其中更多的是法家韓非與申不害等人的著作。

諸葛亮結交士林，既增進了學問，又擴大了名聲，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就是司馬徽和徐庶推薦的。

諸葛亮一方面通過讀書、交友、拜師，增長學識和才幹，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一方面留心時事，觀察時局變化，注重聯繫實際，做到學以致用。

這樣年復一年積累，逐漸走向成熟，為出山登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可見，在南陽生活的十年，是諸葛亮成長為一個有志向、有見識、有才幹的知識分子的關鍵。

著名的《草廬對》就是這方面最好的說明。

這十年，不是隱居的十年，而是不斷磨礪自己、不斷成長的十年。

當初的臥龍岡上，孕育出這樣一個「千古人龍」。

擇婦不為攀高門

諸葛亮在南陽期間，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娶了妻室。

據說諸葛亮的妻子長得不好看，是位醜女。

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引《襄陽記》說諸葛亮的成親也是破除世俗觀念的，沒有媒妁之言，是他的岳父黃承彥自己找上門來，問諸葛亮：「聞君擇婦，家有醜女，黃頭黑髮，而才堪相配。

」諸葛亮立即許之，黃承彥即載送其女至南陽臥龍岡，以致時人以為笑樂。

諸葛亮的儀表非常出眾，《三國志·諸葛亮傳》中說他「身長八尺」，按現在的計量方法，就是１。

８４米左右，是個大高個。

《三國演義》描述諸葛亮說：「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機，飄飄然當世之神仙也。

」再加上他學問又大，人品又好，簡直是「鑽石王老五」。

中國人歷來講究「郎才女貌」「英雄美女」，當時的周瑜與小喬、呂布與貂蟬，都是傳頌千古的標準姻緣，為什麼諸葛亮偏偏娶了一位醜女為妻呢？

黃老太爺作為荊州名士，想把女兒嫁給這個後起之秀，於是提了親。

那時候，「竹林七賢」還沒出生，世風也並不尚任誕通脫，黃老太爺學的是陳藩、李膺這種「以天下名教為己任」的傳統士族做派，其中很重要的一條，也是中華民族的美德：謙虛。

黃小姐即使真長得和貂蟬一樣沉魚落雁，做父親的也不可能把自己女兒吹噓得閉月羞花。

更何況，那時候的社會風氣遠沒如今開放，在魏晉風氣極盛的時候，陳壽讓丫環給父親送藥，走在路上讓人看見了，立刻被彈劾罷官，何況是建安初年！作為名士的女兒，黃小姐不可能在外拋頭露面，因此，南陽當地人看到黃小姐的可能性不大。

唯一比較可信的是，當諸葛亮被問起他太太或准太太的時候，秉著和岳父一樣謙虛謹慎的態度做了回答。

因此那句「孔明擇婦」的鄉諺，就極可能是當時名士圈裡的朋友聽了答案，而後作歌調侃。

一般老百姓不大可能用「擇婦」這樣文雅的詞進入俚歌，也不可能直接稱呼與荊襄高層有密切聯繫的黃家翁婿為孔明和阿承。

黃小姐的母親是當時荊州刺史劉表後妻蔡夫人的親姐姐。

蔡夫人的美貌和手腕都很不一般，不然劉表也不會對她千依百順，以至於變相放逐了自己的兒子，使得蔡氏一族的勢力空前膨脹，在史書上留下個「溺於後妻」的考評。

而既然蔡夫人是美人，嫡親的妹子也絕不會丑到哪裡去。

黃承彥得以娶到蔡家小姐，成為劉表的連襟，除了他本身的名士地位以外，容貌舉止方面也絕不該猥瑣而粗鄙，反觀同樣是大名士的司馬徽，因為其貌不揚，終究娶了個無名的太太。

因此，有了父母雙方的血統保證，黃小姐充其量姿色平平，只要不是基因突變，絕不可能貌如東施，醜陋無雙。

因此，有理由相信諸葛夫人長得並不難看，只是不像孫策、周瑜的大喬、小喬那麼漂亮罷了。

諸葛亮擇婦重才而不重貌，所以黃承彥特地講到「才堪相配」，諸葛亮一聽立即答應。

當地還有這樣一個傳說，黃承彥的女兒名叫黃月英，小名阿嬌，長得花容月貌。

聽說諸葛亮學識人品俱佳，很傾慕他，於是托父親主動提親。

她讓父親在諸葛亮面前說自己很醜，看他是不是一個以貌取人的凡夫俗子。

沒想到諸葛亮很爽快地答應了。

結婚那天，黃月英頭上蓋著一塊紅布，她想試探一下諸葛亮是不是真的心甘情願毫不猶豫地去揭紅蓋頭。

沒想到諸葛亮真的二話沒說就揭了蓋頭。

面對花容月貌的黃月英，諸葛亮以為弄錯了。

這時一臉喜氣的新娘才道出了原委。

據說，後來人們結婚，姑娘的紅蓋頭就是從黃月英那兒學來的。

諸葛亮有志於仕途，以期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負，這是無疑的。

但依據諸葛亮的人品，絕不會用婚姻或親戚關係來作為入仕的「敲門磚」。

諸葛亮在出山之前，確實跟荊州一些名門大族有婚姻與親戚關係，但他並沒有利用這個關係。

他交結的大族名士如龐德公、黃承彥都是淡於名利之人。

劉表曾親自去請龐德公進府，龐德公沒有去，反遷到鹿門隱居。

黃承彥跟劉表是連襟，也沒到劉表府中做官。

諸葛亮結交他們，主要是仰慕他們的學問和品行。

諸葛亮的二姐還嫁給了龐德公的兒子龐山民。

相反，對在荊州位居要職的劉表、蒯越、蔡瑁，諸葛亮跟他們則很疏遠，史書中也未曾提到諸葛亮跟他們有什麼交往。

如若諸葛亮擇婦是為了入仕做官，恐怕不用劉備去請，他早就在劉表手下當差了。

要說諸葛亮的婚姻和親戚關係對個人成長有什麼好處，主要是對於提高他的名聲有利。

而這種名聲，同諸葛亮本人的才智是一致的，不是哪個人為他造勢所造出來的。

「娶妻勿過美」是前人的古訓，諸葛亮志在事業，尋求的是賢內助而不是美嬌娘。

黃氏過門後兩人相敬相愛，儘管２０多年沒有生育，諸葛亮也沒有半點嫌棄。

「醜婦」助夫成偉業

諸葛亮六出祁山，威震中原，發明了一種新的運輸工具，叫「木牛流馬」，解決了幾十萬大軍的糧草運輸問題，曾革新「連弩」，可同時發射１０箭，萬弩齊發，出奇制勝，魏國大將張、王雙都是死在這種武器之下，這些據說都是黃月英的功勞。

據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記載：有一次諸葛亮在家中招待賓客，「友人畢至，有喜食米者，有喜食麵者。

頃之，飯、面俱備，客怪其速，潛往廚間窺之，見數木人舂米，一木驢運磨如飛，孔明遂拜其妻，求傳是術，後變其制為木牛流馬」。

此外，諸葛亮五月渡滬，深入南中，七擒孟獲，為避瘴氣而發明的「諸葛行軍散」，「臥龍丹」據說也是他的「醜媳婦」教給他的。

諸葛夫人的這些「異能」甚至影響到了蜀軍的兵制，使他們更重視技術兵器的使用，而不單獨依賴軍人的勇猛。

蜀軍在武器製造上面下了很大工夫，摧山弩、浦元刀、孔明燈，後來到晉朝將領之間還以諸葛時代的筒袖鎧作為珍貴的禮物，因為它能夠擋住飛箭，其他朝代的軍隊很少有如此重視技術兵器的，大多是謀略型的軍隊。

這樣看來，這位諸葛夫人倒和春秋時期的著名醜女無鹽有幾分相似，無鹽小姐憑著縱橫捭闔的雄辯，嫁給了齊國的真龍天子；黃家小姐在傳說中靠著過人的才思，嫁給了三國時期的臥龍。

入蜀以後，諸葛亮身為丞相，貴為武侯，憂勞國事，日理萬機。

教育子女的責任自然全部落在他這個「醜媳婦」的身上。

諸葛瞻後來奉命鎮守綿竹，鄧艾兵臨城下，不受威脅利誘而壯烈成仁，他的兒子諸葛尚也同時殉國。

晉代一統天下後，曾詔諸葛亮的第三個兒子諸葛懷到洛陽封贈顯爵，諸葛懷上表說：「臣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衣食自有餘饒；才同欞櫟，無補於國，請得歸牖下，實隆賜也。

」晉武帝司馬炎只得順其志向，可見諸葛亮的遺訓和諸葛夫人的遺澤，仍然在他們後代的身上散發出聖潔的光輝。

進南陽武侯祠的大門，拾級而上，穿過鐫刻有「漢昭烈皇帝三顧處」的石碑坊和仙人橋，迎面就是祠院的主體建築——大拜殿。

殿內塑有諸葛孔明像，綸巾羽扇，神態飄逸，儼然如生。

兩側是其子諸葛瞻、其孫諸葛尚的塑像。

過了大殿，就來到武侯祠的正中央，看到了蓬鬆如傘、古樸美觀的諸葛草廬，這就是諸葛亮當年隱居攻讀的地方。

草廬高４米，八角攢尖式，每角懸掛一風鈴，上覆茅草，木雕門欞，周匝迴廊，梁枋彩繪，素雅美觀。

草廬外的門楣上懸掛匾額一方，上書「諸葛草廬」，是郭沫若先生於１９７３年４月題寫的。

草廬內的門楣則為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先生所題的「諸葛廬」。

南陽，是諸葛亮成才的搖籃；草廬，是劉備、諸葛亮君臣三顧相見，如魚得水的場所。

它沒有色彩繽紛的雕樑畫棟，也沒有恢弘的壁畫浮雕，然而，這簡陋的草屋，卻造就了一代運籌帷幄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自來宇宙垂名布衣有幾，能使山川生色陋室何妨」？綜觀中國古史，為將為相之人多矣，而布衣躬耕，受三顧而起，為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當首推諸葛武侯。

南陽諸葛草廬，因「三顧」聞名於世，「一對」彪炳史冊，流芳千古！

劉備三顧若有無

在近１０年的躬耕生涯中（１９９年——２０７年）， 隨著年齡的增長，諸葛亮的思想逐漸成熟，形成了自己的抱負。

他躊躇滿志，出語不凡，「每自比於管仲、樂毅」，不甘一生就做個默默無聞的諸葛村夫，而「時人莫之許也」。

雖然他的朋友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等都很佩服他，但外界卻對他相當陌生。

遠的像曹操，求賢若渴，並不知道諸葛亮其人。

孫權在江東極力延攬人才，也沒有通過諸葛瑾來請諸葛亮出山。

劉表與諸葛玄是舊交，也未曾禮請過諸葛亮。

就是近在咫尺的劉備，竟然也長期不聞諸葛亮之名，直到赤壁之戰前夕的２０７年，劉備才從徐庶口中得知諸葛亮，從而三顧茅廬。

可見諸葛亮當時只是普通的一介書生而已，並不是名滿天下、屢請不動的「臥龍」先生，因此，就有了另外一種說法。

據《魏略》和《九州春秋》記載：「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

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後來劉備自顧自編帽子，被諸葛亮諫阻，才注意到這個年輕人，「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

這個說法，讓人很是困惑，到底是亮「北行見備」，還是劉備三顧茅廬呢？歷史到這裡似乎成了一筆糊塗帳。

裴松之認為，有陳壽的《三國志·諸葛亮傳》及《出師表》為證，「三顧茅廬」的真實性不容置疑。

而經學人考證，《魏略》關於此事的記述很粗疏，不可以為信史。

初看《三國演義》時，我對劉備的表現很不以為然，動不動就哭，簡直就是個軟弱的受氣包；劉備摔孩子——收買人心，既做作又虛偽，絕對是不成器的傢伙；數易其主，不斷奔逃，最後弄得連落腳之處也沒有了，只能託庇同宗為生；反覆無常，時謀反叛，不講情義，鳩占鵲巢，就這樣「流氓」式的人物，怎麼竟成「智聖」諸葛亮忠心耿耿、一生追隨的人主？

但仔細一回味，卻覺得不是那回事，曹操曾說「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

再看《三國志》，誅車胄、殺蔡陽、燒博望、戰赤壁、征四郡、收西川、取漢中……這都是劉備親自指揮的勝仗，而「鞭打督郵」之事，也不像《三國演義》中所說的是張飛所為，而是劉備自為，為此他不得不棄官逃命，可見其性格中有不折腰的一面。

其恥居人下的性格，使他在播亂蓬轉之中始終信心十足，先後依公孫瓚、陶謙、呂布、曹操、袁紹，卻又先後離去，雖然給人以朝秦暮楚之感，事實上卻是生存能力極強的表現，其依附時是座上賓而非墀下奴，其離去時是高飛而非潛遁。

因此，世人稱其為「梟雄」，極言其鷹揚虎視、天縱才華。

劉備最了不起的是他的韌性，也就是面對失敗百折不撓的精神。

憑著這一點兒，他就像是石縫裡的種子，在那個軍閥混戰的年代用梟雄的作為尋找時機，「使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而三顧茅廬後的魚水相契，終於使這隻蛟龍有了騰飛的希望。

江東賢亮難盡亮

諸葛亮出山之後，孫權亦欲招賢，據《江表傳》記載：「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孫權謂諸葛瑾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

』諸葛瑾回答說：『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

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

』」

從諸葛亮與劉備的關係來看，「草廬對」後的劉備與諸葛亮可謂「情好日密……猶魚之有水」。

裴松之有言：「觀亮君臣相遇，可謂稀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

」裴氏還斷言：孔明何等樣人，他與劉備水乳交融的關係甚至超越了劉備與關羽、張飛的曠世兄弟情，而達到神而化之的境界。

即使孫權讓他盡展才能，孔明也根本不可能投向孫權。

孔明當年之所以慨然「許先帝以驅馳」，卻也不能不歸結為劉備願意「咨臣以當世之事」這一事實，劉備的言聽計從，對諸葛亮至關重要。

我們發現智慧過人的諸葛亮很少有與他人商議、相與定計的必要。

他的智力既高出眾生，謀略又周贍完備，他要求別人的，便只是忠實地貫徹。

由於諸葛亮沒有帝王之心，所以，一個能讓諸葛亮盡展才華同時又能讓他對其品質由衷感佩的人主，如劉備，便自然成了諸葛亮的首選目標。

抗拒住一時名利的誘惑，投身前景並不光明的劉備，這說明諸葛亮比別人有遠見，他追求的不是一生一世的功名顯赫，更不是所從屬政治集團的整體「事業」，而是「光昭將來，刊載不朽」的萬世美名。

同時，他也看中了劉備人才匱乏的現狀將給自己提供無比廣闊的發展空間。

對待東吳的拉攏，他巧妙地回答：「孫將軍可謂人物，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盡亮，吾是以不留。

」孫吳不能「盡亮」的真正原因，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好位子都叫別人占了」。

面對人才更為充盈的曹魏，諸葛亮則更是「立場堅定」。

入蜀後，他曾為投魏的好友徐庶和石韜嘆息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一生謹慎的諸葛亮，偶然有這麼一次的「真情」流露，便立刻顯現了自己「寧為雞頭，不為鳳尾」的真實思想：自己不曾「淪落」到一個「多士」的勢力集團，因而成為一個三等帝國中的一枝獨秀。

隨著時間的推移，全國各路軍閥的優劣越來越清楚。

在外人看來，劉表不習軍事，「慮既不遠，其子又劣」。

「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眾散，並受其禍」（《資治通鑑》卷６５），不是一個成霸業的材料，這樣的人諸葛亮是不願與之合作的。

袁紹出身四世三公之家，但「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三國志·袁紹傳》），剛愎自用，不納良策。

這樣的人在諸葛亮看來，是不足與之謀的。

曹操雖然精於用兵，然為人奸詐，用人多疑，濫殺無辜，在他手下為人難保平安，更何況曹操手下的智囊團已經形成，年輕的諸葛亮參與進去，能否被重用還是個問題。

諸葛為何不輔曹

諸葛亮不輔曹操的另外一個原因是，諸葛亮早孤很可能與曹操有關。

從諸葛兄弟的卒年和年齡推算可知，諸葛瑾（１７４年——２４１年）大諸葛亮（１８１年——２３４年）七歲。

諸葛瑾少年時代，曾經到都城洛陽遊學。

遊學時間，大致應該是靈帝末獻帝初（１９０年左右），也就是黃巾之亂已息、董卓之亂未起的這個空當，時間不會太長。

因為母親去世，丁憂回鄉，史稱「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

由此可知，當時諸葛　還活著，否則無法續弦（繼母和父妾是兩碼事），這時諸葛亮大概十歲。

諸葛玄接受袁術的任命赴任豫章太守的事，大概在建安元年（１９６年）。

此時諸葛　已死，所以諸葛亮和諸葛均跟著叔叔諸葛玄生活，一塊兒到豫章上任。

由上可知，諸葛　死於公元１９０年——１９６年之間。

查看史書上的戰爭記載，有一種可能性非常大的推想是，諸葛　是被曹操的士兵殺死的。

讀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曹操的父親曹嵩被陶謙的部下殺了。

曹操一為報父仇，二為搶地盤，遂大興屠城之師，在徐州這一大塊兒地方，殺了個不亦樂乎——屍堆成山，血流成河，是漢末三國時期的一次著名的大劫難。

諸葛家族的聚居地陽都，正在劫難的範圍之中，諸葛　的任職地——泰山郡則是曹操報仇屠殺的主要對象。

當時曹操命令泰山太守應劭負責迎接他父親，結果出了事，曹氏一家被殺了不少人。

應劭懼禍，跑到袁紹那裡避難去了。

諸葛　是郡丞，太守的副手，恐怕沒有太守大人這樣的福氣，不是困守孤城，就是跑回老家，極有可能成為曹操的泄憤對象。

因此可以推想，諸葛　極有可能是死於曹兵之手。

諸葛亮一生立志伐魏，和魏國沒有絲毫商量的餘地，也是否源出於此？

這件事情雖然只是建立在推測的基礎之上，未必可信，但在諸葛亮對未來的選擇中，卻不會不考慮情感的因素。

禍亂家鄉的賊子、顛沛流離的生活，一切的一切，都與亂世梟雄——曹操有關，少年時的痛苦歷程，勢必影響諸葛亮對未來謀主的選擇。

一個個割據政權，一個個軍閥謀主，在諸葛亮心目中各有尺碼。

古人曰：旁觀者清。

處在臥龍岡靜觀事態變化的諸葛亮自然看到劉備東征西討，已顯出英雄氣度，「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三國志·劉備傳》）。

雖然尚未有根據地，卻有幾員勇略過人的大將，只是缺少文臣謀士。

而此時的劉備也正寄劉表籬下，自然明白劉表得以立穩荊州的秘訣，在於得到名門士族的支持，自己屢次敗北，已近中年尚無立錐之地，從失敗中意識到了隊伍中沒有文臣謀士的利害關係，故有「思賢若渴」之說。

諸葛亮的學識和聲望，正是劉備所求取的人選，對於劉備同諸葛亮初會的劉備「三往說」和諸葛亮登門求主說，不管是誰占主動，相見恨晚卻是事實，至此諸葛亮有了用武之地。

赤壁之戰立首功

也是時勢造英雄， 初出茅廬，諸葛亮就遇上了赤壁之戰。

當時的荊州已經被曹操基本控制，反抗力量僅有江夏、夏口的劉備、劉琦部隊。

面對逐步逼至的曹操大軍，扭轉危機的，便是諸葛亮。

此刻的諸葛亮，立刻提出了聯吳的設想，並且親任使節，充分發揮了外交家的本色，與孫權乃至整個吳國智囊團展開了雄辯，「舌戰群儒」，成功使用激將法之後，最終促使吳軍加入了戰團。

在吳魏交鋒的時候，以在後觀望為戰略也充分顯示了諸葛亮過人的眼光。

這使得當時弱小的劉備集團被推離漩渦的中心，避免了大會戰中遭受重大損失，同時也養精蓄銳，準備在戰後謀利。

赤壁之戰以後，孫劉聯軍進攻南郡。

其後劉備聽從諸葛亮建議，率軍南征，平定四郡。

而在得到周瑜諒解屯駐公安，暫借荊州的時候，諸葛亮官拜軍師中郎將，負責治理零陵、桂陽、長沙三郡。

諸葛亮在臨蒸設置大本營，統治三郡，其任務為「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劉備把大後方的管理任務交給了諸葛亮，而諸葛亮也充分發揮了其政治能力，採取圓滑的政治手腕，為劉備提供了鞏固的後方以及源源不絕的補給。

初出茅廬第一功，使諸葛亮在劉備集團中有了立身的資本。

自諸葛草廬後行，為寧遠樓，取諸葛亮《誡子書》中「寧靜致遠」之意，相傳為諸葛亮躬耕南陽時藏書、彈琴、憑欄遠眺之地，後人築樓以紀念。

寧遠樓前，有抱膝石、梁父岩。

《三國志·諸葛亮傳》云：「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

」管仲、樂毅，從來沒有人把他們倆聯繫在一起，從來是管、晏並提，管仲跟晏嬰，就是陳壽的評價也說諸葛亮是「管、蕭之亞匹也」。

這句話的重點是政治經濟方面，管仲跟蕭何所擅長的即是此類。

劉邦論建國時說過：我有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張良；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的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的韓信，所以取得天下。

暫借荊州的時候，諸葛亮的任務是「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降伏劉璋，平定蜀地後，諸葛亮的三分天下之計，也初具雛形，但這時候諸葛亮的任務仍然是「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

諸葛亮從荊州到益州，所擔任的角色都是以內政首長為主。

直到劉備死前，諸葛亮多是留守後方如蕭何故事——「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其政治能力在這段時間得到充分表現，奠定了其政治家的地位。

諸葛奉行管晏法

諸葛亮祖籍漢琅琊郡陽都縣，乃春秋時齊國故地。

從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中，可以看出其對齊地文化的深深眷戀。

甚至於潛意識中，也學齊王娶了個無鹽一樣的「丑妻」。

諸葛亮自幼受齊文化的薰陶，對其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齊國重臣管仲、晏嬰，其治國思想的基本線索就是管晏的「富國強兵，爭霸中原」。

在治國方略上，他充分汲取了齊文化的傳統營養，兼收並蓄，為我所用。

管仲可以說是最早的法家理論的實踐者。

他主張法治：全國上下貴賤都要守法，賞罰功過都要依法辦事。

他認為國家治理得好與壞，根本在於能否以法治國。

管仲重視發展經濟，他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也就是國家的安定與不安定，人民的守法與不守法，與經濟發展關係十分密切。

管仲的管理才能在齊國得到了充分體現，使齊國很快強盛起來，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在有名的《答法正書》中，諸葛亮闡述了建立蜀漢之後厲行法治而且是嚴法的道理，他一方面強調依法而治的重要，同時又指出法律要因時而制，該寬則寬，該嚴則嚴。

他比較了蜀漢與西漢初年的區別，認為漢初因為秦王朝「有法無道」，「政苛民怨」，急需緩刑息民，因此漢高祖「弘濟」，廢除了秦朝殘暴的法律，只「約法三章」，卻緩和了社會矛盾，鞏固了政權。

而蜀漢由於此前劉璋父子統治時，昏庸懦弱，法紀不明，地方勢力專權放任，致使一片混亂。

此時就必須制定嚴法，以打擊豪強，制裁放縱。

晉人習鑿齒在評價諸葛亮的法治時說：「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法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這種讚許並不過分，事實上在三國以後的中國其他王朝，再未出現過像諸葛亮厲行法治所得到的治國效果。

管仲最為嚴重的過失在於，他在位期間，沒有安排好接班人。

對於這一點，宋代的大思想家兼文學家蘇洵在《管仲論》里分析得非常深刻：當管仲病危之時，威公（即齊桓公）問之相，他僅僅指出：豎刁、易牙、開方三人非人情，不可近，卻沒有舉賢者以自代。

由於晏子死後出現了權力真空，這三個傢伙便共同挾持齊桓公，為所欲為，倒行逆施，使管仲苦心經營４０多載、已然好端端的齊國頓時大亂。

尤為可嘆的是，曾經叱吒風雲、威風一時的齊桓公，最後也慘死在這夥人手裡。

在這一點上，諸葛亮也犯下了同樣的錯誤。

諸葛亮處事過於謹慎，凡事親力親為，因而不能發揮屬下的才能。

諸葛亮經常親自審閱簿書，他的主簿楊勸諫他說：「治理國家有一定的體序，上下不可互相侵犯。

如今先生掌理朝政，親自閱審簿書，流汗終日，難道不覺得辛苦嗎？」２２３年劉備死後，蜀漢朝中大小政事都交由諸葛亮決定。

然而，十多年時間，諸葛亮卻不能栽培出後繼之人！連捧諸葛亮不遺餘力的《三國演義》都會露出一句「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的話來。

栽培人才是領袖最重要的工作，諸葛亮在這方面跟他的「偶像」管仲確實可堪一比。

大權獨攬，「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杖二十以上親決」，其負面的效果就是直接導致蜀漢朝廷，一旦缺乏了像諸葛亮這樣強勢而又出色的政治人才，政治上便出現「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的局面，經濟上則是「經其野，民皆菜色」，對這樣的後果，諸葛亮這個蜀漢政權的實際統治者和所有既定方針的制定者，應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身處草廬知天下

對於一個政治家，最重要的莫過於對局勢的把握，在這一點上，諸葛亮是絕不比管仲、蕭何差的，他最值得稱道的就是在《草廬對》中提出「天下三分」的格局。

人們常用「未出茅廬，已知天下三分」高度評價諸葛亮的傑出才能，我覺得若將其中的「知」改為「定」，更能體現《草廬對》的價值。

《草廬對》中的智慧含量不僅遙不可及，而且非常獨特，它與當年沮授、荀不約而同地建議袁紹、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有著根本的不同。

「挾天子以令諸侯」帶有一種「先入咸陽者為王」的意味，但三分天下的謀略，則僅適合於劉備，儘管劉備完全看不到這一點。

顯然，對曹操而言，天下削平凈盡，只剩下一個江東；而對孫權而言，曹操「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

今數雄已滅，唯孤尚存」，所以他雖然自稱「孤與老賊，勢不兩立」，但也僅限於藉助「國險而民附」的地利、人和優勢，與曹操分庭抗禮，搞南北朝。

換言之，在曹操眼裡，中國只有一個中國；在孫權眼裡，中國可一分為二；僅僅因為臥龍岡上冒出個諸葛亮，才使中國突然出現三分天下的可能。

諸葛亮硬是以自己挾泰山而超北海的智慧，從魏吳爭鬥中虎口奪食般地為劉備搶下一片天地。

這樣，隨著諸葛亮走出臥龍岡，一個國家的雛形也於焉萌生。

雖然我們應該把赤壁之戰的榮譽公正地還給周瑜，但在諸葛亮的《草廬對》中，事實上已將曹操兵敗預先算計在內。

諸葛亮的目光還要長遠得多，他清澈的雙眼仿佛在天地間劃出兩個圓弧，這便輕巧地把一座「用武之國」荊州和一個「天府之土」益州，理論上交到劉備手中。

至於實踐效果，則簡單到只取決於一個前提：「將軍豈有意乎？」

諸葛亮沒有過多地考慮劉備有意與否，他的思緒剎那間已穿越了時空，不僅進一步為劉備勾畫了蜀漢的內政外交，還親歷如睹地設想到了興復漢室的前景。

奇妙的是，諸葛亮的每一步設想都包含著具體的可操作性，先後次序之謹嚴亦與圍棋國手行棋相似，算路綿長，在明確大方向的前提下，兼顧到了每一個具體環節。

知行合一的諸葛亮，豈止是「未出茅廬，已知天下三分」；未出茅廬，他甚至已將日後的「三分歸一統」算計成大功告成前最後一個官子。

天下三分自荊始

民間流傳的借荊州，其實只能說是借南郡，更精確一點兒應該說是借江陵。

（當時的荊州下轄七郡：南陽郡、南郡、江夏郡、長沙郡、武陵郡、零陵郡和桂陽郡）

赤壁之戰後，周瑜全力攻南郡的首縣江陵，但攻了一年也未能攻下，劉備趁這期間以武力迫降了荊州的南面四郡長沙、武陵、零陵、桂陽，不過東吳也占領了之前由劉琦、劉備占據的江夏郡。

最終是荊州被瓜分，曹操占一個半郡：南陽郡和南郡的一半（襄陽等）；孫權占一個半郡：江夏郡和南郡的一半（江陵等）；劉備占四郡。

因此，三分天下其實是從三分荊州開始的。

從結果看，劉備占了便宜，孫權自然不會滿意。

不過由於有周瑜在，因此孫權並不太害怕劉備坐大，再加上魯肅力主聯劉抗曹，因此荊州的格局就暫時穩定了。

而建安十五年，所謂的「借荊州」上演了。

按《先主傳》記載，劉備是先被屬下推為荊州牧，後才到京口見孫權，求督荊州。

開始由於周瑜的反對，事情並不成功。

不久周瑜身故，魯肅掌權，極力贊成由劉備督荊州。

於是，孫權上奏朝廷推舉劉備為荊州牧，劉備推舉孫權為徐州牧，並且雙方交換了土地，孫權將所擁有的南郡的一半（江陵等）「借」給了劉備，而劉備也將長沙郡的一半劃給孫權，孫權將其命名為漢昌郡，由魯肅為太守，後來就不知怎麼被炒作成「借荊州」了。

在「借荊州」過程中，魯肅將劉備集團推上了與曹操爭奪荊州的對抗前線，而孫權集團則可以全心全意攻打合肥一線。

此前劉備集團完全躲在孫權集團的背後，曹操只有完全占有南郡，才能與劉備的疆土接壤，而且一旦有變，孫權將腹背受敵。

而對諸葛亮來說，荊州戰略是他「三分天下」的基石，雙方各取所需，也算公平。

只是世事難料，像吳蜀這樣的同盟，本不牢靠，再加上孫權割據一方的意願大大超過奪取天下的意願，因此據長江、奪荊州，甚至與劉備集團翻臉就成了必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結果。

失卻荊州時局艱

赤壁之戰後，劉備將荊州「借而不還」，東吳人非常憤怒，覺得劉備有背信棄義、過河拆橋之嫌。

荊州本就是換來的，劉備與諸葛亮無論如何也不會答應歸還。

在諸葛亮為蜀漢圈定的原始版圖中，荊州與益州乃是國家張開的兩翼，奪取荊州，威懾孫權，是諸葛亮的既定方針。

荊州落入劉備之手以後，諸葛亮只需旋轉刀柄，藉助刀背的力量順勢一抹，就可以將益州納入懷中。

對付區區劉璋、張魯，實在是小菜一碟。

一塊誰也沒有料到的土地，就此既意外又順理成章地成為劉備的天下。

《草廬對》的決策，正在有條不紊地得到貫徹。

這時，兩樁互為連貫的事件，打亂了諸葛亮的步驟。

先是關羽「大意失荊州」，致使荊州不復為劉備所有；接著，憂憤填胸的劉備不顧諸葛亮的勸阻，以一種「不愛江山愛兄弟」的激情，盡起蜀軍全部兵力，為關羽報仇。

夷陵慘敗，使得蜀漢本來就沒有多少家底的實力更趨衰弱。

不久，劉備即在白帝城憤憤去世，將自己可笑的寶貝兒子劉禪和一個脆弱的國家，託付給諸葛亮。

公元２２３年４月，４２歲的諸葛亮，迎來了自己政治生命的第二個階段。

受命於危難之中，諸葛亮以他的卓越才能穩定了局勢，通過主動與東吳修好，「團結和親」，免除了一個強敵的威脅，此後吳蜀再也沒有發生過戰爭。

同時，在「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獎勵農桑，與民生息」等正確政策下飽受打擊的蜀國逐漸恢復了元氣，又漸漸開創出一個「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積蓄饒」、「吏不容奸、人懷自勵」有所作為的局面。

《草廬對》中「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方案，也終於等到了可以實施的時間。

由於外部環境相對平靜了些，諸葛亮遂率軍南征，這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七擒孟獲」的故事。

對南蠻首領孟獲「七擒七縱」，雖然頗像一種貓玩耗子的軍事遊戲，但諸葛亮的本意不在炫耀自己，而是想從心理上摧毀敵人，使得以孟獲為首的南方少數民族部落心悅誠服，從此不敢再生事端。

天下三分，對曹魏政權已經成了一種無奈的現實，曹丕此前征伐東吳，再次以失敗告終；對孫權而言，則是可以接受的選擇，他甚至考慮起派船隊去夷州（今台灣）的事情來了；唯獨對諸葛亮是一種不可忍受的事實。

他堅定的信念，使他幾乎一刻也沒有忘記所謂的「恢復漢室」，即使曹魏一方幾乎暫時忘卻了他的存在，即使他治下的蜀漢恰恰是三國中實力最為不濟的。

就在「七擒孟獲」後的第三年，曹丕死後的第二年（２２７年），諸葛亮率大軍進駐漢中，由此揭開了北伐的序幕。

在南陽武侯祠採訪時，聽到這樣一種說法，是說南陽有「三寶」：烙畫、玉石、出師表。

初次聽到這個說法，我覺得很是不解，前兩者是南陽當地的民間藝術或者特產，把《出師表》和這些放在一起，典型的不倫不類。

更何況《出師表》為諸葛亮任蜀相時所作，跟南陽應該關係不大，把它歸結為南陽「三寶」之一，頗有些巧取豪奪之感。

可等我看完南陽武侯祠中嶽飛所題的前後《出師表》碑刻之後，才知道「三寶」中的《出師表》，原來是指岳飛過南陽時留下的真跡。

紹興戊秋八月望前，過南陽謁武侯祠。

遇雨，遂宿於祠內，更深秉燭，細觀壁間昔賢所贊先生文詞、詩賦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覺淚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

道士獻茶畢，出紙索字。

揮涕走筆，不計工拙，稍舒胸中抑鬱耳。

岳飛並識。

岳飛寫罷《出師表》，仍不盡意，又拉過來一張紙，大書「還我山河」四個字。

時在紹興八年（１１３８年）。

岳飛的書法健拔雄偉，成為流傳後世的重要藝術珍品，清光緒二年（１８７６年）石工李發祥鐫刻，共有２１塊，各長１１０厘米，寬５８厘米，鑲嵌於武侯祠大拜殿北側的廊廡之中。

這幅天下聞名的藝術珍品，襄樊方面也加以複製，陳列在隆中博物館中。

令人費解的是，他們卻刪去了岳飛自述「謁南陽武侯祠」的跋。

岳飛是一位著名的軍事家，他所崇敬的諸葛亮也曾自比樂毅，但作《三國志》的陳壽卻評價諸葛亮「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

又說他北伐「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真的是這樣嗎？

四次北伐無寸功？

但凡讀過《三國演義》的人，對諸葛亮的種種神機妙算和深謀遠慮往往有著不可磨滅的印象。

他火燒博望、火燒新野、草船借箭、三氣周瑜、巧借東風、赤壁之戰、七擒孟獲、六出祁山、計設空城、火燒草谷，除了街亭一役之外，簡直是無往而不利。

甚至於呼風喚雨，撒豆成兵，連死諸葛也可以驚走活仲達，真可謂神人也。

正因為這些，魯迅先生曾言《三國演義》「狀諸葛之智近妖」。

不過，在這些勝利之中，有不少是虛構出來的，火燒博望、火燒新野都是劉備的功勞，那時候諸葛亮還沒有加入劉備集團，其後雖有舌戰群儒，聯吳抗曹之績，諸葛亮卻一直不曾領兵，而是以內政之事見長。

直到入川之戰，龐統陣亡，諸葛亮第一次領軍入蜀援助。

在劉備的有生之年，諸葛亮帶兵作戰的只有這一次。

劉備死後，諸葛亮開始逐漸掌握了軍政大權，並指揮了他賴以成名的南征與北伐。

南征一戰而成，自不必說，北伐則出而復返，師勞無功。

據《三國志》記載，從建興六年到十二年，短短七年時間，諸葛亮四次親統大軍北伐。

第一次確實出的是祁山，因為被張擊破街亭，「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

當年冬天，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

第二年，遣陳式偏師攻武都、陰平，郭淮來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屬於策應進兵。

建興八年，魏遣曹真等攻漢中，「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屬於防禦戰，而且接觸規模很小。

建興九年，諸葛亮再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兵，與魏將張交戰，射殺」，應該是撤退時候最輝煌的勝利了。

最後是建興十二年春，諸葛亮出斜谷，與司馬懿對峙於渭水南岸，最終病死五丈原。

史書上就是這樣記載諸葛亮北伐的，他屢屢進兵，幾乎可以說寸土未得。

因此有人說：「觀諸葛亮用兵，在戰略上均只見其正，不見其奇，則無可辯護者。

至於演義小說謂諸葛用兵神奇莫測者，乃無根之言耳。

」

諸葛一生唯謹慎

在首次北伐時，諸葛亮與魏延關於北伐路線之爭的公案，曾引起後世史家的濃厚興趣，為之爭論不休。

一些人認為，魏延建策由他率五千精兵直出漢中，由子午谷偷襲長安，諸葛亮率大軍出斜谷，趨長安會師，乃是「奇謀」，「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假如諸葛亮採用，很可能北伐已經成功，可惜亮謹慎得近乎膽小。

而另一些人則支持諸葛亮「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的謀略，認為北出子午谷雖是捷徑，但危險係數極大，一旦魏軍卡住谷口，輕則勞而無功，重則全軍覆沒。

諸葛亮一生謹慎，他的治軍也就是「安靜」、「堅重」，不輕易冒險，正如兵法上所謂「先為不可勝，然後能夠取勝」。

他固然對魏作戰沒有取得「尺土」，但是除失去街亭外，他並未遭到很大的挫敗，也沒有人能打敗他。

長安是曹魏的重鎮，也不是輕易就能攻取的。

孤軍深入，屯兵于堅城之下，能夠希望得勝嗎？即使真能夠取得了長安，又如何守法？當時蜀軍駐守漢中都已經有些吃力，又怎麼可能把戰線拉到強大的曹魏的腹地呢？對於蜀國這樣一個弱國，要行險僥倖，實在是個危險的事。

雖然如此，但祁山還是要不斷地出，仗還是要不斷地打，就算沒有什麼大的戰術上的勝利，至少可以從戰略上牽制住敵人，側應自己的盟友吳軍，保持三國鼎立之勢。

而不打的話，只會像劉繇、王朗之輩，「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並江東」。

以益州一州之地，除非坐以待斃，否則只有「以攻代守」，事實證明，孔明是正確的。

弱小的蜀漢因為諸葛亮的「鞠躬盡瘁」，牽制強大的曹魏達３０年之久，而諸葛亮也終因勞累過度，病死在五丈原。

南陽人將諸葛亮稱為「智聖」，雖然有些牽強，但也蘊含了一種崇敬心理。

從他行兵布陣的機巧百出（如「八陣圖」）、造一次連發十箭的損益連弩和木牛流馬中，我們分明見到了高妙的中國墨家式智慧。

雖然諸葛亮的「道術」在他整個人格體系中只是一種補充，但民間恰恰將這一點無限放大，遂使諸葛亮在中國民間符號系統里，幻化為智慧的化身，一個類似維吾爾族中阿凡提一樣的角色。

他袍袖裡的春秋、鵝毛扇中的陰陽和眼瞳里的智慧，千餘年來一直被中國人敬若神明。

用句時髦的術語，諸葛亮就這樣遭遇了「妖魔化」。

著名史學家范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中說：「諸葛亮治理下的蜀國，在三國中是最有條理的一個。

」因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諸葛亮無愧於同時代最傑出政治家的稱號。

他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有兩條：第一，凡是封建統治階級可能做到的較好措施，他幾乎都做了。

這說明諸葛亮在治理蜀國期間把強國富民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用到了極致，並爭取到了最好結果。

第二，諸葛亮個人的優秀品質和人格魅力對蜀漢政治產生的影響，後人不應低估。

他嚴於律己，以身作則，鞠躬盡瘁，篤志躬行，在所有封建政治家中，堪稱是崇高品質和完美人格的典範，也為後人樹立了榜樣。

最後，我用詩聖杜甫的《詠懷古蹟》結束本文，以表達我對這位「千古人龍」的崇敬之情：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長星昨夜墜前營，訃報先生此日傾，虎帳不聞施號令，麟台惟顯著勛名。

空餘門下三千客，辜負胸中十萬兵。

好看綠陰清晝里，於今無復雅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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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凡事紛擾，趨吉避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