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講經典」沈伯俊:明君與梟雄——論劉備形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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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重視角,成功形象
長期以來,對《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批評也不少。
其中影響最大的,主要有兩種意見。
我們不妨對此略加討論。
批評之一:「形象蒼白」。
不止一位學者認為,劉備形象的血肉不夠豐滿,個性化特徵不強,顯得比較蒼白。
確實,與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等劉蜀集團的主要人物形象相比,劉備形象是給人比較單薄的印象。
其中原因,大致有這樣幾點:
其一,作為一位「明君」,儘管《三國演義》對劉備的描寫大多以史籍記載為基礎;但從上面的論述已經可以看到,在「仁德愛民」與「尊賢禮士」兩大特徵中,其「仁德愛民」的歷史依據和生活依據其實還相當有限。
這就是說,對於廣大的普通民眾而言,劉備的「愛民」,更多的是一種願望,一面旗幟,甚至是一種姿態,一個口號,而實實在在的行動,真真切切的利益卻並不太多。
算一算劉備的生活年表便可知道,他一生戎馬倥傯,東奔西走:赤壁大戰前,接連不斷地征戰,接二連三地挫敗,一次又一次地寄人籬下,他基本上沒有真正擁有一塊鞏固的地盤。
赤壁大戰後,建安十四年(209)始稱荊州牧,擁有江南四郡,十六年(211)便領兵入蜀;次年與劉璋衝突,經過兩年征戰,建安十九年(214)才平定益州,二十年(215)便與孫權爭荊州,二十二年(217)又與曹操爭奪漢中;建安二十四年(219)據有漢中,不久便失去荊州,損失大將關羽和大批精兵;章武元年(221)四月才稱帝,七月便率軍伐吳,次年遭到慘敗,再過一年病卒。
可以說,他沒有多少機會去實踐「仁德愛民」的主張。
再進一步說,即使他有足夠的機會,作為一個封建統治者,其「愛民」也只能是統治手段而非最終目的,不可能真正達到普通百姓的期望。
通俗文藝作家對此缺乏深切的感受,自然難以在小說中把劉備的愛民寫得足夠生動感人。
其二,眾所周知,《三國演義》的真正主角是諸葛亮。
除此之外,在劉蜀集團諸人物中,作者花費筆墨最多的乃是關羽。
至於劉備,雖系劉蜀集團的領袖,卻主要是承擔「明君」的道義責任,而少有富於個性的言行舉止。
這樣的劉備形象,不能不在相當程度上給人以「扁平」的感覺。
其三,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作者有意強化劉備的明君形象,淡化其梟雄色彩,不僅損害了人物形象的豐富性,而且降低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實際地位,使他少了幾分英雄之氣,卻多了幾分平庸之感。
這樣,要想把劉備形象塑造得象諸葛亮、關羽、張飛那樣活靈活現,就難乎其難了。
應該說,羅貫中在塑造劉備形象時,因過於追求理想化的明君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藝術的辯證法,結果欲益反損,人物性格的獨特性和豐富性未能充分彰顯。
不過,換一個角度來看,在缺乏足夠的藝術積累的情況下,羅貫中能把劉備形象寫到如此程度,已屬難能可貴。
只要把《三國演義》中的劉備與元代三國戲、《三國志平話》中的劉備加以比較,便應肯定羅貫中已經前進了一大步,其努力是基本成功的。
批評之二,「長厚似偽」。
持此看法者不少,影響也很大,對此究竟應該怎樣理解呢?
其一,目的與手段、功利追求與道德嚮往的矛盾,使劉備難以避免「似偽」之舉。
作為一代英傑,在天下大亂,群雄並起之際,劉備要想興復漢室,統一全國,而又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割據者都像陶謙那樣以禮相讓,就只能奪取版圖於他人之手。
既要奪取,機巧權謀都是少不了的。
試以取益州為例。
早在諸葛亮的《隆中對》中,就制定了「跨有荊、益」,伺機兩路北伐的戰略方針①,這關係到劉備集團的根本利益和奮鬥目標。
但在占據荊州之後,劉備對是否奪取益州卻一席有過疑慮:
(龐)統曰:「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
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
今幸張松、法正為內助,此天賜也。
何必疑哉?」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
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
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忍也。
」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
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
若事之後,報之以義,封為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
主公幸熟思焉。
」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
」②
事情很清楚:劉備要麼坐守荊州,不再進取;要麼入主益州,取而代之。
如果益州被他人(例如曹操)所取,那對劉備集團將是大大不利。
所以劉備採納了龐統的意見。
而在益州真正到手時,面對劉璋這位軟弱無能而心地還算仁厚的同宗兄弟,劉備不可能毫無內疚。
「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第65回)正反映了政治領袖人物在尖銳複雜的鬥爭中常有的矛盾心態。
為了爭取人心,他們可以愛民,可以敬賢,卻不可能對競爭對手處處「長厚」。
如果把這都斥為「詐偽」,就未免太書生氣了。
其二,《演義》對劉備愛民的描寫,確有過頭失真之處。
如第41回寫劉備攜民渡江,見百姓扶老攜幼,哭聲不絕,劉備不禁大慟,這是合乎情理的,與他後來甘冒生命危險也不拋棄百姓的行為是一致的。
但作品緊接著寫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
」這就太過頭了,反而顯得不真實。
作者一心想美化劉備,但誇張過分,卻造成了「似偽」的不佳效果。
其三,《演義》第42回寫趙雲將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劉備手中,「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曰:『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後人對此時有譏刺,民間甚至有「劉備摔阿斗——收買人心」的俗語,往往認為這也是詐偽。
其實,在古代爭奪天下的政治人物心目中,心腹大將和重要謀士有時似乎比妻子更重要。
劉備的老祖宗劉邦,在與項羽爭奪天下時,父親、妻子都曾當過俘虜;在兵敗逃跑時,又曾將兒女推下車,幸得大將夏侯嬰救起。
不能說劉邦沒有親情,只能說這是在危急時刻的一種不得已。
而《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明確記載,在遭受當陽之敗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
《三國演義》的描寫,堪稱這一史實的自然延伸。
古今政治道德觀念有異,亂世英雄與普通百姓的選擇不同,對此不宜作簡單化的理解。
其四,對於劉備臨終託孤於諸葛亮之舉,《演義》第85回在史實的基礎上,寫得頗為動情。
我在前面已經作過分析,這裡不再贅述。
如果把這視為「詐偽」,不僅無端地貶低了劉備,而且也損害了諸葛亮的形象,我認為是不應該的。
總之,「疑似之跡,不可不察。
」《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其言行確有「似偽」之處;但從形象的整體來說,其「長厚」基本上是真實可信的,「不是偽」。
結論是:綜觀中國小說史,在眾多的國君形象,尤其是開國之君形象中,《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不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後來絕大多數同類形象難以企及的。
因此,儘管他還不是充分典型化的,但仍是一個比較成功的藝術形象。
(續完)
此說以魯迅先生的評判為代表:「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
見其《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上)。
①見《三國演義》第38回。
取材於《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②見《三國演義》第60回。
取材於《三國志·蜀書·龐統傳》注引《九州春秋》。
作者簡介:沈伯俊,1946年4月生於重慶,原籍安徽廬江。
1970年畢業於四川大學外文系。
1980年參加經國務院批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招收研究人員考試,以四川省文學專業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到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從事古典文學研究。
歷任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南開大學教授、中國明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西遊記》文化研究會理事、四川三國文化研究所所長。
系四川省學術帶頭人、四川省專家評議(審)委員會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長期研究明清文學,主攻明清小說。
主要著作有:《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合著,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11月)、《三國演義辭典》(合著,巴蜀書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國演義》(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國演義》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整理本(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整理本(巴蜀書社1993年11月)、《三國漫談》(巴蜀書社1995年2月)、《三國演義》評點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三國演義》新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羅貫中和〈三國演義〉》(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三國漫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西遊記》校注本(嶽麓書社2002年8月)、《圖說三國》(主編並撰文,成都地圖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說三國》(中華書局2005年12月)、《賞味三國》(台灣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8月)、《神遊三國》(台灣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12月)、《三國演義大辭典》(中華書局2007年7月)、《羅貫中與〈三國演義〉》(台灣遠流出版公司2007年11月)、《你不知道的三國》(文匯出版社2008年1月)、《三國志通俗演義》校注本(文匯出版社2008年4月)、《三國演義(名家批註圖文本)》(鳳凰出版社2009年6月)等。
校點《後水滸傳》、《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等6部明代小說。
選編《〈水滸〉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1994年3月)。
發表學術論文210餘篇,短評、札記、隨筆等230餘篇。
其中,《三國演義辭典》已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在韓國出版韓文版;《三國漫談》亦在韓國出版韓文版;幾種《三國》整理本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被譽為「沈本《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代表了新時期《三國演義》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
被國內外同行譽為「權威的《三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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