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講經典」沈伯俊：明君與梟雄——論劉備形象「上」

內容提要：歷史上的劉備，既有「明君」之譽，又有「梟雄」之稱。

羅貫中描寫《三國演義》中的劉備時，以歷史人物劉備為原型，同時根據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審美傾向，著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梟雄色彩。

這樣的劉備形象，雖有血肉不夠豐滿、個性特徵不足、個別描寫過頭的弱點，卻仍然取得了相當的成功，成為古代文學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關鍵詞：梟雄　明君　劉備形象

《三國演義》中的劉備，是除諸葛亮、關羽、曹操之外，作者著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作為理想的「明君」形象來塑造的。

然而，長期以來，相當一部分讀者、研究者對劉備形象卻評價不高，甚至頗有非議；許多文學史、小說史著作論及《三國演義》時，對劉備形象缺乏應有的重視，往往一筆帶過；不少研究者認為，劉備形象是「蒼白無力」的。

究竟應當怎樣看待劉備形象？怎樣評價羅貫中塑造劉備形象的得失？這是一個涉及藝術創造法則、很有學術價值的問題。

（一）明君梟雄，一人兩面

歷史上的劉備，作為與曹操、孫權鼎足而立的天下英傑，蜀漢政權的開國之君，既有「明君」之譽，又有「梟雄」之稱。

作為「明君」，劉備一生作為，基本符合古人對「明君」的最重要的兩點期待：一是仁德愛民，有濟世情懷；二是尊賢禮士，有知人之明。

史書對這兩方面都記載頗多。

就「仁德愛民」而言，劉備大半生顛沛奔走，屢遭挫敗，施仁政於民的機會並不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視以寬仁厚德待人，與那些殘民以逞、暴虐嗜殺的軍閥判然有別，因此而爭取到了人心。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記劉備領平原相時，郡民劉平不服，派刺客去刺殺他，「客不忍刺，語之而去（《華陽國志·劉先主志》作「客服其德，告之而去」）。

其得人心如此。

」裴松之注引王沈《魏書》補充道：「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

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

」因此「眾多歸焉」。

在他依附荊州牧劉表期間，「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

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南征荊州；八月，劉表病逝，其子劉琮繼位；九月，曹操進至新野，劉琮不敢抵禦，遣使請降。

此時，駐紮於樊城的劉備才得到消息。

諸葛亮建議他攻劉琮而奪荊州，他卻答道：「吾不忍也。

」當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時，「（劉）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

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

有人勸他拋開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卻斷然拒絕：「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在此安危存亡之際，哪怕有生命危險也不願拋棄百姓，在歷代開國君主中實不多見。

裴注特引東晉史學家習鑿齒評論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

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

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資治通鑑》漢紀五十七亦引此語，可見劉備之仁德有道，已得到歷代史家的普遍承認。

就「尊賢禮士」而言，劉備的表現尤為突出。

建安十二年（207），時為左將軍領豫州牧、年已四十七歲、早已被視為天下大英雄的他，滿懷誠意，三顧茅廬，恭請年僅二十七歲、無名無位、尚未建立任何功業的諸葛亮出山輔佐，留下千古美談。

隆中對策時，諸葛亮稱讚他「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並非虛言。

建安十九年（214）奪取益州之後，對於荊州舊部和益州新附，他兼容並包，唯才是舉，「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

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①其中益州名士黃權曾堅決勸阻劉璋迎劉備入蜀，劉備攻取益州時又堅守廣漢，直到劉璋投降後方才歸順，劉備卻不計前嫌，任命黃權為偏將軍，信任有加；劉備稱漢中王，兼領益州牧，以黃權為治中從事；劉備稱帝後，親率大軍伐吳，又以黃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諸軍以防魏。

劉備在夷陵慘敗後，黃權無法退還蜀中，只得率兵降魏；蜀漢主管官員為此要逮捕黃權的妻子，劉備卻說：「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

」照樣優待黃權的妻子。

對此，裴松之注《三國志·蜀書·黃權傳》時由衷稱讚道：「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懸邈遠矣。

《詩》雲『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謂也。

」另一位名士，荊州零陵人劉巴，與劉備作對的時間更長：當曹操南征荊州時，眾多荊州士人都追隨劉備南撤，劉巴卻歸順了曹操；赤壁之戰後，曹操命劉巴招納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欲與劉備抗衡；由於劉備及時奪得三郡，這一圖謀失敗了，劉巴無法回去交差，諸葛亮寫信勸他歸順劉備，劉巴卻拒絕了，遠遠地跑到交趾，使「先主深以為恨」；後來，劉巴由交趾輾轉到達蜀中，當劉璋欲迎劉備入蜀時，他又一再勸阻；直到劉備奪得益州，劉巴才表示歸順。

而對這位劉巴，劉備表現得更加寬容大度：進攻成都時，他就號令軍中道：「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

」平定益州後，他很快便任命劉巴為左將軍西曹掾（劉備此時的主要官職是左將軍，西曹掾主管府內官吏的任用）；劉備稱漢中王，以劉巴為尚書；法正去世後，又將劉巴晉升為尚書令，負責處理日常政務②。

這些，充分表現了劉備作為開國君主的雅量。

特別是他臨終之時，慨然託孤於諸葛亮，囑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③後人對此或有猜疑乃至誅心之論，但縱觀數千年封建社會史，有幾個皇帝願意或者敢於像劉備那樣託孤？當然，劉備並非鼓勵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諸葛亮盡力輔之，但如此氣度胸襟，仍罕有其匹。

還是陳壽在《先主傳》末的評價比較公允：「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

尊賢禮士的另一面，便是知人之明。

用人之長，如重用諸葛亮、龐統、法正，當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對此不必多論；而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

比如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深受諸葛亮賞識；劉備臨終前卻特別提醒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④後來馬謖雖曾在諸葛亮南征時出過「攻心為上」的好主意，但他剛愎自用，丟失街亭，使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毀於一旦，卻證明了劉備的先見之明。

至於像魏延這樣優點突出缺點也明顯的人才，劉備用其長而避其短，大膽委以鎮守漢中的重任，更是極具洞察力之舉，非明君不能為。

在這方面，就連素有「知人善任」美譽的諸葛亮似乎也略遜一籌。

作為「梟雄」，史書記載也不少。

所謂「梟雄」，意思是「驍悍雄傑的人物」。

劉備出身於早已敗落的遠支皇族之後，家境清寒，既沒有曹操、袁紹那樣顯赫的家庭背景（曹操作為「贅閹遺丑」，雖然家庭名聲不及袁紹光彩，但其父曹嵩官至太尉，家資巨富，曹操也因此很早便進入仕途），也沒有孫權那樣繼承自父兄的大片地盤，幾乎是白手起家，要想在天下大亂，群雄並立之時開創江山，沒有幾分驍悍之氣是根本行不通的。

事實上，「梟雄」恰恰是劉備的一大特色，成為當時許多人對他的定評。

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劉表剛去世，魯肅建議孫權與劉備聯合抗曹，便稱劉備為「天下梟雄」①。

建安十四年（209），當劉備至京城見孫權時，周瑜曾上書孫權，亦稱劉備為「梟雄」，主張將其扣留於吳②。

次年，周瑜卒，臨終前上書孫權，又稱「劉備寄寓，有似養虎」。

這種驍悍之氣，主要表現有四：一是冒險精神。

劉備從登上政治舞台之初，便經常親冒矢石，不避艱險。

早年兵少力微，動輒「力戰有功」，「數有戰功」③，固屬必然；赤壁之戰，他「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④，也不奇怪。

及至建安二十四年（219）爭奪漢中之役，他已五十九歲，手下兵多將廣，但在「矢下如雨」之際，仍奮勇向前⑤，便可見其冒險精神，至老彌篤了。

二是機變權略。

建安元年（196），兵敗投奔他的呂布趁他與袁術相攻之機，襲取徐州，他失去立足之地，只得向呂布求和，屯駐小沛，可謂能屈能伸。

建安三年（198），呂布被擒殺後，他隨曹操至許都，可謂暫棲虎穴。

建安四年（199），與曹操對食論英雄，當曹操說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時，他借雷霆之威掩飾震驚之情，可謂隨機應變。

隨後以截擊袁術為名，離開許都，從此擺脫曹操控制，可謂見機而作。

凡此，均可見其機變權略。

三是堅忍不拔。

在漢末逐鹿天下的群雄中，劉備屢遭挫敗，有時甚至敗得很慘；但他從不灰心喪氣，而是敗而不餒，折而不撓。

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使他每每轉危為安，終於在諸葛亮的輔佐下，成為三分鼎立中的一方。

四是某種程度的霸道。

最典型的是殺張裕之事。

張裕原為劉璋從事，劉備入蜀與劉璋相會時，與裕互相嘲弄，裕因劉備無須，戲稱其為「潞涿君」（諧「露啄君」之音）。

劉備因其不遜，積怒在心。

後因張裕私下對人說：「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

」這確是大為犯忌之言，劉備乃以「漏言」之罪，下令誅之。

諸葛亮上表詢問為何要將張裕處死，劉備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

」⑥這就有些強詞奪理了。

儘管這種霸道行徑不多，但足以使人看到，劉備畢竟不可能避免封建君主固有的專制性。

縱觀歷史，那些在亂世中崛起的、真正有所作為的開國之君，差不多都有幾分驍悍之氣。

從漢高祖劉邦到唐太宗李世民，從宋太祖趙匡胤到明太祖朱元璋，均可稱為梟雄。

而在封建時代，梟雄與明君並非截然對立，而往往是同一君主的不同側面。

從人們公認的明君唐太宗身上，我們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嗎？

（二）強此弱彼，有得有失

羅貫中在描寫《三國演義》中的劉備時，以歷史人物劉備為原型，同時根據封建時代廣大民眾對政治家的評判和選擇，根據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審美傾向，著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梟雄色彩。

首先，作品多方表現了劉備的寬仁愛民，深得人心。

《三國演義》第1回，寫劉關張桃園結義，其誓詞便赫然標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八個大字。

這既是他們的政治目標，又是他們高高舉起的一面道德旗幟。

從此，寬仁愛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劉備區別於其他政治集團領袖的顯著標誌。

他第一次擔任官職——安喜縣尉，便「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

」督郵索賄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紛紛為之苦告（第2回）。

此後他任平原相，已被譽為「仁義素著，能救人危急」（太史慈語，見第11回）。

陶謙臨終，以徐州相讓，劉備固辭，徐州百姓「擁擠府前哭拜曰：『劉使君若不領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12回）曹操擒殺呂布，離開徐州時，「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為牧。

」（第20回）這表明他占據徐州的時間雖不長，卻已深得民心。

在他又一次遭到嚴重挫折，不得不到荊州投奔劉表，受命屯駐新野時，他仍以安民為務，因此「軍民皆喜，政治一新。

」（第34回）新野百姓欣然謳歌道：「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

」（第35回）

從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劉備寄居新野達七年之久，在他輾轉奔走的前半生中，這算是時間最長、相對安定的一個時期。

在此期間，劉備對自己的政治生涯進行了認真的反思，並接受「水鏡先生」司馬徽的批評，一面把人才置於戰略的高度，努力求賢；一面更加重視爭取民心，為重新崛起準備條件。

當曹操親率大軍南征荊州，劉琮不戰而降之時，劉備被迫向襄陽撤退，新野、樊城「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

」到了襄陽城外，劉琮閉門不納，蔡瑁、張允還下令放箭。

魏延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劉備見魏延與文聘在城邊混戰，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

吾不願入襄陽。

」於是「引著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

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去。

」（第41回）就這樣，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漢大地上，劉備帶領十餘萬軍民，扶老攜幼，上演了「攜民南行」的悲壯一幕。

如此撤退，顯然有違於「兵貴神速」的軍事原則，對保存實力、避免曹軍追擊十分不利。

故眾將皆曰：「今擁民眾數萬，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

」劉備明知此言有理，卻泣而拒之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

今人歸我，奈何棄之？」行至當陽，果然被曹操親自率領的精兵趕上，十餘萬軍民頓時大亂。

劉備在張飛保護下且戰且走，天明看時，身邊僅剩百餘騎，不禁大哭道：「十數萬生靈，皆因戀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

雖土木之人，寧不悲乎！」（同上）這一仗，劉備在軍事上一敗塗地，而在道義上卻贏得了極大的勝利。

這種生死關頭的選擇，決非一般亂世英雄的惺惺作態所能比擬。

從此，劉備的「仁德愛民」更加深入人心，並成為他迥別於其他創業之君的最大的政治優勢。

其次，作品竭力渲染了劉備的敬賢愛士，知人善任。

其中，他對徐庶、諸葛亮、龐統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書記載，寫得十分生動感人；尤其是對他與諸葛亮的魚水關係的描寫，更是具有典範意義。

歷史上的徐庶，歸屬劉備的時間不算長，除向劉備推薦諸葛亮外，在政治、軍事上發揮的作用也不算大，《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僅云：「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曹公來征……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諸葛）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

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

』遂詣曹公。

」而在《三國演義》中，劉備一見徐庶，便坦誠相待，拜為軍師，委以指揮全軍之責。

在先後打敗呂曠兄弟、曹仁之後，劉備更視徐庶為天下奇才。

而當徐庶得知母親被曹操囚禁，辭別劉備時，劉備雖然難以割捨，但為顧全其母子之情，仍忍痛應允。

分別的前夜，「二人相對而泣，坐以待旦。

」次日一早，劉備又親送徐庶出城，置酒餞行；宴罷，仍「不忍相離，送了一程，又送一程。

」直到徐庶騎馬遠去，劉備還立馬林畔，「凝淚而望」（第36回）。

這些描寫，儘管主要是為「走馬薦諸葛」和「三顧茅廬」作鋪墊，卻足以見出劉備求才之誠，愛才之深，頗具藝術感染力。

對於劉備對諸葛亮的高度信任與倚重，《三國演義》更是作了濃墨重彩的描寫。

歷史上劉備請諸葛亮出山之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僅有一句話：「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而《演義》卻以兩回半的篇幅，精心設計，反覆皴染，將「三顧」的過程寫得委婉曲折，令人悠然神往。

劉備初見孔明，便屈尊「下拜」；聽罷隆中對策，先是「避席拱手謝」，繼而「頓首拜謝」；乍聞孔明不願出山，當即「淚沾袍袖，衣襟盡濕」；及至孔明答應輔佐，又不禁「大喜」。

這些充滿理想色彩的細節，把劉備求賢若渴的誠意渲染得淋漓盡致。

諸葛亮出山以後，《演義》又充分突出其在劉蜀集團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竭力強調劉備對他的高度信任與倚重。

我在《忠貞智慧，萬古流芳――論諸葛亮形象》一文中分析道：

歷史上的諸葛亮，儘管一出山就與劉備「情好日密」，受到劉備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卻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機制，這也是很自然的。

……然而，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卻把諸葛亮寫成一 開始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在握，指揮一切的統帥，大大提高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和作用。

……這些描寫，大大超越了歷史記載，使諸葛亮始終處於劉蜀集團的核心，地位明顯高於所有文武官員，而又使讀者覺得可信。

劉備得到諸葛亮之前屢遭挫折，而得到諸葛亮輔佐之後則節節勝利，兩相對照，讀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劉蜀集團的成敗安危，不是繫於劉備，而是繫於諸葛亮。

歷史上的龐統，在劉備領荊州牧後歸之，開始「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

」後經魯肅、諸葛亮薦舉，「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②《演義》則在史實的基礎上，發揮浪漫主義想像，寫龐統剛投奔劉備時，劉備以貌取人，命其為耒陽縣令；一旦得知龐統半日了斷百日公務，劉備立即自責：「屈待大賢，吾之過也！」及至看了魯肅的薦書，聽了諸葛亮的評價，劉備「隨即令張飛往耒陽縣敬請龐統到荊州」，並「下階請罪」，遂拜龐統為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第57回）。

如此虛己待人，不能不令賢士感動。

這種君臣遇合，魚水相諧的關係，乃是千百年來知識分子最渴望的理想境界。

總之，寬仁愛民和敬賢愛士這兩大品格的充分表現，使《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擺脫了以往三國題材通俗文藝中劉備形象的草莽氣息，成了古代文學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對於劉備的梟雄色彩，《三國演義》有意加以淡化，或者不寫，或者來個移花接木。

最明顯的例子是「鞭打督郵」。

按照《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和裴注的記載，歷史上鞭打督郵的本來是劉備。

事情的經過是：由於朝廷下詔，要對因軍功而當官的人進行淘汰，正在當安喜縣尉的劉備擔心自己用鮮血換來的官職也可能保不住；正好督郵來到安喜縣，準備遣還劉備；劉備前往館驛求見，督郵卻稱病不見；劉備一氣之下，帶人闖入館驛，將督郵捆起來，綁在樹上狠狠打了一頓；然後解下自己的印綬，掛在督郵的頸子上，揚長而去。

歷史上的劉備原本號稱「梟雄」，性格剛毅，此時又年輕氣盛，受到欺辱時自然不願忍氣吞聲，這樣做也並不奇怪。

但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為了把劉備塑造為理想的「明君」，便把此事移到張飛頭上，這樣既不損害劉備「寬仁長厚」的形象，又有利於突出張飛性如烈火、嫉惡如仇的性格特徵，可謂一舉兩得。

本文第一部分剖析的劉備梟雄性格的四個主要特點，《演義》著重表現了其堅忍不拔的毅力，對其機變權略也有所表現，這裡不作詳論。

如此安排，自然是為了有利於突出劉備的「明君」形象，但也存在兩個明顯的弊病：其一，強此弱彼，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人物形象的豐富性。

其二，過分淡化劉備的梟雄色彩，無形中降低了劉備作為劉蜀集團領袖的號召力和影響力，使這位歷盡艱辛的開國明君少了幾分英雄之氣，卻多了幾分平庸之感。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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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②《三國志·蜀書·劉巴傳》。

③《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④《三國志·蜀書·馬謖傳》。

①見《三國志·吳書·魯肅傳》。

②見《三國志·吳書·周瑜傳》。

③《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④《三國志·吳書·魯肅傳》注引韋昭《吳書》。

⑤見《三國志·蜀書·法正傳》注。

⑥見《三國志·蜀書·周群傳》附《張裕傳》。

初稿載《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修訂稿收入拙著《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②《三國志·蜀書·龐統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