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講經典」沈伯俊：忠貞智慧，萬古流芳——論諸葛亮形象

在《三國演義》塑造的眾多人物形象中，諸葛亮無疑是塑造得最為成功，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

可以說，他是全書的真正主角，是維繫全書的靈魂。

我們簡直無法想像，如果沒有諸葛亮這個光彩照人的藝術形象，《三國演義》還有什麼看頭，還怎麼能成為世代相傳的古典文學名著！

《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是作者耗費筆墨最多的藝術形象。

從「水鏡先生」司馬徽第一次提到他的道號「伏龍」（即「臥龍」），為他的出場預作鋪墊（嘉靖元年本第六十九回《劉玄德遇司馬徽》，毛本第三十五回），到他去世後被安葬於漢中定軍山（嘉靖元年本第二百九回《武侯遺計斬魏延》，毛本第一百五回），他一直處於作品情節的中心，當之無愧地成為全書的第一號主角。

羅貫中滿懷摯愛之情，傾注全部心血，調動各種藝術手段，將他塑造為一個光彩照人的藝術典型。

一

歷史上的諸葛亮（181～234），本來就是漢末三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

他生於東漢末年的亂世之中，十四歲便隨叔父諸葛玄離開家鄉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輾轉來到劉表控制的荊州。

十七歲時，諸葛玄病卒。

儘管此時諸葛亮年未弱冠，又與荊州牧劉表及其大將蔡瑁都有親戚關係，但他胸有大志，襟懷高邁，不願託庇於權門，於是帶著弟弟諸葛均，毅然隱居於隆中（漢代屬荊州南陽郡鄧縣，今屬湖北襄樊市），一面躬耕隴畝，一面關注天下大事，研究治國用兵之道，長達十年之久。

建安十二年（207），奮鬥半生而屢遭挫折，當時依附劉表、屯兵新野、勢單力薄的劉備三顧茅廬，向年僅二十七歲的諸葛亮請教。

諸葛亮提出著名的《隆中對》，精闢地分析了天下大勢，為劉備制定了先占荊、益二州，形成三分鼎立之勢，外結孫權，內修政治，待時機成熟，再分兵兩路北伐，攻取中原，以成霸業的戰略方針。

在劉備的懇切敦促下，諸葛亮出山輔佐，從此成為劉蜀集團的棟樑，在歷史的舞台上大展宏圖，創造出非凡的業績。

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親率大軍南征，劉表病卒，次子劉琮繼位，不戰而降，劉備敗走江夏。

在此危難之際，諸葛亮主動要求出使江東，說服孫權，建立起孫劉聯盟，在赤壁之戰中大敗曹軍，使劉備趁勢奪得荊州江南四郡，不久又「借」得孫權占據的南郡。

此後，他又協助劉備奪取益州，順利地實現了跨有荊、益，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第一步戰略目標，使劉蜀集團達到鼎盛時期。

建安二十四年（219），關羽丟失荊州，使劉蜀集團的地盤減少了將近一半；章武二年（222），劉備又在夷陵之戰中遭到慘敗，次年託孤於諸葛亮，在羞憤與悔恨中病逝。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諸葛亮以巨大的勇氣和高超的智慧，獨力承擔起維繫蜀漢國運的歷史使命。

他高瞻遠矚，勤政務實，勵精圖治，清正廉明，把蜀漢治理得井井有條；他堅持「和」、「撫」方針和「攻心為上」的原則，迅速平定南中地區，較好地處理了民族關係；他不畏艱險，屢次北伐，始終對強大的曹魏保持了進攻的態勢；他善於治軍，賞罰嚴明，重視裝備的革新和戰術的改進，創製了令人稱奇的「木牛流馬」和「八陣圖」；他忠於職守，克己奉公，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西晉傑出的史學家陳壽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篇末高度評價道：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諸葛亮的崇高品格，不僅深受蜀漢民眾的尊崇，甚至還得到敵方的敬重。

在他的諸多優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兩點：一是智慧，集中體現於《隆中對》；二是忠貞，集中體現於《出師表》。

總之，他確實不愧為一代賢相，名垂千古。

二

諸葛亮逝世以後的一千餘年間，歷代胸懷壯志、關心國事的知識分子深情地緬懷和頌揚著他，廣大民眾一代又一代地傳頌著他的業績，各種通俗文藝也反覆講唱和渲染著他的故事。

羅貫中繼承了這種尊崇諸葛亮的社會心理，在史實的基礎上，吸收了通俗文藝的有益成分，加上自己的天才創造，成功地塑造了一個高雅、睿智、充滿理想色彩和藝術魅力的諸葛亮形象，一個家喻戶曉的光輝形象。

這樣的諸葛亮形象，雖以歷史人物諸葛亮為原型，但已有了很大的變異，比其歷史原型更高大，更美好，成為古代優秀知識分子的崇高典範，成為中華民族忠貞品格和無比智慧的化身，成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

為了塑造好諸葛亮藝術形象，羅貫中花費了大量筆墨，調動了各種藝術手段，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作了努力。

(一)充分突出諸葛亮在劉蜀集團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

歷史上的諸葛亮，儘管一出山就與劉備「情好日密」，受到劉備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卻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機制，這也是很自然的。

他剛出山時的身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沒有記載，估計是幕賓之類。

赤壁之戰以後，劉備奪得荊州江南四郡，諸葛亮始任軍師中郎將；此時關羽為襄陽太守、蕩寇將軍，早已封漢壽亭侯，張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諸葛亮的地位略低於關、張。

建安十九年（214），劉備定益州，諸葛亮升任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掌管左將軍府事務，此時劉備的官銜是「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其官品與關羽、張飛同列，而在劉蜀集團中的實際地位則超過關羽、張飛。

直到劉備稱帝（221），諸葛亮任丞相，才正式成為蜀漢的頭號大臣。

而且，在劉備稱帝之前，諸葛亮雖曾參與謀議，但大部分時間是留守後方，足食足兵，從未統管過軍事[1]。

然而，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卻把諸葛亮寫成一開始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在握，指揮一切的統帥，大大提高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和作用。

他出山不久，夏侯惇便率領十萬大軍殺奔新野，這是他面臨的第一場考驗。

這時——

玄德請孔明商議。

孔明曰：「但恐關、張二人不肯聽吾號令。

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劍印。

」玄德便以劍印付孔明。

孔明遂聚集眾將聽令。

……「主公自引一軍為後援。

各須依計而行，勿使有失。

」（第三十九回）

在這初出茅廬第一仗中，劉備一開始便將指揮權交給諸葛亮；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調遣眾將，甚至連劉備也要接受他的安排。

火燒博望的勝利，樹立了諸葛亮的威信，也確立了他指揮一切的地位。

從此以後，他在劉蜀集團的指揮權牢不可破，從未受到過質疑。

每遇大事，劉備總是對他言聽計從，文武眾官也總是心悅誠服地執行他的命令。

赤壁大戰期間，他出使東吳達數月之久，劉備方面積極備戰，一切準備就緒後，仍然要等待他趕回去指揮調度：

且說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須臾船到，孔明、子龍登岸，玄德大喜。

問候畢，孔明曰：「且無暇告訴別事。

前者所約軍馬戰船，皆已辦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調用。

」孔明便與玄德、劉琦升帳坐定……（第四十九回）

諸葛亮的命令，誰也不能違抗。

就連身份特殊的頭號大將關羽，由於違背軍令私放曹操，諸葛亮也要下令將他斬首；只是由於劉備出面說情，希望容許關羽將功贖罪，「孔明方才饒

了」。

（第五十回～五十一回）這些描寫，大大超越了歷史記載，使諸葛亮始終處於劉蜀集團的核心，地位明顯高於所有文武官員，而又使讀者覺得可信。

劉備得到諸葛亮之前屢遭挫折，而得到諸葛亮輔佐之後則節節勝利，兩相對照，讀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劉蜀集團的成敗安危，不是繫於劉備，而是繫於諸葛亮。

(二)竭力渲染諸葛亮的智慧，特別是出神入化的軍事謀略

上面說過，歷史人物諸葛亮的突出品格之一便是智慧，但那主要是善於把握天下大勢，善於總攬全局，制定正確的戰略方針的政治智慧，《隆中對》就是其集中體現。

至於軍事方面，陳壽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說他「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應變將略，非其所長」。

意思是說諸葛亮善於管理軍隊，治軍嚴整，但在運用奇謀妙計上卻有所不足；他治理百姓的才幹，優於當統帥的謀略；隨機應變的本領，不是他所擅長的。

有人認為陳壽貶低了諸葛亮；但事實是，歷史上的諸葛亮確實並不特別擅長出奇制勝。

然而，在《三國演義》里，羅貫中不僅充分表現了諸葛亮的政治智慧，而且通過大量的虛構情節，著力突出諸葛亮的神機妙算，把他塑造為用兵如神的謀略大師，成為中華民族無比智慧的化身。

在《三國演義》里，諸葛亮出山後取得的第一個勝利——火燒博望，便具有很大的虛構成分。

歷史上，劉備曾與曹操大將夏侯惇、于禁等相拒於博望，「久之，先生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那是在三顧茅廬之前，自然與諸葛亮無關。

羅貫中來了個移花接木，將此事安排在諸葛亮出山之後，使他成為克敵制勝的英明指揮者。

作品先寫曹軍的氣勢洶洶，寫十萬曹軍與劉備數千人馬的懸殊對比，釀造出泰山壓頂的緊張氣氛；然後寫諸葛亮調兵遣將，關羽、張飛對他的計謀都心存懷疑，「眾將皆未知孔明韜略，今雖聽令，卻都疑惑不定。

」「玄德亦疑惑不定。

」結果，戰鬥的進程完全按照諸葛亮的預計發展，劉備軍大獲全勝，使得關羽、張飛這兩個心高氣傲的大將心服口服，稱讚道：「孔明真英傑也！」（第三十九回）於是，諸葛亮料事如神的軍師形象初步得到了表現。

隨後的火燒新野，純屬虛構的情節。

在這次戰鬥中，諸葛亮水火併用，層層設伏，讓曹仁、曹洪率領的十萬大軍先遭火燒，再被水淹，損失慘重（第四十回）。

從此，諸葛亮的無窮妙計，不僅贏得了整個劉蜀集團的高度信任，而且使曹軍十分害怕，動不動就懷疑：「又中孔明之計也！」

在決定劉蜀集團命運和三分鼎立局面的赤壁大戰中，諸葛亮的神機妙算更是大放光彩。

本來，在歷史上的赤壁大戰中，最主要的英雄應該是周瑜；諸葛亮除了出使江東，智激孫權聯劉抗曹之外，究竟還有哪些作為，史書上並無明確的記載。

然而，在羅貫中的筆下，諸葛亮卻成了決定戰爭勝負的最關鍵的人物。

儘管他在吳軍中身居客位，但是，他卻是「赤壁大戰」這一情節單元的真正主角。

孫劉聯盟的建立，由他一手促成；孫權抗曹的決心，由他使之堅定；周瑜導演的「群英會」、「蔣干盜書」，黃蓋的苦肉計、詐降計，被他一眼看穿；戰役的關鍵決策——火攻計，由他與周瑜共同商定；而實行火攻的決定性條件——東風，又由他巧妙「借」來。

可以說，孫劉聯盟在奪取勝利的道路上每前進一步，都離不開他的智慧；如果沒有他，周瑜要想打敗曹操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孫劉聯盟與曹軍之間的矛盾和孫劉聯盟內部矛盾的旋渦里，在與周瑜、曹操這兩個傑出人物的鬥智中，他的遠見卓識、雅量高致和神機妙算，一次又一次地迸發出耀眼的火花。

周瑜對他又敬又嫉，多次企圖除掉他，他都一一從容化解，安如泰山，既使周瑜無可奈何，又維護了孫劉聯盟，保障了戰役的勝利。

鬥智的結果告訴人們：曹操之智不及周瑜，周瑜之智又不及諸葛亮，因此，諸葛亮才是大智大勇的頭號英雄。

在「三氣周瑜」、「劉備奪取漢中之戰」、「七擒孟獲」、「六出祁山」等情節單元里，羅貫中也安排了許多虛構的情節，從多種角度入手，把諸葛亮的智慧謀略表現得精妙絕倫。

在與對手的政治鬥爭中，他總是善於把握全局，隨機應變，因勢利導，牢牢掌握制勝的主動權。

在軍事較量中，他總是知己知彼，重視掌握情報，善於調動對方，善於打心理戰，善於「用奇」，或伏擊，或偷渡，或偽裝，或奔襲，虛虛實實，千變萬化，一次又一次地贏得勝利。

《孫子兵法》說：「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兵勢篇》）「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虛實篇》）諸葛亮精通這些軍事原則，真是用兵如神。

　為了突出諸葛亮的謀略，作品常常運用對比、襯托等藝術手法。

心高氣傲的周瑜多次感嘆：「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直到臨終，他還發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嘆，強烈地表達了他力圖壓倒諸葛亮卻又無可奈何的心情。

善於用兵的曹操在與諸葛亮交戰時老是疑神見鬼，動不動就懷疑「又中孔明之計也」，因而一敗再敗。

老謀深算的司馬懿更是多次承認：「吾不如孔明也！」甚至在諸葛亮死後，蜀軍撤退，司馬懿率兵追趕，還被諸葛亮的遺像嚇得狼狽而逃，落了個「死諸葛能走生仲達」的話柄。

通過這些第一流人才與諸葛亮的對比，諸葛亮那「無窮如天地」的謀略被表現到了極致。

(三)多方刻畫諸葛亮的忠貞品格

在諸葛亮人生的後半段，即從「白帝託孤」到「秋風五丈原」（223～234），這一方面日益得到強化。

在這十二年里，諸葛亮獨力支撐蜀漢政局，日理萬機，盡心竭力，為實現興復漢室的目標而不懈奮鬥。

平定南方之後，他親率大軍北伐，臨行呈上著名的《出師表》，對後主諄諄告誡，並慨然表示：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禳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第九十一回）

在「六出祁山」的漫長征途上，諸葛亮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也遭受過意外的失敗。

首次北伐，雖曾勢如破竹，連奪三郡，但因馬謖自作主張，丟失街亭，蜀軍不得不迅速撤退，取得的成果毀於一旦。

事後，諸葛亮不僅堅持原則，揮淚斬馬謖；而且勇於承擔責任，上表自貶三等；並誠懇叮囑部下：「自今以後，諸人有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責吾之短，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翹足而待矣。

」（第九十六回）在外有強敵，內有庸主的艱難形勢下，他以極大的智慧和毅力，作出了非凡的業績。

直到最後一次北伐，他因積勞成疾，吐血不止，自知生命垂危，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蜀軍的安危和蜀漢的存亡，仔細安排退軍部署，推薦自己的接班人，還「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觀各營」。

在這最後一次巡視軍營中，他懷著無限的遺憾長嘆道：「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在死神即將來臨之際，上至國君，下至部屬，近至眼前的退軍節度，遠至今後的方針大計，他都考慮到了，卻很少想到自己的妻兒老小。

作者以蘸滿感情的筆觸，傳神盡意的描繪，極其鮮明地表現了諸葛亮忠心耿耿、克己奉公的高尚品格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奮鬥精神。

在寫到諸葛亮溘然長逝後，作品插敘了被諸葛亮廢黜的廖立、李嚴得知噩耗後的悲痛情景，以襯托諸葛亮立身之嚴謹、處事之公正、感召力之強烈。

不僅如此，作者還極力渲染了此時的悲涼氣氛：「是夜，天愁地慘，月色無光，孔明奄然歸天。

」（第一百四回）真是字字帶血，聲聲含淚，悼惜之情，溢於言表，令人讀來盪氣迴腸。

至此，諸葛亮的光輝形象便牢牢地矗立在讀者的心中了。

三

幾百年來，《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形象一直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具有強大的藝術魅力。

不過，也有一些人對這一形象有所批評。

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魯迅先生的這段話：「至於寫人，亦頗有失……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

」[2]

對此應該怎麼理解呢?

我認為，魯迅先生按照嚴格的現實主義標準，指出《三國演義》表現諸葛亮的「多智」有過頭之處，這是對的，所謂「近妖」，即指有的地方對諸葛亮的謀略誇張過甚，表現出神化傾向；但這絕不意味著作品對諸葛亮形象塑造的根本失敗。

從總體上來看，作品對諸葛亮形象的塑造仍然是非常成功的。

這裡特別要強調這樣幾點：

第一，全面把握《三國演義》的創作方法。

我曾經強調指出：

在創作方法上，《三國演義》既不屬於今天所說的現實主義，也不屬於今天所說的浪漫主義，而是古典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情調、傳奇色彩的結合。

綜觀全書，羅貫中緊緊抓住歷史運動的基本軌跡，大致反映了從東漢靈帝即位（168年）到西晉統一全國（280年）這一歷史時期的面貌，這一歷史時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羅貫中都予以關注，都大致按照史實的基本框架和發展趨勢，作了不同程度的敘述與描寫。

這一歷史時期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羅貫中在把握其性格基調時，都力求實現藝術形象與其歷史原型本質上的一致。

這樣，就使作品具有厚重的歷史感，表現出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

這是人們普遍承認《三國演義》「藝術地再現了漢末三國歷史」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具體編織情節，塑造人物時，羅貫中卻主要繼承了民間通俗文藝的傳統，大膽發揮浪漫主義想像，大量進行藝術虛構，運用誇張手法，表現出濃重的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3]。

作品中的諸葛亮形象，就正是既實現了「與其歷史原型本質上的一致」，又進行了充分的理想化，「表現出濃重的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

這種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不僅體現了羅貫中本人「好奇」的審美傾向，而且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古典小說「尚奇」的藝術傳統。

從這個角度來看，《三國演義》對諸葛亮的智慧和謀略的竭力渲染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二，《三國演義》對諸葛亮智謀的誇張和渲染，可謂由來有自。

早在西晉末年，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為諸葛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李興撰文，其中便寫道：

英哉吾子，獨含天靈。

豈神之祗，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

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又何秘要[4]?！

這裡已經為諸葛亮的才幹和謀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

而且，裴松之還引用多條材料，對諸葛亮的謀略加以渲染。

及至唐代，諸葛亮已被稱為「智將」。

到了宋代，大文豪蘇軾作《諸葛武侯畫像贊》，更是對諸葛亮的謀略大加頌揚：

密如神鬼，疾若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

前後應會，左右指揮；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

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臥龍也！

「人也？神也？仙也」的讚嘆，更加突出了諸葛亮的「神奇」。

沿著這一思路，元代的《三國志平話》又進一步寫道：

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學業，時至中年，無書不覽，達天地之機，神鬼難度之志；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揮劍成河。

司馬仲達曾道：「來不可□，□不可守，困不可圍，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卷中《三謁諸葛》)

這就完全把諸葛亮神化了。

羅貫中寫作《三國演義》時，對《三國志平話》中的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刪除了「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揮劍成河」之類的神異描寫，使諸葛亮形象復歸於「人」本位——當然，是一個本領非凡的、具有傳奇色彩的傑出人物。

書中對諸葛亮智謀的描寫，大都有跡可循，奇而不違情理。

在政治謀略方面，作品寫諸葛亮的「隆中對」、智激孫權，基本上是依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的記載加以敘述，並無多少誇張。

在軍事謀略方面，作品寫諸葛亮火燒博望、火燒新野、草船借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獲、空城計等事，儘管頗多虛構，但要麼早有野史傳聞或《三國志平話》的相關情節作基礎，要麼是對史實的移植與重構，即使純屬虛構，也編排有度，大致符合情理[5]。

這樣的智謀，雖有傳奇色彩，卻並非神怪故事；雖非常人可及，卻符合人們對傳奇英雄的期待。

這與全書的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是一致的。

第三，應該承認，《三國演義》在表現諸葛亮的智謀時，確有少數敗筆。

一是作品的後半部分，個別情節違背歷史和生活的邏輯，勉強捏合，誇張過甚。

如第一百一回《出隴上諸葛裝神》中寫魏軍「但見陰風習習，冷霧漫漫」，卻無法趕上諸葛亮，並借司馬懿之口稱諸葛亮「能驅六丁六甲之神」，會「縮地」之法，便明顯帶有神異色彩。

二是羅貫中出於對諸葛亮的熱愛，有時對其失誤之處也苦心回護，導致個別情節不合情理。

如第一百五回「遺計斬魏延」，本來想表現諸葛亮料事如神，早有先見之明，卻無法完全掩蓋諸葛亮對待魏延的不當之處，結果欲益反損，反而使讀者感到難以信服[6]。

這種情節雖然不多，卻有可能讓人產生「近妖」的感覺。

第四，應該注意將《三國演義》與其衍生作品加以區別。

幾百年來，在《三國演義》廣泛傳播的過程中，人們不斷地對其進行改編與再創作，從而產生出大量的、各種門類的衍生作品。

這些衍生作品，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演義》的傳播渠道，擴大了它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對《演義》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有所強化，有所發展，有所變異。

例如：《三國演義》寫諸葛亮的裝束，初見劉備時是「頭戴綸巾，身披鶴氅」（第三十八回）；赤壁大戰後南征四郡，也是「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第五十二回）；首次北伐，與王朗對陣，則是「綸巾羽扇，素衣皂絛」（第九十三回）。

這些描寫，來源於東晉裴啟所撰《語林》對諸葛亮衣著風度的記載：「乘素輿，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眾軍皆隨其進止。

」「鶴氅」亦為魏晉士大夫常用服飾，《世說新語》等書屢見不鮮。

而在明清以來的某些「三國戲」和曲藝作品中，諸葛亮動輒穿上八卦衣，自稱「貧道」，言談舉止的道教色彩越來越重，其計謀的神秘意味也有所強化。

如果有人從這類作品中得到諸葛亮形象「近妖」的印象，那是不能都記在《三國演義》的帳上的。

總之，儘管《三國演義》對諸葛亮的描寫存在少數不當之處，但只能算是白璧微瑕。

從總體上來看，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書塑造得最為成功，最受人們喜愛的不朽藝術典型，永遠啟示和激勵著後人。

（2001年5月初稿，9月修訂）

作者簡介：沈伯俊，1946年4月生於重慶，原籍安徽廬江。

1970年畢業於四川大學外文系。

1980年參加經國務院批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招收研究人員考試，以四川省文學專業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到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從事古典文學研究。

歷任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南開大學教授、中國明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西遊記》文化研究會理事、四川三國文化研究所所長。

系四川省學術帶頭人、四川省專家評議（審）委員會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長期研究明清文學，主攻明清小說。

主要著作有：《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合著，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11月）、《三國演義辭典》（合著，巴蜀書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國演義》（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國演義》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整理本（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整理本（巴蜀書社1993年11月）、《三國漫談》（巴蜀書社1995年2月）、《三國演義》評點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三國演義》新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羅貫中和〈三國演義〉》（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三國漫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西遊記》校注本（嶽麓書社2002年8月）、《圖說三國》（主編並撰文，成都地圖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說三國》（中華書局2005年12月）、《賞味三國》（台灣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8月）、《神遊三國》（台灣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12月）、《三國演義大辭典》（中華書局2007年7月）、《羅貫中與〈三國演義〉》（台灣遠流出版公司2007年11月）、《你不知道的三國》（文匯出版社2008年1月）、《三國志通俗演義》校注本（文匯出版社2008年4月）、《三國演義（名家批註圖文本）》（鳳凰出版社2009年6月）等。

校點《後水滸傳》、《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等6部明代小說。

選編《〈水滸〉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1994年3月）。

發表學術論文210餘篇，短評、札記、隨筆等230餘篇。

其中，《三國演義辭典》已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在韓國出版韓文版；《三國漫談》亦在韓國出版韓文版；幾種《三國》整理本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被譽為「沈本《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代表了新時期《三國演義》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

被國內外同行譽為「權威的《三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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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

」《諸葛亮傳》：「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

」《法正傳》：「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

」

[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上）。

[3]參見拙著《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63～64頁，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4]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蜀記》。

[5]參見拙著《三國演義辭典》的《情節》部分有關辭條（巴蜀書社1989年6月第1版）及《三國漫話》的《名段鑑賞》部分有關篇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6]參見拙作《論魏延》，原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亦收入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