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講經典」沈伯俊:陳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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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國志通俗演義》那色彩繽紛的人物譜中,陳宮是一個來去匆匆的角色。

從卷一《曹孟德謀殺董卓》則開始,到卷四《白門曹操斬呂布》則為止,他出場的次數並不算多,就像一顆流星,在深沉的蒼穹中倏然划過,又遽爾隕落。

然而,他留給讀者的印象卻相當鮮明而深刻。

羅貫中是怎樣塑造這個人物形象的?在他身上寄託著怎樣的創作意圖和美學意義?讓我們來探尋一番吧。

在《三國志通俗演義》所描寫的那個英雄輩出,謀臣如雲,猛將如雨的藝術舞台上,陳宮憑什麼在億萬讀者心目中占有一席地位?讀罷《演義》有關他的全部描寫,人們印象最深的主要有這樣三點:

其一,他深明大義。

這首先表現於有名的「捉放曹」故事。

曹操謀刺董卓不成,倉皇逃歸故鄉。

董卓聞之大怒,馬上懸出重賞:「拿住者千金賞,封萬戶侯。

」就在這個時候,曹操被中牟縣的把關者抓住了。

身為縣令的陳宮,一眼就認出了曹操。

但他知道曹操原為董卓所看重,其謀刺董卓必有蹊蹺,便悄悄把曹操引到後院盤問。

當曹操慷慨激昂地宣稱謀刺董卓是「欲與國家除害」,回家鄉則要「發矯詔於四海,使天下諸侯共興兵誅董卓」時,他不禁肅然起敬,馬上「親釋其縛,扶之上座,酌酒再拜曰:『公乃天下忠義之士也!』」於是,他毅然放棄了向董卓邀功請賞的機會,拋棄了縣令職務,連夜與曹操一起出走。

此時的陳宮,無疑是決心追隨曹操「為國家除害」的。

然而,僅僅過了三天,陳宮對曹操的看法就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那是在他與曹操投宿呂伯奢家之後。

開始,曹操由於疑心病重,殺死了呂伯奢全家八口,陳宮還只是嘆息:「孟德心多,誤殺好人!」後來,在他們逃離途中,曹操為了斬草除根,又有意殺死了呂伯奢本人,陳宮便嚴厲指責曹操:「知而故殺,大不義也!」而曹操竟悍然宣稱:「寧使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赤裸裸的極端利己主義的宣言,令人不寒而慄,自然也使陳宮從報國安民的憧憬中清醒了許多。

此時,曹操在陳宮心目中一度留下的「忠義之士」的印象已經煙消雲散,擺在面前的乃是一副猙獰的面孔,陳宮馬上判定他乃是「狼心狗行之徒」!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陳宮恨不得一劍殺死曹操,但又轉念一想:「我為國家,跟他到此,殺之不義,不若棄之。

」於是,他扔下曹操,逕自走了(卷一,《曹操起兵伐董卓》則)。

從此,陳宮與曹操一刀兩斷,並在道義上毫不含糊地站到了曹操的對立面上。

這個情節,一波三折,不但使曹操的奸雄面目第一次得到大暴露,而且使陳宮一開始就表現出關心國家,善惡分明的正直品格。

其二,他頗有智謀。

自從投奔呂布以後,他成了呂布的主要謀士,為呂布出過不少好主意。

例如,當呂布與曹操在濮陽城外首次交鋒,打敗曹軍之後,他及時提醒呂布:「西寨是個緊要去處,倘或曹操襲之,奈何?」呂布不以為然地說:「今日輸了一陣,如何敢來?」他馬上強調:「曹操是極能用兵之人,須防他攻其不備。

」果然,當天夜裡曹操就親自領軍來「攻其不備」了。

幸虧呂布聽了陳宮的話,及時援救西寨,才又一次打敗了曹軍(卷三,《呂溫侯濮陽大戰》則)。

不過,更精彩的還是「火燒濮陽」。

這一次,他建議呂布讓城中富戶田氏寫詐降書,偽稱半夜獻城,誘使曹操親自率兵入城。

結果,曹軍遇到的是「四門烈火降天而起」,被燒得七零八落,四散奔逃;曹操本人「髭鬚發盡都燒毀」,差一點當了俘虜,真是狼狽不堪(卷三,《陶恭祖三讓徐州》則)!後來,張松當面譏刺曹操時,把「濮陽敵呂布之時」與「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將,割髯棄袍於潼關」相提並論,視為曹操一生的幾大恥辱之一,可見陳宮此計給人們留下了多麼深刻的印象。

可惜的是,呂布是一個有勇無謀而又剛愎自用的傢伙,信妻妾之言甚於聽將士之計,多次拒絕接受陳宮的正確意見。

你看:

——曹操從徐州回兵兗州,陳宮建議在泰山路險處設伏,邀擊曹軍,呂布卻拒絕道:「吾屯濮陽,別有良謀,汝豈知之!」(卷三,《呂溫侯濮陽大戰》則)

——曹兵剛到濮陽,陳宮主張趁其遠來疲憊,立足未穩,急速擊之,呂布卻自恃勇力,偏要「待他下住寨柵,吾自擒之」。

(同上)

——曹操奪回兗州,再攻濮陽。

陳宮認為:「不可出戰,待眾將聚會後方可。

」呂布卻吹噓:「吾之英雄,誰敢近也!」硬要出戰,結果被曹操六員大將殺敗,丟了濮陽(卷三,《曹操定陶破呂布》則)。

——呂布困守下邳,陳宮建議他引軍出屯於城外,與城內守軍形成掎角之勢。

呂布當面稱讚:「公言極善。

」但回到家裡,聽了妻子嚴氏說:「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之妻乎?」便馬上把陳宮之計置諸腦後(卷四,《白門曹操斬呂布》則)……

用不著再舉例了。

陳宮是不幸的,他的計策十之八九是白費心血,對於一個謀士來說,還有什麼比這更值得悲哀呢?

其三,他寧死不屈。

在呂布集團全面崩潰之後,陳宮和呂布都成了階下囚。

面對曹操這個勝利者,呂布貪生怕死,再三求降:陳宮卻毫不懼怯,傲然不屈。

曹操以居高臨下的口氣問他:「公台自別來無恙?」他馬上針鋒相對地回答:「汝心術不正,吾故棄之。

」曹操企圖以老母和妻子的存亡來軟化他,他仍然不為所動,「遂步下樓」,「伸頸受刑」。

其節操之堅貞,正氣之凜然,感動得「眾皆下淚」(卷四,《白門曹操斬呂布》則)。

小說寫到這裡,一個正直剛強、慷慨不群的「忠義」之士的形象已經牢牢地銘刻在讀者的心中。

應當說明,上述情節帶有很大的虛構成分,與歷史上的陳宮的事跡頗有不同。

首先,歷史上雖然有「捉放曹」一事,但並非陳宮所為,事情的起因和過程也與《三國志通俗演義》所寫的不同。

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云:

(董)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

太祖乃變易姓名,間 行東歸。

這裡說得很清楚:曹操因為不願與董卓同流合污,所以避開了董卓的舉薦,悄悄返回家鄉以圖另舉,並沒有謀刺董卓。

《演義》虛構他自告奮勇謀刺董卓一節,是為了表現這個奸雄的大膽和機敏,突出他「雄」的一面。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還記載,曹操東歸途中,確曾被捕而又很快獲釋:

出關,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

邑中或竊識之,為請 得解。

裴松之注引郭頒《世語》說得更為具體:

中牟疑是亡人,見拘於縣。

時掾亦已被卓書;惟功曹心 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俊,因白令釋之。

在這裡,對曹操獲釋起了關鍵作用的,不是中牟縣令,而是那位慧眼識英雄的不知名的功曹。

而無論縣令還是功曹,都與陳宮毫無關係,因為陳宮從未擔任過這兩種職務。

另外,曹操殺呂伯奢全家是在中牟被捕之前(呂伯奢因不在家,並未被殺)。

對於曹操殺人的原因,裴注引了三種說法,而這三種說法都不涉及陳宮。

總而言之,「捉放曹」這件事,自始至終都與陳宮完全不相干。

歷史上的陳宮與曹操的相識本來沒有什麼戲劇性。

《三國志·魏書·呂布傳》注引《典略》云:

陳宮字公台,東郡人也。

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

及天下亂,始隨太祖……

這就告訴我們:中平六年(189年)曹操潛返家鄉時,陳宮根本不曾與他同行;直到初平二年(191年)曹操任東郡太守時,陳宮才成為他的部下。

陳宮與曹操的關係起初是很好的。

初平三年(192年),兗州刺史劉岱被青州黃巾軍殺死,濟北相鮑信等迎曹操領兗州牧,使曹操有了一大塊比較穩固的根據地,實力大為增強。

這是曹操一生事業的一個重要起點。

在這件事上,陳宮起了很大的作用。

《武帝紀》注引《世語》云:

(劉)岱既死,陳宮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

」宮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

」鮑信等亦謂之然。

在這裡,陳宮不僅積極建議曹操把兗州抓到手中,建立「霸王之業」,而且熱心地說服兗州官吏去迎立曹操,並稱曹操為「命世之才」。

這時的他,對曹操可以說是忠心耿耿,傾心佩服。

那麼,陳宮是怎樣離開曹操而跑到呂布手下的呢?當然不是因為他看穿了曹操的奸雄面目。

當時,曹操以倡議討伐董卓而名聞天下,又尚未挾天子以令諸侯,根本談不上「篡逆」二字;何況天下大亂,群雄並起,智勇之士各為其主,一般也不會這樣考慮問題。

實際情況是:興平元年(194年),曹操殺了前九江太守邊讓全家,「(邊)讓素有才名,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性剛直壯烈,內亦自疑。

」(《資治通鑑》卷六十一)這就是說,「剛直壯烈」的陳宮是因曹操隨意殺害名士而對曹操產生了不滿情緒。

正好這時曹操第二次出兵徐州攻打陶謙,派陳宮駐守東郡,陳宮便趁機聯合陳留太守張邈,共迎呂布為兗州牧。

一時間,「郡縣皆應」,曹操的地盤只剩下鄄城、東阿、范三個縣,處境頓時惡化。

陳宮這一手,確實把曹操整得惱火。

綜觀陳宮與曹操的關係,他雖然不是曹操的救命恩人,但確有大功於曹操;曹操呢,當初也很看重陳宮,連呂布的妻子都說:「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三國志·魏書·呂布傳》注引孫盛《魏氏春秋》);陳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如初。

」(《三國志·魏書·呂布傳》注引魚豢《典略》)至於陳宮後來背離曹操,二人已恩斷義絕,就不好完全責怪曹操恩將仇報了。

其次,從興平元年夏陳宮投呂布到建安三年(198年)冬曹操滅呂布,在四年半的時間裡,陳宮與呂布的關係並不那麼親密,這也不能完全歸罪於呂布。

確實,呂布是一個反覆無常的不義之徒,又「無謀而多猜忌」(《三國志·魏書·呂布傳》),在他的手下,任何謀士也休想建立劉備與諸葛亮那樣的魚水相依之情。

不過,陳宮自己也有毛病。

據《呂布傳》注引《英雄記》,建安元年(196年)六月,呂布部將郝萌反布,乘夜攻之,被高順、曹性所殺。

事後曹性向呂布揭發,郝萌系受袁術策動,而「陳宮同謀」。

當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

」看來他確曾捲入此事。

雖說「布以宮大將,不問」,但從此對陳宮是不會很放心的了。

同時,陳宮與呂布的另一員大將高順又素來不和。

在這種情況下,當呂布困守下邳,處境艱危之際,對陳宮的幾條妙計不能欣然採納,而是猶豫不決,雖然要由呂布本人負主要責任,畢竟還是事出有因——因為他不敢放心大膽地把妻室託付給陳宮。

所以,我們不必把陳宮看作對呂布一往情深,忠心不二,也不必過多斥責呂布太對不起陳宮。

再次,陳宮被俘後,確實不像呂布那樣軟骨頭,而是神色自如,只求速死。

這倒不是因為他堅持正義的原則,決不向邪惡勢力低頭(事實上,呂布與曹操之間不過是軍閥混戰,呂布實在不比曹操好一點,而陳宮也從來沒有向呂布提出過「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之類的政治綱領);而是因為他深知對不住曹操,出於「好馬不吃回頭草」的心理,不願再覥顏降曹,所以他直截了當地說:「請出就戮,以明軍法。

」(《呂布傳》注引《典略》)這種態度,比起只求苟且偷生的呂布來,確實還有一點大丈夫氣概。

這就是歷史上的陳宮,一個有頭腦、有個性的人物,一個與《演義》中的陳宮有若干聯繫又有明顯區別的人物。

傑出的歷史小說大師羅貫中是按照「嚮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的創作主旨來精心結撰《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參見拙作《嚮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載《寧夏社會科學》1986年第1期)。

在塑造陳宮這個次要人物形象時,羅貫中也表現出深厚的藝術功力,較好地體現了自己的創作意圖。

只要比較一下歷史人物陳宮和文學形象陳宮,我們就可以看到,羅貫中在充分占有與陳宮有關的歷史資料的基礎上,進行了巧妙的藝術改造和加工。

他採用移花接木的藝術手法,將「捉放曹」這個戲劇性很強的情節加在陳宮頭上。

這個細小的,甚至不為人注意的改造,收到了一石多鳥的藝術效果。

它不僅在人物關係上起到了刪繁就簡的作用,使人物關係相對集中;而且正如前面指出的,這個情節使曹操這個複雜人物的奸雄面目第一次得到大暴露。

由於這個細小的然而是成功的改造,曹操在中牟縣的被捕和獲釋,就不再是他那充滿驚濤駭浪的一生中的一個偶然事件;陳宮背曹操而投呂布,也就不再只是一時衝動之舉,而成了他與曹操性格衝突的必然結果。

從此,陳宮便成為曹操性格發展中的一個參照者,成為曹操與呂布兩個集團之間政治、軍事鬥爭的一個活躍因素。

通過陳宮與曹操結識——分離——鬥爭的全過程,人們會逐步加深對曹操形象的認識。

這樣,陳宮就成了表現曹操複雜性格的一個有力的陪襯人物。

然而,羅貫中並不僅僅是把陳宮作為曹操的陪襯人物來描寫的,如果僅僅把陳宮看作曹操的陪襯人物,那就難以解釋,為什麼他在廣大讀者心目中會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

應當說,儘管陳宮只是《演義》中的一個次要人物,但也是一個具有一定審美價值和認識價值的藝術形象。

羅貫中在塑造陳宮形象時,保留了歷史人物陳宮的大部分言行,使讀者覺得文學形象陳宮大體上「像」歷史人物陳宮。

但是,文學創作不是對生活現象的簡單複製,文學形象也不應該與其歷史原型劃等號,而應該寄託著作者的審美理想,也就是不那麼「像」其歷史原型。

羅貫中在創作《三國演義》時,正是這樣做的。

《演義》中的諸葛亮、曹操、關羽、張飛、趙雲、劉備、周瑜、魯肅等婦孺皆知的藝術形象,都既有與歷史原型相似的一面,又有與其歷史原型不盡相同甚至大不相同的一面。

正是這種「似」與「不似」的辯證統一,使《演義》的一大批人物形象既有厚重的歷史感,又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就陳宮形象而言,羅貫中主要進行了兩個方面的藝術加工。

一方面,讓陳宮形象帶上崇高的色彩。

我在本文第二部分曾經說過,歷史上的陳宮與曹操的分離和鬥爭,並非由於政治目標和道德觀念的分歧,他本人也並沒有表現出多少崇高的品德。

而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通過對「捉放曹」情節的藝術處理,把陳宮寫成一個具有「沖天之志」,深明大義的人物。

為了保國安民,除奸去穢,他甘願拋棄榮華富貴。

這樣,文學形象陳宮一開始就具備了「忠義之士」的性格基調,比之歷史人物陳宮在品格上有所升華,而與《演義》熱情謳歌的許多「忠義」英雄站到了同一地平線上。

在「忠義」的性格基調上,羅貫中突出了陳宮「剛直烈壯」的個性特徵。

當形勢危急的時候,面對曹操的誘降,呂布思想動搖,他卻大罵曹操是「欺君之賊」,並且「一箭射中麾蓋」,使曹操恨得咬牙切齒(卷四,《呂布敗走下邳城》則)。

即使在被俘以後,他仍然以凜然正氣斥責曹操「諂詐奸雄」,宣布:「汝心術不正,吾故棄之。

」表現出視死如歸的氣概。

於是,陳宮之死便成了「忠義之士」捨身取義的壯烈舉動,成了《三國演義》這部「忠義」英雄頌歌中的一個激越的音符。

另一方面,羅貫中又讓陳宮的性格帶上悲劇的色彩。

這集中表現在他與呂布的關係上。

歷史上的陳宮與呂布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呂布有大大辜負陳宮之處,陳宮也有不大對得起呂布的地方。

羅貫中對這種關係進行了改造和凈化,他捨棄了陳宮與郝萌同謀背叛呂布的史料(因為那有損於陳宮的「忠義」形象),而著重描寫了陳宮對呂布的耿耿忠心。

這樣,陳宮就成了一個令人同情的人物。

他苦心孤詣地為呂布出謀劃策,呂布卻三心二意,剛愎自用,常常不予採納;他苦口婆心地提醒呂布:「陳皀父子面諛將軍,恐欲害之,不可不防也。

」呂布卻反而對他大發雷霆:「汝獻讒言,害及忠良,誰為佞也?吾不看舊日之面,立斬汝輩!」(卷四,《夏侯惇拔矢啖睛》則)事實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他的計策是正確的,他的懷疑是有根據的,但也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呂布對他是多麼寡情薄義!更為重要的是,呂布從來就不是一個具有崇高理想的人物,從來就沒有打算統一天下,拯救國家,扶助黎民,而只是亟亟追逐個人的榮華享樂。

這樣一個勢利之徒,決不可能成為開基創業的明主。

陳宮跟隨這樣一個角色,怎麼可能實現救國安民的抱負?又哪有什麼光明的前途?

處在如此可悲的境地,陳宮有滿腹的苦悶,有無窮的感慨,卻沒有另謀出路的決心——「欲待棄之,又恐天下人笑。

」在這裡,以天下興亡、蒼生疾苦為指歸的「忠義」觀變成了狹隘的愚「忠」和不問青紅皂白的小「義」,嚴重地束縛了他的手腳,造成了他的悲劇性格。

其實,在那天下分崩離析的大動亂時代,「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賢臣擇主而事,良禽擇木而棲」,已經成為許多智謀之士的共同認識。

諸葛亮、魯肅、郭嘉等傑出人物都曾有「擇主而事」的經歷。

陳宮卻昧於此,盲目而執拗地忠於呂布,卻既不能駕馭呂布,又不能改變呂布,只好一面嘆氣一面眼睜睜地看著呂布集團走向崩潰,而他本人也只好身不由己地隨著呂布走向死亡。

事情再清楚不過了:一面是對理想的嚮往和追求,一面卻是理想分明不能實現,有才能卻不能盡其用,有機會卻無法選擇,悲劇怎麼能不發生?這種悲劇,在他血濺白門樓時達到了頂點。

羅貫中寫到這裡,情不自禁地賦詩道:

生死無二志,丈夫何壯哉!

不從金石論,空負棟樑材。

輔主真堪敬,辭親實可哀。

白門身死日,誰肯似公台!

在這首詩中,既有由衷的讚美,又有深沉的惋惜。

而在另一首詩中,這種惋惜之情表現得更為鮮明:

亞父忠言逢霸主,子胥剜目遇夫差。

白門樓下公台死,致令今人發嘆嗟。

是的,後人在閱讀《三國演義》的時候,不能不為陳宮的悲劇結局而浩嘆。

應該說,這正是陳宮形象能夠打動人的主要原因。

總之,崇高色彩與悲劇色彩的融合,使陳宮的藝術形象呈現出一種古典式的美,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比歷史人物陳宮豐滿得多,生動得多。

這大概正是藝術的魅力之所在吧?

當然,《演義》對陳宮的描寫還不是非常個性化的。

除了白門樓那一段如同電影鏡頭般的精彩描寫之外,小說很少正面表現陳宮內心的波瀾。

不過,羅貫中能夠在很少的篇幅里把陳宮這樣一個次要人物的形象塑造得如此鮮明,使人們在《演義》的上千個人物中清楚地記住他,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

(原載《許昌師專學報》1988年第2期)

作者簡介:沈伯俊,1946年4月生於重慶,原籍安徽廬江。

1970年畢業於四川大學外文系。

1980年參加經國務院批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招收研究人員考試,以四川省文學專業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到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從事古典文學研究。

歷任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南開大學教授、中國明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西遊記》文化研究會理事、四川三國文化研究所所長。

系四川省學術帶頭人、四川省專家評議(審)委員會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長期研究明清文學,主攻明清小說。

主要著作有:《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合著,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11月)、《三國演義辭典》(合著,巴蜀書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國演義》(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國演義》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整理本(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整理本(巴蜀書社1993年11月)、《三國漫談》(巴蜀書社1995年2月)、《三國演義》評點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三國演義》新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羅貫中和〈三國演義〉》(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三國漫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西遊記》校注本(嶽麓書社2002年8月)、《圖說三國》(主編並撰文,成都地圖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說三國》(中華書局2005年12月)、《賞味三國》(台灣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8月)、《神遊三國》(台灣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12月)、《三國演義大辭典》(中華書局2007年7月)、《羅貫中與〈三國演義〉》(台灣遠流出版公司2007年11月)、《你不知道的三國》(文匯出版社2008年1月)、《三國志通俗演義》校注本(文匯出版社2008年4月)、《三國演義(名家批註圖文本)》(鳳凰出版社2009年6月)等。

校點《後水滸傳》、《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等6部明代小說。

選編《〈水滸〉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1994年3月)。

發表學術論文210餘篇,短評、札記、隨筆等230餘篇。

其中,《三國演義辭典》已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在韓國出版韓文版;《三國漫談》亦在韓國出版韓文版;幾種《三國》整理本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被譽為「沈本《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代表了新時期《三國演義》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

被國內外同行譽為「權威的《三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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