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蜀漢亡國思潮的起源與演進

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五月,司馬昭令魏帝發詔,三路大軍同時出擊,揭開了滅蜀戰爭的序幕。

這三路大軍是:征西將軍鄧艾統軍三萬餘,自狄道(今甘肅臨洮西南)進軍甘松(今四川松藩西南)、沓中(今甘肅舟曲以西、岷縣以南);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軍三萬,自祁山(今甘肅西禮東北)進軍武街橋頭(今甘肅微城西),以斷姜維歸路;鍾會統十萬大軍,分別從斜谷(今陝西眉縣西南)、駱谷(今陝西周至西南)、子午谷(今陝西洋縣東),攻漢中(今陝西南部,漢水流域)。

八月,魏在洛陽誓師出發。

十月,鄧艾自陰平(今甘肅文縣西北),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取道江油,進克涪縣(今四川綿陽),破綿竹(今四川德陽),殺蜀將諸葛瞻。

十一月,劉禪降,蜀亡。

魏滅蜀,除關口之戰(魏將胡烈和蜀將傅金對戰)、強川口之戰(魏將鄧艾和蜀將姜維對戰)、綿竹之戰(魏將鄧文和蜀將諸葛瞻對戰)這些小規模的戰役外,再沒有經過大的戰役。

蜀亡時,蜀國尚有10萬大軍。

後人對此嘆息不已。

為什麼魏滅蜀如此之易?

除了經濟、軍事力量對比懸殊,蜀國政治腐敗等基本原因外,在思想意識領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蜀漢內部長期存在著一股失望氣氛,最終並形成一股強大的亡國思潮。

一、亡國思潮二源頭:

不滿蜀漢統治———張裕等人從事覆漢活動。

荊州失卻和彝陵慘敗———劉備對興復漢室的失望。

劉備集團入蜀之後,新舊、客主的矛盾就立即暴露出來了。

這種矛盾在輿論上的表現,就是土著人傳播劉備建立的漢國很快就要滅亡的謠言,這種謠言或明或暗,長期存在於zhèng fǔ內外,隨著蜀漢政權由盛轉衰,愈演愈烈,最終在蜀漢末年形成一股思潮。

土著人、劉璋帶去的東州人與劉備所帶去的東州人,在劉備入蜀後就產生了矛盾,不甘心地位下降的土著人和劉璋帶去的東州人,在沒有武裝反抗能力的時候,最好的辦法就是從事蜀漢亡國輿論的宣傳。

《三國志·蜀書·周群傳》: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

』……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

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

」

張裕以神秘的占卦術嚇唬劉備,不想讓劉備奪得富庶的漢中,其用心可知。

事實證明,他的這個占卦結果並不靈驗,劉備很快就奪得了漢中。

張裕傳播劉備的國家數年就要滅亡的謠言一很快為劉備所知,劉備惜機置其於死地。

諸葛亮表請其罪,劉備說得很乾脆:「芳蘭生門,不得不?。

」但這個典型的事例說明,在劉備統治蜀漢初期,已有土著人在傳播蜀漢要亡國的信息了。

張裕之外,還有彭羕,此人竟要拉攏馬超反對劉備。

這不只是在輿論上要滅亡劉備建立的國家了。

張裕等人表現出來的,是來自蜀地土著居民、和劉璋所帶去的東州人反蜀漢政權的亡國思想。

由於這個時期,劉備的力量強大,他很快就以血腥的手段,把宣揚蜀漢亡國論思想的帶頭人鎮壓了,因此,這場亡國思潮,在劉備統治初期,沒能形成氣候。

但是,也就在這個時期,劉備自己也出了問題。

劉備和他的一幫成員們,在得到荊州和占領益州之後,勢力達到了鼎盛。

這時,劉備還進占了漢中。

從領土而言,有二州之地,另有漢中一塊富庶盆地;從人口而言,有兩州多的人口;從官員而言,文有諸葛亮等一幫,武有關張趙馬黃等名將。

但是,這種局面存在的時間太短,不到數年。

隨著荊州失卻和彝陵慘敗,這位被曹操稱為「天下英雄」的裊雄,在誨恨中產生了極度的政治失望心理,並在極度失望中患病而亡。

劉備對興復漢室的巨大失望主要表現在彝陵戰敗之後。

在三顧草廬之前,劉備是屢敗而屢戰、表現出一個亂世英雄的堅強不屈性格。

劉備得到諸葛亮之後,事業如日中天,短短數年間,劉備「興復漢室」的理想已見曙光。

但是,就在這時,卻受到四次重大打擊:先是荊州被奪,關羽被殺;接著張飛遇難;再是孟達叛魏,劉備殺掉驍勇的養子劉豐;復是彝陵大敗。

這四次打擊,徹底摧毀了這位具有多年堅強不屈輝煌事跡的裊雄的堅強心理。

彝陵戰敗後,劉備無顏回成都見百官父老,就在白帝城駐紮下來,最後在那裡抑鬱而死。

劉備臨死的遺囑歷來為後人所道,其實細究起來,正是這個遺囑,透露出劉備對蜀漢可存多久的疑慮、對興復漢室的巨大失望。

試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這就是傳頌千古的託孤之事。

劉備的這一段話,後代有人說是劉備臨終對諸葛亮的試探,這很有道理;更多的人則認為是劉備的肺腑之言,因為他知道劉禪的能耐,這話也有道理。

但是,劉備還有一種心理,卻是少為人所道的:他對自己的事業,對興復漢室,甚至對蜀漢這個自己一手創造的政權,都沒有了信心。

劉備一生所追求的是把祖宗的基業興復起來,這個事業只能是姓「劉」的事業。

如果連劉家天下都不要了,可以輕易送給臣子的話,那麼,這說明了什麼?如果僅是對諸葛亮的心理試探,那麼,這話是極不符合其一生的孜孜追求的心態的;如果說是對臣子的厚愛,但以天下送人,於理更不合。

所以最好的解釋只能是:劉備對他建立的國家能存在多久已是十分懷疑,十分失望,與其讓自己一生的心血毀在自己的蠢兒子手裡,還不如讓給一個天下奇才好了。

劉備在得到諸葛亮的苦誓諾言之後,似乎放了心,才開始向兒於交待後事:一是事丞相如求父;二是「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三是讀書。

至於國家如何發展,如何完成統一天下、興復漢室的事業,他一句也沒說。

要知道,興復漢室,正是他一生高呼的口號和行動的指南。

他對此不再言語,恐怕沒了信心。

劉備這時表現出來的,是一種來自蜀漢政權建立者內部的、對國家前途失望的亡國思想。

二、亡國思想的發展:

同受託孤之重———李嚴競勸諸葛亮加「九錫」。

後主昏庸北代無成———諸葛亮對蜀漢很是絕望。

同受遺詔輔政的蜀漢大臣除諸葛亮外,至少還有李嚴。

劉備要拱手讓國的話語,不可能不外傳,這話語不僅給諸葛亮的心理上造成沉重的負擔,更為可怕的是,劉備的政權由此有可能失去了神聖性和不可侵犯性。

蜀漢的臣民們,完全有理由想像這個政權還能存在多久了。

諸葛亮後來對李嚴治罪,罪名大有疑問,有人認為是諸葛亮對蜀地劉璋派系權利的剝奪,反映的是兩個外來團體之間的矛盾。

這是有可能的。

李嚴的真實意圖也可能是摧毀諸葛亮的託孤形象,並藉此奪取諸葛亮的權利。

很清楚,如果諸葛亮受「九錫」,進爵稱王,就說明他有野心。

那樣的話,李嚴振臂一呼,諸葛亮恐怕就無路可走了。

因此,諸葛亮擔心李嚴把劉備讓國與己的話傳出,造成舉國民心的混亂。

這不僅不利於諸葛亮輔政,而且更可能造成內部的矛盾。

事實上,李嚴可能已傳出了劉備的這番話。

但還有另一種可能。

李嚴後來給諸葛亮寫信,勸他宜受「九錫」,進爵稱王。

而受「九錫」的下一步,就是禪讓稱帝。

李嚴勸諸葛亮受「九錫」,進爵稱王,是真心要諸葛亮作禪代準備工作。

但,這正犯了諸葛亮的大忌,說明李嚴對諸葛亮的了解,還處於膚淺的層次上。

李嚴因此受到諸葛亮的強烈反對。

但不管李嚴用心如何,都說明,在蜀國內部,劉備臨終讓國給諸葛亮的遺囑可能已經傳出,並可能造成了極大影響,一部分人的確已在思考禪代問題了。

諸葛亮生怕李嚴這個同受遺詔輔政的「劉璋派」人物,再做出什麼不利的大事來,便於建興八年(公元230年)找到機會,把李嚴廢黜,從而結束了李嚴的政治生命。

所以今天有人通過研究,指出廢黜李嚴的罪名大有問題。

李嚴等人表現出來的,是一種通過禪代形式覆亡蜀漢的亡國思想,這其實是張裕覆漢思想的發展。

諸葛亮在危難之中接過了劉備交給的大權。

這對他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難題。

他面臨的挑戰來自四方面:第一,南中少數民族已叛;第二,荊州已為吳所奪,和吳的聯盟己破裂;《隆中對》中的戰略前題己發生了變化;第三,失去一州土地和人民,實力嚴重消弱,損兵折將,內部不穩;第四,如何實現對劉備的莊重承諾。

這四大挑戰,前三個是客觀的,而後一個是源自內心的。

劉備臨死的託孤,把深受儒家傳統影響的諸葛亮,牢牢地捆住了。

這一招,是極為高明的。

諸葛亮從此便成了一個為劉家江山耗盡心血的「木偶」。

諸葛亮因此贏得了千古流芳的人格魁力,卻失卻了自我事業飛騰的任何機會。

諸葛亮受託後,首先是穩定內部,然後就與吳重修舊好,這其實是一種委曲求全,從行動上承認了吳占領荊州的合法性。

再次就是平南中。

劉備死於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五月南中數郡反叛,諸葛亮並沒有立即興兵平叛,而是先穩定內部,兩年後,才出兵平南中。

這其實是諸葛亮在繼續貫徹隆中對策。

但是,諸葛亮在北伐中卻遭遇了嚴重的挫折。

自建興六年(公元228年)春,至建興十二年秋(公元234年),病死,諸葛亮與魏軍作戰7次,這7次作戰,雖然勝多敗少,但勝為小勝,對魏國元氣沒有什麼傷害。

相反,蜀漢由於人口太少,開往北伐戰場之路崎嶇難行,運送軍用物資大耗人力。

這對蜀國經濟的發展十分不利。

北伐之戰的7年,是諸葛亮一生中最後的7年,也是諸葛亮對興復漢室、乃至於對興盛蜀漢逐漸絕望的7年。

導致諸葛亮絕望的原因有這樣幾點:劉禪的昏庸,北伐的無果,敵人的強大和蜀國的弱小等。

在劉備死時,魏國大臣華歆、王朗、陳群、徐芝、諸葛璋就給諸葛亮寫信,講明天下形勢,希望諸葛亮率文武大臣投降,以便和平統一蜀漢。

這時的諸葛亮,態度堅決,對這些人的勸降,並不理睬,可是,這些大臣所講的話,卻是比較客觀,指明了魏強蜀弱的客觀形勢。

所以,諸葛亮首次北伐時,給劉禪上了一個表,史稱《出師表》或《前出師表》。

此表主要有這樣幾層意思:一是擔憂國家存亡,警告後主:「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存亡危急之秋也。

」二是現在努力工作,不是自己本意,而是感激先主三顧之恩。

三是建議如何用人。

此表中已表現出諸葛亮對國家前途的無奈和擔憂。

這說明諸葛亮對國家的前途不是十分看好,實際上是對後主和國家前途的一種擔心和失望。

建興十二年秋(公元234年),諸葛亮在與魏軍對抗的前線病故。

臨終前夕,後主派孫福咨以後事。

《三國志·蜀書·鄧張宗楊傳》注引《益部耆舊雜記》:

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

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郤騎馳還見亮。

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

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爾。

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

」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

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

」又復問其次,亮不答。

福還,奉使稱旨。

福為人精誠果銳,敏於從政。

諸葛亮為什麼只說了兩個繼承人之後,再也不說了?孫福「精誠果銳,敏於從政」,是一個很稱職的官員,諸葛亮對他的諮詢不會有任何的保留意見的。

這說明,諸葛亮本人對蜀漢的前途己看得很清楚。

在他看來,蔣琬、費禕之後,恐怕離亡國也不遠了。

是故,他也就不想再回答誰還能繼任丞相一職的問題了。

諸葛亮對蜀國的前景不抱期望,亡國的陰影在他的心中難以散去,表現在其言行之中,直到他抱恨長逝。

諸葛亮表現出來的,是對興復漢室盡乎絕望的亡國思想,也是劉備對興復漢室失望心理的發展

三、兩種亡國思想合流而形成一股強大的亡國思潮:

蜀國政亂和窮兵黷武———譙周等人對亡國的渴望。

諸葛亮病故後,劉禪開始親政。

在這一時期,蜀漢亡國論公開化了,從張裕到李嚴,從劉備到諸葛亮而來的兩種亡國思想,開始合流,並形成了一股強大的亡國思潮,卻沒有受到打擊。

這個時期,高唱「亡國之歌」的代表人物是譙周。

譙周,巴西西充(今四川閬中西南)人,是一個地道的蜀地土著人。

他精研六經,多習書札,為當時有名的大儒。

諸葛亮任益州牧時,用他為勸學從事,後歷任太子家令、中散大夫、光祿大夫。

雖然做了蜀漢的大官(光祿大夫為三品),但是,他對蜀漢並無什麼特別的感情。

他從杜瓊處學到了讖緯之學,並發揚光大,以此公開宣傳蜀漢只能傳二代就要亡國的讖語。

他侍從過劉禪,「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義,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

可見譙周在蜀國影響之大。

《三國志·蜀書·杜瓊傳》:

(譙)周緣(杜)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子之名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

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侯。

與師服言相似也。

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己具矣,當授與人也。

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

」

劉禪等人信任譙周,而譙周卻要做蜀漢的掘墓人。

以譙周的地位,他說的這番讖語,影響一定很廣。

但是,十分奇怪,蜀漢zhèng fǔ對他的反蜀宣傳卻沒什麼反應。

這說明,當時劉禪的zhèng fǔ的確己經很腐敗了,對這種蠱惑人心的宣傳,可能zhèng fǔ部門己沒人在意了。

實際上,許多人已估計到蜀漢就要滅亡了。

《三國志·吳書·薛 傳》注引《漢晉春秋》:

孫休時, 為五官中朗將,遣至蜀求馬。

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諳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兔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

想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恰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吳國人已看到了蜀漢亡國之象,但是,在蜀漢內部,劉禪等一幫糊塗蟲卻在糊裡糊塗地尋歡作樂。

以譙周為首的土著集團,大肆宣傳蜀漢亡國論,沒人去反擊也就理所當然了。

譙周的亡國理論和宣傳在鄧艾進軍成都時達到了頂峰。

《三國志·蜀書·譙周傳》:

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油,長驅而前。

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

後主使群臣會議,計無所出。

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為守,直可奔南。

惟周以為:「自古己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今若入吳,固當臣服。

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

由是言之,則魏能並吳,吳不能並魏明矣。

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

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

譙周大吹投降是最好的選擇。

為此,他首先批駁了投靠吳國的選擇,說是要二次受辱;然後又批駁了奔南中抵抗的選擇,說是時間來不及了,群小之心難測,弄不好剛出發,就有人發難。

話中充滿威脅的口氣。

針對後主還想弄南中的想法,譙周又上書,擺出了四條理由:一是南人從諸葛亮南征以來就恨中國人,二是北兵還要向南追,三是到南方後要徵用南人物資,加速南人之反,四是奔南,費用出於當地,當地老百姓承受不了賦役,一定要叛。

並說明現在投降是天意,是聖人之舉,沒有壞處,只有好處。

在譙周等人的鼓譟下,蜀漢中央大臣,再沒人提出異義。

劉禪終於作出了投降選擇。

這說明,兩種亡國思想,到這個時候,終於合流,並形成一股強大的亡國潮流,使得魏國輕易滅蜀。

其實,鄧艾所統兵總數3萬餘,偷度陰平的兵士至多有一萬餘人,且攜帶糧食極少。

蜀漢如果動員起來,即使不奔南中,完全還可以抗擊鄧艾的軍隊的。

但蜀漢的抗戰派這時多在前線,他們正對抗著鍾會的十餘萬大軍,並不知道都城的變故。

由於扼險不戰,鍾會的大軍無可奈何,在糧食將盡的情況下,鍾會準備收兵回朝。

譙周等人對蜀漢的亡國是高興的。

在他們心中,蜀漢的滅亡是上天的旨意,是歷史的必然。

對他們來說,勸說後主接受他們的投降的辦法,等於為魏國立下汗馬之功,也加重了他們在魏升官晉爵的砝碼。

所以,譙周勸後主時就說:「願陛下早為之圖,可獲爵士」。

看似為了後主,實則為了他代表的一幫人。

西晉末年,氐人李特「隨流人將入於蜀,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李特只在譏笑劉禪太蠢,卻不知蜀漢晚期有一股強大的亡國思潮,在影響著其政權覆亡。

四、簡短的結論

在蜀漢建立之初,內部已孕育出亡國思潮的兩介源流:一是張裕等人造謠生事,妄說蜀漢亡國有期。

張裕為劉各所殺,但蜀漢亡國論並沒有因此而絕;二是劉備自我表現出來的亡國思想。

荊州之失和彝陵慘敗後,劉備對興復漢室開始失望,表現為臨終之時想把大半生奔波而建立的國家拱手相讓給諸葛亮,這對一個以興復漢室為理想的裊雄來說,是十分荒謬的,也是極其殘酷的,但也正說明了其理想破滅後的失望心理。

劉備的這種心理給李嚴等人以錯覺和機會。

李嚴代表劉璋系東州人士,繼承和發展了張裕的思想,以為諸葛亮會代蜀稱帝,可能也想藉此奪取諸葛亮的權利,但為諸葛亮所擊敗。

劉備的這種心理,也給諸葛亮以極大的負面影響———諸葛亮對興漢的失望,首先源於隆中之策受到破壞。

劉備託孤是一把雙刃劍,對諸葛亮的高大人格實踐而言,是一種巨大的成功,但對其事業,卻是極大的打擊。

劉禪的無能和北伐的失敗,讓他只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興漢已是絕望。

很難說諸葛亮的絕望心態,沒有對其他官員造成消極影響。

蜀漢後期,以上兩種亡國思想開始合流。

譙周是這種思想合流的急先鋒和領頭羊。

譙周等人對亡國的有極高的渴望心情,他們渴望在亡國中改變地位。

在他們看來,亡國後,他們的政治地位不會變壞,只會變好。

譙周等人為此大造聲勢,終於把潛在蜀漢國內數十年的亡國思想匯流,而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思潮。

這股強大的思潮促使了蜀國在大敵到來之時,投降措施輕易出台,最後使得魏國輕易滅掉蜀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