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諸葛亮究竟忠於蜀漢嗎？

也談諸葛亮忠於蜀漢說

———兼與朱子彥先生商榷

　　 近年來,一些專家學者紛紛撰文立論,對傳統的諸葛亮忠於蜀漢說提出了質疑。

著名學者、上海大學的朱子彥先生在其《諸葛亮忠於蜀漢說再認識》一文中指出:諸葛亮秉政時,不僅大權獨攬,且以「太上皇」自居,將後主劉禪置於股掌之中。

為了實現劉備白帝託孤時許諾的「君可自取」,諸葛亮竭盡全力北伐,其目的不是為了「興復漢室」,而是冀圖通過北伐來撈取資本,樹立絕對權威,晉爵封王,並受近似天子規格的「九錫之禮」。

一旦條件成熟,「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孫極有可能易代更祚、登上帝位。

」朱先生的這一觀點目前看來很有代表性,在學術界引起了一定的反響。

認為它「打破了傳統觀念,為研究諸葛亮其人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然而筆者不敢苟同朱先生的這個觀點。

在歷史人物研究中,不囿於傳統定論,並對其做出客觀的評價,給予恰當的歷史定位,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

但應本著尊重客觀史實、對歷史負責、對歷史人物負責的嚴謹態度開展研究。

遺憾的是朱先生的文章表象掩蓋了實質,主觀臆斷取代了客觀史實,既沒有翔實確鑿的史料支持,又缺乏深層縝密的理性分析,把論點建立在感性化的認識與判斷上,其結論自然也就難以站得住腳。

故筆者不揣冒昧,依據有關史料,對朱文中的基本觀點提出自己一些淺顯的認識和看法,以求教於朱先生。

作為一代忠臣名相,千百年來,諸葛亮一直受到後人的景仰與禮讚,甚至被譽為「千古第一人臣」,人們已把他視為智慧的化身,忠貞的象徵,看作是實現「建功立業、忠心報國」理想的楷模。

諸葛亮之所以能在身後獲得如此殊榮,除了他具有卓越的治國統世之才外,很大程度上是同他權重位高卻能始終恪守臣子本分、對蜀漢政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耿耿忠心是分不開的。

甚或可以這樣說,諸葛亮對蜀漢政權的忠誠,使他贏得了人們的廣泛尊重。

我們必須承認,諸葛亮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但他絕不是一個沒有缺陷的聖人。

毋庸置疑,諸葛亮的人格和道德魅力以及政治、軍事能力,在長期以來的推崇褒揚中被放大乃至發展到最後的完美,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但是我們也不能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為了標新立異或迎合一部分人的逆反心理就盲目地、毫無根據地懷疑諸葛亮對蜀漢政權的忠誠,甚至不負責任地認為「他抑或其子孫極有可能易代更祚、登上帝位」。

這也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

朱先生認為,諸葛亮執政時並沒有被「時人」視為「事君以禮,謀國以忠」的圭臬,在蜀漢政權中對他專政攬權頗多微詞的大有人在,如李嚴、魏延、廖立等。

為了強調這一點,他還特別提到諸葛亮剛一去世,丞相參軍、安漢將軍李邈即上書後主劉禪,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

亮身仗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

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

以此證明蜀漢政權中早已有人懷疑諸葛亮有不臣之心,把他比作欲危漢室的呂祿、霍禹。

其實朱先生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未免過於武斷、失之偏頗了。

據史載諸葛亮治蜀是「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

他「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

及其死後,後主劉禪為之素服發哀三日,「紀行命諡」,諡其為「忠武侯」。

向充等人上表盛讚亮功,「王室之不壞,實斯人之賴。

」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

試想諸葛亮如果不是「事君以禮,謀國以忠」,受到國人的敬重與愛戴,死後怎會得到蜀國君臣如此高的禮遇與評價呢?他若不忠,緣何以「忠」諡之。

看來所謂「時人」之見,不過是極少數人的看法而已。

從另一方面看,自建興元年後,「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

頃之,又領益州牧。

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這雖然有助於加強蜀漢中央集權,穩定蜀國國內局勢,確保政令的暢通無阻,但也使諸葛亮實際上處於權利的巔峰。

權高位重,自然就會樹大招風,何況諸葛亮又是一個謹慎、負責,事必躬親的人,杖刑二十以上都要親自過問,招致他人的不滿與猜忌,也就絲毫不奇怪了。

「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

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

」所以,即便有個別人對諸葛亮心存不滿、頗有微詞又能說明什麼問題呢?

我們再看李邈的這道上疏,他只是講到皇帝與權臣之間微妙的關係及潛在的矛盾衝突,並沒有具體涉及到諸葛亮有什麼不臣之事,怎能由此生髮來證明諸葛亮有不忠之心呢?諸葛亮「身杖強兵」,又屬於「五大不在邊」是客觀事實,難免會引起個別人的疑慮,故「臣常危之」。

而這僅僅只是李邈等少數人的顧慮,並不代表蜀漢國內普遍的看法。

比如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追思諸葛亮,其祭文中就有「負扆蒞事,民言不流」之語,讚譽諸葛亮權傾一國,聲震八閎而上下並無異言。

另據《漢晉春秋》記載,晉武帝曾感嘆「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設想諸葛亮果真是如曹操之流「欺主」、「欺君」的篡逆之臣,晉武帝焉敢使之為輔?這無疑從一個側面否定了李邈的這道上疏。

李邈為人,乃是與孔融、禰衡、楊修等為同一類人,書生氣太重,有「清流」的毛病。

說話引經據典,常有驚人之語。

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為牛鞞長。

先主領牧,為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為不宜也。

』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

』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

其冥頑不化、迂腐守舊、好為奇談怪論的品性由此可見。

既然如此,那麼他的這道誇大其辭、言過其實的上疏又有幾分可以相信呢?他被後主「下獄誅之」,筆者認為並不似朱先生所說的「因為他的某些言辭強烈地刺痛了曾經當過傀儡君主的劉禪的自尊心」,倒可證明劉禪對諸葛亮是極其信任尊敬的,他容不得諸葛亮屍骨未寒就有人說三道四,褻瀆先賢。

假如真像朱文所言「諸葛亮死後,劉禪曾在一定程度上發泄了他對諸葛亮的不滿」的話,那麼李邈的這道上疏豈不是正中劉禪的下懷嗎?即使他不便對死後的諸葛亮有何舉動,也不至於就此要結束李邈的性命。

須知殺李邈恰恰是維護了諸葛亮的形象,樹立了諸葛亮死後的權威。

至於朱文提出劉禪不同意給諸葛亮在成都立廟乃是報復一說,實屬臆測,於史無據。

習隆等人在給劉禪的上表中已清清楚楚地道出劉禪的顧慮,「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

」雖然諸葛亮功勳卓著,被尊為「相父」,但劉禪也不能不顧禮秩,為之隨意立廟而亂了君臣名分,失了皇室威嚴。

朱先生在文中指出,中國古代對君臣間的禮儀制度是非常重視的,對此我們是贊同的。

那麼後主在是否為諸葛亮立廟的問題上有所考慮、猶豫不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何以斷言是一種報復行為呢?很顯然,朱先生的這一見解似欠斟酌。

朱文指責諸葛亮苦心經營、殫精竭慮謀劃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獨攬大權。

為此他不遺餘力地打擊、排斥李嚴,最後將李嚴廢為庶民,流放梓潼郡。

關於諸葛亮廢李嚴這段公案,向來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實質上與朱先生持相同觀點的人都認為有這樣一個前提,即劉備並不很信任諸葛亮,他簡拔李嚴為中都護,使之「統內外軍事」與諸葛亮同為託孤大臣的目的,就是為了制衡諸葛亮,以防止他坐大、危害蜀漢政權,對劉禪不利。

假設這個前提成立的話,那麼李嚴要求自任巴州刺史或者「開府」等種種爭權奪利的行為就有了很充分的理由,簡直可以看作是李嚴對蜀漢政權表示忠心的具體體現了。

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正如朱先生所說「諸葛亮同劉備的君臣關係曾被世人讚不絕口」,其魚水之喻的佳話一直為後人津津樂道,所謂「制衡」之語,不過是個別人的一種說法,並無確鑿的史料可以佐證。

「先主雅敬亮」,劉備對諸葛亮一向是言聽計從、信任有加的。

不論是派諸葛亮出使———「聯吳抗曹」,還是讓其鎮守荊州、益州,劉備都是把諸葛亮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來使用,給予充分的信任。

而諸葛亮均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

」正是看重諸葛亮的謹慎、忠誠、才幹,才有了劉備「白帝託孤」的千古絕唱。

退一步講,如果劉備不信任諸葛亮,那麼他許諾的「君可自取」不管出自真心或是假意,都使本已權重的諸葛亮有了更大的自主權與號召力。

有了這把「尚方寶劍」,李嚴豈能與之抗衡?「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的劉備不可能想不到這一點。

因此「制衡」一說純屬無稽之談。

應該說劉備使用李嚴,只是讓其發揮軍事方面的才能,協助諸葛亮,並不是讓他享有與諸葛亮同等的權利。

從劉備臨終前安排李嚴守永安、防範東吳,諸葛亮扶柩回成都行冊封之事就可確定這一點。

換言之,即以諸葛亮與李嚴的關係看,兩人雖同為託孤重臣,然應以諸葛亮為首,李嚴副之,這是毫無疑問的。

否則又怎樣解讀劉備的臨終遺言,怎樣解釋劉備要其子「父事丞相」而不是其他人。

朱文為了打壓諸葛亮,有意抬高李嚴的地位與作用,甚至把李嚴說成是飽受打擊、慘遭迫害的「忠貞」之士,不是太離譜了嗎?

從史料上看,劉備死後,諸葛亮與李嚴也曾有過密切的交往,默契的配合。

這從諸葛亮《答李嚴書》里稱「吾與足下相知久矣」,說明二人關係很好。

在招降叛將孟達的問題上,兩人意見一致,做法相同,為孟達最終倒向蜀漢政權作出了共同的努力。

但李嚴行為不端、私慾膨脹,先是「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以擴大自己的地盤,意圖形成事實上的割據。

接著又乘諸葛亮西征之際,要求「開府辟召」,組建自己的班底。

這兩個要求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都不利於蜀漢政權的穩定,甚至會動搖蜀漢統治的根基。

蜀國本就國弱勢微,處在強敵的威脅之中,如果內部再起紛爭,不能凝聚力量,那麼蜀漢江山勢難久存。

作為三國時期超一流的政治家,諸葛亮自然明白其中的危害性,他理所當然地拒絕了李嚴的無理要求。

但為了安撫李嚴,他還是起用了李嚴的兒子李豐。

可見,諸葛亮對這些事的處理是合理合情的,不存在對李嚴的「打擊」、「排斥」。

莫非令蜀漢國內山頭林立、政出多門、民無所屬、內亂迭起才是最合理的選擇嗎?李嚴最後被廢為庶民,流放梓潼郡實是咎由自取,與他人無干。

李嚴自己都已「首謝罪負」,今人又何必為之再起爭論呢?

在此有必要提及李嚴給諸葛亮的書信以及諸葛亮的回信,這是朱文中提出諸葛亮將會「晉爵封王,並受近似天子規格的九錫之禮」的一個重要憑證。

因為除此之外,我們再也看不到諸葛亮自己或他人為其請功封賞的任何資料,也找不到諸葛亮要「晉爵封王」的任何依據。

據《三國志·蜀書·李嚴傳》注引《諸葛亮集》雲:「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

」以朱先生的意思,在這封信中李嚴勸諸葛亮受「九錫」進爵稱王乃是「表面上尊崇諸葛亮功高蓋世當賜以殊禮,而實際上是在試探諸葛亮是否將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錫,建國封王,進而代蜀漢稱帝」。

這實在是無多少事實根據。

結合李嚴的所作所為,筆者覺得他勸諸葛亮受九錫,進爵稱王是假,給自己牟取實利是真。

他知道要想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不能越過諸葛亮,那麼勸諸葛亮受九錫,進爵稱王,打著勸進的幌子,順理成章地實現自己的野心就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如欲得之,必先舍之」。

否則以他託孤重臣的身份,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勸說諸葛亮行此不臣之事呢?

從諸葛亮的回信來看,他很明白李嚴勸進的用意。

所以他首先婉轉地批評李嚴雖與自己「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態度,不會接受李嚴的勸進,受九錫、進爵稱王。

接著他談到自己「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

」對現有的地位待遇都已覺得受之有愧。

筆者以為,這段話既是諸葛亮的忠心告白,同時也意在提醒李嚴要珍視先帝的知遇之恩,不要過分地追名逐利,使自己身陷不義。

最後他明確表示「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自己的志向就是輔佐後主劉禪消滅曹魏政權,統一天下,迎後主還故都,建不世之功。

有意味的是,李嚴是對諸葛亮個人的勸進,諸葛亮卻意有所指地提出「與諸子並升」,內中的含義不言自明。

朱文認為,在這封信中諸葛亮要受的「十命」,乃指「九錫」之外再加「一錫」,誰受了九錫,誰就具備了「假皇帝」的資格,為將來當「真皇帝」鋪平道路。

可見其「十命」之謂比李嚴勸進九錫更上一層。

諸葛亮口氣之大,完全不像出自一個自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人之口,「倒像一個亂臣賊子之言。

」筆者以為朱先生這是望文生義曲解了諸葛亮的原意。

諸葛亮強調的是「滅魏斬睿,帝還故居」,倘若如朱先生所理解的那樣,諸葛亮連「十命」都可以坦然接受的話,那麼「帝還故居」,他將置後主劉禪於何地?他拒絕了李嚴的「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等無理要求卻坦言自己如建不世之功將會接受「十命」,這豈不是自打嘴巴,授人以柄嗎?他認為受九錫、進爵稱王都是「非其義也」,又怎麼可能「易代更祚,登上帝位」。

很顯然,諸葛亮的「十命」絕非朱先生所理解的進爵稱王、登上帝位,而是勸告李嚴要忠於國事,齊心協力完成統一大業,求得青史留名。

諸葛亮是很看重歷史影響的,在街亭之敗後,他就仿效古人「春秋責帥」而請求「自貶三等」。

當然,朱先生自己也感到「僅憑諸葛亮拒辭九錫,就斷定其有異志,欲圖大位,未免有牽強附會之感,依據並不充分。

」而令筆者不解的是,既然依據並不充分,那麼從這不充分的依據中得出的觀點又怎能成立呢?「晉爵封王,並受近似天子規格的九錫之禮」的話又從何說起呢?

關於諸葛亮的北伐,世人議論頗多,爭議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北伐是否有利於蜀漢政權的生存發展以及北伐的軍事策略是否得當等方面,很少有人懷疑諸葛亮會利用北伐達到個人的什麼目的。

因為諸葛亮北伐的目標是明確的,那就是「滅魏斬睿,帝還故居」。

為了實現這一政治理想,諸葛亮親率大軍,六出祁山,與魏軍展開多次交鋒,其聲勢使得魏國朝野上下為之震動。

由於長期的軍旅生活,加之過度操持軍國大事,終致諸葛亮積勞成疾,病逝於五丈原,「出師未捷身先死」,留下了終生的遺憾。

朱文無視這一事實,聳人聽聞地提出,諸葛亮竭盡全力北伐,其目的不是為了「興復漢室」,而是冀圖通過北伐來樹立絕對權威,晉爵封王,並受近似天子規格的「九錫之禮」。

一旦條件成熟,「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孫極有可能易代更祚、登上帝位。

」筆者以為,朱文的見解嚴重背離了史實,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

如前文所述,朱文所講的諸葛亮將「受九錫、晉爵封王,並受近似天子規格的九錫之禮」的話本身就無法確證,是否出於諸葛亮的原意尚不得而知,又怎能想當然地肯定諸葛亮的北伐是為了這一目的呢,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

眾所周知,三國時代龍爭虎鬥,戰事不斷。

各國統治者都把完成統一大業看作是自己的最高歷史使命,魏文帝以有生之年不能統一華夏為憾事,吳主孫權與蜀國來使鄧芝之間亦有「天無二日,國無二君」的議論,蜀漢君臣向以正統自居,更渴望能蕩平宇內、翦滅群雄、重興漢室、再繼漢統,其北伐的願望尤為強烈,北伐的意志更為堅定。

劉備臨終前不但託孤於諸葛亮,更把通過北伐完成統一大業、振興漢室的重任一併託付給了諸葛亮。

他曾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劉備說的「大事」就是期望諸葛亮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輔佐劉禪,進行北伐,完成統一大業。

可見劉備臨死念念不忘的也是北伐。

諸葛亮受命北伐,自然要勤於王事。

「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諸葛亮的北伐正是其忠於蜀漢政權,不負劉備重託的具體體現。

同時,三國搏弈,「十分天下魏有其八」的魏國占有絕對的優勢,掌握著戰爭的主動權,對吳蜀兩國的生存構成嚴重威脅。

蜀國是三國中勢力最弱的一個,如果處於相持狀態,勢不能長久,定然是坐以待斃。

「漢、賊不兩立」不僅是政治宣言,也是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

凡此種種都促使諸葛亮在穩定國內局勢後,必須要集中力量,大舉北伐,以圖「分裂蠶食」為蜀國贏得更大的生存空間。

可見,諸葛亮北伐並不是朱文所講的要「樹立絕對權威,晉爵封王」,而是多方面的客觀因素使然。

從國內看,蜀國經過諸葛亮的治理,已是秩序井然,「道不拾遺」。

諸葛亮的威望蒸蒸日上,無人能比。

「當此之時,若論功,諸葛亮功在社稷;論權,蜀漢軍政外交,事無巨細,亮皆專之;論德望,諸葛亮早已澤被四方」,他還有必要通過北伐來樹立權威、晉爵封王嗎?曠日持久地在外打仗,就可能造成朝內長期的權力真空,他會放心嗎?因此,筆者以為朱文的這個觀點於情於理都難以說通。

朱文又以稍晚於諸葛亮的桓溫、劉裕的北伐與諸葛亮的北伐相比較,試圖證明「諸葛亮北伐的目的是為了受九錫,進而代漢稱帝並非是駭人聽聞之說」,筆者認為這兩者之間無論是所處的環境、地位,還是個人的品行追求都存在很大的差異,不具有可比性。

尤其是桓溫、劉裕二人在國內的威望根本無法與諸葛亮比肩,他們需要藉助北伐來獲取政治資本,而諸葛亮並不需要;他們的北伐常根據個人的利益需求發生變化,而諸葛亮則是義無反顧,堅持北伐。

所以,筆者認為這種比較缺乏科學性,說明不了什麼問題,同時也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此外,從諸葛亮與劉禪的關係看,諸葛亮忙於北伐,長期駐守漢中,但在成都方面並沒有發生類似曹魏政權內部的政治陰謀,史料也無劉禪與諸葛亮產生嫌隙的記載,這表明雙方彼此是信任的。

雖然朱文指責諸葛亮根本沒有把後主劉禪放在眼裡,他以「太上皇」自居,頤指氣使,動輒教訓皇帝。

但從朱文舉的事例看,也只是對諸葛亮《出師表》中所表現出的居高臨下的語氣不滿而已,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有力的實據來證明諸葛亮如何對劉禪不恭。

朱先生覺得在《出師表》中,諸葛亮一連講了許多「宜」怎樣、「不宜」怎樣,口氣之嚴厲,「猶如一個嚴厲的父親在教育不聽話的兒子」,尤其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宮中的地位並列等同,實際上是凌駕於皇帝之上。

其實怎樣看待諸葛亮的《出世表》,怎樣理解這句「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許多專家已作過專門論述,這裡就不再一一轉述了。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人們對《出師表》有不同的理解認識,但諸葛亮希望後主不要「妄自菲薄」,做一個奮發有為之君的良苦用心卻是大家公認的,這至少可以證明他雖然握有「君可自取」的遺命卻沒有取劉禪而代之的意思。

從諸葛亮的政治理想來看,他把自己比做春秋時期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賢相管仲和統帥弱燕之旅攻下齊國70餘城池的軍事家樂毅。

這一「自比」是否符合事實暫且不論,但從中可以看出他的志向是希望自己能夠像管仲、樂毅那樣輔佐明君成就一番事業,個人並沒有王霸之氣,登上九五至尊的野心。

那麼隨著他逐漸邁向權利的中心特別是接受劉備「君可自取」的遺命後,他會不會再進一步,改易國祚,由宰相登上龍椅?我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在《推讓論》中,他對周公、王莽等歷史人物作了精闢的分析與總結,「周公忠義輔國,王莽篡逆為惡」,說明他對權力有著清醒的認識與獨特的看法,正是這難得的清醒使得諸葛亮避免了許多權臣在生前或身後所遭遇的厄運。

諸葛亮去世時已是54歲,終其一生,他沒有受九錫、晉爵封王。

他也沒有像曹操、司馬懿那樣,著意培養自己的子侄,以便百年之後,其後人順理成章地接班。

諸葛亮對子侄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並沒有給予他們什麼特權。

他曾與兄諸葛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

把自己的子侄視為普通將士的子弟,絲毫不予照顧。

他的後人諸葛瞻、諸葛尚秉承忠心、為國捐軀,這也為諸葛亮忠於蜀漢政權的觀點作了最好的詮釋。

當然我們討論諸葛亮對蜀漢政權的忠誠,並不是維護封建的綱常倫理、正統觀念,也不會迂腐到以其是否篡位來作為評判歷史人物功過的標準。

我們只是認為,歷史終歸是歷史,它要以史料為基礎,是容不得半點「戲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