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用人不如曹孟德——評魏延悲劇

漢末三國時代的諸葛亮(公元181—234年)在我國古代政治家中確實是一位佼佼者。

他的政治、軍事才能和為追求天下統一大業而鞠躬盡瘁的奮鬥精神,以及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風範,確實使人敬佩。

可他也不是完人,也有他的短處。

對於諸葛亮其人,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們都曾有過不少評述,可惜由於歷史的局限,或者由於「為賢者諱」之類的思想所囿,抑或由於敬仰之情,不願言其瑕者甚多,尤其是在他對待和使用蜀國大將魏延問題上更是諱莫如深。

《三國演義》中「魏延腦後有反骨」這一說,為好多人所熟悉和接受。

這就須從歷史本來面貌來辨其真偽。

這裡我只就諸葛亮用人之得失和魏延之悲劇發點議論。

在漢末軍閥割劇、群雄爭霸的夾縫中求生存和發展的劉備是很有抱負和膽識的,他深知人才之難得,懷著求賢若渴的心情禮賢下士,不惜「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來做自己的得力助手。

當時劉備已是47歲的皇室將軍,而諸葛亮則是27歲的書生,而就是這位「鄉下知青」在見面時竟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對》的戰略決策。

在短短三百字的《隆中對》里分析和預測到魏、蜀、吳三分天下的歷史趨勢,並從政治、軍事、內政、外交諸方面作了精闢的分析,可以說它是蜀漢開國的奠基石,無愧於千古奇策的讚譽。

這個戰略決策的執行開創了劉備事業的新局面,問題是諸葛亮沒能根據後來的形勢變幻發展及時修正其中已經過時的一些計劃和設想。

《隆中對》提出:據有荊、益之後再逐鹿中原,「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指劉備勇率益州之眾出秦川」,這就是說,在占有荊州之後,應一路兵向宛、洛,一路兵出秦川,以鉗形之勢向曹操軍事集團進攻。

看來,這個方案在孔明出山之前提出似乎無可厚非,問題是後來秦川與宛、洛在政治、經濟地位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荊州的戰略地位越來越顯得重要了。

如果只憑益州兵馬出秦川進擊曹魏,走當年劉邦「暗渡陳倉」的老路,是很難取勝的。

再則,在「赤壁之戰」12年後吳蜀聯盟已經嚴重破裂,鎮守荊州的關羽剛愎自用,違背聯吳抗曹的外交國策;對荊州極為敏感和重視的孫吳聯合曹操以「討關羽自效」,派呂蒙、陸遜抄關羽後路,「白衣渡江」襲取江陵、公安;曹操由洛陽進駐宛城,並令徐晃率大軍增援被困襄陽的曹仁,同孫權南北呼應夾擊關羽,致使關羽兵敗臨沮,身隕麥城。

劉備為給關羽報仇,感情用事,軍事指揮不當,結果蜀軍又遭「火燒連營」之敗,損兵三分之一,元氣大傷,逐鹿中原的雄圖已經難以實現。

探究起來,原因固然很多,主要還是當時政治、軍事、經濟重心已不在關中,而在宛、洛、許昌地區。

占據秦川關中固然重要,但荊州的戰略地位已比漢中、秦川重要得多。

荊州失,蜀軍必會被封閉在秦嶺、大巴山和巫山一線以內的崇山峻岭中,在戰略上處於極不利地位。

然而,據守荊州的蜀漢大將關羽居功自傲,辱罵東吳為加強吳蜀聯盟而「結親」的來使。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就批評關羽是破壞吳蜀聯盟,導致蜀之頹亡的始作俑者,這可能言之過重,但關羽對損害吳蜀聯盟應負很大的責任。

然而以劉備之雄、諸葛之智,對荊州戰略地位對蜀國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使關羽孤軍遠懸,未給增添一兵一卒,也未令近在上庸的劉封、孟達之軍向關羽靠攏,更沒有令其閬中(嘉陵江中游)的張飛、江州(重慶、涪陵一帶)的趙雲兩支戰鬥力較強的精兵去增援關羽,應當說是最重要的失誤。

難怪陳壽在評諸葛亮時說:「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公元223年,劉備病危,白帝託孤,諸葛亮受命於危難之中,以他的卓越才能穩定了局勢,並在「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獎勵農桑,與民生息」等正確政策下逐漸恢復了元氣。

其後兩年「六月渡瀘」、「七擒孟獲」,安定了後方;漸漸又開創了一個「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積蓄饒」、「吏不容奸,人懷自勵」的有所作為的局面。

公元227年春,諸葛亮率十萬大軍拉開了「六出祁山」北伐戰爭的序幕。

這場戰爭前後經歷了六、七年,最後以失敗而告終。

諸葛亮一開始就失人失策。

當時蜀軍雖銳,但在兵力數量上處於劣勢,在戰略地位上為險峻的秦嶺山脈所阻,利守而不利攻。

在這種情況下就要出奇兵制勝,速戰速決。

在這一點上似乎料事如神的諸葛亮謹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

那麼,當時是不是沒有人提出過卓越而可行的戰略方案呢?不是。

在初出祁山之前,「起於卒伍」的名將魏延就曾對北伐的路線提出過異議。

他根據敵我地形、戰術原則等因素提出:「聞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無謀。

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

懋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

長安中惟有御吏、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

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

」這應該說是個比較周全的戰略方案。

如果採納這個方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精兵奇襲,直搗長安,再在斜谷大軍配合下,勝利是很有希望的。

就是諸葛亮的主要對手司馬懿在事後也說:「諸葛亮平生謹慎仔細,不肯造次行事。

他卻不知吾境內地理;若是吾用兵,先借子午谷逕取長安,早得多時矣!」可見魏延的主張是可取的。

可惜孔明把這斥責為「輕躁冒進」,既不用魏延其人,也不用其策,結果大好時機被喪失了

諸葛亮對魏延似乎有點偏見,偏反其道而行之,要用他的那個「萬全之計」,竟將「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的馬謖任為先鋒主將,硬是強調什麼「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無虞」,兜大圈子自漢中向西繞道陽平關,再武都、天水、祁山,使十萬大軍在崇山峻岭中緩慢笨拙地前進,使廣大將士的體力和糧秣無益地消耗在長途跋涉之中。

這樣的進軍使魏方得以喘息,從容地作好迎戰準備,深溝高壘,以逸待勞,致使蜀軍失去時機。

馬謖終為張所敗,街亭失守,孔明唱了「空城計」之後只好南歸了。

其實,街亭之失亦不能全怪馬謖,諸葛亮要負主要責任。

從地理位置看,街亭既是當時的戰略重地,街亭之戰也是關鍵性戰役。

街亭失,「進無所據」,退無所守,只得被迫放棄已取得的隴西三郡,退守漢中,導致整個北伐的失敗。

照理說諸葛亮應親臨前線督戰,但他並沒有「親屆街亭」;他的指揮部應設在街亭附近,但卻設在大老遠的祁山,在當時通訊落後的情況下,指揮不靈是必然的。

《尉繚子》說:「立坐之陣,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孫子兵法》雲:「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以千里而應戰。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六韜》雲:「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服禮,無以知士卒寒暑」。

這說明,將帥要與士兵同甘共苦,方能鼓舞士氣。

毛澤東在讀《三國志》時批曰:「觀人觀大節,略小節,略小故,亭初戰,宜親屆街亭,致敗,後戰亮必在軍中。

」這個看法是公正和深刻的。

事後諸葛亮雖作了「自我批評」,請將自己貶為右將軍行丞相事,嚴懲了馬謖,但只承認自己「用人不當,有乖先帝之明」,並未能總結自己戰略戰術上的錯誤。

就是對「用人不當」似乎也認識不深,好像並未想起魏延和魏延的建議。

在其後的北伐中仍然因循原來老一套的進軍路線,不敢取「循秦嶺而東「、大膽深入敵後的戰略。

結果只能是在司馬懿堅守不戰的對策下使蜀軍呆望于堅城之下。

看來,諸葛亮一生確實謹慎到了謹小慎微的地步。

戰略戰術上的謹小慎微必然導致用人標準上的「知偏頗」、「求全責備」。

儘管他在用人上比較能不拘一格「選賢任能」,如拔龐統、蔣琬於小縣,起楊洪、何祗於郡吏,但他的「一生惟謹慎」的作風似乎就喜歡那些謹小慎微、好做表面功夫的人,而對於那些有點個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卻往往因其小而失大。

魏延有「不肯下人」「又性矜高」的缺點,是人才而不是奴才,他始終只是用其人而不信其人,僅作為借用力量。

這種存在戒心的用人態度必然使自己失去「股肱」之助。

不僅對魏延,對其他確有所長又有些缺點的能人也往往使用不得法,處置極端、偏頗。

如對待劉封的「剛猛難制」,諸葛亮即勸劉備因其上庸之敗而趁機剪除。

其實劉封倒是一員可信用的戰將,後來劉備為此也很後悔。

對有點自高自大,自詡「宜為諸葛亮之貳」的廖立,他雖也曾讚譽過他是可以與龐統相比的良才,可是長沙一失之後便不復重用。

後來又因他發了點牢騷,如說孔明「不任賢達而作俗吏」,就被放逐汶山,老死蠻荒。

對馬謖先是欣賞他在「南戰」中提出的「攻心為上」的策略,認為他是有為的人才,而對劉備託孤時所說的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的意見似乎沒有認真考慮,對其失守街亭亦處置過嚴。

東漢末年是爭城奪地,群雄競起的年代,諸葛亮在選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上還算得上古代政治家中的高明者,然而比起同時代的曹操、孫權、劉備就差了一籌。

諸葛亮在有生之年未能選拔和造就燦若群星的文武雄才來輔助和繼承他的事業,固然這裡原因很多,但就他在選拔人才上的求全責備、矩偏頗是一個重要原因,結果使得西蜀的大小官員中謹小慎微的「老實頭」居多,就是蔣琬、費等人也是循規有餘而才氣不足,缺少進取精神。

特別耐人尋味的是,劉備一生最突出地選拔了兩個人,一是諸葛亮,一是魏延,而諸葛亮對於魏延並不怎麼信任,似乎有點壓制他。

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魏延仍然忍辱負重在幾十年的南征北戰中出生入

死,羌中敗郭淮,入川奪取西蜀,南戰七擒孟獲,北伐任先鋒,天水收姜維、射曹操、斬王雙、死張,大戰司馬懿,驚退夏侯霸,街亭失守後力挽狂瀾,等等。

治軍嚴明,「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幾乎無惡仗不與,且每戰必克。

特別是他提出的奇襲長安的戰略建議實屬善遠之謀,可惜沒被諸葛亮採納。

假如按魏延「循秦嶺而東」的戰略放手去干,其前景是難以估量的。

難怪魏延常嘆息:「亮為怯,嘆己才用之不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