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在自己提出的《隆中對》上，已指出劉備集團發展的核心基石在荊州。

但在劉備邀其入川，讓其「自量才委用」時，卻錯把荊州守將的任命交付給了關羽。

對於這個託付，已經顯示出諸葛亮雖然謀略過人，但在識人和用人方面比劉備遜色許多。

劉備只是讓關平托書，諸葛亮的過多思考，認為劉備是暗示讓關羽留守。

諸葛亮如此考量，多數與他的地位有關係。

諸葛亮在託付關羽後，一聽雲長「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的口氣，已經意識到關羽在治理荊州的認識上有問題。

然而此時欲待不與，其言已出，只得明示關羽以正確的戰略。

然而任何戰略都要量才而用。

諸葛亮明知關羽性如烈火，為人剛愎，並不適於在荊州這個三國對峙的風口浪尖，但終於還是沒有改變主意。

荊州之失，諸葛亮其實要負主要的用人責任。

深刻的戰略洞察力、高超的外交能力，未能彌補諸葛亮在識人用人方面的欠缺。

從人才的吸納和培養上，劉備時代雖然已經面臨人才缺失，蜀國成為三國中最先衰亡的一方，人才最為匱乏是其主要原因。

但這人才匱乏的背後絕不僅僅是荊州之失，白帝城劉備託孤之後，諸葛亮再未建立起有局面的人才隊伍，才是蜀國頹敗的根本原因。

與自我約束極強的諸葛亮相比，劉備和曹操的用人觀似乎都有些不擇手段。

曹操早年招募眾多人才，又吸納眾多降將，沒有諸葛亮那麼多品德的追問。

建安十九年和二十二年，求賢若渴的曹操在兩次發布《取士無廢短令》、《舉賢勿拘品德令》，進一步指出，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都有德行。

曹操

如果說劉備和曹操善用權術，甚至無所不用其極，那麼諸葛亮則走向另一個極端。

劉備對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的評價，諸葛亮並沒有放在心上。

其實馬謖才華橫溢，在七擒孟獲戰爭中定下關鍵謀略，並非不可大用。

但他只是優秀的參謀人才，並不適合去前線獨當一面。

街亭之失，其實是把荊州託付關羽的重演，問題還在於諸葛亮用人不當。

錯便錯了，勝敗乃兵家常事，何必不給人以機會？當年劉備夷陵之敗，黃權被隔在江北無法退回，不得已投降曹操。

劉備尚體恤黃權的難處，知其不得已才投降曹操。

諸葛亮卻全無劉備的氣度，蜀國本來已人才匱乏，諸葛亮先殺劉封，又殺馬謖，看似維護了軍紀，但他卻沒有看到自己痛哭的同時，10萬大軍也在為馬謖落淚！

劉備

諸葛亮一生唯謹慎，同樣註定了他不可能成為開拓性的統帥人物，也不可能信任和重用類似的人才。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待魏延的態度。

僅僅因魏延是降將，諸葛亮便斥責其品行，「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

按這個標準，向劉備獻地圖的張松當是最大的不仁不義。

若諸葛亮是劉備，哪有接納地圖，奪取西川的可能？又哪能容黃忠、馬超等一干降將？劉備晚年重用富於冒險精神的大將魏延，一生參與平定四川，奪取漢中，七擒孟獲，北伐中原。

但這一切功績和忠誠都未改變諸葛亮對他的成見，甚至在退兵時錯誤任用楊儀這樣的小人，激發內訌，殺死魏延，導演出蜀國後期最大的冤案和悲劇。

如果說諸葛亮在用人方面頗有局限，那麼在培養人才方面則是徹底的失敗。

從劉備三顧茅廬出山到命殞五丈原，27年時間，諸葛亮竟然沒有能培養出一個自己的接班人。

終有「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一說。

諸葛亮在人才培養上最大的問題，便是不肯放權。

當二十軍棍這樣的小事都要親力親為，那些具有才幹的將領們的壓抑感可想而知。

相比劉備重用黃忠，曹操重用張郃，劉備就算再留給諸葛亮幾個魏延又如何？歷史上和演義中被過度美化的諸葛亮，或許更多是一個充滿智慧和品行的守成幕僚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