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帝師絕唱》之二：隆中的人生布局

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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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位於今天湖北省襄陽市，距襄陽城西約20里，在綿延起伏的山嶺間，忽有一山「隆然中起」，北枕漢水，林泉幽邃，蔚然深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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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學歷史系方北辰教授曾多次考察隆中地區，認為這裡交通便利，信息通暢，青山綠水，適宜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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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相對開放和安靜的環境中，孔明延續了小時候在家鄉培養出的才氣——「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三國志·諸葛亮傳》），不僅相貌體態英俊瀟洒——「身長八尺，容貌甚偉」（《三國志·諸葛亮傳》），而且舉止氣質也卓爾不群。

在學業上，大約十五六歲（公元196年前後）的孔明「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

諸葛亮的讀書方法與眾不同，「亮獨觀其大略」（《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

就此，方北辰教授解釋說，當時中原戰亂迫使大量士人到荊州地區避難，知識界、學術界的交流和碰撞異常激烈，並形成了「荊州學派」，崇尚創新、務實的治學思想，諸葛亮可能受到了這種思潮的影響[4]，讀書時能夠迅速辨識主次，掌握要領和精髓。

在新學風的激勵下，諸葛亮的思想異常活躍，博採眾長，不拘泥於一種學說或觀點，富于思辨，對先秦諸子百家思想的要義予以辨識和批判。

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

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

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

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眾。

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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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來，諸葛亮對道家、法家、縱橫家等各派學說批判繼承，思想意識上的多元性讓他突破了儒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局限。

由此我認為，諸葛亮的《隆中對》並不帶有強烈的正統色彩，更多是出於個人在社會中的發展，就此下一章節還有詳述。

諸葛亮思想上的兼收並蓄，也反映在他的生產實踐中。

作為官宦人家的子弟，諸葛亮並沒有受到正統儒家學說中「君子不器」觀點的限制，親力親為地開荒種田，鍛鍊了動手能力和思維能力，磨練了意志與品行，讀書與生活得以兼顧。

這些正反映出，東漢後期，儒學和經學的式微大大削弱了儒家意識形態的社會整合功能[6]，此時各種思想的交相輝映——特別是玄學和佛教的興起，在亂世中形成了又一次思想解放。

有一個細節值得關注。

諸葛亮「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我認為，這是諸葛亮在清晨和夜晚的修煉方式，有點像坐禪，以達到「夫學須靜」、「非靜無以成學」（《諸葛亮集·誡子書》）的境界，靜心能集中精力，從而提高學習效率和效果。

同時，靜心也有助於深入思考，上一章節提到，諸葛亮從《梁甫吟》的葬歌中體會到的人的社會性以及命運走向，都應該是靜思的結果。

這種方式的思想源頭在哪裡呢？會不會是「玄學崇尚無為，佛教以追求解脫、舍離此世為終極關懷」[7]所產生的影響呢？

《諸葛亮集》收錄的文章，很像《晏子春秋》那樣「非儒非道」，很難將其完全歸類於某一家思想學派。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諸葛亮的生產實踐日後竟成就了一段軍事史上的佳話。

「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陳圖，鹹得其要雲。

」（《三國志·諸葛亮傳》）

一國總理，三軍統帥，除了宏觀政策、戰略部署之外，竟還能親自研發新型武器、運輸工具和制定戰法，難怪他的老對手司馬懿，也惺惺相惜地讚嘆他是「天下奇才」。

（《三國志·諸葛亮傳》）

這可能就是教育學中提倡的舉一反三的創造性思維，將書本上的所學在實踐中運用自如。

「躬耕南陽」的經歷，還豐富了諸葛亮在天文、氣象、地理方面的知識和經驗，《諸葛亮集·二十八宿分野》中的記載讓我確信，孔明先生「上知天文，下曉地理」並非只是小說家之言。

農耕生活強化了諸葛亮做事的條理性，錯過農時會直接影響作物的收成和來年的耕作。

諸葛亮農業生產中一絲不苟的實踐態度和管理水平，成為了他輔政蜀漢期間「事無巨細」工作作風的基礎。

而且，諸葛亮還以法令、條例的方式，將政治、軍事等領域制度化。

諸葛亮在學業、思想、生產實踐之外，還非常重視社會關係。

青少年時期的學伴多是荊州襄陽地區的名門之後，這是諸葛亮融入當地士族階層的途徑。

荊襄名士司馬徽、龐德公、徐庶對諸葛亮的才學尊崇有加，還給了他「臥龍先生」的綽號，並成為諸葛亮投奔劉氏集團的主要推薦人。

另外，諸葛亮還通過娶親的方式，成為「沔南名士」黃承彥的女婿，就此與荊州牧劉表攀上了親戚，龐德公的兒子龐山民還與諸葛亮的二姐結為夫婦[8]。

這樣，諸葛亮順利進入了荊襄官宦、士人階層的朋友圈，為日後從政積累了人脈。

同時，諸葛亮從這些社會關係中，一定也獲取了時局動向的寶貴信息，並深刻地領會了天下大勢，日後《隆中對》的基本藍圖也就水到渠成了。

「十年磨一劍」，隆中的諸葛亮，在理論和實踐的磨礪中，成長為滿腹經綸、博學廣識的一代英才。

他的自我認識和人生定位，也在這個過程中呼之欲出了。

諸葛亮的自信——「每自比於管仲、樂毅」（《三國志·諸葛亮傳》）——有學識、見解、實踐、管理等多方面素質的支撐，他是博古通今、兼容並蓄的大家。

上文已經做詳解，不再贅述。

這樣一來，諸葛亮入仕的起點自然有別於常人。

孔明在點評他的三個學伴徐庶、石韜、孟建時，說「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

」（《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諸葛亮認為這幾個同學只能管理地方事務，很難總覽全局。

他的判斷在徐庶、孟建身上得到了應驗。

需要注意的是，徐庶和孟建都因家裡的緣故而心存羈絆。

徐庶惦念老母，而孟建憂思歸鄉。

後公威（孟建字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9]

顯然，徐庶和孟建是遵從儒家的忠孝之道的，而諸葛亮的志向則不受儒家禮法的左右，各人取向不同，沒有對錯之分。

從這個角度分析，諸葛亮在青年時期就已經立下了凌雲之志，而且目標與行動高度統一，這種早熟確實讓常人難以企及。

諸葛亮的求職標準在他的《陰符經序》中做了深刻的詮釋。

太公九十非不遇，蓋審其主焉。

夫臣盡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難乎？

嗚乎！無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岩石，以養其命，待生於泰階。

世人以夫子為不遇，以秦儀為得時。

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

呂尚閒居十年後，遇到了知己周文王。

「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的故事激勵著諸葛亮做出謹慎而正確的選擇。

這與當下社會的求職思路幾乎是一樣的，因為相比於僱主一方，求職者的風險更大。

談到「主反怖有之」時，我認為，諸葛亮不會忘掉《梁甫吟》中提到的翻臉設陷阱的晏子和背後的齊景公。

所以孔明先生也做好了不出山的準備，「散志岩石，以養其命」，也就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三國志·諸葛亮傳》）。

「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振聾發聵，擲地有聲！即使一輩子不入仕，也不能丟掉高貴與尊嚴！

高傲的諸葛亮雖然並沒有做君主的企圖，但卻要求自己與君主之間取得相對的平等關係。

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

上枉下曲，上亂下逆。

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則忠臣之事舉。

學者思明師，仕者思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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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特彆強調「明君」是自己入仕的先決條件，還突顯了上下級之間處事的邏輯關係，也就是「上樑不正下樑歪」，把君主置於被監督、批判的位置上。

聯想起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提到的「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三國志·諸葛亮傳》）等教訓後主劉禪的話，不難看出諸葛亮認同孟子「君為輕」的思想，他沒有把「民」和「社稷」放在前面，而是更多強調製約君主的機制。

不是君主，又要制約君主，相對平等，恐怕只能做「帝王師」了。

請繼續關注《諸葛亮的帝師絕唱》之三：《隆中對》的讀解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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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

[2]引自百度百科網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MRIOl8BMhXAx73D4Zx1nGIozLK9lXAP19WgnLgH-1hP3DraylqzexoDThLehjtiWqiGxX5BdOP7XStG9f9ocGyyDK0kfZSe0AysxXY0Fq7ozSIyFzEvxpoo25FMbi-k

[3]《三國名將》方北辰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年

[4]同上

[5]引自《諸葛亮集·論諸子》

[6]《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和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第一卷）》金觀濤劉青峰著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60頁

[7]《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和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第一卷）》金觀濤劉青峰著法律出版社 2011年第85頁

[8]《三國小全史》柳春藩著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2014年第114頁

[9]引自《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

[10]引自《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君臣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