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帝師絕唱》之二:隆中的人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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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1]

隆中位於今天湖北省襄陽市,距襄陽城西約20里,在綿延起伏的山嶺間,忽有一山「隆然中起」,北枕漢水,林泉幽邃,蔚然深秀。

[2]

四川大學歷史系方北辰教授曾多次考察隆中地區,認為這裡交通便利,信息通暢,青山綠水,適宜居住。

[3]

在這個相對開放和安靜的環境中,孔明延續了小時候在家鄉培養出的才氣——「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三國志·諸葛亮傳》),不僅相貌體態英俊瀟洒——「身長八尺,容貌甚偉」(《三國志·諸葛亮傳》),而且舉止氣質也卓爾不群。

在學業上,大約十五六歲(公元196年前後)的孔明「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

諸葛亮的讀書方法與眾不同,「亮獨觀其大略」(《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

就此,方北辰教授解釋說,當時中原戰亂迫使大量士人到荊州地區避難,知識界、學術界的交流和碰撞異常激烈,並形成了「荊州學派」,崇尚創新、務實的治學思想,諸葛亮可能受到了這種思潮的影響[4],讀書時能夠迅速辨識主次,掌握要領和精髓。

在新學風的激勵下,諸葛亮的思想異常活躍,博採眾長,不拘泥於一種學說或觀點,富于思辨,對先秦諸子百家思想的要義予以辨識和批判。

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

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

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

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眾。

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

[5]

看得出來,諸葛亮對道家、法家、縱橫家等各派學說批判繼承,思想意識上的多元性讓他突破了儒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局限。

由此我認為,諸葛亮的《隆中對》並不帶有強烈的正統色彩,更多是出於個人在社會中的發展,就此下一章節還有詳述。

諸葛亮思想上的兼收並蓄,也反映在他的生產實踐中。

作為官宦人家的子弟,諸葛亮並沒有受到正統儒家學說中「君子不器」觀點的限制,親力親為地開荒種田,鍛鍊了動手能力和思維能力,磨練了意志與品行,讀書與生活得以兼顧。

這些正反映出,東漢後期,儒學和經學的式微大大削弱了儒家意識形態的社會整合功能[6],此時各種思想的交相輝映——特別是玄學和佛教的興起,在亂世中形成了又一次思想解放。

有一個細節值得關注。

諸葛亮「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我認為,這是諸葛亮在清晨和夜晚的修煉方式,有點像坐禪,以達到「夫學須靜」、「非靜無以成學」(《諸葛亮集·誡子書》)的境界,靜心能集中精力,從而提高學習效率和效果。

同時,靜心也有助於深入思考,上一章節提到,諸葛亮從《梁甫吟》的葬歌中體會到的人的社會性以及命運走向,都應該是靜思的結果。

這種方式的思想源頭在哪裡呢?會不會是「玄學崇尚無為,佛教以追求解脫、舍離此世為終極關懷」[7]所產生的影響呢?

《諸葛亮集》收錄的文章,很像《晏子春秋》那樣「非儒非道」,很難將其完全歸類於某一家思想學派。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諸葛亮的生產實踐日後竟成就了一段軍事史上的佳話。

「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陳圖,鹹得其要雲。

」(《三國志·諸葛亮傳》)

一國總理,三軍統帥,除了宏觀政策、戰略部署之外,竟還能親自研發新型武器、運輸工具和制定戰法,難怪他的老對手司馬懿,也惺惺相惜地讚嘆他是「天下奇才」。

(《三國志·諸葛亮傳》)

這可能就是教育學中提倡的舉一反三的創造性思維,將書本上的所學在實踐中運用自如。

「躬耕南陽」的經歷,還豐富了諸葛亮在天文、氣象、地理方面的知識和經驗,《諸葛亮集·二十八宿分野》中的記載讓我確信,孔明先生「上知天文,下曉地理」並非只是小說家之言。

農耕生活強化了諸葛亮做事的條理性,錯過農時會直接影響作物的收成和來年的耕作。

諸葛亮農業生產中一絲不苟的實踐態度和管理水平,成為了他輔政蜀漢期間「事無巨細」工作作風的基礎。

而且,諸葛亮還以法令、條例的方式,將政治、軍事等領域制度化。

諸葛亮在學業、思想、生產實踐之外,還非常重視社會關係。

青少年時期的學伴多是荊州襄陽地區的名門之後,這是諸葛亮融入當地士族階層的途徑。

荊襄名士司馬徽、龐德公、徐庶對諸葛亮的才學尊崇有加,還給了他「臥龍先生」的綽號,並成為諸葛亮投奔劉氏集團的主要推薦人。

另外,諸葛亮還通過娶親的方式,成為「沔南名士」黃承彥的女婿,就此與荊州牧劉表攀上了親戚,龐德公的兒子龐山民還與諸葛亮的二姐結為夫婦[8]。

這樣,諸葛亮順利進入了荊襄官宦、士人階層的朋友圈,為日後從政積累了人脈。

同時,諸葛亮從這些社會關係中,一定也獲取了時局動向的寶貴信息,並深刻地領會了天下大勢,日後《隆中對》的基本藍圖也就水到渠成了。

「十年磨一劍」,隆中的諸葛亮,在理論和實踐的磨礪中,成長為滿腹經綸、博學廣識的一代英才。

他的自我認識和人生定位,也在這個過程中呼之欲出了。

諸葛亮的自信——「每自比於管仲、樂毅」(《三國志·諸葛亮傳》)——有學識、見解、實踐、管理等多方面素質的支撐,他是博古通今、兼容並蓄的大家。

上文已經做詳解,不再贅述。

這樣一來,諸葛亮入仕的起點自然有別於常人。

孔明在點評他的三個學伴徐庶、石韜、孟建時,說「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

」(《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諸葛亮認為這幾個同學只能管理地方事務,很難總覽全局。

他的判斷在徐庶、孟建身上得到了應驗。

需要注意的是,徐庶和孟建都因家裡的緣故而心存羈絆。

徐庶惦念老母,而孟建憂思歸鄉。

後公威(孟建字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9]

顯然,徐庶和孟建是遵從儒家的忠孝之道的,而諸葛亮的志向則不受儒家禮法的左右,各人取向不同,沒有對錯之分。

從這個角度分析,諸葛亮在青年時期就已經立下了凌雲之志,而且目標與行動高度統一,這種早熟確實讓常人難以企及。

諸葛亮的求職標準在他的《陰符經序》中做了深刻的詮釋。

太公九十非不遇,蓋審其主焉。

夫臣盡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難乎?

嗚乎!無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岩石,以養其命,待生於泰階。

世人以夫子為不遇,以秦儀為得時。

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

呂尚閒居十年後,遇到了知己周文王。

「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的故事激勵著諸葛亮做出謹慎而正確的選擇。

這與當下社會的求職思路幾乎是一樣的,因為相比於僱主一方,求職者的風險更大。

談到「主反怖有之」時,我認為,諸葛亮不會忘掉《梁甫吟》中提到的翻臉設陷阱的晏子和背後的齊景公。

所以孔明先生也做好了不出山的準備,「散志岩石,以養其命」,也就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三國志·諸葛亮傳》)。

「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振聾發聵,擲地有聲!即使一輩子不入仕,也不能丟掉高貴與尊嚴!

高傲的諸葛亮雖然並沒有做君主的企圖,但卻要求自己與君主之間取得相對的平等關係。

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

上枉下曲,上亂下逆。

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則忠臣之事舉。

學者思明師,仕者思明君。

[10]

而且特彆強調「明君」是自己入仕的先決條件,還突顯了上下級之間處事的邏輯關係,也就是「上樑不正下樑歪」,把君主置於被監督、批判的位置上。

聯想起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提到的「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三國志·諸葛亮傳》)等教訓後主劉禪的話,不難看出諸葛亮認同孟子「君為輕」的思想,他沒有把「民」和「社稷」放在前面,而是更多強調製約君主的機制。

不是君主,又要制約君主,相對平等,恐怕只能做「帝王師」了。

請繼續關注《諸葛亮的帝師絕唱》之三:《隆中對》的讀解密碼。


[1]引自《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

[2]引自百度百科網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MRIOl8BMhXAx73D4Zx1nGIozLK9lXAP19WgnLgH-1hP3DraylqzexoDThLehjtiWqiGxX5BdOP7XStG9f9ocGyyDK0kfZSe0AysxXY0Fq7ozSIyFzEvxpoo25FMbi-k

[3]《三國名將》方北辰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年

[4]同上

[5]引自《諸葛亮集·論諸子》

[6]《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和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第一卷)》金觀濤劉青峰著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60頁

[7]《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和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第一卷)》金觀濤劉青峰著法律出版社 2011年第85頁

[8]《三國小全史》柳春藩著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2014年第114頁

[9]引自《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

[10]引自《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君臣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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