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諸葛亮的隱士心態，看劉關張，三顧茅廬

「三顧茅廬」成為禮賢下士的代名詞，實與《三國志》的敷衍之功有關。

但關於三顧的具體細節存在頗多難以索解的困惑，一直以來可謂聚訟紛紜。

如故事的原型依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凡三往，乃見」的說法，就與當時史料魏略、九州春秋的記載相齟齬。

筆者認為，如果從中國文化的一個特殊層面,隱士文化的角度，對諸葛亮出山前的心態進行分析，也許不難透視出這一歷史插曲的真實一面。

進入歷史視野的諸葛亮往往被視為積極入世的儒家士大夫的典型形象，因而其出山前作為隱士的身份相對暗淡而很容易被研究者忽略。

實際上，「隆中對」之前的諸葛亮具有明顯的隱士心態，其身份也有相當的隱士色彩，這是由傳統文化的大環境與諸葛亮隆中的小環境及其個人經歷決定的。

首先，中國特有的隱士文化對傳統士大夫階層影響甚大，甚至滲透進其心理、人格的深層。

傳統文化儒道互補共通的文化結構是隱士文化滋生的土壤：道家講究清虛自守，高蹈避世，隱士文化色彩最濃厚，不過他們雖避世而不完全出世。

其次，諸葛亮所處的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隱士文化的第一個也是最大的興盛期。

這一時期的知識階層逐漸從漢代經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思想極為活躍，個體意識開始覺醒，身隱、心隱、朝隱、吏隱…發展至後來竟出現許多假隱士，南朝宋孔稚珪的名篇北山移文，即是抨擊那些走由仕而隱之途、熱衷功名利祿的假隱士的駢文。

這一時期隱逸階層空前膨大，從范曄後漢書首開 「逸民傳」，記有名有姓的隱士十數人之後，記載隱士言行事跡史乘筆記極多。

從諸葛亮的交遊、經歷及史料文獻的著述看諸葛亮的隱士心態。

諸葛亮在隆中十年，結交龐德公、龐統、司馬徽、黃承彥、石廣元、崔州平、孟公威、徐庶等名士，其中多是當時著名的絕意仕途的隱士，也就是說，諸葛亮周圍基本上形成了一個隱士群體，這無疑對諸葛亮的心理、人格會產生影響。

如龐德公是東漢高士。

《三國志》注引襄陽記說「諸葛孔明每至公家，獨拜公於床下，公殊不令止。

」從諸葛亮對其尊重的態度及雙方關係的密切，不難想像其隱士人格對諸葛亮性格、心態的潛移默化。

諸葛亮研究者習慣以其「每自比於管仲樂毅。

《三國志·諸葛亮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躬耕隴畝」是隱士典型的生活方式，以諸葛亮當時與荊襄上層社會的關係，大可不至於此，因此只能看作，他是以這種生活方式顯示個體精神與世俗社會的對立。

《三國志》裴注引魏略、九州春秋所云劉備屯於樊城，諸葛亮北行見劉備之事並不成立，劉備三顧茅廬才是歷史的真相。

尹韻公先生提出，劉備離袁紹南投劉表在建安六年（201），而與諸葛亮相遇則在建安十二年（207），同在一州，為何在長達6年的時間的二人才相會？他認為這種延遲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劉備「積極主動地發掘人才不夠」，二是諸葛亮「積極主動地了解劉備不夠」

這種分析有一定合理性，但他認為諸葛亮不夠積極主動，原因在於一方面「諸葛亮熱衷於政治」，另一方面「決不輕易投靠任何一位實力人物」則值得商榷。

當時各據一方的實力派不在少數，曹操、孫權、劉表、張魯、劉璋等，其中不乏愛才之人，既然諸葛亮熱衷政治，為何未有任何舉動？至少也應該有所嘗試才對，可是諸葛亮卻在長達十年隱居期間無聲無息。

這只能從主體心理狀態去找原因，不是什麼熱衷政治，而恰是淡漠政*治，是隱士心態作用的結果。

關於劉備三顧茅廬的細節，是三顧三見，還是僅得一見，也是眾說紛紜的話題。

流行的看法是後者，那就是《三國志·諸葛亮傳》的「凡三往乃見」等句。

且不說這幾句話存在著對譯成現代漢語的歧異，設想以諸葛亮之謹慎，豈能一見即出，來終身輔佐一位不甚了解又處於前途莫測的劉備呢？因此，三顧始見、一見即出的說法，不僅不符合諸葛亮的性格，更與主體隱士心態衝突。

《三國志》的寫法，既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又不完全合乎歷史的真實，這實際是歷史小說創作規律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