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顧茅廬——諸葛亮、徐庶合演的雙簧

建安八年，劉備在曹操窮追不捨下「投奔」劉表，這是窮途末路的故伎重演，而且增加了新內容，即拉攏收買劉表的部屬，以致「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

因為此前不光彩的 「投奔」歷史以及來荊州之後的不軌作為，劉表已經懷疑了他的居心，於是暗中加強防範，讓其駐紮在樊城，「劉表禮焉。

憚其為人，不甚信用」（見《三國志·先主傳》注釋《九州春秋》之《世語》）。

樊城在荊州首府襄陽之南隔漢江與之相望，南有荊門關隘，西有峴山阻隔，惟東邊為開闊的江漢平原，但有劉表重兵駐節於江夏。

劉備既不能進襄陽入中樞活動，又不能在荊州腹地割據自立，劉表對同宗的安排確實是煞費苦心，既要利用劉備使之成為抗拒曹操的一支援軍，隨時會將其推上前線，而又要避免為其所乘。

對劉備來說，這種處境甚為難堪，啞巴吃黃連，有苦道不得。

這期間，發生了決定劉備後來命運的一件大事，即建安七年，受徐庶指點，他三顧茅廬，請出諸葛亮參贊軍事政務。

有名的隆中對策，使劉備尚在幼稚、朦朧中的聯合戰線策略思想得到梳理、總結與升華，並成為此後長期的指導思想。

在諸葛亮的策反下，劉琦謀取了江夏太守一職，為劉備準備了一萬多兵馬。

劉表雖然警惕地小心防範，依然做了孵化梟鳥的母雞。

談及《隆中對》之前，我們先得弄清諸葛亮「躬耕隴畝"的由來與目的。

在《出師表》中，諸葛亮自清高地說道：「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

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這段話不知蒙蔽了後世多少人，其實這是欺人之談。

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他是琅邪陽都人（今山東臨沂市沂南縣人），祖父諸葛豐擔任過東漢王朝的司隸校尉，父親諸葛珪也曾擔任過太山郡丞，他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政治文化的薰陶。

不幸的是父母去世較早，所以當叔父諸葛玄去江西南昌就任袁術所屬的豫章太守時，就帶著他和胞弟諸葛均赴任。

但是，朝廷又改派朱皓任豫章太守，諸葛玄只好領著他兄弟二人投奔了素有交情的劉表。

諸葛玄死後，諸葛亮領著弟弟「躬耕隴畝」了。

在諸葛亮傳中，陳壽並不了解諸葛玄在荊州的活動及死因，所以只能粗略地一筆帶過。

但是《獻帝春秋》的記載不同，且遠較《三國志》具體，說是豫章太守周術病死後，劉表上奏朝廷推薦諸葛玄繼任並造成既成事實，但是朝廷不同意，而是派出朱皓去南昌取而代之。

大概是諸葛玄不肯卸任的緣故，而且發展成武裝對抗，朱皓遂從揚州刺史劉繇處借來軍隊進攻南昌，諸葛玄敗退到西城，西城的民眾起來造反殺了他，並把人頭送到劉繇處。

想來，諸葛玄在短短的太守任上犯了眾怒。

相比較起來，《獻帝春秋》的記載可信程度更高一些，如果諸葛亮是跟隨叔父去了荊州，憑藉諸葛玄的人際關係，諸葛亮會很快進入荊州地區上流社會的政治文化圈子中，沒有必要以迎娶黃承彥膝下那位又黑又丑的女兒做代價去打入上流社會。

這樁婚姻的政治色彩太扎眼，在當時已傳為笑話，人們甚或編出諺語來取樂，說是「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見《襄陽記》）。

這樁婚姻對諸葛亮來說，在聲譽上已造成嚴重損失。

但是當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時候，諸葛亮只好舍魚而求熊掌了，他是把實現政治抱負放在第一位的，只好在婚姻上做出犧牲。

退一萬步說，諸葛玄未曾被殺於南昌，失去豫章太守職務後，也不可能去荊州投奔劉表，最有可能的是去壽春謁見袁術。

因為豫章郡是袁術轄區，他是袁術的部屬。

劉表推薦他出任太守一職的奏章上報朝廷後，未被批准就能走馬上任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有袁術的認可和支持。

如今太守一職為朱皓取代，這不僅是對諸葛玄的政治打擊，也是對袁術的政治打擊，這一打擊只能使諸葛玄與袁術走得更近，而不可能忽然間脫離關係。

應該說，「躬耕隴畝」是諸葛亮的主動選擇而不是被動順應。

之所以選定荊州過起似隱非隱的生活，除了他在《隆中對》中分析荊州地區的經濟軍事優勢外，在當時，荊州還有三個優勢，第一，它是江南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

東漢時江南共分為四州，即交州、荊州、益州和揚州(北半部在長江以北)。

交州還十分荒蠻；揚州南部剛剛開發；益州雖開發較早，但隔山阻水，十分封閉；只有荊州當得起此任。

第二，由於交通的便利和商業交往的頻繁，信息量遠大於其他地區，身處荊州首府襄陽，最容易把握全國政治、軍事變化的脈搏。

第三，在軍閥大混戰之中，幽州、并州、青州、兗州、徐州、揚州、涼州、司州、豫州等九州都陷入長期戰亂之中，荊州是少有的幾個未曾波及的地區之一，因之成為士人逃難的天堂，成為全國人才的薈萃之地，從而，使得荊州更在政治文化上領先於全國。

諸葛亮受家庭環境的薰陶，自小就胸懷抱負，叔父南昌被殺後，荊州就成為他逃難中的首選之地，這從他同密友孟公威的談話中能找到印證。

當孟公威準備回汝南故鄉時候，諸葛亮認為離開荊州太可惜了，所以勸阻道：「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見《魏略》）這裡所說的中國，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概念，而是指華夏的腹心地區，翻譯成白話文則是：這裡集中了這麼多的社會精英，正是我們開闊眼界、豐富知識、增長才幹的風水寶地，應該與他們廣泛接觸和交流，何必要回故鄉呢！聽聽，他對荊州是多麼的熱戀。

躬耕之地不選在其他地方而選在峴山東麓的隆中是獨具匠心的。

這裡距襄陽僅二十幾華里，步行一個時辰就可到達，這既可躲開都市的嘈雜和浮華，能安心讀書和思慮問題，又沒有脫離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帶，有充分的機會同上流社會的朋友們捫膝交流，能及時把握天下形勢的寒熱，為將來的出山打好基礎。

更重要的是，既具有了隱士的身份，卻又不會為當地的名流們忘記，飽學之士的朦朧美對政治家更具有誘惑魅力。

而且，劉表是妻子黃氏的姨夫，只是因為他認為劉表胸無大志，不可能在動亂中成就一番大事業，所以沒有利用這一裙帶關係在劉表處謀取一官半職。

無意中，這又抬高了他的身價。

在軍閥混戰時候，諸葛亮絕不肯做一個苟全性命於亂世的庸碌之輩，而是很想出仕。

他在與朋友們長談的時候，做官是當然的內容之一，他曾說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三人道：「卿等諸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

」（見《魏略》）當石廣元他們問及諸葛亮的才具可以擔當什麼職務時，他只是笑而不答。

但是他並不隱瞞自我感覺。

「每自比於管仲、樂毅」（見《三國志·諸葛亮傳》），是出將入相的全才。

只是當時大多數人都不認同，只有崔州平、徐元直等少數人相信他的自我評價。

「躬耕隴畝」是待價而沽的一種策略，同時也要看買家。

他不肯投奔曹操並不是視其為國賊而羞於為伍，這從他與張昭等人的談話中能看出端倪。

諸葛亮奉劉備之命出使東吳聯合孫權時，張昭曾勸說他留下來做官，他拒絕了，後來對別人解釋不肯留下的原因時說道：「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

」（見《袁子》）不能「盡亮」（即言聽計從，讓其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聰明才智）才是要害，在價值取捨中，他把個人的名譽地位遠遠置放於國家和民眾之上，只是一味地追求個人的飛黃騰達。

但是，孫權處人才濟濟，不可能聽計於一人；曹操處人才更是風雲際會，才能高於諸葛亮者遠非三五人，所以他不肯投奔曹操；至於劉表、劉焉、張魯、馬超等軍閥，諸葛亮又看不到眼中，所以要繼續觀察。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劉備投奔劉表後駐節樊城，就為諸葛亮仔細觀察其人提供了條件，好友徐庶投奔後，又給諸葛亮提供了大量的可靠信息。

劉備有幾點過人之處很值得諸葛亮委身投靠：百折不撓的精神；善於待人和禮賢下士的品德；關羽、張飛等猛將是難得的軍事人才，而身邊的謀士都是些庸碌之輩，最缺乏的，就是他這樣的經緯之才；早已出了五服的皇室胄裔在治世時也許一錢不值，但在亂世，在皇室衰微時候，荊州、益州的劉表、劉焉不孚眾望已失去人心，這幾處民眾的依附心理，必然會把希望寄托在皇室胄裔劉備的身上，這是獲得民眾支持的基礎。

同曹操、孫權相比較，諸葛亮出於一己私利的考慮，當然是投奔劉備最合適。

但是他不肯廉價出售了自己，須抬高身份以便於能盡其才。

三顧茅廬的發生，應該是他與徐庶合演的雙簧。

徐庶投奔劉備後，得到劉備的器重，徐庶進而推薦說：「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這當然是得到諸葛亮同意之後才推薦的；如果諸葛亮不願意出山或者未選中劉備，作為好友的徐庶是斷然不能造次的。

在徐庶他們的政治文化圈子中，還有龐士元、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等人，何以獨獨推薦諸葛亮而不推薦其他諸人？當然是他們當時不肯投奔劉備的緣故。

劉備說：「君與俱來。

」徐庶答道：「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

」徐庶的投奔劉備，客觀上是為諸葛亮起了投石問路的作用。

既然已經選中了劉備，當然要同徐庶談及相見的形式，只有諸葛亮不肯沿街叫賣時，徐庶才能傳遞出「可就見，不可屈致」的信息，顯然，這是在抬高價碼。

「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以上均見《三國志·諸葛亮傳》）。

當諸葛亮決定投靠劉備時，其心情是迫不及待的，並做著充分的應對準備，而前兩次的未曾見面就有了矯揉造作的故意，依然是在抬高價碼。

他又謹遵了「事不過三」的古訓，所以在劉備第三次相顧時候揭開門帘子走了出來。

聯繫到五丈原前，諸葛亮為了達到人格的自我完善，不顧十萬大軍的前途命運，以博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美名，諸葛亮十分工於心計。

劉備是否看出了雙簧的把戲，我們已無法得知，但是，卻也獲得了破格禮賢下士的美名。

剛一見面，諸葛亮就和盤托出了驚世駭俗的《隆中對》，他把天下形勢剖析得那樣透徹，把劉備的因應策略和將來的發展宏圖都作出了精當的制定。

這當然不是即興之談，而是做了充分準備的結果，要取得劉備的充分信任，就必須一炮打響！讓買家知道物有所值。

《隆中對》體現出一個戰略家的高瞻遠矚，其恢宏磅礴的氣勢，鞭辟入裡的分析，言簡意賅的表述，都同後來事務主義者的諸葛亮格格不入，同《諸葛亮集》中的其他文章風格迥異，即令是膾炙人口的《出師表》，也不能與之同日而語！究其原因，最可能的是，在荊襄名士圈子中，討論天下形勢及人物是經常的話題之一，《隆中對》中的內容，就是很多人的集體智慧，諸葛亮只是把它做出高度的提煉與概括罷了。

或者是，躬耕隴畝的諸葛亮還是局外人，局外人看人看事，超脫得多，目光容易敏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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